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互联网、报刊杂志能提供的信息实在太多,打开手机,浏览器、头条之类的新闻app也在全天候地推送各种各样的新闻。都说“兼听则明”,按理说更多的信息应该让人更加明白事实才是,然而从结果来看,面对更多的信息,人们反而更加失去了耐性,陷入了一些谣传与偏见的闭环之中。

 

有想法的年轻人爱标榜自己有“批判性思维”,但是这些年来,由于传播速度的提高、传播质量的下降,新闻往往多次发生“反转”,就以前些天的英国发生的39名偷渡客事件来看,原本新闻谣传说中国人,结果不少自媒体就开始带节奏,开始讲什么“发展太快了,等一等国民,等一等灵魂”之类的陈词滥调,最后确证了其实都是越南人时,不知他们的脸疼不疼呢?

 

不过,新闻报本不应该如此,标榜真实的西方媒体尤其如此,几十年前的新闻,还是更加追求准确性的,现在则往往短平快,不加考证就敢发布,这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新闻与新闻之间是否有什么区别?

 

比尔科瓦奇(Bill Kovach)与汤姆罗森斯蒂尔(Tom Rosenstei)在《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一书中详细阐述了相关的历史,并提供了一些很有效的应对方法。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英文原名并不是“真相”,而是“blur”,直译是“模糊”,详细的英文释义是“a thing that cannot be seen or heardclearly”(不能被清晰观察的东西),翻译作事实真相,倒也的确有一种相反相成的文字趣味。


新闻的四种分类——真实性与利益

在新闻还充满了理想的时候,很多理想主义的信条奠定了第一种、也是相当理想的新闻的基础,被称作“确证性新闻”:如报道过越南战争的著名记者霍默比加特(Homer Bigart)所言:“记者不只是个速记员,记者有责任查明事实和找到实际证据,而不是接受他人的二手信息”,芝加哥新闻局的信条则更加夸张地表达了这一点:“孩子,即使你母亲说她爱你,你也要去核实一下”。

 

这种新闻的特征在于,它不仅会报道“事实是什么”,甚至还会告诉你,“事实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the fact)是什么”,也就是说,这条信息是如何被记者确认并获得的,他们不只是告诉人们“何事发生了”,更力图揭示“这件事为什么发生了,我们是如何确定这件事的”。

 

上文提到的比尔科瓦奇,刚刚到越南时,他绝不轻信任何军官的话,颇像孔子,“子入太庙,每事问”,或者说像古希腊苏格拉底一样,总是先假定自己一无所知,绝不先入为主得出任何结论,都是一点一点去求证观点。

 

当时,美军刚刚在越南引入直升机联合作战,越共的部队招架不住,往往只能撤退;但是,越共实际上合理地保存了实力,打不过就跑,这才是游击战。美军军官往往错误估计了越共的行动力,同时他们也没有正确地捕捉越共的主力的动向,因此往往得出类似于:“今日行动顺利,击毙越共xx人,抓获xx人”这样似乎形势一片大好的新闻,如果只有这样的信息,人们自然而然会得出:“美军的直升机战术大获成功,歼灭越共指日可待”的结论。

 

但是比尔则不然,他不怕尴尬,会仔细地向一线军官军士询问诸如“你们发现了什么?感到惊讶吗?你们曾说多少部队会在这里,实际上是这样吗?消灭了多少人?发现了多少尸体?”于是比尔作了这样的报道:“然而,与往常一样,敌人的主力逃跑了……南越政府部队不能利用越共的休克状态,在美方顾问怒气冲冲大喊“让我们前进”之前,他们一直躲在椰子树下的排水沟里畏葸不前……据估计,村中有200名越共分子,大部分都逃走了。”如果阅读这样的报告,事实(直升机战术未能歼灭越共主力)、原因(与南越军配合不力)都能得到相当好的揭示,这才是一条理想的、有真正信息价值的新闻。

 

其实不光新闻如此,中国历史书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碰巧的是,这个例子依旧是越南,元朝曾征发三十万部队进讨越南,每次都是历经一个多月,在开始时,动不动就是“大胜”“斩获无算”之类,可每次都是因兵粮不足、中了越南军的埋伏,大败而归。

 

如果我们还是用比尔的方法来判断,就能看出一些端倪:你说“斩获无算”,那这个无算究竟是多少呢?是几百还是几千,还是干脆是几万(大约是越南军全军兵力了)?如果每次都只有几百人的小规模的接触,实际上其主力依旧隐匿在山区里,等到元军人困马乏,以逸待劳一举击破,也就很自然了。几百年后,毛泽东二十四史至此时,发现了这个规律,于是有了后来红军反围剿的所谓“存人失地,人地皆有;存地失人,人地皆无”的策略方针,也因此屡战屡胜。

 

当然,后来解放军也合理逆向使用过这样的好习惯,在孟良崮战役时,张灵甫主力被包围在孟良崮上,各部队上报战果时,精确到了个位数,指挥部一合计:不对啊,还有至少八九千人没有被歼灭,于是下令索敌,果然在一处隐蔽的山头发现了准备伺机突围的张师的一个旅,予以彻底歼灭,获得了战役的全胜。

 

一言以蔽之,这样的新闻,就是来自不断地怀疑与确证,费时费力,但是才能真正逼近事实,得到有意义的信息。

 

第二种新闻就是所谓“断言式新闻”,记者不再负担确证真相的工作,唯一的好处就是“快”,一些“直播”式新闻,就是这种思路的产物。

 

如何区别和第一种的区别呢?很简单,《真相》的作者解释道:这类新闻基本上只采取速记的手段,记者的功能不过是传播信息的渠道,只是信息源和新闻制造者的助手,他们本身不发挥主要作用。

 

以我们能看到的新闻为例,诸如新浪之类的门户网站具有相当明显的断言式新闻的特征:往往就是“网传……”、“xxx或调任……”、“年内xx法律或改革”,实际上,人们更关心的是:“你怎么知道?/谁告诉你的?”“这是真的假的?如果不确定,它的概率大概有多大?”“假如真的如此,会怎么样?”。这样的新闻往往很难提供前两个问题的回答。所以往往不禁让人想送他一个表情包:



当然,这种新闻也不能说完全没用,其对于真实性的追求主要来自这样的预设:随着消息来源的增加,真相最终将被筛选出来——有可能比传统的确证式新闻更加准确。但是,这种假设实际上建立在有人会对这样的新闻话题进行持之以恒的调查的基础上,而在到处只有断言、没有考证和核实的时代,媒体与公众对新闻的注意力很短,往往不足以达成上面的要求。

 

所以,这也回答了文章开头的问题,为什么“兼听则明”的效果没有被达到,因为肤浅的结论即使有一打,也实在抵不上一两个深入而全面的调查,肤浅的结论所提供的事实太少,只是为人们吵架提供了一个话题罢了,根本没有揭示事实的真相。

 

像这样短平快的、非黑即白的方式,如果应用于政治上也是很危险的。王夫之在《宋论》中批评南宋的主战与主和派:他们根本没有一个深入研究、谋划的习惯,主战一得势,就马上去打仗,不考虑有没有可以打的条件;主和一得势,就马上称臣纳贡,不考虑是不是实力很强或是对方根本暂时无力南侵,根本不需要通过纳贡来获得和平。结果,一战,就有隆兴的张浚符离大败,以及后来韩侂胄的开禧北伐,都是准备不足,几十万人的部队都大败而归,于是上下破胆投降;一和,那就有在岳飞大好形势下放弃河北,甚至答应所谓“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举动。

 

几百年后王夫之回看这段历史,下了一个断语,南宋君臣根本就是在“聚讼”,就没有一个人好好根据形势该战则战、该和就和,再加之国力衰疲,竟然就落得个州陆沉的下场。

 

言归正传,讲第三种新闻,肯定式新闻。如果说断言式新闻只是为了满足资本的利益而加快了传播速度,肯定式新闻往往就带有一些诱导性质了,往往被用于满足政党的利益。由于断言式新闻光给出一些表面化的新闻,人们需要一些“答案”来下结论,那么肯定性新闻则填上了这个空子:你要答案,我们就制造一个答案给你吧。

 

如何判别肯定式新闻呢?作者回答说:我们要注意观察,传播者有没有故意肯定某一方的观点?比如说“xxxx形势一片大好”。如果是在美国,往往就是表现为一些访谈类节目,实际上大多数时间都是主播在发表观点,嘉宾不过是个陪衬,有时为了攻击另一方面的观点,被邀请去的对立面的嘉宾往往还会被利用“你现在还打你的妻子吗”之类的话术进行诱导询问。

 

与这种新闻相似的,作者还专门区分了第四种新闻。所谓“利益集团式新闻”,这些新闻就具有相当的偏向性,他们会故作冷淡地描写一些经过筛选的所谓事实:“红十字会今年使用善款比例仅占其收到捐款的百分之xx”。

 

然而,作为它的对立面,壹基金等私人的公益基金,使用善款的比例实际上更低,但是这些信息就被过滤了。他们巧妙地利用了“常识”与“常不识”,人们并不明白这个行业的平均水平,因而只需要在用词上巧妙地将人诱导以为标准应该很高,就足以煽动人们的愤怒了。

 

所以,注意观察信息源实在是很重要的,我们很难相信一个媒体会攻击其背后的金主,也很难相信一个未经严密核实就转载的信息是否也是某一方面别有用心的产物。

 

(未完待续,下一节分析一些阅读新闻可以考虑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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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闲书随感(1)—识别信息与阅读新闻(上)发布于2021-12-24 07:5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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