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6.一蓑烟雨沧桑，仍成百岁五朝元老，如此高深的为官智慧竟鲜为人知

既然要和大家一同分享《资治通鉴》的智慧，我实在不愿让大家错过高允，错过他高深的为官处事智慧。少年丧父，散财出家，一蓑烟雨沧桑，百岁五朝元老。试问中华五千年，虽历经多朝风雨，仍能白头含笑享誉而死的，能有几人？

我们且看他死前，《资治通鉴》记载：“允虽笃老，而志识不衰。诏以允家贫养薄，令乐部丝竹十人五日一诣允以娱其志，朝晡给膳，朔望致牛酒，月给衣服绵绢；入见则备几杖，问以政治。”

高允虽已90多岁高龄，但仍然神志清楚，记忆不减，皇帝考虑到他家境贫寒，特意命令乐队每隔5天安排10人去给他演奏，让他心情愉快，每天早晚送饭，每逢初一十五送去牛肉和好酒，每月赏赐衣服。高允入朝觐见时，皇上亲自为他准备茶几和拐杖，向他询问朝政。

我们再看他死后，《资治通鉴》记载：“体素无疾，至是微有不适，犹起居如常，数日而卒，年九十八；赠侍中、司空，赙甚厚。魏初以来，存亡蒙赉，皆莫及也。”

高允身体一向健康，到那时稍感不适，但生活起居仍然和往常保持一样。几天后去世，享年98岁。朝廷追赠他为侍中、司空，赏赐的陪葬品无比丰厚，北魏历史上无人能及。

历经五朝皇帝，难道就只有他诸事顺遂吗？只要身处朝堂漩涡，风雨就不可避免，我们之前也讲到，崔浩和高允一同编撰北魏《国史》，崔浩被诛九族，参与编纂的人大多未能幸免，而高允却能独善其身，难道他是金刚不坏之身吗？

——因为他高深的为官处事之道啊！只可惜这样的人物，我们竟然很少有人知道，实在是一种遗憾。

说来高深，其实大道至简。他也和我们普罗大众一样，出身并不显赫，而且十几岁便遭遇父亲去世的变故，他奔丧后，把遗产都留给了两个弟弟，自己分文不争，转身投入佛门。由于崔浩讨厌佛门，甚至一度在全国酿成惨剧，当和尚都有生命危险，高允不得已还俗保命，千里求学，考上了郡守功曹一职。

所以，你看他的履历，并不光鲜，并不出奇，他能做到的，我们大多数寒门学子也都能做到。

后来，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下诏让崔浩和高允一同编纂北魏的《国史》，结果几乎所有参与编纂的人都获罪被诛。这是他人生遭遇的最大的一次危机，我们看看他是如何化解的。

我们前面讲过，太子拓跋晃和崔浩在佛门问题上有巨大分歧，太子自然会抓住崔浩在《国史》文字上的把柄，扳倒崔浩。于是，太子想拉拢高允，召高允到太子东宫留宿一夜，就是为了说服他把《国史》的罪责全部推给崔浩。

第二天一大早，太子带着高允一同进宫，二人这段对话特别耐人寻味，《资治通鉴》记载：

至宫门，谓允曰：“入见至尊，吾自导卿；脱至尊有问，但依吾语。”允曰：“为何等事也？”太子曰：“入自知之。”

两人到了皇宫宫门时，太子对高允说：“一会儿见到皇上，我自会引导你做什么，一旦皇上问你什么话，你只管按照我的话去回答。”

当然他的话，应该是在头天晚上交代过了。高允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出什么事了吗？”

太子说：“进去就知道了。”

进宫以后，太子就对皇上说，高允做事小心谨慎，而且地位卑贱，人微言轻，《国史》所有的一切都是崔浩主管的，请求赦免高允的死罪。

皇上便问高允：“《国史》都是崔浩一个人写的吗？”

高允却回答说：“太祖部分是邓渊写的，先帝和当今皇帝部分，是我和崔浩两人共同写的，但是崔浩作为领导，事情比较多，只不过总揽了大纲而已，亲自参与撰写的不多，我写的比他多。”

这个回答，完全没有按照太子教他的说，而且等于主动承揽了大部分罪责，皇上听了大怒，说：“高允的罪行比崔浩要严重得多，不得不死！”

太子顿时吓得不轻，赶紧替他解围说，皇上盛怒之下，高允这样一个小臣吓得惊慌失措，已经语无伦次了，我之前问过他，他说全是崔浩一个人干的。

皇上再问高允，真像太子所说的那样吗？

高允回答：“以我的罪过，是应该灭族的，我不敢欺君。太子这样说，只是因为可怜我的遭遇，想替我求情。实际上，太子没有问过我，我也确实没有对他说过这些话，我绝不敢胡言乱语欺骗皇上。”

皇上顿时怒气消了一半，转头对太子说：

直哉！此人情所难，而允能为之！临死不易辞，信也；为臣不欺君，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

说这就是正直啊！从人性来讲，很难做到，但高允却做到了。临死也不改变自己所说的话，这就是忠诚。身为臣子，不欺骗皇帝，这就是忠贞。应该特别免除他的罪，并且要树为榜样，广泛宣传他的优良品质。

其后，皇上特意让高允来起草诛崔浩九族的诏书，高允不敢下笔，在皇上多次催促之下，高允求见皇上说，崔浩被诛杀，如果还有其他原因，我不敢多说，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写了一本史书冒犯了皇族，其罪不至死。

皇上听了大怒，当即下令逮捕高允，太子再次替他求情，皇上的怒气才稍稍平息，反而感谢高允说：“无斯人，当有数千口死矣。”

仔细想想，这件事你只要参与了，必定是个死，但他却保持初心不改，实事求是，反而让皇帝欣赏他的忠厚老实，得以独善其身。

事实上，他并非是在危急关头玩了什么智谋，他一向如此。在此前皇上宠幸的大臣翟黑子下去调研的时候，在并州收受贿赂1000匹绢布，被人举报，翟黑子就问高允，如果皇上审问我，我应该如实交代，还是拒不承认呢？

高允说，你受皇上信任，犯了罪就应该说实话，这样或许还有机会被皇上赦免，如果欺骗皇上，必死无疑。

翟黑子又去问了其他人，他们都告诉他说，如果你说实话，很难猜测皇上会怎么处理你，不如隐瞒不说。翟黑子还因此埋怨高允。

结果，翟黑子入宫觐见时，对收受贿赂的事矢口否认，引得皇上大怒，将其斩杀。

所以，高允在情急之下如实交代实情，并非是懂得什么处事的智慧，他只是做了最真实的自己。

如果说在皇上面前不耍小聪明是聪明，那慎独就得算是一种大智慧了。

拓跋焘去世以后，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对老臣特别敬重，高允也一直保持正义直言的初衷，多次因为劝谏皇帝言辞比较激烈受到一些大臣的非议，有人就跟皇上说，高允蒙受皇恩，但家里穷得像普通百姓，连妻儿都无以为生。

文成帝听了之后大怒：“何不先言！今见朕用之，方言其贫。”说为何没有人早告诉我，现在见我宠信他，才告诉我他的困境。

文成帝马上起驾，亲自到高允家里去看，只见他们家只有几间茅草屋，家人穿着麻布衣服，厨房里只有一点咸菜。文成帝顿时感叹说：

古人之清贫岂有此乎！

文成帝立即赏赐给他锦缎500匹，粮食1000斛，封他的长子为将军、太守。

所以朋友们，跟他一起考试做官的，没有发家致富的，至少也衣食无忧了，但他竟是如此清贫。

有人或许会问，那他的工资都去哪儿了呢？因为他做慈善了！同朝为官的尚书因罪被杀，儿子逃亡，妻子因为年纪太大幸免，但尚书的亲戚朋友没有人敢资助她，只有高允可怜她，把她请到家里来照顾，一照顾就是6年，这就是他没有积蓄的原因，也恰恰是受到五朝皇上、五朝文武和北魏百姓敬重的原因。

当然，高允98岁生涯，可讲的事还有很多，但所有为官处事的智慧，并没有什么高超的艺术，唯一高深之处，就在于他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大道至简”。

时至今日，我读《资治通鉴》才了解到这样一位高深的人，实在有些遗憾，但桑榆未晚，高允的一生，真值得我们品味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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