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80年,西晋发兵20万,分六路进攻东吴,迫使东吴举国投降。灭了东吴以后,王浑和王浚两位将军,为了争灭吴之宫,闹得不可开交。事实上确实是王浚率先攻入东吴都城建业,迫使孙皓交出印玺投降。但王浑却认为王浚不听他指挥,为了抢攻,私自率兵攻入建业,甚至说他有谋反之心,两人为此争论不休。王浚作为被告,在这场政治争论中始终处于劣势,因此经常在晋武帝司马炎面前抱怨诉苦。有人给他讲廉颇和蔺相如的故事,劝他不要争功,他却认为如果他不这么做,他就有可能被冤枉迫害。历史上,类似于廉颇和蔺相如、王浑和王浚这样争功的例子不在少数,有的人方法得当,反而不打不相识,成为至交;而有的人,不善于处理,导致矛盾越积越深,相互仇恨。同样是作为被告,王浚在处理这样的问题时,又是怎么做的呢?为什么他不愿意学蔺相如,温和处理双方矛盾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要回到西晋灭吴之战中。据《资治通鉴》第80卷,晋纪二,晋武帝咸宁五年(公元279年),记载:冬,十一月,大举伐吴,遣镇军将军琅邪王出涂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浚、巴东监军鲁国唐彬下巴、蜀,东西凡二十余万。

以贾充为大都督,杨济为副都督,率中军驻襄阳,总体协调调度六路大军。这六路大军中,司马伷和王浑两路大军负责逼近建业,牵制吴军主力;王戎、胡奋和杜预三路大军,负责夺取夏口各个重要据点,为王浚顺江东下扫清障碍;等王浚大军顺利越过夏口抵达武昌后,再由司马伷和王浑的陆军,与王浚的水军一起水陆并进,攻打建业。在出战前,晋武帝司马炎曾下令,等王浚攻下建平(今湖北公安)后,听从杜预的调度;等围攻建业时,又听从王浑的调度。而在实际战争过程中,王浚攻下建平后,杜预认为,王浚的威名已经很显赫,不适合听从他的指挥。也就是说,杜预希望王浚自作主张,并且写信给他,鼓励他顺着长江,朝建业长驱直入。而王浑当时却说,他只接受晋武帝的命令,晋武帝只让他驻扎在长江以北,牵制吴军主力,并没有下令让他进兵。他所担忧的是,如果违反诏令私自进兵,胜了自然皆大欢喜,万一败了,他将受到惩处,所以不愿意进兵。当时,王浑的部将何恽就劝他说,首先,王浚军功正盛,不可能接受您的指挥;其次,您作为上将,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直捣建业,完全可以取胜,而不应该事事都等皇帝的命令,但王浑不听。王浚也确实没有服从王浑的指挥,自己率军顺着长江成功攻入建业,接受了孙皓的投降,东吴灭亡。那么问题来了,这次灭吴之战,王浚的功劳最大。而且,王浚进入建业的第二天,王浑也渡过长江,但王浚并没有等王浑,自作主张接受了孙皓投降。这个细节,让王浑觉得羞愧,又对王浚十分怨恨。王浚看这样子,还主动把孙皓交到王浑手上,以表示王浑还是他的上级。但王浑并不领这个情,他上表朝廷说王浚违反诏命,不服从他的调度指挥,同时捏造事实诬告王浚有谋反之意。王浑在朝中的势力比王浚大得多,他的儿媳妇,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儿常山公主。所以说,在这次争功问题上,朝廷大部分大臣都站在王浑这边,请求司马炎下令抓捕王浚回京,但司马炎没有同意,只是责备王浚不服从王浑的命令,贪功心切。在这场官司里,王浑是上级,也是原告;王浚是下级,也是被告。从斗争形势上讲,王浚的地位低,势力弱,又是被告,形势对他很不利。王浚思考再三,决定上书司马炎,为自己辩解。王浚说,当他看见王浑在长江北岸,并且请他与王浑汇合时,王浚看当时的战争形势,攻下建业指日可待,没有理由再调头回去。而且,王浚中午到达秣陵,孙皓已经来投降了,下午才接到王浑的命令,要求他全军掉头包围石头城,同时上报军队的确切人数。在这种情况下,掉头包围石头城已经没有意义了,而且统计人数也需要时间。所以,王浚认为,自己并不是不听上级安排,只是胜利就在眼前。王浑又控告王浚在进入建业以后,私藏了东吴的珍宝,还私自放火烧了东吴的皇宫。针对这一指控,王浚又解释说,孙皓的部下见形势危急,纷纷逃难,趁乱抢夺财物的同时,还放火烧皇宫。他到达建业后,派人扑灭了大火,而他到达东吴皇宫还在王浑之后,看到的已经是一片狼藉,连一张可以坐的席子都没有,即便是有珍宝,那也是王浑私藏了。他们连谋反的罪名都能加到我的头上,像这种私藏财物、私自放火烧毁东吴皇宫的诬陷,也算不得什么了。那司马炎到底相信谁呢?谁也不知道。只知道当王浚回到京城时,大臣们反复以各种借口指控,请求司马炎将王浚交廷尉判罪,但司马炎都没有同意。而且后来,为显示公平,避免双方矛盾激化,司马炎还让廷尉刘颂详查。刘颂的最终评判结果是,王浑立了大功,王浚是中等功劳。司马炎看了这个结果后,反倒认为刘颂的评判不合理,为此将他降职为京兆太守。从司马炎处理这起争论的结果来看,司马炎对王浚的自我辩诉是相信的,也认为在此次灭吴之战中,王浚的功劳是最大的,所以至始至终都没有追究王浚在战争过程中不服从王浑指挥的过错。也从侧面说明,王浚的自我辩诉是有效的,最起码让晋武帝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原谅了他的过错。而且,在此之后,王浚每次觐见晋武帝,总是要陈述他的辛劳和冤屈,有时候甚至因气愤和抱怨不辞而别,但晋武帝总是宽容他。王浚的老部下,益州护军范通劝慰王浚说,在这次灭吴之战中,您的功劳确实值得称赞,但您总是想要别人赞美您,这种行为就不可取了,您应当谦虚地呆在家里,不谈论灭吴的事,如果有人问起,您也应该归功于皇帝和各路将领。蔺相如就是用这个办法,巧妙地化解了廉颇对他的不满,您如果能学习蔺相如,那王浑自然会觉得惭愧。毫无疑问,从道德品行和为人处世的智慧上讲,范通的建议是对的,历史上那些取得一点军功就沾沾自喜、居功自傲,深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功劳大,希望人人都夸赞自己的人,比如秦国的白起、西汉的韩信,这些都不得善终。战国时期蔺相如因“完璧归赵”有功,被封为上大夫,而名将廉颇战功赫赫,爵位却在蔺相如之下,对廉颇很不服气,处处为难和羞辱他。蔺相如的做法是,尽量回避廉颇,跟自己的门客说,我连秦王都不怕,还怕廉颇将军吗?我之所以处处忍让,只是因为,将相和睦,国家才能强大。这个话传到廉颇耳朵里,廉颇才觉得羞愧而负荆请罪。吾始惩邓艾之事,惧祸及身,不得无言;其终不能遣诸胸中,是吾褊也。
王浚说,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吸取了邓艾的教训,引祸上身,我不得不反复为自己辩诉。但是我也知道我自己的问题,就是放不下心里的疙瘩,说明我还是心胸狭窄。王浚所说的邓艾,正是不久前灭了蜀汉之后,在成都居功自傲的人。钟会才是灭蜀的主将,他本就有异心,又觉得邓艾抢了他的功劳,所以诬陷邓艾有谋反之心,导致邓艾被抓捕回京路上含冤而死。
王浚这一席话,足见他有多么智慧,灭吴之战的功劳之争,与钟会和邓艾争灭蜀之功,如出一辙。在灭蜀之战中,钟会是主将,邓艾是头功,结果邓艾背负谋反的罪名含冤而死;如今,王浑就是当年的钟会,而王浚,正像邓艾一样,面临着被构陷的处境。如此深刻的教训摆在王浚面前,王浚不得不为自己考虑。再仔细对比,邓艾灭蜀后的居功自傲,是驻军在成都,什么事情都不请示汇报,还要自作主张,借口为灭吴做准备,长期驻军于成都。而在被诬陷时,没有机会向司马昭陈述自己并没有反叛的想法,因为钟会拦截并篡改了书信。在被押解回京的路上,邓艾的部下劫了囚车,双方战斗中,邓艾父子被杀,这更加让人怀疑他就是想反叛。所以,邓艾才会走到含冤而死的地步。所以,王浚有了邓艾的前车之鉴,灭吴之后,没有被王浑构陷至含冤而死。但是事实上的矛盾无法调和怎么办?那就得处处提防着王浑对他的暗中加害。《资治通鉴》第八十一卷就记载了这样的细节:
为人处世之道,并非一成不变,遇到问题时,还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蔺相如在面对廉颇的不满与羞辱时,只是因为单纯的地位高低而不服,没有到诬陷反叛的地步,所以即便他选择忍让,也不会让自己蒙冤。但王浚所面对的问题大不相同,如果他不努力为自己辩诉,任由王浑诬告陷害,他很可能会落得跟邓艾含冤而死一样的下场。读史可以明智,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当我们在遇到同样的问题时,是学蔺相如的忍让,还是学王浚的自我辩诉,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而是需要我们认真分析问题,选择合适的办法,使自己少受一些冤屈,甚至保住自己的性命。359.东吴有长江天险做屏障,为什么那么容易就投降西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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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360.西晋王浚因有灭吴头功被王浑仇恨,为什么不学蔺相如忍让廉颇?发布于2021-07-09 14:5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