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3.魏晋交替，司马家族得以成功篡夺曹魏政权的深层次原因--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自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诛杀曹爽及其党羽，成为曹魏政权最大的权臣，至公元265年，司马炎在其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等人打下的坚实基础上，逼迫魏元帝曹奂禅位，开创晋朝，短短16年，司马家族能够成功篡夺曹氏江山，绝非偶然，亦非权臣必能夺位那么简单，如果我们将司马家族篡权的整个过程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复盘，就能发现，它既有客观条件，也有主观努力，今天我们就以《资治通鉴》为主要史料依据，试着探寻司马家族得以成功篡权的深层次原因。

一、儒家士族豪门的社会阶层背景是篡权成功的根本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官宦多以经术起家，并能通过传经讲学、广培门生而发展壮大，经年累世，逐渐形成一个士族门阀群起而独大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中，“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且不同的士族门阀之间通过联姻与门生，关系和地位变得更加紧密和牢固，士族成为皇族之下最为尊贵和显赫的社会阶层，这才有了东汉末年四世三公的袁绍起兵而一呼百应的局面。

司马懿，正是出自这个时代背景下的地方士族豪门。据《资治通鉴》第六十五卷记载：“元城令河内司马朗为主簿，弟懿为文学掾”，再往前世追溯，据《晋书》称：“楚汉间，司马卬为赵将，与诸侯伐秦。秦亡，立为殷王，都河内。汉以其地为郡，子孙遂家焉。”司马懿祖上早在楚汉时期便随项羽征战，受封殷王，建都河内，司马家族世世代代居住此地，历经两汉四百年，期间数有变乱，但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还能官至京兆尹，足可见当时的士族门阀阶层有多么兴旺，而司马家族世代有多么昌盛。

出身于这样一个士族门阀，但凡不是智力残疾，必然都饱受儒家思想的滋养，司马懿是如此，司马师、司马昭乃至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更是如此。

我们看司马师在司马懿死后领大将军、录尚书事掌握大权之后，为治理匈奴边患，邓艾建议将羌胡之人居于百姓编户之外，目的是便于推行礼义廉耻的儒家思想教育，斩断奸恶作乱之路，“司马师皆从之”。公元253年，魏军在东兴败于东吴，朝臣议论想要罢免诸将，司马师说：“我不听公休，以至于此。此我过也，诸将何罪！”所以此次战败，免了所有将领的罪过，只削去了司马昭一人的爵位。同年，雍州刺史陈泰请求讨伐胡人，导致新兴雁门二郡胡人反叛，司马师又称：“此我过也，非陈雍州之责！”把两次失败归因于己之过，虽然行动失误，却让声名远扬，得到将士和百姓的心悦诚服。司马家族无论是治军，还是理政，无不彰显着儒家的仁义思想，这让司马家族得以在无形中积攒民心。

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司马懿在高平陵事变中诛杀曹爽，还是征讨反叛的太尉王凌，无论是司马师阴谋废掉曹芳扶持曹髦，还是司马昭的部下弑杀曹髦，都没有引起较大的动乱，即使是王凌、诸葛诞等人反叛，也是小范围反叛，而且并不成气候，大环境下司马家族还是能够得到众多人支持的，因为司马家族能够“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夙夜匪懈，以恤民为先”，“任贤使能，各尽其心，其本根固矣”。

反观曹操，他的祖父曹腾是中常侍、宦官，父亲曹嵩是曹腾的样子，就出身背景而言，曹操的家族是非儒家的寒族，宦官阶层，所以曹氏家族并不看重儒学，而是“任侠放荡，不治行业”，行事不由自主地没有章法原则，比如娶妻，曹操的卞后出自倡家，曹丕则先以甄氏美貌为妻，不惜其贤德，反以出身卑微的郭氏为后，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与士族门阀的思想格格不入。

曹氏立国以后，几乎把对士族的抑制和打击奉为国策。最为突出的就是对察举制度的朝令夕改，建安十五年下令唯才是举，建安十九年又下令称“士有偏短，庸可废乎”，建安二十二年甚至说“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可见其察举人才，不论品行地位，只要有一技之长，都能够得到重用。

在乱世中，这种做法只能成功一时，而在曹魏建国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治世”时期，这些不重品行选拔起来的官员，便越来越显现出他的弊端。特别是曹操在夺取荆州后，对当地士族血腥屠戮，崔琰、杨修、孔融，这些当世名门望族高誉之士，都被曹操残忍杀害。对曹操而言，想抑制士族门阀阶层的初衷，对于其稳固政权的意义是好的，但经过几百年形成的士族阶层，若非有几十年甚至数百年摧枯拉朽的力量，又如何能轻易将它压制呢？这对于当时的士族门阀而言，为了维护阶层利益，必然会从舆论等各方面予以否认和反对，使得曹氏家族失去士族门阀阶层的支持。

二、“九品中正制”的实施使得曹氏与司马氏的政治势力此消彼长

如果说曹操在乱世之中奉行唯才是举的用人理念，是为了行非常之事，那么曹操死后，曹丕篡位称帝建立魏国以后，由于治理国家的需要，就必须出台一个相对规范的用人制度，于是“九品中正制”就应运而生。《资治通鉴》第六十九卷记载，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

陈群也是士族门阀的代表，他提议实行九品中正制，于公自是为了让朝廷遴选出更为贤能的人才，于私，便是对曹氏家族打击士族的报复，因为在曹操时代唯才是举的用人理念指导下，朝廷往下或者是曹氏宗亲权力过于集中，或者是有才无德之人身居要职，经学之士既不能得到重用，又难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所以，“九品中正制”的实施，很快就成为士族门阀恢复自己汉末以来受到打击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有效工具。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迅速获取地方州郡的中正之职，掌握人才选拔和官吏考核的关键权力，他们说谁有才德，谁便能出仕并委以重任，他们说谁没有才德，便面临被降职贬官的危险。于是官吏将逐渐依附于出身士族门阀的中正，而这些士族大家通过人才选拔，大量地输送门生出仕做官，这些门生，多半也是以儒学立身，代表广大士族阶层利益的。在这样一种制度之下，士族门阀的政治阶层变得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巩固，而曹氏宗亲和那些通过唯才是举做官的人，势力逐渐受到排挤和压制，变得越来越羸弱。

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掌权时期，他们的得力干将邓艾、钟会等人，皆是在“九品中正制”的实施下，由司马家族培养的门生选拔出来做官并担任要职的，而他们又大量地培植部曲，邓艾养部曲门客以致“阻兵仗势足以建命”，所以整个司马家族到最后能够形成一个树大根深的隐秘集团，军政大权皆在掌控之中，还能有大量支持者，足以抵御个别背叛的政治风险，而曹氏宗亲等势力逐渐衰弱。

三、司马家族能人辈出长期压制逐渐庸弱的曹氏子孙

正是由于其出身阶层背景的不同，司马家族都是饱读经书，大多拥有治世之才，司马懿、司马孚、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这些司马家族子弟，身居要职，还兢兢业业，善待部下，体恤百姓，在政治上很少犯错误而引火烧身，为政也好，征战也罢，都能游刃有余，克敌制胜。

但司马家族子孙又不是迂腐不化的书呆子，他们在利益受到威胁时，又能够将阴险毒辣表现于无形。司马懿“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所以在曹操听说他有狼顾相，要测验他时，他懂得低调做人，为政加倍废寝忘食，以取得曹操心安；在曹爽弄权之后，他又敢于急流勇退，通过装病来伪装自己，以求自保并密谋诛杀曹爽。而在高平陵之变后，也没有表现出儒生常有的妇人之仁，而是趁机赶尽杀绝、连根拔起，不留后患，可见其本性之残忍，手段之毒辣。

司马懿死后，司马师领大将军、录尚书事，南征东吴，西伐巴蜀，在自身本就有谋略的基础上，还善于听取部下的意见，所以总能克敌制胜，先后平定了毋丘俭、诸葛诞的叛乱，而且兵不血刃收拾了准备反叛的邓艾和钟会，在新城大败诸葛恪二十万大军，重创东吴，还一举灭了蜀汉，这些军事上的胜利，使得司马家族所掌握的军权不断巩固和壮大，更使得其威信和民心支持得到极大的增强。

反观曹氏子孙，由于其非儒家的寒族背景，鲜有能克己复礼之徒。曹叡虽好学多识，有志有能，却不能严格克制自己的私欲，在有一点功绩，尚未完成统一大业时，就大兴土木劳民伤财，耽于酒色损精劳身，以致英年早逝，百姓疲敝。曹爽是曹氏政权后期掌握重权的曹氏子弟，却不能励精图治，稍微掌权就得意忘形，依附和培植的李胜、何宴、丁谧等党羽，又多是急于富贵、趋炎附势的奇葩，在重大事件面前犹豫不决，如同草包，白瞎了权柄，以致身死族灭，党羽被清缴。曹髦虽能察觉“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不甘坐等被废黜的耻辱，但在谋划斩杀司马昭时，却是勇猛有余，智谋不足，还说“正使死保惧，况不必死邪”这种话，把如此重大之事当做听天由命的游戏，仓促行事，如何能不被弑杀呢？至此以后，曹氏子孙便一蹶不振，君无明君，臣无贤臣，再无能人掌握重权，力挽政权被司马家族篡夺的狂澜，进而一步步走向身死国灭的深渊。

结语

司马家族能够成功篡夺曹氏政权，客观上，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士族门阀出身，以及“九品中正制”的实施，主观上，是司马家族众多子弟的克己复礼与殚精竭虑，曹氏子弟的才德薄寡与逐渐羸弱。试想，如果曹叡也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或者曹爽可以努力精进、爱臣恤民，又或者曹髦沉稳果敢、谋定后动，都有可能压制甚至诛灭司马家族，只可惜，其非儒家的寒族背景，注定了他们难以严格要求自己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和笃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