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423

原文：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

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馀人。广川董仲舒对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敝，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示败也。秦灭先圣之道，为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遗毒馀烈至今未灭，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扞，熟烂如此之甚者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馀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趋利无耻，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王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殽，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

“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巨，故圣人莫不以暗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虖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销膏而人不见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

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馀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虖！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民不乐生，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无可为者矣。“《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会稽庄助亦以贤良对策，天子擢为中大夫。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者皆师尊之。及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匡正，王敬重焉。

译文：公元前140年（建元元年）冬季，十月，汉武帝刘彻（本年17岁），下诏征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人才，由刘彻亲自主持考试，题目是《古今治国之道》。参加考试的有一百余人。

广川（河北省冀县）人董仲舒在试卷上回答：

“‘道’的意思是：治理国家的方法。仁爱、道德、礼教、音乐，都是治理国家的工具。古代的圣贤君王，虽然去世，可是子孙长存，使天下太平数百年，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绩。君王们没有一个不希望国家永安，政权永存。偏偏多的是国家混乱，政权倾危。原因在于所任命的官员不是适当的人选，治理国家的方法不是适当的正道。才使国家和政权，终于覆亡。周王朝的衰弱，从姬胡（十任厉王）、姬宫涅（十二任幽王）开始，并不是国家不能治理，而是姬胡、姬宫涅不懂得治理的方法。到了姬靖（十一任宣王），思念先王们的恩德，竭力奋发，全盘补救，重振姬昌（文王）、姬发（一任武王）的伟大勋业，周王朝才明显的恢复昔日的局面，这都是日夜不休的去做善事的功效。（十一任宣王姬靖，如何补救他儿子十二任幽王姬宫涅的过失？董仲舒连他们的先后都没弄清楚，应怪历代帝王只有谥号而没有任数，如有任数，关系位置比鼻子在脸上还要明显，就没有人敢信口开河、打马虎眼。）

　　“孔丘说：‘是人宏扬真理，不是真理宏扬人。’所以国家的治理和混乱、兴盛和衰亡，掌握在自己之手，跟天命无关，不可以推卸责任。如果认识不清，就失去了正确判断。作为一个君王，应正心诚意，管理政府；管理政府，就是管理文武百官；管理文武百官，就是管理千万人民；管理千万人民，就是管理天下。天下治理，则无论远近，无不治理，就再没有邪恶奸诈，生长其间。于是，阴阳配合，风调雨顺，大自然欣欣向荣，人口繁衍。所有象征幸福的祥瑞，都会出现。王道政治，到此尽善尽美，无以复加。

　　“孔丘说：‘姚重华（舜）时，凤凰来朝：姬昌（文王）时，凤凰在岐山（陕西省岐山县东北）高鸣，而今凤凰不来。伏羲氏时，黄河中龙马驮着图书出现，而今龙马不至。无可奈何，而我己尽了全力。’（凤凰、龙马，都是祥瑞，象征君王圣明。）盖孔丘自以为可以使这种祥瑞出现，自叹官位卑微，竟无法招致。陛下是尊贵的天子，四海之内，全是你的财富。又居于可以招致凤凰、龙马的高位，掌握可以招致凤凰、龙马的权势，又有可以促使凤凰、龙马出现的天资。行为高尚，恩德厚重，见解明晰，心意善良，爱护人民，喜好人才，应是一位仁义君王。然而，天地神灵并没有反应，祥瑞仍没有动静，什么原因？在于教化还没有推行，国家还没有治理。人之追逐利禄，好像水往下流，不用教化作为堤防，就不能阻止人欲泛滥。古代君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坐在北方尊位，面向南方。治理国家，无不把‘教化’当做第一重要的工作。因之，应在首都设立大学（太学），以教化全国；应在地方设立小学（庠）、中学（序），以教化乡村（古代教育：家族设补习班【塾】，乡镇设小学【庠】，郡县设中学【序】，封国设大学【太学】）。用仁爱感化他们，用道义砥砺他们，用礼节约束他们。

　　“对人民的处罚，虽然非常轻微，人民仍不犯罪，在于教化已经推行，风俗已经美好。圣贤君王继承乱世，把残留下来的邪恶，全部扫除。把教化的工作，重新倡导。教化有明显效果之日，也就是美好风俗习惯养成之时。子孙遵行，五六百年之久，仍然存在。秦王朝摧毁古圣先贤的传统，用法律治理天下，所以，只有十四年就告覆亡（自并吞六国到嬴婴投降，共十六年）。遗留下来的灾难，至今还贻害人间。以致风俗习惯，仍刻薄狡诈，人民顽劣，仍不在乎犯罪，竟糜烂到这种地步！我们用一个譬喻说明，好像琴瑟的声音，如果失常，唯一的办法是，把旧弦解下来，重换新弦，才可以演奏，管理的方法如果行不通，唯一的办法是，把旧的风俗习惯排除，重换新的风俗习惯，才可以着手。西汉王朝统一中国以来，一直要使国家治理，而国家仍不能达到完美，在于应该改变的，没有改变。

　　“我听说过：圣明君王治理国家，使人民在年轻时就去学校读书，成年后授予他们职位，用官爵俸禄来提高品德，用刑罚来阻吓罪恶。所以人民深切了解礼义，而以冒犯长官或长辈是最大的羞耻。姬发（周武王）奉行大义，消灭残贼（指商王朝末任帝子受辛）。姬旦（周公，周王朝元勋）制作礼教、圣乐，提高人民文化品质。所以到了姬诵（周王朝二任王成王）、姬钊（周王朝三任王康王）盛世，监狱空闲四十余年。这正是教育的感化，仁义的浸润，而不是刑法的效果。秦王朝恰恰相反，奉行申不害、公孙鞅、韩非等法家学派的理论，厌恶圣明君王所行的儒家学派的道理，认为贪欲是正常，刻板的坚持法条形式，而不问事情的实质。善良的人未必免于责罚，而作恶多端的人，也未必受到责罚。

　　“所以，政府官员们都在做表面工作，而不管内容。外貌上对君王必恭必敬，内心却怀着随时都要背叛的意图。一片虚伪，用诈术、欺骗、寡廉鲜耻的手段，夺取利禄。政府严厉惩治，诛杀的人一个连一个，邪恶并不熄灭。只因为风俗习惯使他们如此。陛下拥有天下，人民无不顺服，但功德并没有加到人民身上，为什么？为的是陛下还没有留意到此。曾参说：‘重视他所听到的，就会成为高明。去做他所知道的，就会发出光辉。高明和光辉，不在别的，只在是不是留意。’希望陛下用你听到的，诚心诚意，去做你所知道的。那么，跟二王（姒文命、子天乙、姬发）有什么分别？

　　“平常不培养知识分子，却打算遴选到贤能人才，就好像不去雕琢玉石，而要求它呈现美丽的光彩形象一样。培养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莫过于设立大学（太学）。大学是贤能人才的制造场所，推行教化的根本基地。而今，一个郡或一个封国的人口，相当众多，教他们遴选知识分子前来参加皇帝的考试，竟一个人都选不出来，圣王治国的方法，眼看面临失传。因之我建议陛下：兴建大学，敦聘有学问的教师，大量培养知识分子。经常考试垂询，向他们提出问题，使他们得以显示才千。这样，就可以在其中物色到英才。

　　“现在的郡长（郡守）、县长（县令），都是人民的导师和表率，禀承陛下的德意，传播教化。如果导师品质低下，则陛下的德意不能传播，恩惠不能到达民间。现在的情形是，他们既不能教化人民，又不能严格执行国家法令，反而虐待人民。官吏狼狈为奸，上下勾结，人民贫困孤单，受尽欺凌，重重冤苦，没有地方可以申诉。以致失业流离，完全违背陛下爱民的原意。是以暴戾之气，充塞社会，人民生活困难，得不到照顾。都由于地方官员昏庸，弄到这种地步。

　　“地方官吏的来源，大约的说，一是宫廷禁卫官（郎中）和皇家警卫官（中郎）。一是郡长（太守）等级的高级官员（二千石）们的子弟。一个人想当禁卫官或警卫官，必须有相当的财产（参考前一四二年五月）。问题是，有财产的人，未必贤明。古人所谓‘功劳’，从他能不能胜任他的官职，鉴别高低，不是说只要混日子就够了。从前，能力低的，虽然做了多少年，仍应当他的小官。能力强的，虽然当官没有多久，仍可以高升到做皇上的助手。所有官员都竭力尽智，专心于他的工作，追求成果。现在却恰恰相反，当官都在鬼混日子，日子混得长久，累积起来，成了‘资格’，就可升迁。于是廉耻淡薄，贤能的和庸碌的没有分别，真实遂被淹没。

　　“我诚然愚昧，但我建议陛下：下令各封国（王国和侯国）、各郡以及部长级以上官员（二千石），每年都要在基层职员（吏）中或民间，遴选两位贤能人才，送到首都（长安），充当皇家卫士（宿卫），使他们学习大臣们管理国家的方法。所推荐的如果贤能，给予赏赐；所推荐的如果是愚笨邪恶之辈，给予责罚。必须如此，地方政府首长（二千石）才会尽心尽力，寻访贤能人才。天下的知识分子，才可以受到政府差遣。政府也可以集中天下所有贤能人力，则三王（姒文命、子天乙、姬发）的盛世，很容易达到；伊祁放勋（尧）、姚重华（舜）的美名，也很容易享有。主要的是，不要以年资作为升迁标准，而应注意到工作的能力。酌量他的才干而授予官职，考察他的品德而决定他的前途。那么，廉洁的跟无耻的人，自然离开，贤能的人跟庸碌的人，不致混杂不分。

　　“我听说过：积少可以成多，累积零星小钱，可以成为巨富。所以圣人无一不是突破黑暗，得到光明，从微小的地方着手，勋业终会照耀寰宇。所以，伊祁放勋（尧）不过一个酋长，姚重华不过深山一个农夫，并不是一下子就冒出来，而是因为德行不断增加，才能如此。自己亲口说出的话，没有人能吞回去。自己亲身做出的行为，没有人能掩盖得住。‘言’‘行’两件事，是管理国家的关键，正人君子们可以用它改变天地。综合很多小的才智，就能建立伟大的勋业。能够在细微末节的行为上谨慎，他的品德自会显耀于世。一个人不断的累积善心，好像春天后的白昼，每天加长，并没有感觉。一个人不断去做邪恶的事，好像用火去烧油脂（像点燃蜡烛），每天耗损，也同样没有感觉。就是这个原因，使伊祁放勋（唐）跟姚重华（虞）得到美好的名誉，而姒履癸（桀）、子受辛（纣），则陷于使人悲悼戒惧之境。

　　“快乐而不淫乱，反复做善事而不厌倦，就是所谓的‘道’。只要把握住‘道’，千世万世，都不会败坏。而竟然败坏，是因为丧失了‘道’的缘故。从前圣明君王的‘道’，必定有被忽略的地方，政府才走错了路。改正它也很容易，只要注意到忽略之处，用它来矫正弊端，就可恢复正常。三王（姒文命、子天乙、姬发）的‘道’，不是同一个来源，但并不相反，反而互相补充，因为每人所遇到的困难不同，因应的方法也不同。孔丘说：‘无为而治（用“不做任何事情”的态度管理国家），莫非是姚重华！’姚重华改变正朔（重新厘定历法），改变衣服的颜色，只是顺服上天的旨意，其他一切，都遵循他的前任伊祁放勋所定的制度，为什么还要更张！

　　“所以，圣明君王在名义上虽然改变制度，实质上却仍保持原来制度。然而，夏王朝提倡忠心，商王朝提倡恭敬，周王朝提倡礼仪，只是为了补救上届王朝的缺失，才提出新的重心。孔丘说：‘商王朝继承夏王朝的制度，增加或减少的部分，一目了然。周王朝继承商王朝的制度，增加或减少的部分，也一目了然。将来继承周王朝的政权，总离不开这个轨道，虽到一百代的后世，也可以预测。’这段话指出：以后百代帝王治理国家的方法，都不会超出三王（姒文命、子天乙、姬发）的范畴。夏王朝继承姚重华（舜）时代的政治制度，而孔丘却没有指出有什么增减，因为他们所用的方法完全一样，提出的政治号召，也完全相同。

　　“‘道’的最初源头，出于上天。上天不变，‘道’当然也不变。所以姒文命继承姚重华，而姚重华继承伊祁放勋（尧）。三位圣明的君王（姒文命、姚重华、伊祁放勋），遵守的是同一的‘道’，没有弊端可以补充，孔丘也没有指出他们的增减。由此可以看出，继承的如果是太平盛世，‘道’相同；继承的如果是乱世，‘道’改变。

　　“而今，西汉王朝在大乱之后兴起，如果能稍微减少一点周王朝礼仪上的复杂琐碎，而提倡夏王朝的忠心，则古代就是现代。想起来，同是天下，用古代标准衡量现代，为什么相差那么遥远？为什么败坏堕落到这个地步？我想，是不是现代人已失去了古代管理国家的方法？违背了上天的规则？

　　“上天有它的分际，赐给它锐利牙齿的，就不赐给它尖锐的角。赐给它一双翅膀的，就只准它有两条腿。所以，接受重要的，不能同时要求次要的。古代发给官员俸禄，不许他出卖劳力，不许他从事工商，也是接受重要的，排除次要的，跟上天的旨意相同。而现代官员，却大小通吃，既要重要的，又要次要的，连天堂都无法使他满足，何况人间？平民所以怨声载道，生活贫困，原因在此。这些官员们，身受宠爱，有荣耀，又居高位，家族温饱，又有优厚的俸禄收入，却借着雄厚的财力，从事工商末业，跟平民争夺利润，平民如何能够抵挡？最初不过小小困顿，久了终于陷入贫苦。有钱的越发有钱，贫苦的日益悲愁。悲愁到不愿活下去，宁愿去死，他还怕什么犯罪？这正是刑罚虽然多而且又重，犯法的人反而成正比例增加的缘故。

　　“皇上跟政府官员，是人民效法的榜样和远近四方崇拜向往的对象。近处的人看见模仿，远处的人遥遥学习。所以，在高位的人，怎么可以有平民的行为！盖迫不及待的追求财富，唯恐物质缺乏，是平民的事。而光明正大的追求仁义，唯恐不能教化人民，是政府官员的事。《易经》说：‘负且乘，致寇至。’‘乘’，指正人君子的官位。‘负’者，指平民小人物做的事。也就是警告：居于高位的官员而跟平民一样，去做生意，灾难必然降临。居于高位的官员，就应该有正人君子的操守。就是公仪休不当鲁国宰相（相），他也不会干商人的事。（鲁国【首府曲阜。山东省曲阜市】宰相公仪休，回家时看见家人在织布，大不高兴，回头就走。他的妻子正在吃自己庭院里种的葵菜，公仪休把它们拔掉，生气说：“我已领有国家的薪俸，岂能再伤害织妇和园丁的生路？”）

　　“《春秋》有‘大一统’理论，大一统者（封国都受治于中央政府，不能独断独行），是天地之间的正常轨道，从古到今，通畅无阻的大义（“大一统”是《春秋公羊传》主张，董仲舒专门研究《公羊传》，所以每每引用其中学说）。而今教师的来源不一，每人的议论见解，又迥然不同。一百家学派，就有一百种治理国家的方法，结论各异。以致在上位的，不能坚持一个方向。法令制度，屡屡变迁。在下位的，则苦于不知道如何遵循。我很愚鲁，但我认为应该这样：凡不在六经——《易经》、《礼经》、《乐经》、《诗经》、《书经》、《春秋》之内的其他各家学派的学说，以及跟孔丘思想相违背的学说，都应根绝，不准他们跟儒家学派的学说同时并存。那些邪恶荒唐的知识消灭之后，政令和纲纪，才可以统一，法令才可以明白，人民才知道行动规则。”

　　刘彻认为有理，遂任命董仲舒当江都国（首府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宰相（相）。

　　会稽（江苏省苏州市）人庄助，也参加这项“贤良对策”考试，擢升高级国务官（中大夫）。

　　宰相（丞相）卫绾上奏，说：“各地所推荐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人才，凡是研究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言论，都是乱政之辈，请一律罢黜。”刘彻批准。

　　董仲舒年轻时，专攻《春秋》，六任帝（景帝）刘启时，担任研究官（博士），一举一动，都循规蹈矩，严守礼教，学者们都像尊敬老师一样尊敬他。后来担任江都国宰相，侍奉江都王（易王）刘非（六任景帝刘启子）。刘非是现任皇帝（七任武帝）刘彻的老哥，一向骄傲凶暴。董仲舒用礼教辅佐，不时规劝，很受刘非敬重。

读书笔记：

这一段长篇大论，没来得及细读，姑且发上来，供大家参考。附上柏杨先生的评论：董仲舒这项“对策”，经刘彻采纳后，就成了神圣的“国策”。一个巨大转变，在不声不响中产生，曾发出万丈光芒的思想学术自由的黄金时代，开始沉没。代之而起的，是漫长单调的儒家思想的黑暗时代。在此之前，中国学术界跟古希腊一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此之后，中国人开始被儒家学派控制，随着岁月的增加，控制也越严密，终于完全丧失想像的空间，奄奄一息。而儒家是祖先崇拜、厚古薄今的，造成中国的停滞，并产生一种奇特的现象，凡是促使中国进步的任何改革措施，儒家系统几乎全都反对。使中国人因为被斲丧过度的缘故，对任何改革都畏缩不前，使现代化工作进展至为迟缓。而儒家学派的始祖孔丘，虽然他也崇古，但这位心胸开阔、见解智慧以及教人不倦、使人敬佩的教育家，在儒家学派造神运动下，被塑造成为一个不可侵犯的圣人，因而也承担阻碍进步的恶名，使人惋惜。

　　儒家一提起嬴政的“焚书坑儒”（参考前212年），便怒发冲冠。可是却抓住机会，借刀杀人，用政治手段，置其他学派学者于死地。不过采取的是慢性谋杀，人们却看不见血染钢刀，不过事实已经说明，儒家学派没有能力单独存在，他必须跟权势结合，并且付出结合的代价，不久就沦为既得利益当权派的打手。

名义上，这项对策考试，由皇帝刘彻亲自主持。但本年（前一四〇年）刘彻才十七岁，不过高级中学二、三年级学生，还不能做这项重要抉择。所以事实上是宰相卫绾为首的一群儒家系统所搞的政治诈术，利用幼主，达到他们排斥异己的目的。世界上最可怕的事莫过于思想统一，因为思想统一会使智商衰退、思考能力消失。我们不能想像，如果不发生这项浩劫，中国会发展成什么模样。但一想起春秋、战国那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不禁怦然心动，充满向往。

无论什么思想，只要定于一尊，不准批判，灾难就无穷无尽。留意以后史迹发展，就可看出这种毒素在中国人身上逐渐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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