读《资治通鉴》523——路温舒上书建议减轻刑罚

原文：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下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初，孝武之世，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究民犯法，奸轨不胜，于是使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律令烦苛，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

廷尉史巨鹿路温舒上书曰：“臣闻齐有无知之祸而桓公以兴，晋有骊姬之难而文公用伯。近世赵王不终，诸吕作乱，而孝文为太宗。繇是观之，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夫继变乱之后，必有异旧之恩，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无嗣，昌邑淫乱，乃皇天所以开至圣也。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统，涤烦文，除民疾，以应天意。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以伤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导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练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皋陶听之，犹以为死有馀辜。何则？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唯陛下省法制，宽刑罚，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上善其言。

十二月，诏曰：“间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鞠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于是每季秋后请谳时，上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

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听，虽不置廷平，狱将自正；若开后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无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听怠，则廷平将召权而为乱首矣。”

柏杨白话版：最初，刘彻（七任武帝）在位时代，不断征收赋税，征召差役，征集丁壮。贫困穷苦已极的人，越来越多，纷纷犯法，无法消灭。刘彻就命张汤、赵禹之流，制定法令，规定：知道别人犯法而不检举，罪名为“知情不报”。政府派出官员视察，发现某一位首长有罪，部下连同处刑。指示法官狱吏：冤枉人没有关系，使用酷刑没有关系。对于公平待遇囚犯，尊重人权的法官狱吏，反而一律诛杀。想不到，这样做不但不能遏阻犯罪，反而使奸猾之辈，玩弄法令，互相引用新的判例，或比照办理，或推论定案。禁忌之网，密不通风，而法令越发苛刻琐碎，满桌满屋都是，主管官员连看一遍都没有时间。于是各郡各封国使用的条文，每每矛盾冲突。一样的罪，判决却不一样。奸猾的法官狱吏，乐于利用这种现象，玩弄法令，收受金银财宝，好像市场上谈交易做买卖。想教囚犯活命，就引用使他活命的条文判例；想陷害囚犯时，则引用使他非死不可的条文判例。冤枉难伸，人民哀伤。

　　司法部总务官（廷尉史）、钜鹿（河北省平乡县）人路温舒，上书刘病已，请求慎重刑罚，说：

　　“我听说：春秋时代齐国有姜无知的祸事，而姜小白兴起。（齐国十四任国君【襄公】姜诸兒，被贵族姜无知诛杀，齐国混乱。姜诸兒的老弟姜小白从莒国回国即位【十六任桓公】，国势大振，成为春秋时代五霸中的第一霸。）晋国有骊姬的灾难，而姬重耳称霸。（晋国十九任国君【献公】姬诡诸，听信后妻骊姬的谗言，逼死合法继承人太子姬申生，驱逐另两位儿子姬重耳、姬夷吾。姬诡诸逝世后，骊姬生的儿子姬奚齐继位【二十任】，被杀。再由骊姬妹妹生的儿子姬卓子继位【二十一任】，又连同骊姬，一齐被杀。姬夷吾返国继位【二十二任惠公】，逝世后，儿子姬圉继位【二十三任怀公】。秦国用重兵强送姬重耳回国，姬圉再被杀，姬重耳继位【二十四任文公】，力图复兴，成为春秋时代五霸中的第二霸。）在西汉王朝，赵王刘友被迫饿死（参考前181年），吕姓家族扰乱政坛（参考前187年至前180年），而孝文皇帝（五任刘恒）被尊称‘太宗’（帝王的尊号有二：一是“庙号”，如“太宗”之类，乃祭庙上的招牌；一是“谥号”，如“孝文”之类，乃形容他的品德功业）。由这些往事，可以发现，灾祸的发作，原是为圣人的来临，开辟道路。而在大乱之后，必然有跟昔日大不相同的改革措施。贤明的君王，正借此显示上天的旨意。

　　“过去，孝昭皇帝（八任刘弗陵）逝世，没有儿子，继位君王（九任刘贺）淫乱，这正是前所陈述的，皇天为圣人的来临，开辟道路。我听说，《春秋》最重视的，是君王登上宝座的实质程序，因为尊重正统，对开端必须慎重。陛下刚刚登上至尊的座位，跟天意符合，正应该革除前世的过失，使正统在慎重中开创，废除繁杂琐碎的法令条文，解救人民的痛苦，上应天心。

　　“我听说：秦王朝犯有十大错误（一、废封建。二、筑长城。三、铸金人。四、造阿房宫。五、焚书。六、坑儒。七、营建骊山嬴政坟墓。八、求不死之药。九、外放太子嬴扶苏监军。十、任用狱吏），西汉王朝兴起后，已改革了九项，只有一项仍然存在，就是司法黑暗。法庭上的审判，监狱里的囚禁，是天下最重要的大事。被处死的，不能使他复活；砍掉肢体的，不能使他重续。《尚书》说：‘与其诛杀无罪的人，宁可以释放有罪的人。’而今的法官，却恰恰相反。上级跟下属之间，好像搏斗，争着打出最恶毒的一击。拷打得越惨，刑判得越重，越被称为贤能。陷害人陷害得深入骨髓的，立刻获得公正的美誉。发现冤枉，敢于平反的，却后患无穷。

　　“所以，调查官或审判官，都决心把人置于死地，并不是对某个人有什么憎恨，而是保护自己的主要办法，就是使被告一死。死人的鲜血，流满街市。被处徒刑的囚犯，肩并肩相接相连。计算死刑的人数，每年有几万人之多，使仁爱贤明之心，无限悲恸。国家之始终不能有祥和的太平盛世，正由于此。

　　“人情之常，平常的时候，喜爱生命；痛苦的时候，盼望死亡。苦刑拷打之下，什么口供得不到？当囚犯无法忍受痛苦时，审问官就提出暗示，如果对方不能了解，或拒绝暗示，办案人员为了顺利结案，就索性明明白白告诉他如何招供。定案之后，往上级呈报，恐怕受到批驳，则像冶金一样，在烈火中烧熔，左敲右击，把它锻炼成一件结结实实的罪案，使被告陷入密不通风的法律网罗。判决书呈上去之后，已是一件天衣无缝的文件，即令是皋陶（音yáo。皋陶，黄帝王朝聪明如神的法官）看到，也会认为死有余辜。为什么？为的是捏造出来的罪行太多，在法律条文编织之下，罪状十分明显。所以俗话说：‘即令在地上画个圆圈当做监狱，也不要进去；即令削一块木头当做审问官，也不要面对。’这是一种怨恨司法黑暗最悲痛的心声。唯有请求陛下删减法令规章，放宽刑罚，则天下太平，才可以呈现于世。”刘病已欣赏路温舒的建议。

　　十二月，刘病已下诏：“最近，司法审问官玩弄法律技巧，越来越熟练，都是我自己品德不够的缘故。对诉讼事件，如果处理不当，有罪的反而更无法无天，无罪的却受到诛杀。父痛子，子痛父，一家悲伤，我非常哀悼。而今，司法官员（廷史）跟郡政府负责诉讼的官员，地位既低，俸禄又少。从现在起，在司法部（廷尉）增设四位复判官（廷尉平），俸禄六百石，审理诉讼，务求公平，以符合我的要求。”

　　每年秋后，全国诉讼作最后定案时，刘病已常到宣室殿（未央宫内），沐浴斋戒（不吃肉类），虔敬裁决。从此，诉讼才被认为公正。涿郡（河北省涿州市）郡长（太守）郑昌上书说：“现今，圣明的君王，亲自主持诉讼，俯察民情，即令不增设复判官，司法也会纳入正轨。然而，为了建立公正的长久基础，不如从删改法律判例和删改行政命令着手。法令一经确定，人民知道什么事不可做，奸猾的官吏就无所施展。不在基础上改革，而只靠复判官在法令末梢上补救，一旦陛下不再注意督促，下级就会立刻懈怠，恐怕复判官也跟着玩弄他的权势，收受贿赂，反而成了赃官首领。”

读书笔记：“若开后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无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听怠，则廷平将召权而为乱首矣”。郑昌这段话讲到了关键处，可惜刘病已没有听进去，不但刘病已没有听进去，后世无数君王，也没有人这样做，这是中国儒家文化中缺乏法制精神的缘故。

柏杨先生说：路温舒这项奏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官员为人民的刑狱痛苦发出的呼吁。一向炫耀自己是炎黄子孙、礼义之邦的中国人，却像一群被剥了皮的可怜动物，完全暴露在苦刑拷打的暴政之下，没有一点保护。严重的缺少人性尊严和道德勇气的衰退，以及粗糙的思考方式，是摧残人权的最大动力；我们还常听到一种下流的论调：“对付老奸巨猾，还讲什么人权？”于是一个嫌疑犯被捕，拒绝承认罪行之后，传播媒体就会立刻抨击他“坚不吐实”。我常想做一项永不可能做的实验，把说这种话的人逮捕，指控他是谋杀美国总统林肯的凶手。如果他承认，立即枪决；如果他不承认，就一口咬定他老奸巨猾，“坚不吐实”。

　　路温舒指出传统冤狱之所以形成，在于人体不能忍受痛苦。对此，我曾写有诗句：“人到苦刑际，方知一死难。”坐在冰块之上，或绑在老虎凳之上，你平生的愿望恐怕只剩下一个：死。招认罪行，不过一死而已，而酷刑比死可怖。误被香烟烧一下都会大叫，试想一百个烟头烧下去，像陶爱卿、荣爱所受的那样，只有招认确确实实谋杀了林肯，凶刀就在厨房，人证就是你的妻子儿女，你会跪下来求他们大义灭亲，制造一把凶刀。

　　常有审问官拍胸宣称：“我跟你无仇无恨！”路温舒已代我们指出，当然没有仇恨，但有任务。审问周亚夫的人岂跟周亚夫有仇？审问彭越的人岂跟彭越有恨？一旦柏杨先生审问你，教你承认谋害林肯，我又岂跟你有仇有恨？只是因为你不肯“合作”，我交不了差，下不了台，你就必须坐冰块和上老虎凳。

　　有人天真的哀号说：“你教我承认什么我就承认什么！”这是一句严重伤害审问官职业尊严的话，将会招来更残忍的酷刑。雷马克《人性光辉》中，有一篇集中营的描述，一个纳粹向一个被打得血肉模糊，而仍拒绝签字自愿参加被注射毒菌试验的犹太人咆哮说：“我可以代你签字，我也根本不需要你签字。但我非要你签不可，我要你爬着过来，跪到我脚下，哀求我准许你签字！”这正是酷吏的心情，他的职业尊严不允许被侵犯，他要你自动自发、亲口供出你从没有犯过的罪行。

　　每一件冤狱的判决书，都是一项杰作，不但皋陶看了，认为死有余辜，纵是上帝看了，也会认为死有余辜。即令柏杨先生撰写的你谋杀林肯的判决书，也会有此奇效。

　　路温舒的呼吁，十分沉痛，并且第一次触及到改革的深度，而刘病已的反应使人失望。郑昌已明白指出症结所在，因症结固在刑法，但更在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允许酷刑，又如何没有酷刑？又不仅在刑事诉讼法，而在制度。再进步再文明的刑事诉讼法，在一个专制独裁的社会中，都会变质。不是规定不准用刑吗？我当然没有用刑。腿断了不假，医生证明是被打断了的也对，但你用什么方法证明是审问官打断的？那可能是同房囚犯互殴打断的，也可能是你企图栽赃，自己打断的。而且，最奇异的一件事是：法庭向办案单位去一封公函，询问他们是不是对你有过苦刑拷打？办案单位用公文回答：“没有。”那就是没有。

　　五千年历史，始终绕在“一治一乱”打转，主要原因之一是：官逼民反。民为什么反？当法律不但不能保护人民，反而陷害人民时，人民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死亡，一是反抗。李自成本是一个守法的庄稼汉，在荒旱之年，人们互相格杀吞食，他欠一位财主的钱，不能偿还，财主就教县政府把他绑到毒烈的太阳下烤晒，并派家丁在旁监视，不准他喝一口水。县政府的士兵于心不忍，把他移到一处树荫底下，财主的家丁却不准，又拖回原处，李自成的儿女和围观的人，痛哭失声，于是暴动。这是一个典型，当法律渠道不通时，人民就走反抗的渠道。

　　《资治通鉴》记载的每一次民变，包括已经叙述过的陈胜和吴广，以及将来不断出现的无数次，都跟严重的蹂躏人权有关。拿破仑曾形容当时的法国法庭：“除了正义外，什么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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