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国贼”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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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一个政治人物，能在近四十年的政治漩涡中始终屹立不倒，着实不易，李鸿章却在内忧外患的近代做到了。作为政坛“常青树”，李鸿章以“做人更做事”的风格著称于世。

在近代中国，李鸿章领导洋务运动、发展近代中国军工业、镇压太平天国、签订多个屈辱的条约，然后世对李鸿章的评价却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

毁之者往往总是把李鸿章和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些屈辱事件联系在一起，云：“其因循守旧，苟且偷安，不思进取，丧权辱国”。如《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等条约，这些事由他直接负责，不可避免地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成为“投降派”和“卖国贼”的典型代表。

然而，誉之者认为：李鸿章是近代中国的一位“爱国者”，是“晚清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凝聚中心”。誉之为“尽心竭力为民担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那么，对李鸿章应有什么样的评价呢？我们肯定不能简单地用“好人”或“坏人”这些标签，而是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运用历史的眼光去评价他。

认识和评价李鸿章，首先要了解李鸿章所处的社会背景，还有他所做过的事情。人的存在和本质都是依赖于社会历史的，是由社会历史决定的。欲评骘李鸿章之人物，则于李鸿章所居之国，与其所生之时代，不可不熟察。

鸦片战争前，中国就“循着中国历代王朝的理轨道，经过康乾盛世进入危机四伏的衰世”。鸦片战争，列强用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逼中国实行所谓的“门户开放”，在这个中国前所未有的大进程中，社会上各个阶层提出了形形式式的救国救民的说法和方案，试图去寻找一条强国的理想道路。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地方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来强国。

在经历二次鸦片战争后和太平天国运动，中央和地方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由此而从清王朝统治集团中产生一个新兴的统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

洋务派接过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儒家思想旗帜，提出和标榜“自强”，力图让封建王朝苟延残踹。然而他们只是引进的西方的先进技术，只停留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对于政治不能也不敢问，无法触动封建社会体制的根本痼疾。

由于洋务派的领袖人物，在中央和地方都有一部份的权力，所以洋务派在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改革中成为主流。在洋务派中，中央的有奕訢、文祥集团；地方的有曾国藩、左宗棠两个湘系集团以及后起的张之洞。

李鸿章是这些集团中实力最强，兴办洋务成效最大的一个，可以说他是一个伴着洋务运动潮流而产生，对中国近代化事业影响最大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李鸿章做了一些什么事？从第二鸦片战争结束后，1862年，他当上江苏巡抚起，先后担任过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从1870年开始，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担任直总督兼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是清朝政府高层参与决策，执行决策的重要人物。

在军事上组建淮军，参与镇压太平军、捻军，解散戈登的常胜军。之后又创立北洋海军，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近代意义上的国防。在经济领域，李鸿章组办了江南制造总局、轮般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等一系列近代军工企业，为中国工业化打下基础，并且率先倡导在中国修铁路。

长期以来，李鸿章背负着血腥镇压农民起事侩子手的罪名。他购买和制造船炮的初衷究竟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事还是为了自强和抵御外辱，在今天已没有讨论的必要。历史仿佛是一把双刃剑，在农民和权贵身上各刺一个凹槽，清毒放淤，然后降温止痛，继续前进。

无论如何，李鸿章作为近代洋务派的领袖在开辟新风气，引进新技术方面功不可没。

李鸿章同当时的文人一样自小受科第“教义之浸淫”，虽然，他的思想也受西方近代化的影响，但他的思想仍残留着“天朝上国”的骄傲。他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于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因此梁启超豪不留情地评价李鸿章“固无学识之人”。

李鸿章眼中“天朝上国”的清王朝早已途穷末路了，因此就意味着他所倡导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伪现代化，没有实现的可能。洋务运动的失败也就理所当然了。

梁启超谓李鸿章“只懂洋务，不识国务”，可谓一语中的，这是他的个人悲剧，更是清王朝的悲剧。

甲午战败，国人纷纷怒骂李鸿章，但甲午之败真的只是李鸿章的罪过吗？难道其根源不正在于那个腐朽的清王朝吗？虽然国人怒骂李鸿章，但战败之后的合约仍需要这位“卖国贼”临危受命，何其讽刺！

李鸿章赴日前夕上折道：“我会审时度势，尽全力同日人争辩，商定一个最为可行的条约。所做一切，只要有利于国家，我甘心承受怨谤。”弱国无外交，岂一个审时度势就能扭转乾坤？

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评价李鸿章的远行：“炮口勒逼之下的委曲求和既是难事，又是污名。但面对日本狼子野心，却没有一个‘爱国人士’愿为天下作计，分担难事和污名。……李鸿章白发远行的伶仃身形确乎显出挺拔和刚毅。”

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对华战争，联军很快攻占天津，进入北京。慈禧带着光绪帝狩猎西安。79岁，垂暮之年的李鸿章再次临危受命，北上调停。经过九个月的艰苦谈判，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在清政府的授权下签订了《辛丑条约》。

签约之后的李鸿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李鸿章有救国强国之志，而且有学识和智慧，但为何他没有像德国宰相俾斯麦那样力挽狂澜呢？是自身的原因还是清政府的朽腐，恐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带着遗憾须臾气绝。纵观一生，他无法逃脱时代套在他身上的无形枷锁。晚清衰败的封建主义不能与新兴的资本主义对抗，而这结果注定由李鸿章或王鸿章来承担，了此悲剧一身。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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