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452

原文：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上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

冬，十一月，乙丑，薛泽免。以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斋

时上方兴功业，弘于是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每朝觐奏事，因言国家便宜，上亦使左右文学之臣与之论难。

弘尝奏言：“十贼彍弩，百吏不敢前。请禁民毋得挟弓弩，便。”上下其议。侍中吾丘寿王对曰：“臣闻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讨邪也。秦兼天下，销甲兵，折锋刃；其后民以櫌鉏、棰梃相挞击，犯法滋众，盗贼不胜，卒以乱亡。故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礼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举之，’明示有事也。大射之礼，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愚闻圣王合射以明教矣，未闻弓矢之为禁也。且所为禁者，为盗贼之以攻夺也；攻夺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之于重诛，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挟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备而抵法禁，是擅贼威而夺民救也。窃以为大不便。”书奏，上以难弘，弘诎服焉。

弘性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隙，无近远，虽阳与善，后竟报其过。董仲舒为人廉直，以弘为从谀，弘嫉之。胶西王端骄恣，数犯法，所杀伤二千石甚众。弘乃荐仲舒为胶西相；仲舒以病免。汲黯常毁儒，面触弘，弘欲诛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贵臣、宗室，难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请徙黯为右内史。”上从之。

译文：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冬季，11月5日，宰相（丞相）薛泽免职。刘彻（本年33岁）任命公孙弘当宰相（丞相），封平津侯。宰相加封侯爵，从公孙弘开始。这时候，刘彻正雄心勃勃，开疆拓土，企图建立盖世勋业。公孙弘特别在宰相府东阁设立贵宾室，延揽贤能人才，经常讨论国家大事，听取意见。每次入朝奏事，常把这些意见提出。刘彻也常命左右研究儒家五经的高级知识分子，跟他辩论。

　　公孙弘曾经建议：“十个贼拉满了弓，一百个警察不敢接近，如果禁止人民携带弓箭，将有利于治安维持。”刘彻交高官会议讨论。吾丘（复姓）寿王反对，说：“古人制造五种武器（矛、戟、弓、剑、戈），并不是用来互相杀害，而是用来镇压凶暴、制止邪恶。秦王朝并吞天下，把所有武器，全部销毁。到了后来，人民使用犁耙、锄头、马鞭、木棍，互相攻击，犯法的更多，盗贼更难以扑火，终于天下大乱。所以圣明的君王应主动的推广礼义教化，而从不消极禁止，因为知道消极禁止并没有用处。《仪礼》说：‘男孩诞生，用桑木弓、蓬草箭，向天和地以及东南西北，各射一箭，宣告周知。’而且‘大射’的规矩，从天子到平民，三代（夏、商、周）以来，始终如此（《仪礼·大射仪》：规定天子射豹靶，封国国君射熊靶，国务官射大鹿靶，武士射小鹿靶，平民射猪靶）。我听说圣明君王的教化，文武合一，没有听说过禁止弓箭。而且，禁止的原因，是为了强盗匪徒可以用它抢劫。抢劫是死罪，迄今仍无法根绝，盖巨奸大恶，对于法律的重刑，并不在乎。我恐怕邪恶的人携带弓箭，警察无法禁止，而善良的人用弓箭保护自己，反而抵触法令，是鼓励盗贼匪徒行凶，剥夺人民的自卫工具，我以为不应禁止。”奏章呈递上去，刘彻诘问公孙弘，公孙弘无言答对。

公孙弘生性猜忌，外表看起来是一位宽厚长者，但心机很深，凡跟他有过不愉快的人，无论时间多久，虽然现在跟你亲密得如同生死之交，最后仍然乘机报复。董仲舒为人廉洁正直，认为公孙弘专门拍马屁。公孙弘怀恨于心，正好，胶西王（首府高密【山东省高密县】）刘端（六任景帝刘启子）骄傲放纵，屡次触犯国法，把封国高级官员（二千石）谋杀了好几个。公孙弘于是推荐董仲舒继任胶西国宰相（胶西相）。董仲舒不愿前往送死，以患病的理由辞职。汲黯不断攻击儒家学派，而又屡次当面给公孙弘难堪，公孙弘准备抓住他个过错，诛杀报复，于是向刘彻说：“首都长安特别市辖区里，住着很多高官贵族和皇亲国戚，非常难以治理。除非拥有重望的高层官员，不能胜任，请任命汲黯当首都长安特别市长（右内史），最为合适。”刘彻批准。

读书笔记：“书奏，上以难弘，弘诎服焉”，公孙弘不是为吾丘寿王的论述所折服，而是已经观察出武帝不同意自己的见解，见风使舵。公孙弘睚眦必报，杀人于无形之中，是厚黑学的典型践行者。为尊者讳是古人非常重要的观念之一，所以往往罪责都归到大臣头上。事实上，用什么样的人，完全反映出一把手是个什么样的人，汉武帝律已宽而待人严，虽然气度恢宏，但也自视极高，不能容人之过，所以公孙弘这种揣度领袖心理行事的人才会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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