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的思考——谈“见路不走”

从古至今，中国似乎就一直存在着一种看似对立又互补的两个思路：一者认为权威、“上”或者专家学者、“大人君子”仿佛无所不能，这点在统治权威较大时，更是如此，爱吐槽的荀子就忍不住讽刺道“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很多东西，统治者自己心里也是半信半疑的，不过是说出来壮胆罢了，哪里值得崇拜呢？一者则迷信所谓“肉食者鄙”、“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些本来就出于“上”的只言片语，于是觉得观点没有高下，只有对错，从而陷入了佛学所谓“所知障”，这点在讲求个性的今天，更容易成为某种“政治正确”，可今人虽知识、信息远胜古代，然而其破除迷茫、痛苦的智慧，却不见有多少进步，不亦悲乎？

破除迷信，提高认识，追求真理，与古代所谓“求道”，是同义的。周易谓“君子以致命遂志”（困卦象辞），在古君子眼里，为了寻找、贯彻真理，即使牺牲性命，也自当在所不惜；在现代人眼中，为了一些教条牺牲，似乎实在是太愚蠢了。实际上，这两者是共通的，都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真理，值得人一生追求，而人应该怎么样认识、追求这个伟大的理念呢？不回答这两个问题，一切相关的讨论都是空洞虚无的，因而即使是古代称得上“君子”的，也实在是少之又少，大多数人，哪怕饱读诗书，面对需要为平常满口的“节义”牺牲时，临了还是一句“水太凉”。

道可道，非常道——求知之难

认识真理，实际上是人类开始实践与思考以来，一个长期而没有人敢说解决了的问题。今人往往从读书、学习中首先获得古人的“二手知识”，而在古人没有这样的知识书籍可以获取、学习时，就只能从个人的实践和经验中去总结，其中做的好一些的，一般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故而先秦、或是古希腊、罗马时期（或稍微洋气一点，所谓“轴心时代”），虽然理论的新意多，不落窠臼（也没有什么成见让他们去“落”），然而理论往往流于粗疏，时过境迁，很多教条的可泛用性很差，被后世学者往往总结为“仅仅适用于那个时代”（虽然那些学者往往自己也很粗心、武断，往往把可以继承和限于时代的东西搞混）。

既然古人总结的对真理的理解，或者说是他们希望传承的“道”，其表述形式只能是这样的书籍、文字，而他们的经历、经验，无论怎样，无法细致的保存，而人是无法真正理解自己没有经验的事情的。所以很多思想家也捕捉到了这一点，比如老子在《道德经》开篇即告诫道“道可道，非常道”（真理如果表述成某一种规律、教条，那么就绝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了）。维特根斯坦在其名著《逻辑哲学论》的尾声中也示意道“任何了解我的人终究要认识到我的命题是无意义的。这些例题只是他用来攀登的阶梯，当他超越了这些阶梯之后，他必须抛弃这个梯子。他必须超越这些命题，然后才正确地看这个世界。”

老子的话更含蓄，维特根斯坦就更明晰一点：虽然《逻辑哲学论》以其艰深的推理，暗示出了很多思想（如果不克服书中的问题，则不能真的算读懂），即使这样，距离逼近那个真正的“本质”、真理，也只能称之为登上了一个更高阶段的“梯子”，将之视为真理，也实在过于傲慢。这样的名著，尚且如此，其他很多书籍，作者的能力、思想，本就有限，能这样条理地看透自己的不足、乃至是语言本身的不足的（表意模糊，不足以传达深刻的经验与经历），本就少之又少，一般的肤浅的书籍、文章，执笔者的能力往往就非常有限，加之文字的模糊，距离真理，那就更加遥遥无期了。

所以，古往今来，思考通透又有所成就的大佬，大多都归向了一个共通的方法：实践。用王阳明的话说，这叫“知行合一”，他曾进一步阐释道“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人不能脑子中空空荡荡、没有目标，一味地胡乱做事，这样形成不了一个积累，因为心里没有一个想验证的理念，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想取得的真理；但是也不能光空想，无论学习多少经验知识，都不过是过去的“成功人士”的总结（当然，有一些人偏爱“失败人士”的书籍，此处不详论了），这些人获取经验时，也不过是在实践中假设、试错、验证、总结归纳出来的。因此，时间、空间、一些外在的没有被总结进去的因素（气候、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等等）甚至运气，都难免已经包含进去了，时过境迁，很多内容变化很大，如果还是刻舟求剑、或是生搬硬套，自然没什么好结果。

其实这种有趣的例子，古代就时有发生，例如南朝梁司空王琳，反对陈的开国皇帝陈霸先，两军对峙于芜湖。王军不利，就想用火攻以少破多，不料风向是反的，反而纵火焚烧了自家的船舰，被对面打的大败，一战被对方基本讨平。原本王琳“抄袭”这种“成功案例”，仅仅考虑理论、双方兵力对比等等条件，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如果火攻成功，应可造成不错的战果，唯一漏算的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是学兵法、用兵法，却考虑不到关键点，说到底还是欠了多年作战的经验思考，所以犯了这样的低级错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那么，怎么样才能稍微接近一点真理，不被各种各样的“假理”、“伪学”所迷呢？这就涉及到一个有一些难懂的概念，即所谓“见路不走”，或者简单一点说，“实事求是”。

见路不走，破除虚相——求索之路

上文也已提到，一切书本知识，都只能提供真理在具体时间、空间、条件下的一种表象和侧面，连保证在某一特殊条件下是否一定会发生、正确，往往也很难确保（这一点上，数学这样的学问，在条件确定时，还是很让人安心的，想追求真理者，略懂一些高等的数学，不无裨益）。

为了追求真理，首先自然是要有一颗想追求真理的心，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追求，在前文《谈“以无间入有隙”的心法》已作阐述，此处不再赘述。如果确定了，一定想坚持这样的追求，那么就不得不面临一个怎么做的问题。一般而言，盲目摸索的成本太大，聪明人通常会选择参考、学习别的成功人士的经验，就像荀子所谓“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学习毕竟是一件让思维专注、聚焦于想追求的目标、想解决的问题的很有用的事情。

可是，成功者的经验很多，时过境迁，又几乎不可能保证情况、条件一模一样，即使基本一样，一样的情况做一样的事情，甚至运气本身都能让你不再成功。这就是死读书、死搬教条必然失败的原因：他们违反了因果，也可称为所谓客观规律——有因必有果，虽然因果之间的关系，复杂、精微、扑朔迷离，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死搬教条的人，因为其缺乏经验，往往很难真正抓住这些因果的“主要矛盾”，在大量的“次要矛盾”上空费心力，最后往往因为关键点的无法达成，导致因果完全被逆转到了反面。

所以，要想真正追求真理，就不得不“实事求是”，这个词，如果理解到位，原本足以解释这个问题，可这些年来，这个词已经变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沦为了为一切既成现实开脱的话术。于是有人提出了一个有些故弄玄虚的概念，即所谓“见路不走”：什么叫见路不走呢？见路，就是说，要从过去的经验和个人的基本经验中，归纳、抽象出一些“成功之路”的教条来，可如果仅仅满足于这些教条，那就不叫“不走”了，就只能叫“事于道”，又强行走了一条本应该“见路不走”的路。而真正的走法，应该不拘经验教条，尊重其指导作用，但是更需时时刻刻关注现实、关注客观规律或是因果的指引，关注事情作用的“底层”究竟是什么机理、究竟发生了什么，在某些条件改变时，是否会出现一些不一样的情况，某些在过去的经验中是“次要矛盾”的内容，有没有可能成为“主要矛盾”，等等，都需要通过、也只能通过亲身的实践和思考得到解决。

其实，毛泽东的名篇《论持久战》，就是这一理论的完美应用。在1938年，抗战刚刚爆发，中国军队几乎输掉了每一场重大战役和会战，很多人都对中国是否能抗敌成功出现了巨大的动摇：毕竟，即使是元朝灭宋、清朝灭明，也没有这么顺利过。即使不提那些一心想投敌的汉奸，哪怕是抗日名将张自忠，也只能感慨“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最终率部在枣宜会战中壮烈殉国；文人中有号称“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在1938年，也感慨在重庆非常苦闷，“处处弥漫着亡国的空气”，但他也没有办法，于是向在重庆的蒋介石请求北上延安，看看共产党方面的见解。

梁漱溟没想到的是，坐在延安的毛泽东却是老神在在的，向他坦然自信地分析了形势：其一，日军已经到了强弩之末，短期内已经即将达到进攻态势的尽头：日本虽然军队强、装备好，但是人口少、资源匮乏，因此其维持军队的最大数目只能是一百万，在控制中国的大量大城市后（毛划定的最后三个城市是：武汉、广州、兰州），会达到进攻的尽头，无力继续攻击，不得不进入拉锯战的形式。这一点，不存在必然性，如果日本能组织五百万甚至一千万的常备军，则中国必亡，没有挽回的办法了；其二，日本没有通盘的规划与战略，其发动九一八、卢沟桥事变，实际上都是因为国内经济危机、政治矛盾激化的产物（例如少壮派对统制派发动的军变），因此他们的目的就是不断地进行军事冒险，不断侥幸地在加大攻击，并没有安心经营占领地稳扎稳打的打算。这一点，也不是必然的，如果日本不实施残忍的三光政策，而是与民休息、施行“仁政”，那么，中国的败亡也是无法挽回的；其三，接上点，日本从甲午战争以来，其一直依赖扩张与对外战争解决国内问题，而多次冒险的结果都是胜利（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一战出兵攻取德国所有的中国山东殖民地），因此当在中国进展不顺，一定会继续进行战略冒险，而从地理上看，只能向北攻击苏联，或者向南跟英美争夺太平洋，当英美或者苏联介入，日本实际上无力招架。但是，同样的，这一点也不是必然的，如果日本在中国能掠夺到足够的资源，且军事上不断取得大胜，就能安定其国内矛盾，不至于激化到被迫去铤而走险。

因此毛提出了主要对策：一，保存实力，不在大城市与日军硬拼，这样会失去抗战的主要“本钱”（爱国抗日的武装），故而共产党武装在八年中很少进行较大建制的硬碰硬；二，坚持敌后抗战，决不允许日本“以战养战”阴谋的实现，可通过骚扰、破袭铁路、破坏生产、坚壁清野等方式实现，为此，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的战士们、抗日根据地的民众们付出了巨大代价（东北抗联两任军长杨靖宇、赵尚志、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均以身殉国，新四军军长项英也死于反动派的袭击，河北等地部分抗日根据地，有村落甚至出现了一半平民被日军残忍杀害的情况），最终破坏了日本的计划，导致其掠夺的资源完全不足以抵消战争消耗的资源，最终铤而走险，想前往南洋掠夺军事资源，挑起了“珍珠港事件”，招惹了不该招惹的对手，最终全国几乎被美国的轰炸机夷为平地。

根据上述的对策和分析，毛泽东自信地告诉梁漱溟：中国必胜，日本必败，虽然这个胜利不会是短期的，会是一个“持久战”，但是这个胜利不会是局部的，日本不会仅仅退回东北（即维持卢沟桥事变之前的现状），而是必将被中国逐回到鸭绿江以南，即收复全部的失地。请注意，这样的分析，公开发表于《论持久战》，而其发表时间，仅仅是1938年5月，距离抗战的胜利，还有七年。（更令人惊异的是，日本人也得到并翻译研究过此书，依旧无法阻止这个“阳谋”的实现）

上述每一步分析，都是很精微的，与古代的情况相似又不同，毛合理地分析并考虑到了每一步的“边际条件”和问题的反面，从而抓住了主要矛盾，提出了非常正确的对策，因势利导，最终将对手引入了死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取得了一场“看似不可能的胜利”。

稍微总结一下，我们可以进一步阐述“见路不走”：成功者的经验、方法可以叫“路”。路是有用的，需要被模仿、参照，但是不能确定其是否一定没有漏洞。一切的经验，其实都是有漏洞的，只有因果本身没有漏洞。但是，有了这样实事求是的思维，至少可以少犯一些错、少犯一些大错。剩下的，可能就是命运吧：除了不可抗拒的外力以外，有经验的人也好，没有经验的人也好，其实不过都是多犯错与少犯错的区别罢了。

这也是为什么现代人未必一定比古人厉害的原因：即使能获得古人的经验教训的知识总结，如果不能灵活变通、内化为自己的思考，实际上连古人可能已经达到的境界都达不到，还要归咎于是古人的东西“只能用于当时的条件”，不亦悲乎？如果连理解都没有理解，就不要妄加评价什么“局限性”，就像钱穆所谓，要对历史有起码的“温情与敬意”，现代人在思考能力，尤其是智慧上，并没有一定超过古人的地方。

所以，如果看到一个“经验”，能开始理解到背后的规律实质，从因果律思考其是否可能，什么条件产生什么结果，这就开始思考什么叫规律了。但是如果试图精确地描述一个规律，那就一定会犯错，说出来就错了，因为有来必有去，而因果律无所从来，也无所从去，所以人们就不得不使用所谓“如来”表述这样的性质，即所谓“见相非相，即见如来”（粗浅解释一下：看到事情的表象，能看到其漏洞、不足的可能性，这就有点逼近真理和客观规律了）

说到这里，如何去思考、修炼，也大概有了一个眉目，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要这样思考问题，这样思考问题能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和效果？

良知在我，复何言哉？——主体性的构建

现在都提倡要有“独立思考”能力，什么叫独立思考？有些人，拿着一些道听途说的知识，或者别人现成的见解，自己没有一个批判、思考，因而实际上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思考能力。何以见得？这些思考还不成熟的人，往往在一事上所持的理论属于一种立场，在另一事上，又感觉另一理论，似是而非，又欣欣然跟随；实际上两相比较，往往可以发现这样的理论是互相冲突的，根本就是自相矛盾。

打个比方，有名的观察者网，一面经常为国家主义张目，口口声声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另一方面，在吹捧一些并不很受“中国人民”真心崇拜的人时，却又不遗余力，比如说前一阵子就将马云吹捧为所谓“人民资本家”（个人对马云没有恶意，只是觉得这个名称并不适合他）。有独立见解的人，尚且能付之一笑，很多思想还不成熟、甚至还很混乱的人，被这样一说，就愈发混乱了。

古往今来，说有才气之人，都是一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态度，他们何以能做到？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下愚”大多说的是那些一根筋的“暴虎冯河”之辈，往往要么一事无成，要么被社会磨平了棱角，不足道也。而所谓“上智”，至少有具有自己的独立思想、独立思考能力，或者抽象一些，就是所谓的自己的“主体性”，有了这样的“主体性”，才能感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才能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这种气魄。

上文我们也说过，纵使是真正的成功者，他们的经验理论，也不过是结合实际的一种归纳总结，只能说相对来说，更容易接近实质，漏洞较少一些。但是，道理只与因果、与实践经验与思考有关，它无关于地位、名望、权力、金钱，乃至于无关于人多人少、社会舆论，道理的正确与否，不会因为声音大、支持的人多就有什么改变。因为，因果就是因果，冷酷无情，运行不悖，“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个人对于真理的体认与坚持，就是所谓的主体性了。

如果真的有正确的思考与深入的认识，同时有坚持真理的信心与决心，主体性就可以被初步构建起来了。建构主体性，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它意味着不再盲信任何一种教条，而是将一些的经验付诸实践与批判中，与各种各样的意见进行交换、对比、反复，从而获得更深层的结论。当抽象、对比的次数多了，观点的深度、观点覆盖适用的范围，也便越来越大，从而就会产生一种有底气的自信：良知真理在我，即使举世责我，也敢从容回答：若无真理，虽千万人“匹夫不可夺志也”；若真理所在，即使一人一言，也当心悦诚服。主体性在于真理，主体性在于光明，我心光明，夫复何言？

其实，除了上文的《论持久战》，这样“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气度，也能出自很多地方：中国坚持了三十年的“韬光养晦”的阳谋，时至今日，经济水平，尤其是工业水平，已达到世界第一，虽一时受压制，然终不可复制，假以时日，自当翩然翱翔，复立于世界东方。正如《道德经》所谓“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高士心中有主体性、更接近真理的流向，因而能洞察问题于萌发之时，而“下士”往往只能“不到黄河心不死”，没有非常显著的结果，就发现不了真正的趋势，说到底，还是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主体性，人云亦云罢了。

哪怕不谈这些太过高深的范畴，只讲一些个人可以做到的东西：康托尔创立了集合论，根据此可以推理得这样一个反常识的结论：在(0,1)区间上的实数的“长度”远远长于0到正无穷区间上的全部有理数（相关证明可参考实变函数）。在康托尔活着时，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他是疯子，他的想法是伪科学，但是事实证明，这样深刻扎实的思考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所以康托尔终其一生也没有放弃过对这一真理的信仰：想获得哪怕稍微多一点点真理，都需要获得坚持真理的勇气，这种勇气和体悟，就是主体性！

当然，获得主体性不是一味地自以为是就行，还是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接受新的信息、比较不同的声音和道理，最终抓住主要矛盾、形成自己的独立思想。如此，思考才有根有底，做出各种各样的决策，才有真正的底气，敢做常人之不敢做，敢想常人之不敢想：常人昏昏，自心昭昭，有何可惧！

王阳明龙场悟道，不禁感叹：此心光明，夫复何言！或许，主体性对追求者最大的报偿，就是这种超越了俗世和寻常规则的，真正的精神的自由与愉悦吧。王侯将相、千金之财，于我何加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