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旧文一篇偶感

近来状态整体不错，除了事情有点多，一切也还挺顺利，渐渐走上了正轨。但是状态这东西吧，总是会变的，尤其是一到了夜半，各种忧虑还是会重新浮上心头，虽然孔子说”君子不忧不惧”，看来是我还配不上这么高的标准吧。

之前看FB一个浙大本科的中国大佬跳楼自杀了，也不想多评论什么：大致看他履历，本科学自动化出身，32岁（请原谅我的臆测）可能因为在国内郁郁不得志，来美国南加州大学读了EE的硕士，然后找了软件的工作，辗转两家去了Facebook这个业界标杆，做了一年多，却被老板变相劝退了，骂道“这不公平”，愤愤自尽了。

我无意评论他的对错，斯人已矣，也别说那么多了，我只是觉得兔死狐悲：上天待人何薄，让人努力半生，无数光环加之，却连起码的自由都得不到，我没有那样的勇气放弃周围的亲人朋友，但是还是不免觉得非常悲伤：为什么这世间运气不好的话，会反复地嘲笑一个人的努力呢？

其实这样的“真实”，在过去的文章中，也不断地出现过，譬如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写道：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就是鲁迅，在他的《呐喊》的前言中，也不免感叹那时的世事不可为：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在这往往很荒谬的世事之前，人的力量有时候太渺小了。人生有时正如塔勒布在《随机漫步的傻瓜》中所说一样：有时就是一场“随机游走”，罢了。就像一个经典故事：三个人坐电梯上楼，一个人站着，一个人坐着，一个人做俯卧撑；于是他们都到了楼上，站着的说，上楼要沉得住气；坐着的说，上楼要节省力量做大事；做俯卧撑的说，上楼要多做俯卧撑锻炼自己的心志，其实......

虽然如此，人的心志的成长、品性的磨练等等内在的自我条件，还是可以被自己控制的，而外在的一切，都不得不看“历史的行程”，大话是不可能改变这些的，在古籍中，就是所谓“修身以俟，夭寿不二”。

前些天重新读了自己过去一篇文章，却觉得意思还是很不错，姑且列在这里，再加上帕斯卡尔那句：“我要同等地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赞美人类的人，也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谴责人类的人 还要谴责那些下定决心自寻其乐的人，我只能赞许那些一面哭泣一面追求着的人。”大抵就是对上面那个人生悲观本质问题的回答了吧：人生与世界就是这样，“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而人本多情，以一心唤世界之美与善。

附，旧文一篇：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可践行的人生哲学

关于人生哲学，多年来也经常思考，从书本上也常常作一些探求，不过我这人有一点不同的：我经常喜欢把抽象的哲理说简单点，然后就拿到实际中来检验检验，然后往往发现大量的理论其实只是空谈，华而不实，研究下去徒浪费时间，而人生有限，容不得那样浪费。

在长期的研究中，我觉得有两种人生观是最坏的，可以说是当代有志青年常见的两个大坑了，进了这两个坑的人，就能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思想的痛苦”，但是往往长期而不得出，有时也便被此蒙蔽多年，最后一气之下干脆选择了放弃，走向庸俗的“幸福”生活。

两种分别是：自命科学的“谋定而后动”的空想完美主义，以及自命清高的“唯心主义”（清谈）的空想理想主义。

先说这种新病吧，所谓新病，表现其实是一种很“现代”的病了，古人对世界的预测能力有限，除了少数神神道道相信算命先生的卜卦的，大多数还是觉得人的命运实在是不可预料，只能求个上进、多修福缘便是了，不敢大谈所谓的“预测”。但是随着近现代科学的发展，人类可以精确建模、预测的东西越来越多，显著地反映在物理学、工程学上。基本上，让一个物体在相当可以接受的精度内运动，在工程上已经是一个被很大程度解决的问题了，在物理上就更不是一个大问题了。

受此影响，滥用数学、科学的心理学、经济学也兴起，以至于泛滥到社会学、政治学了，最终也影响到了人生哲学，让人产生了：一切都可以是自由意志的产物，美德就是知识，因此一切失败、不道德、不确定性，都来自想的不够多、知识不够多。

那么问题就来了，这种理想主义滥觞于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但是他最大的失败就是，他连自己的死亡都预测不到，只能选择以死来证明自己的理念。之所以说这只是理念，就在于它不可证明也很难证伪，但是，人的认知、信息、寿命都是有限的，想在有限的寿命中认识无穷的知识，实在是太狂妄了。用迷信一点的话说，简直是想僭越为上帝（此处说的是“全知”）的行为。

而社会上也过度包装了一些神话，就好像各种各样“成功者”的成功，都是那样的算无遗策，可要是这样，这世上不可控的因素还是那么多，怎么可能呢？这点上，我更倾向于《未来简史》作者的观点：即使是世界上最有钱的那些资本家，他们也只知道自己知道的东西，比如说怎么从金融体系中赚钱，对于他们，这只是固定的几个机制，并不复杂；至于影响整个社会体系，比如说结束战争、不稳定、贫富差距，这种系统就太复杂了，即使是他们，也不可能能做到有效控制。

所以，在预测自己的人生时，基本上不要指望能把自己的各种道路规划在很早的阶段就指望理得非常清楚，大概有个方向，保持有路可走，其实也便足够了。最忌讳的就是：以所谓的“迷茫”（就是不够全知的这种状态）为理由，于是就停下什么事情都不做，安然享受颓废的生活，或只是痛苦，折磨自己，悔恨自己为什么没有何等的智慧与地位。其实，把人的身份地位智力剥离开，都不过是在追求让自己心理安定幸福罢了，在更大的意义上讲，谁也并不比谁高尚多少，因而也不会在一开始就明白多少。但是，有的人并不着急，只是泰然处之，在人生的风暴中乘风破浪，有些人则不然，早早蜷缩在自己的舒适区里眺望大海，感叹其不可预测。

上一种病其实还好，因为人生毕竟是进步的，痛苦的久了，总会得而解脱，找到自己该做的事情继续前进。后一种病则在思想上更为“现代”，就是思考所谓的无穷的“永恒价值”的问题。

韩愈曾经写过一篇《原道》，开篇先写他心中正确的人生哲学：“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博爱叫做“仁”，恰当地去实现“仁”就是“义”，沿着“仁义”之路前进便为“道”，使自己具备完美的修养，而不去依靠外界的力量就是“德”。仁和义是意义确定的名词，道和德是意义不确定的名词）

韩愈的人生哲学其实就比较简单粗暴：先承认一些必要的道德规范，然后“行而宜之”，边做边改，边做边思考，边做边有所提高。但是他的这些观点，在北宋时就多被嘲讽，比如说程颐说前两句还不错，“道与德为虚位”就是“乱讲”，苏辙干脆直接嘲笑韩愈是只懂俗务，“自形而上者，（韩）愈所不知也”。程颐等北宋道学家，也就是所谓的“客观唯心主义者”，希望论证所谓“道”就是客观存在的，就好比中世纪神学家费劲心思证明上帝是存在的一样劳而无功。信仰岂是能严格证明的？

这样的故事其实并不鲜见，在东晋就是所谓的“清谈”、“玄学”；北宋就是这些理学家；明朝也有那些“心学末流”之类的什么“家”——结果倒是殊途同归：晋朝一直龟缩南方，具有正统的名义与科技，却屡次北伐不得，直到被隋朝统一；北宋，苏辙死后十五年，金兵攻破开封，是所谓“靖康之耻”；明朝更是有顾炎武所谓“亡天下”（即民族国家的灭亡）的悲剧。

我不敢否认最终随着人类认识的进步，出现一种真实可信可论证的信仰的出现。但是就目前而言，几千年来，人类并没有获得严谨论证信仰存在的能力。中国自然是自古就不很信，“君子以为文，而小人以为神”，“君子”们从来是不信的；西方好一些，一直有一个“上帝”可以信，直到近代的虚无主义者们，大声疾呼“上帝死了”，万事万物明明可以用物理解决，祷告救不了人类，上帝这样的信仰不能严谨地用逻辑论证！

其实，这些“永恒”的信仰，我以为也是代表了一种狂妄，尤其是来自那些吃饱了撑着的上层阶级（清谈的“名士”大多数都是统治阶级），非要从“精神”上论证自己的优越，就走进了一个死胡同：信仰实在是不能证明的，想的越多只能越痛苦。所以，看越多的哲学书，只能越怀疑，因为的确不存在一种能用单纯的推理就能论证的信仰。

但是，难道我们就不能有一种信仰了吗？我觉得韩愈的话并不错：世上有那么多在受苦受难的人，人自然而然会有恻隐之心，把这些正确的感情发挥出来，并克制自己不良的感情，成就一番事业，不就是所谓“仁义”吗？除此以外，又何苦去追求人类不配的那种“永恒”呢？

北宋哲学家张载自命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性”，可他没想到的是：假如你这个人生哲学可以普世，就应该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可以践行，而不是只有那些接受了你教育、理念的人才能享受，这样的格局就小了。

纵观古今中外，有所成就的有想法的人，还真的有几个理念是共通的：“知行合一”、“言行一致”。

塔勒布在他的《反脆弱》中，讽刺了一种“脆弱推手”：就是毁灭别人可选择性的人。比如说忽悠别人买股票自己却只是评论的人。或者我们举例具体一点：比如说我初中时，为了一千块钱介绍费就把成绩不好的学生劝去职校的老师。人与其他动物不同的就在于人本身具有的巨大的可能性，放到合适的位置，人都能有很大的、难以想象的进步，在这种可能性面前，一切的预测实在是黯淡无光的（或者你可以为了绝对正确而预测一个0到正无穷，但是这样的预测毫无实用价值）。

所以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伦理标准：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做到自己鼓吹的这个理念，否则无论他的理论多么合理、精巧，都是无耻的骗子，是“脆弱推手”，知道这些真相而不说的，也不过是“脆弱推手”的同谋罢了。

所以，有道德的标准比较简单了，为自己的言行负责，担负相应的风险。如果你说一只股票非常有前途，那你就应该自己去试试，否则你就不该说的那么煞有其事。

其实，这样的理念，王阳明在他的《传习录》中也如是说：“知而不为，是为不知”。对于那些“我懂的道理很多，但是没有用”的人，他说“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只有在一件一件事情上，都让自己言行一致，用自己的经验一步步验证、深化自己的理念。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要胡说，能坚持的信念，就多逼一逼自己去做，渐渐的，很多东西就能真正内化为可实践的理性，这才是真正的信仰所在。

所以能给出的建议也就很明了了：对于第一种人，先努力提高自己，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脑子里的规划可以想，但是多学习、多各方面提高自己，很多事情，时间不到，看不出信息，不如提高自己的实践与认知能力，在时机成熟时，不至于不能去做；对于第二种人，早些接受人类理性的不足，把这些道德从抽象的概念变成可以通过实践与经验检验的内容，不要想太多无谓的“永恒价值”，行而宜之，让自己的正确的理念从正确的行为中流传下去，不比那些只会空谈误国的骗子们好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