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510

原文：孝昭皇帝上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

春，二月，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示以俭节，然后教化可兴。”桑弘羊难，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于是盐铁之议起焉。

秋，七月，罢榷酤官，从贤良、文学之议也。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稍复文、景之业焉。

柏杨白话版：公元前81年（始元六年）春季，二月，汉昭帝刘弗陵（本年14岁）下诏给有关单位，要他们向各郡各封国推荐的“贤良”和儒家高级知识分子，询问民间疾苦，调查政府推行礼教的成绩。大家一致建议：中央撤销“盐”“铁”“酒”专卖制度，撤销物资调节官（均输官），希望政府不要跟人民争利；政府必须厉行节约，然后礼教才可以推行。

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桑弘羊，反对这项建议。认为：这都是政府重要的财源，开疆拓土、保护国家，庞大的军事开支，都要靠此，不可以废除。于是，开始一项空前未有的经济政策大辩论。

秋季，七月，西汉政府决定采纳“贤良”“文学”之士的建议，下令废除全国酒类专卖，撤销关内（函谷关以西）的铁器专卖。

　　刘彻（七任武帝）末年，国家财力人力，都有沉重消耗，全国户口，减少一半。霍光了解政治上的困境，所以减少差役和赋税，使人民能够喘息休养。霍光还主张跟匈奴和解，使和平再现，人民生活得以充实。逐渐恢复刘恒（五任文帝）、刘启（六任景帝）时代的社会景观。

读书笔记：“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户口减半，这四个字里包含着多少人间悲剧！

柏杨先生评价说：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关于财经政策的大辩论（盐铁会议），就发生在本年（前81年），《资治通鉴》却只字不提，只冒冒然提到撤销全国酒专卖及关内铁器专卖，好像根本没有其他什么重要事件，使人遗憾。大辩论的会场上，由宰相田千秋、最高监察长桑弘羊跟他们的助手，坐在上座。由来自首都长安跟附近地区，以及全国各郡国推荐的八位“贤良”人士，与同样由全国各郡国推荐的儒家高级知识分子（文学）五十余人，坐在下面两边（这种坐法，跟现代一般会议情形相似，成一个Ｕ字形）。而在角落里，则坐着政府官员，担任记录。会议共举行了两次。之后，官做到庐江郡（安徽省庐江县）郡政府主任秘书（丞）的桓宽，把全部记录，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整理集合在一起，定名《盐铁论》，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专门探讨政治经济的巨著，较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要早一千八百年。桓宽本人属于儒家，他当然偏袒属于儒家的一方，但仍可看出当时桑弘羊所以坚持，有他充分理由。

　　桑弘羊站在政府立场，要求开辟财源，要求击溃匈奴，要求严刑峻法。而“贤良”和儒家学派高级知识分子，因为来自民间，深刻了解人民的痛苦，所以要求自由经济，要求不要再发动战争，要求制止刑罚的残酷跟泛滥。针锋相对的结果，政府只作稍稍的、不关痛痒的让步，那就是废除酒的专卖和关内一个小地区的铁器专卖。而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并没有改变。就在桑弘羊死后，也没有改变。但我们却可从《盐铁论》，看出当时人民的悲惨。

　　在辩论结束时，一位没有记载姓名的“贤良”，有一段控诉的话，使人感受最深，他说：“每天舒舒服服躺到床上呼呼大睡的有钱人，不会了解每天筹不到钱还债，付不出官吏要收缴赋税的人的忧愁。穿着高贵丝料和高贵鞋袜，吃白米吃鱼肉的人，不能了解粗布单衣的寒冷，和糠皮粗饭的难以下咽。耳朵听着美妙音乐，眼睛看着小丑表演娱乐的人，不会了解冒着像雨一样的箭矢，在战场上跟敌人厮杀的危险。坐在窗明几净的桌旁，挥动笔杆，玩弄法律，判决诉讼胜负的人，不会了解手铐脚镣的痛苦和苦刑拷打的残忍。”

这两场大辩论，为我们留下很多启示，那就是解除人民的痛苦，不能指望掌握权柄的人仁慈“纳谏”，只能指望对权力的制衡。在没有制衡力量之下，任何舆论——包括卑微的下跪哭诉，都没有作用。即令有作用，也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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