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优秀毕业生的自白——其实我的青春并不想迷茫

文 | 李晟华

编辑 | 嘻歪歪  

  图源 | Unsplash

本人是南京理工大学刚刚毕业的本科生李晟华，专业是电子信息，经过几年的思考与努力，目前收到了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南加州大学等多所名校的硕士offer。

在刚刚获得几个很好的录取结果时，我短暂地兴奋了一下，但是回想几年的生活，对比起高中尤其是高三时的坚定的信念，我却并不觉得有什么得意忘形的喜悦，反而有一种百感交集的感觉：

因为自己的迷茫与意志不坚的悔恨、因为自己没有达到“我本可以”的目标的懊恼、因为自己在患得患失中浪费时间的惋惜......

种种这样的回忆涌上心头，让我实在是无颜把自己吹捧成所谓的“优秀学生”，不过倒也很巧的是，最后我也的确没有获得学校的优秀毕业生的荣誉。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自己还是幸运的，无论过程多么不让人满意，结果还是不错的，然而重新审视我的大学生活，想想一起生活共事过的同学朋友们，却觉得这种普遍的迷茫，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前些天，中国青年报做了关于大学生抑郁倾向的调查，60.8%的人承认自己有过低沉的倾向，27.3%的人认为自己抑郁倾向比较严重，而面对巨大的心理压力，50.4%都选择了“硬撑着，正常生活”，又各有20%左右的人会跟亲友倾诉或者甚至暴饮暴食。

这也与我一直在思考的现代大学生究竟应该如何寻找自己的人生价值的结果非常一致：大多数人因为没有良好的引导，实际上没什么真正很坚定的信念，所以饱受迷茫之苦。

在我在大学期间认识的大约几百人里，真正能有坚定的三观信仰，又努力去做的（即所谓“知行合一”的），实在是凤毛麟角，而且这往往出自个人不断地痛苦的深夜的思考。

而在大学期间因迷茫和各种诱惑堕落的大多数人，其心志能力，往往连高中时代都不如。

这种普遍的迷茫，不只是存在于那些“混吃等死”的人中，我认识的无数的名列前茅、积极进取的同学，也还是深受其苦。

我自己也直到去年，才渐渐开始想明白。像这样大范围的精神空虚与迷茫，不得不说是教育、培养工作的一大失败。

毕业晚会时，有一句歌词“谁的青春不迷茫”，虽然非常写实，写出了很多人的青春，可是让我有些近乎生理性地讨厌：谁的青春又想迷茫呢？

一个人、一小群人的迷茫，尚且可以认为是个人心理问题；

可成批的学生都怀疑人生、看不到未来的出路、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学制度的悲哀，也是我提笔写下本文的根本动机：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有没有什么合理的办法、科学的想法可以借鉴呢？

我的青春并不想迷茫，我相信大家的青春也都不想迷茫。虽然因为运气我有了一点成绩，但是我觉得这都是时运的赐予，不把这样的经验分享给更多还在痛苦思考中继续前行的人，我无法获得良心的安宁。

那么，是不是在制度以及一些通用的思考角度上，有什么共通的克服迷茫的办法呢？

采访了多个比较成功的同学之后，结合我自身的经验，我以为还是有一些的，以下将从两个主要方面论述：

第一是关于职业规划的思考，大学（以我们这所理工科大学为例）的职业规划教育的失败，是目前大学生迷茫的重要原因，我将列举一些主要的思考方向，并分析大多数人迷茫的原因；

第二是关于教学的思考，大学教学质量的巨大滑坡，也是让人扼腕叹息的一件事情。

我曾以个人身份参与过一些教学与思考，也曾有过一个学期的外国大学交流经验，也希望能从个人经验的角度，试着分析一下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结合个人经验提出一些可以借鉴的建议。

在报刊或者一些网络评论中，偶尔也会看到老一代的人批判现在的年轻人“事多”，是的，当代的大学生，与过去的时代，是有一些不同的。

1993年，全国取消了粮票制度，这也意味着，这一代人基本是没有经历过饥饿与那种迫切的生存的问题。

相反的，更多的人考虑的是“我活着有什么意义”，表现在流行文化上，就是讲求个性，讲究表现自我，想寻找不同寻常的意义，而不只是“活着”。因此带来了更加自由的发展，以及求而不得的各种迷茫。

不过，为什么又一定是大学生呢？中学生阶段时，我们并不是没有其他想法，但是的确就没有那种难忍的迷茫。

因为对于大多数普通学生而言，大学以前的“内驱力”是很明显的。

由于中国绝大多数中学都在以高考成绩作为其神话的目标，一系列神奇的口号也说明了这一点，譬如某些中学曾经打出的“没有高考，你拼得过官/富二代吗？”“提高一分，干掉千人！”“不苦不累，高三无味；不拼不搏，等于白活！”等等。

从现实的功利，到亢奋的鸡血，到想压人一头的野心，这些口号就是这种高考文化的最好体现。

从报刊书籍到街谈巷议，从学校老师到家长学生，能不受这种文化影响的，很少很少，或多或少都要受此裹挟。

所以一切的其他梦想并没有被真的解决了，而是以一句“你高考考好了，未来都能实现的”，其实某些落榜生的绝望，也是受到了这句话的影响：那我要考不好，我的人生是不是真的就没希望了？

将一次考试完全的神化，对于人的长期热情，实际上起到了“杀鸡取卵”的作用。

因为这种热情，随着高考的结束，在大多数人身上重新消失了（既然高考都是所谓的“最后一战”了，之后岂不是就应该安享人生了？）。

而且往往因为此前压力太大，还会引起加倍的反弹，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大学没有了那种统一的价值指挥棒，正如一句近年来很火的评论“高中忙的理所当然，大学忙的莫名其妙”。

即使是清华北大，年年都有人因为沉迷游戏退学的，至于我自己的所见所闻，沉迷游戏的人，甚至可能不止百分之二十，每个年级因严重沉迷而退学的，也并不鲜见。

严重者如此，“症状”较浅者因为没有目标而沉迷游戏，玩岁愒时，意志消沉的，那就不计其数了。人生还有太多的美好可以发掘，而他们却早早地选择了这样的“透支”。

不管怎么样，随着高考的结束，这种受全社会认同的“奋斗”价值仿佛就告一段落了一样。

但是，许许多多普通的年轻人们也并不是没有寻找过自己应该做什么。

在当前条件下，很多人也就只能抓住下面几种“救命稻草”似的碎片来寻找自己在大学生活、努力的意义了。

回想我的中学时代（这种县中的应试教育模式，应该也能让很多人同样想起自己的中学时代吧）：

每天我们会被要求早上六点五十之前到校，然后开始早读，并开始一天的灌输性的课程，然后完成每门课要求的各种作业、试卷。

其中主要的创造性、思考性的工作，可能也就在跟老师一起思考问题以及做作业中了，至于课外的内容，即使不是完全不涉及，能花的时间也是很少的。

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虽然获得了不错的高考成绩，考上了不错的大学，但是上了大学后却发现“学不进去了”、“很不适应新的上课方法”，因为没有那么多针对很细节的知识点都做出来的广大的题库了（高中时，即使是很小的知识点，肯定当晚的作业习题就会做个好几题），而自己把一个个知识点弄得条理分明的能力，并没有得到过有针对性的锻炼。

大量的学生，即使认真学习，也容易不知从何下手，往往到大二大三，可能才渐渐适应大学的课程松散而作业不多的情况，而来自教育较为发达地区的同学，可能就更为习惯，更能总结适应。

但是，很多人上了大学之后，也还是摆脱不了这种“鸡血”的生活，强迫症似的逼自己变得“优秀”，一心追求更高的分数、更多的竞赛等等与高中时代别无二致的评价体系中的“成功”。

再演变下去，那就是更好的研究生名额、工作，更高的薪水......

那再然后呢？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比别人好就行了吗？

于是在学会反思之后，很多人也不能摆脱这样的迷茫：这样做自然不会让自己变的“很坏”，可是离那种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的少年英雄的形象，似乎也实在是看不到什么接点，活着难道就是为了时时刻刻在这种标准中比别人好那么一点吗？

而且最重要的是，不像谁都会关心你的高考一样，上了大学之后，除了父母，几乎真的没什么人会很关心的你的成绩如何了，于是很多人渐渐选择了退出这种竞争。

当然，除此以外也可以追求一些别的“成功”：去做各种各样的活动、志愿者等等，除了少数真的明白自己在做什么的人，大多数人也还是多了些经历、少了些激情，因为没有明确的目标指引，没有明确的意义的驱动，这些“平庸的优秀”实在不能让人满意。

表现在工作上，也就是近来被人批判的所谓“奋斗逼”，不是奋斗不对，是为了奋斗而奋斗，实在是很可悲的。

追求“成功”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只是像救命稻草一样只抓着其中的一种工作，试图只是在工作中寻一个意义，我觉得也是不可能的，这只是问题的一块碎片，而碎片本身并不构成意义。

那么，读书怎么样呢？即使是最严肃的读书者，为了寻找人生的意义，也许就会去读一些哲学书，或者受到现代西方哲学影响的相关书籍。

现代西方哲学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虚无主义”。

西方的主流精神史说来也好笑，过去的几千年一直狂信上帝（或者神及其等价物），一切价值都可以从那里推出来；

然后到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短暂地狂信了一会人类理性的作用；

结果因为理性的滥用，尤其是试图用理性来论证人生的意义，就走到了问题的反面——人生的意义不是浅薄的理性可以论证的，所以尼采说“上帝死了”（狂热的信仰神的意义是不能用逻辑论证的）。

这就是现代西方哲学让人陷入的所谓“精神荒漠”，越是真诚想要研究探讨这些问题的，就越是觉得人生没有意义。

所以也有人勉强作一些疗救，就想回到过去，搞什么“工匠精神”。（因为工匠做的物品，是可以看到的，通过自己专注完成工艺品，来感受自己存在的价值，其内涵也就止步于此了）

再或者某些假“国学家”，讲一些半真不假的心灵鸡汤，教人去逆来顺受或者空洞地谈论去感受所谓的“仁心”之类的，都不是什么很令人满意的回答。

至于其他种类的书籍，学心理学本指望能搞清楚自己为什么抑郁，结果一堆又大又空洞的“人格模型”、“性格模型”之类的名词扔来，解释什么内容都好像有点道理，但是想更直接的使用分析具体问题，发现总归又差了点，只看书肯定是分析不了的；

学社会学本指望能搞清楚社会如何运行，结果大杂烩似的讲一堆似是而非的社会建构理论，然后分析各种人群的特性，感觉明白了好多东西，但是这跟我应该做什么又有什么关系呢；

至于经济学、政治学，都是讲了一堆有时都不一定能自圆其说的道理，且不提理解上往往难度较高，即使真的理解了，也很少存在什么让人能一定要坚持的道理。

虽然口头上和心里觉得很多理论是不错，但是为了这些抽象的信念而献身，似乎又并没有那么强的内驱力，而且执行起来也不知从何着手......

总而言之，“只读书是救不了年轻人的”，想从书中直接找到什么可以让人安心使用一生的价值，说到底还是不太现实。这也是碎片的一块，但是也还并不能看到可能性的整体。

那，既不想每天过的那么苦，也不去读书，如何呢？

自然更是不行。

为什么？

现代社交媒体、信息平台太多了，一个年轻人至少可以从微博、微信公众号文章、今日头条类的新闻推送工具、知乎等APP（我认为99%的人至少用过上述一种或几种）上获取信息，这些信息还是会潜移默化的教育人，让人自然而然形成对人生意义，或者再不济，什么是“成功”的思考。

由于执笔者自身往往局限性就很大，往往不过是一无所成的白面书生，所以写出来的文字往往也根本没有清晰的思想，只是迎合各种欲望和热点，或者空洞地谈论一些自己根本不能践行到底的思想。

所以阅读这些文字的人，潜移默化受其影响。

故而得不到自己的意义，就觉得自己很“失败”，又不知有什么路可以走，若是心气不够高、能力又不足，就容易“放弃治疗”（放弃有条理的努力），变得很“丧”（觉得人生无意义又无可奈何，只能通过嘲笑自己与人生的荒谬而活下去）。

每个看似荒谬的社会现象的背后，总有这种其实让人心酸的绝望，如果不是没办法、找不到出路，谁又想那么“丧”呢？

此外，消费主义文化在资本的驱动下，时时刻刻在想办法侵蚀年轻人，抖音、快手之类的短视频，兜售口红、美食等等所谓“精致生活”。（校园贷之类的在较好的大学还不算太猖獗，但是借花呗严重提高不必要的消费还是家常便饭）

其实就是把人需要的几种欲望包装一下：食欲（网红美食、奶茶）甚至性欲（各种“小姐姐”短视频的本质往往不过是软色情）。

这些无所谓的东西，如果大量花时间沉迷其中，不仅消磨了人的时间，更是腐化了人的斗志，而且假借时尚与娱乐的名义，让一切对于它们的严肃批判都显得很反“潮流”。

享受很容易就会变成各种不良诱惑方面，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人被“行为成瘾”操纵的可能性却越来越大。

虽然它或许是短期见效最快的缓解迷茫的办法，但是长远来看，这也是危害最大的方法，不过“饮食宴乐”，谁又能说一点不沾呢，适度的话，也有利于放松身心。

从结果上来看，“迷茫”的氛围几乎弥漫在全国高校。

我可以负责任地讲，若学校愿意做一个具体的调查问卷，即使在问卷上，能承认自己具有明确的规划与理想的人，也应该不会超过一半，至于还在迷茫的人，应该占了绝大多数。

在本学院我所认识的几十位同学中，能明确讲明白自己毕业后应该干什么的，屈指可数，不知出路而信念坚定，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何异于缘木求鱼？

从一个美国大学的事例谈起：

学校真的毫无办法了吗？

其实，这样的“寻找人生”的故事在美国更是如此。

我曾去交换过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SU），往往大学第一年之后，就有30%的人退学了，不少人可能也是没在大学中找到什么价值。

对这个问题，ASU是如何解决的呢？

在我与微电子系系主任的交流中，他提到，从某一年开始，校长要求像他们这样的大教授下到大一去带基础课（大学物理等），以及一些大一的职业规划课，以这些大教授的思想水平去带动学生的上课激情。

美国老师上课经常展示自己的思考与思想，课上课下与学生的互动也非常多。其实，大多数人的迷茫，就在于他们从来没见过一个“闪闪发光”的“不惑”（至少看似不惑）的成功者。

总之，效果很好，ASU的毕业率都因此提高了很多，大一学生的退学率也大大降低了。

这个案例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感到美国人解决问题时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美国人更看重拆解出来的一个个细节。

比如说同样讲道德观念，美国人就会讲为“不迟到”、“不乱扔垃圾”等等就事论事的细节，坏处是很难产生那种道德异常高尚的人，好处就是即使是有些顽劣的人，也至少会尊重规则。

而此处的细节就是：树立一个可以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的老师作为模范，对学生的引领作用比想象中大得多。

大科学家钱学森曾经有过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流行的说法是将这个问题理解为“为何我国大学近年来没有培养出大师”，但是，很多大师本来就出自个人的热情与努力，本身就不是能像模板一样“培养”出来的，而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对这个问题则认识颇为独到。

他说，钱老的意思是，为什么我们的大学不能培养出真正的“创新型人才”？

什么是“创新型人才”？甚至说，什么是“创新”？我不敢直接对其下一个定义，但是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所谓“创新型人才”，与我们一直提倡的“素质教育”以及真正的“高等教育”，至少具有包含的关系，这又如何理解呢？

我们至少可以先确定，什么东西不是“素质教育”。

例如说，试图以多灌输特定知识就能培养出特定的技术人才，这样的想法其实是很傲慢的，完全忽视了人本身具有的主观能动性。

为了充分开发、调动人身上的主观能动性，首先应该解决其成长规划的问题，也就是解决动辄“迷茫”而寻不到合理出路的问题。

换句话说，通过合理的指导，解决自从高考结束的内驱力的断层问题，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主纲：

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人的想法是很复杂的，指望使用单一的大一统思想让人一定认为做某工作是有价值的，无异于削足适履。

话虽如此，若能充分展现学习、努力具有的创造巨大价值的潜力，剩下的所谓心理问题，大多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其内心至少有一条路可走，那也不必很担心他会一直想不通（这也不是通过学校教学能解决的）。

当今时代，技术知识日新月异，增长变化极为迅速。想要培养21世纪的人才，只是获得某一方面的知识，重要性已经越来越弱，最重要的还是培养自主学习自我探究的兴趣与能力，因为按如今的学术储备和发展速度，正常人是不可能通过短短4年的学习就在一个领域内了解全面并能够走在前沿的。

若想有所建树，就必须在之后的进修和工作中继续探索。大学教育对于个人而言不应当只是为学生提供4年的知识输送和技能培训，而是为学生提供一种动力，驱动学生走向终身学习、终身成长。

我们可以在多方面全面发展自己

知行合一地成长起来

刚刚来到大学时，我也遇到过各种各样很常见的问题：大学究竟该学点什么不同于高中的东西？我应该怎么适应大学这种较为松散的教学、工作环境？

另外当然就是顺便思考自己应该何去何从，也会经常在深夜辗转反侧，因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痛苦、愤怒，人最怕的不是辛苦，而是这种明知处于一种讨厌的状态，却无法摆脱的无能为力。

对于第一个问题，在有了一些自学的经验之后，这时我也看了《智识分子》（作者万维刚，毕业于中科大，现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研究员）、《深度工作》（作者毕业于麻省理工，现为乔治城大学年轻的终身教授）等系统性总结学习工作方法的书籍，这才渐渐领悟了一个道理：

要想在各国现行高等教育下获得成功，或者更广泛一点地说，在当代越来越普遍的脑力劳动工作中取得成功，人必须得学会“深度工作”的能力（当然，也有人会把它通俗化说成所谓的“学习能力”）。

也就是说，学会针对特定的智力问题，摆脱外界打扰，刻苦钻研、自我学习分析的能力。这个能力是抽象的，但是也是具体的。

因为任何能每天专注工作思考自学很多个小时的人，对于大多数脑力劳动工作，都是可以很快掌握并熟练的，这就像一个大教授并不可能对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感到完全束手无策一样，即使他可能以前从未了解过这个课题。

这种对自己学习研究能力的自信，我觉得就是高等教育或者说素质教育，理应培养的内容。

举例来说，在上大学之前，我几乎是无法独立修习任何一门课程的，但是当我习惯了这种抱着教材、PPT等补充材料自己总结、思考、完成相关的练习和其他作业时，我发现我领悟了这种自学工作的办法，经常一点一点自行阅读各式各样的教材与学习材料，再结合老师上课提到的重点进行思考。

从那之后，我在课程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少，上课时，过去我都是尽量很认真的听，然而不一定能学到多少东西。

现在我经常是有时听有时不听的（因为往往已经思考的很清楚了，听有些讲解反而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而在课后，经常自己总结思考如何以“更好的逻辑”把课程内容重新组织成自己的思路。

看似有点离经叛道，但是在绝大多数有志于学的课程上，无论喜欢不喜欢（其实只要学得好，至少不会太讨厌），老师讲的好不好，全部获得了90分以上的成绩，且都有能力把课程内容讲给其他往往一点都不会的同学听。

实际上，我也采访过或者听过很多“学霸”的分享，在讲自己的学习经验时，他们大多都是选择了自学的形式，显然这是具有共性的。

但是正相反，不少学校大一的管理工作反而走到了反面，有时干脆跟中学去学管理：不许带电脑（甚至是不许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带）、晚上组织集体晚自习，课堂组织考勤。

当然，我不是说这种管理方式无效，只是，这样的行为还是基于“填鸭式”教学的设计，对于如何鼓励学生适应新的教学范式，其实并无裨益，反而让人产生了大学还是应该跟中学一样的感觉。

回到原题，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乃至“人的能力”、“人性的能力”才是成为“创新型人才”的重点。因为单纯灌输特定知识，不论数量多少，都是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的。

人才是，也只能是，通过自己的激情与刻苦钻研诞生的。所谓的创新性人才，首先肯定是一个优秀的脑力劳动者，而脑力劳动者，必须具有很强的自我学习、研究、思考的能力，这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表现在我们学校的学生中，实例化的结果是什么样呢？还是以我认识的一些各院系比较优秀的同学为例：

大多数都是高考不太成功，对自己期许很高，因此来了大学之后都努力试着在各方面提高自己，具体表现就比如说，有同学在课外努力学习更有用的编程技术，在大学一年级就有熟练的计算机底层（指的Linux操作系统等）编程技术（这个同学目前是本校某王牌专业第一名）；

或者像我本人，努力思考自学的本质，提高自己的自学水平，作为工科学生，课外自己推导了几本数学系的专业书籍（比如说Rudin的《数学分析原理》等）。虽然水平还算有限，但是在跨选本校理学院数学系的专业课时，却感到非常轻松，经常名列前茅；

再比如说，也有同学从大一一来就积极参加某项竞赛，比如计算机的ACM竞赛，毕业时早已获奖无数......

应该说，从各个学院排名靠前的学生的故事中，大致可以总结出这样的范式：

一开始是学生自己有一种志气，如曾国藩所谓的“不甘下流”的志气，然后坚持自己修养努力，刻苦钻研某方面的专业知识；

然后在与学校的一些教授或者其他平台的工作交往中，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可能性，于是坚定信念，继续有针对性地学习或接受专家有针对性的指导，于是逐渐成人成才。

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学习某一门课程的某一些知识，并不是很重要，过分强调“授人以鱼”而不是“授人以渔”，对于已经是成年人的大学生来说，不是必要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

让学生逐渐坚定理想信念，以一些在行业内有所成就的大教授来引领、指导他们学会自我研究、自我学习、自我发展，对于其培养才更可能发挥更为重大的作用，这也是所谓“大学是有大师之谓”的注解。

从各种较好的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需要把各种碎片拼起来：

如果一个人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自强不息”的豪情壮志，这与“成功学”的出发点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人很可能都不会获得事业的起步；

在进一步成长时，不仅需要专业技术的增长，更需要看一些比较好的书，以传统典籍而言，《论语》《传习录》等都是很好的选择，每当困顿时，想想“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用自己的行为去践行这些书上的信条，也就是所谓的“知行合一”，我相信会更好地增强人的信念；

在工作之余，适当地进行一些合理的享受，比如说欣赏音乐，或者参加各种体育活动，比起单纯地宅在家里，对身心意志健康的恢复，也自然会好很多。

这里需要重点提一句，体育锻炼除了增强体质、磨炼意志以外，我觉得对人的精神状态也有很积极的作用，对培养一种阳刚、向上的精神面貌也大有裨益。

实际上，儒家的“六艺”里射（射箭）、御（骑马）都是体育运动；而在美国各大高校，健身房也几乎遍地都是，健身的文化非常浓郁。显然，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不只是只有增强体质这一看似肤浅的效果的。

其实上面所说的每个“碎片”，发展不到位的话，都产生不了什么有用的信念支持人成长，其本身的发展都符合所谓“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就是若是略懂一点，有时甚至不如不懂，但是突破一定阶段之后，就会大有进步；

而如果把高度发展的几块“碎片”结合起来，那就是一个很令人佩服的人才了，所以这就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人是一种非线性成长的生命。

波伏娃曾经评论过：“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

她是用这句话讽刺欧洲的女性被社会文化鼓励不去努力工作、开拓事业的，但是如果把主语的男人、女人，改换成不迷茫的人与迷茫的人，或许也并没有太大语病。

现在不少浮躁而无良的媒体与舆论，只是报道各种各样的灯红酒绿，宣扬一些好逸恶劳的价值观，其实这样的价值观在道德上去上纲上线地批判，也实在是没什么必要，毕竟不管怎么样，都可以一句“人各有志”应付过去。

可是其潜藏的危害实在是巨大：它许诺给人的，是越来越膨胀的、不加限制的物欲的满足，它让人拥有的，却是越来越萎缩的、无法掌控局面的能力的丧失。

人的意志力或者说所谓“心力”（我将它定义为通过思想改变自己人生的能力）是有限的，而好逸恶劳会更加消磨人的意志（让人对于获得满足失去耐心），而此时再因为迷茫而沾染了各种恶习：暴饮暴食、沉迷享乐、行为成瘾......

当自己真的想改变时，就发现早已“积重难返”。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已经胖到300斤的胖子，有一天下定决心想减肥以从事灵活的体力劳动，但是他无法集中注意、也很难控制自己肚子经常饥饿的痛苦，大概率的结果就是：稍微减一点肥，然后突然有一天忍不住暴饮暴食，接着就自暴自弃放弃减肥了。

虽然这个故事是假的，但是足以说明很多人想变好，然后坚持不了几天就会放弃的原理。

人都是想变好的，世上基本是没有不想变好的人的，但是实际上真的变好的，却少的多，归根结底，就是没有“知行合一”的精神。

什么叫知行合一呢？就是“说到就要做到”，做不到的事情就是不存在的，不论它说起来多么动听、多么合理。

而通过艰苦的工作锻炼，并坚持过去，人必然会在心智能力上有所进步，这也是少有的“正确的道路”，而不经锻炼空谈所谓道德信念的，就像从不锻炼肌肉的人，说自己能举起一吨的哑铃一样无稽。而贪图享乐，对于“道德肌肉”的培养，就像碳酸饮料一样危险。

其实从源头上讲，人本身都是有可能变得非常好的，并没有一定成才或一定不能成才的道理，无论他一时的情况如何。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想法回答“钱学森之问”，为了培养创新性人才，那就需要：

减少自以为是的课程知识灌输，把学生更多地作为独立个体对待，关心他们的内心世界与三观的培养，先成人后成才，提高他们自学研究、提出问题的能力，虽然三年五载，或许高出的也有限，但是假以时日，试看二十年后，有信念意志，能一直走下去的人，必然不会成绩平平。

增加知识与课程内容，得到的结果几乎是线性的（所谓的线性，就像沙漏一分钟会倒一次，一小时就是六十次，增长是固定的），能获得的好处是完全可以估量的。

但是让人获得坚定的理想信念，人的发展本质上是非线性的，这种让人无法预测的伟大进步，才是人类与人性真正伟大而令人感动的地方，也是教育真正可贵的地方。

即使是一个一时很无知很粗鄙的人（实际上，大家在很小的时候不都是这样的吗），如果寻到正道，努力修养锻炼自己数年，完全有可能变成一个有文化有思想有能力的充分发展的人才。

我觉得一切理想主义者的本质就是相信人类与人性的可能性，相信即使在无常的命运与世界中，人作为整体，总有一些个体，能与其不确定性抗争，并成长到可以面对命运、认清命运、抗击命运，而作为共同承认的一些信念，也就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传承，这也是教育最可贵的地方：

虽然谁也不能说种下的种子一定会发芽成大树，但是谁又能说种下的种子就一定不可能发芽成参天大树呢？！

人真的是一种“一加一加一就能等于一百”的动物，对自己、对身边的人都充满这样的信念与希望吧，人生的美好、人性的伟大，不也正在于此吗？

我们已经认真地分析过人所应该具有的价值与潜力了，既然想明白了这个问题，其实解释现在很多的教学问题也非常清楚了：现在的大学教学，受到各种利益的牵绊，忽视了人与人性的可塑造、可发展性。

在开始阐述这个问题之前，我还是要先感谢母校良好的教学质量的，在全国普遍有问题的本科教学的大环境下（譬如去年教育部部长的“成都宣言”，从正面开始重视这个问题），能保证这样的课堂教学，已经相当难能可贵了。

但是，难能可贵的总归是那些积极进取、无私奉献的好老师们（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黄锦安老师了，遇到这样为人师表的楷模，不得不说是人生幸事），终归有一些老师的教学水平与态度堪忧。

即使先不谈专业性，不知道为什么，至少在我上过的六十门课里，竟几乎没有老师愿意在课上多谈些理想与情怀，连讲述课程的形而上一点的意义的都很少。

虽然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谈论那些高尚的东西有点假正经，甚至是“搞笑”，但是从根子上来说，这反而是现代年轻人在笑完了空虚之余，最需要的东西。

大多数老师只会讲课，连之后如何找工作使用这些知识，都很少会再提，少部分有想法的老师，可能会讲讲以后去公司找工作，可以赚多少多少钱，又或者说去研究所或是拿教职，可以得多少多少经费项目。

这些并不坏，但是还是太肤浅。

古话说“法乎其上，得乎其中”，如果年轻人的眼界里，年薪百万就是“大成功”，那么自己成功的目标就是“年薪几十万”，最终大概率得到的结果就是“年薪十几万”，即使在世俗的意义上，这都丝毫不成功，更不要说其背后那单薄的精神世界了。

更高一层来说，与美国一流大学相比，我们的教学，尤其是相关的工程教学，在实用化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差距。

我举一个略极端的例子，我交换的ASU，其学生数理基础平均水平，以国内高考衡量，应只有二本左右的水平（我曾不止一次在教他们题目时，遇到他们连高二左右的数学题都想不出来的情况，这个情况如果在南理工，我可能已经直接骂了，而我们南理工的新生，绝对会觉得不好意思而不是理所当然）。

但是只从大三左右的专业课谈起，对比ASU的EE（电气工程）专业与我们南理工的自动化专业（我校王牌专业之一）的学生，能熟练使用matlab仿真一个电路/控制系统，并在单片机等类似硬件设备上实现的比例，显然是ASU的学生远高于自动化的学生。

因为对于ASU来说，那往往只是一门课程的小作业要求，正常学生还是会完成作业的；而对于我们自动化的同学来说，这种东西只有“大佬”、“学霸”才会，最多不超过百分之十的人会。

这是为什么呢？稍微上纲上线一点讲，我觉得就是不能从真正培养人出发，不尊重学生想要在想学点真正有用的技术上的重大需求，只是应付式的完成教学与培养大纲而已，而没有真正理解一些真的制定了大纲的专家对于能力培养的实际期望。

姑且先不与外国比，只看我们正常关注的一些统计量，又如何呢？在我参与的很少部分的教学相关的工作中，不得不说，感慨颇深，问题颇大。

从公开的数据我们就可以知道，南理工一个年级约4000人，大一的挂科人次就达到了惊人的900人次，大二大三更是一千多，连学习热情一般比较高的大一第一学期，都有接近四分之一的挂科率（当然，有可能一人挂几科），这个问题不可谓不严重。

微观来看，外国语学院2018级英语系有过一门高等数学课，120人竟有18人挂科，而相关的教学内容并不困难，我也从开学开始从头到尾教了两个同学，都是外语保送生，没有参加过高考，数学基础也很差，显然低于平均水平，一样分别得到了75与88分。

而我的工作也不过是每周一次讲解，一次大约一到两个小时，讲了大约八周而已（这两个是从课程一开始我就开始教的，教其他同学都是一些零零散散教的内容，此处姑且不提）。

我可以负责任地讲，这门课程绝没有难到应该让这么多人挂科的地步，教学上的失败应负主要责任。

二战后，斯坦福大学为了合理使用多余的校园土地（并获得一定盈利），租出了大量的土地给高新产业公司使用，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硅谷的雏形。

硅谷在大量人才、资本涌入后，几乎变成了全球高新技术的代名词；而斯坦福大学，也从那时一个建校才五十年左右的二流大学（当时哈佛、MIT的获得的政府拨款都是上亿美元甚至十亿美元级别，斯坦福只有区区六百万美元，还是用于培训教师的）一跃成为了如今世界上数一数二的顶尖大学。

为什么如此？塔勒布在他的《反脆弱》(Anti-Fragile)一书中提到：现代教育带来的最大的错觉就是，以为产业的发展是因为教育带动的，实际上恰恰相反，教育是由产业带动的。

1950年代，菲律宾是识字率是中国台湾的两倍，可从六十年代开始，（台湾也进行了所谓的“十大建设”）台湾的人均GDP以及各方面工业产业的发展，却远超过了菲律宾，这个优势一直持续到了今天（相反的，菲律宾大量的受教育人口，却带来了一个特殊产业——“菲佣”）。

科学研究或许不完全依照这个规律，但是工程技术的发展，几乎都是靠产业带动的。

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华为在通信方面建树很大，它即使是给普通员工的薪资，在目前的就业环境中也是可观的。

因此当前在中国，电子及其相关的专业是一个很热门的专业，中国的通信技术也是世界领先的；

相比之下，生物学，生物虽然一度被吹嘘为所谓“二十一世纪是生物的世纪”，但是大量的中国生物毕业生，只能从事很低级的工作，薪资也很低，也便谈不上什么真正有意义的创新了。

同样的事情在美国则不然，生物信息学，由于有很多创业公司的投资，是美国名列前茅的高薪资工作专业之一，美国的生物技术发展，也的确走在世界前列。没有脱离产业的所谓“先进”科学。

无产业的所谓“科学”，往往不过是大量高影响因子的论文灌水，对国家甚至只是个人的发展，都是效益甚微的。

那么回到教育上，我们也可以类似地得出结论：没有脱离产业的所谓“先进”教学，一切不结合工程实际的教学目标与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空谈，劳而无功，严重脱离实际，教学的实际效果也很差。

有人会问了，在理工科院校，数学物理这样的基础学科，难道也一定要有用吗？

答曰：当然可以。

数值分析、最优化理论、应用线性回归、时间序列分析、应用随机过程，等等，实际上都是理工科院校相关的工程专业急需的数学技巧，如果能合理地结合使用，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都能得到很好的提高。

而不是只是抽象地来一句“理论的东西不能急功近利”，可即使是考量对于逻辑思维的培养，那也是有个高下的。

很多自命“纯理论”的培养，反而是理论深度也不够（即使以纯理论角度来看，理学院数学系的实分析等课程，毕业水平可能也就是国内外优秀院校的大学二年级水平），应用上也夹生，等于说几乎是什么实用的知识都没学到位。

一言以蔽之，教学必须回归“学以致用”，作为理工科院校，最大的“用”就是工程应用。

实际上，在这一点上，纵向来看，我们的教学质量不如二十年前，横向来看，跟很多名牌大学的优质课程也有很大的差距，且这一差距是本质的。

我们以自动化专业的控制系列课程为例，对比的对象主要是目前南理工自动化从工程数学、信号与系统到控制工程基础、现代控制理论，与过去哈工大一位老师大约十年前的一门《控制系统设计》课程（我只看到了那门课的一场45分钟的节选）。

如果是一个行家来分析我们的教学结果，可以说是有些可耻的：大多数学生学完了这几门课程了，由于上课时往往只是对着ppt或者课本讲几个例题（本质上只是“算术题”，连数学都不配称呼，因为缺少起码的技巧与思想），结果就是学生连傅里叶变换的内涵都不能理解，更不要说进一步推广到频谱分析等等应用上了，至于所谓课程之间的融会贯通，更是天方夜谭一般。

反观哈工大这位老师的45分钟的课程录像，他简单的从波特图(bode plot)入手，从高低频分别讲解了设计的要点，并以自己从事的课题飞行器设计为例，提到工作频率大约在20Hz左右，随后又讲解了截止频率，并与模拟电路上的运算放大器之所以存在所谓“1MHz”这样的提法无缝衔接。

这就叫深入浅出，不仅简明扼要地讲明白了问题的关键，还理清了各门课之间的关系，并能联系到工程实际。虽然这只是一门理论课，但是高下立判。

跟一些老教授探讨后，他们都表示，二三十年前的课程，基本都能达到上述的那种深入浅出的要求。这也从微观上印证了市面上流传的所谓“大学扩招后教学质量的严重滑坡”这一论断。

在看到哈工大那个老师的课程之前，我一直觉得只是自己自学时研究的深度较深，对课程的要求有点过高，然后我才意识到，这的确不是我的要求高，而是很多老师对自己的课程建设要求太低，只是照本宣科，根本讲不出一些与其专家身份相称的高观点，遑论工程上的合理应用。

比如说不只是泛泛地说“控制论可以应用于化工、机器人等过程上”，这种“正确的废话”，就连不上课的学生，随手都可以从其课本上的序言里看到，无须赘述。

作为一个从事过科学研究类的脑力劳动工作的人，如果相信什么“各种观点/事物都是各有所长，所以应该等量齐观/平等看待”的观点，是可笑的，思想与境界就是有高下之分的，因为高观点可以包含低观点的内容，并解释说明其不能说明的内容。

而在我们的教学问题上，也是显然有高下的，深入浅出、具有工程价值的课程，就是远高于肤浅、只有理论价值的照本宣科。以此作为一个价值标准，我以为是能提高学校真实的工程教学质量的。

当然，我们还是要重申一句，南理工的教学、配置各方面还是相当有实力的，学科评估排名也在比较高的位置。

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教学不受重视的问题，不只是个别现象，即使在很好的高校、专业中，也渐渐让人不能忽视，并与一些真正的行业一流水准（不论国别）差距越来越大。

一个学生的迷茫甚至抑郁是悲剧，大量的学生迷茫甚至抑郁，这就是教育的制度性问题了。

现行的一些措施，不能说没用，但是的确还收效甚微（否则何以大学生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呢？），甚至没有抓住要害。

以下将以个人的学习生活经验出发，基于学校已有的制度，提出一些我认为有必要进行改进的地方：

（一）发挥为人师表的作用

——改进班导师制度与职业规划课程

上文也提到，美国一些很好的大学从选课开始，就有较为专业的advisor来进行指导，而一些很厉害的教授，也渐渐会来到低年级进行较为有针对性的职业规划。

好教授往往也是从好学生走来的，其思想境界本就卓尔不群。以理学院为例，在这方面名气相当大的，大概只有教大三学位课数值分析的李教授了。

即使是他，也往往只会讲自己专业课在工程上广泛的应用，接手过的项目、手下的一些厉害的学生的比较好的出路（年薪百万等），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些也不过只能算“杂谈”罢了，毕竟不成体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也只能叫“多给一些正能量”，坚定大家学习的信心。

不论从网上还是线下看，大家都公认李老师是个很好的老师，我觉得不只是因为教学，在这方面能给予大家的鼓舞，显然是颇有些“天下苦秦久矣”的味道了。

这对于有志于功利（没有任何贬低的意思）的同学，自然是不错；但是对于有更高的精神境界追求的人（比如说，报效祖国、奉献社会、实现更高的人生价值等），显然没有更为正面而直接的例子了。

至于本校相关的职业规划课，虽然我本人没有上过，但是根据对接受过这门课的同学的调查，发现现行的课程，往往只是空泛地讲一些大而无当的内容，然后让信息量、经验都不足的同学，假大空地写一些所谓的“规划”，然后也便结课了。

三观的培养都不必提，连对可能从事的职业本身的认识，似乎也并没有提升多少。

另外一门与职业相关的就是大三的就业指导课，但是据我所了解，充当教师的主要人员是各个学院的辅导员。

这些辅导员平均30多岁的年纪，学历以研究生为主。对于想要走学术之路的同学，职业生涯规划老师不能带他们了解学术圈的真实情况，如何规划自己的升学深造历程。

对于想要就业的同学，职业生涯规划老师没有实际的大公司就业经验，很少有在世界500强公司求职的经历分享。

作为老师，如果自己都没有经历过这些，如何能给学生解疑答惑，告诉他们要走的路呢？

一种可能的改革建议是：

由多位老师轮流上职业规划课，邀请学院本专业学术或者教学能力强的教授、在知名企业中工作多年有一定层次的校友来授课，讲述他们为什么选择走这条路、如何走这条路、走这条路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历程，在结课中让学生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定一个完整的计划；关于就业的类别，可分为读研、就业为主体的两部分，还是由学院本专业教授、知名企业校友来介绍，怎样选择学校/公司，如何做准备拿到一个offer，拿到offer后应该做些什么事尽快适应环境，如何在研究生阶段发表成果/在公司中升职等等。

至于标准的“班导师”或者“学习导师”制度，还是很大程度借鉴了西方的导师制的，但是从落实的情况来看，并不乐观。我不敢说没有导师解决了学生的疑惑（其实就我本人而言，也因为跟学习导师有过数次长谈，得到了很多有益的教诲）。

但是就我对于多个学院的同学调查结果来看，大多数同学并不明白“班导师”发挥过什么作用（一般的回复“有时候会在群里说几句话吧”）。

当然，这也不是导师们一定很消极怠工，用一位导师的话来讲：“你们（指学生）又不来找我，我总不能一个一个去求你们来吧”。

对于导师的权限与义务以及工作范围的模糊与缺乏硬性规定，我以为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我们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假如我们要求每个学生在大一时，在学习导师/班导师（实际上，十人一个学习导师更合理，导师们也更有精力管得过来）的指导下，有针对性地调查研究相关的从业领域（这就像指导一个毕业设计/论文一样，只是在这里用于职业规划的调查），然后结合相关的调查结果，写出报告与自己的见解。

我认为这个可以作为比如说“第二学分”的替代，视成果可以多计几个学分，而不是只是让学生每天参加一些“花里胡哨”的竞赛、比赛等（还是那句话，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就盲目做，能真的从做事中学到的东西会少很多）。

其实不仅国外有优秀的例子，以国内上海科技大学为例，上科大就开设了导师研讨课。

具体形式就是十几二十个学生围在一起，待在宿舍楼的讨论室，老师就坐在旁边，大家一起比较放松地讨论一些话题，有时候甚至就是喝咖啡然后闲聊，话题也很松散。

该形式一来氛围轻松，消除了课堂上的师生隔阂，二来话题新鲜有趣；三来老师大多见识广博，对他们而言随便一句话，对于学生可能都会很有用。

另外在各类报道中，我以为香港一些大学的“书院制”，也有这种提供新生与高年级学生、导师轻松交流的机会，而很多潜移默化的改变，也不过在这种看似轻松的言谈说笑之间吧。

无独有偶，南京大学文学院也有类似的制度：

据南大文学院的受访者介绍，自18年秋季学期新生入学以来，文学院为所有新生都配置了学业导师，均由副教授及以上资质的学者担任，每位学者在自己研究生的协助下，对接10-15位不等的新生，进行较为细致的学术启蒙、学业指引、研讨组织。

师资力量配置的充足体现在，除院长、院党委书记由于公务需要不便参与以外，所有涉及学术序列的院领导和大部分未退休的长江学者等荣誉教授全部参与。

实际运营中，导师们一般保持着每月1次以上的见面会频率，个别导师甚至达到了每周1次的见面频率。

见面会上，往往以上周给定阅读材料的研讨、自由研讨、针对性答疑为主。

导师们往往在首次见面会时约定好见面会模式，大部分会给出建议书单。很多导师居住于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对面的和园居民区，经常邀请同学至家中做客，配合茶点进行沙龙式的研讨，带领同学们游览书房、赠与书籍，氛围较为轻松愉悦。

不仅如此，南大在2009年起就开始了面向全校的新生研讨课设置，面向全体大一新生开放。课程特点是小而精。

班制为20人小班，往往议题较为明确，如文学院开设的《唐至五代古文选读》。部分课程会设置入班考试或申请考核，递交选课申请并通过考试后/提交申请材料通过任课学者认可后，方可入选班级。

此类研讨班级质量较高，但同时门槛也较高，相比学业导师制来说，覆盖的学生人群更窄，主要集中在有一定学术基础及兴趣的学生群体。

（二）思政课起到应有的效果了吗？

——对教法的质疑

思政课这点不得不说，简直是个“苦大仇深”的问题了，不仅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四大政治课”简直是“劳民伤财”，“很水”、“学不到东西”、“很无聊”、“浪费时间”，这应该是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生嘴里能得到的反馈了。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张文木教授就曾经提过：“如今的孩子经历的是直通考，缺少社会阅历和对立面的社会实践，但好处是他们有系统的历史知识储备，书面知识比较完备”，因此“只要把他们自己的发展和祖国的命运结合起来去讲，用历史出现的大量实例，学生就能很容易地接受......八国联军当年入侵中国进了故宫城，他们不会背诗，但我们的宫女会背诗，他们把宫女都往水里赶，国亡了，没命了，此时诗书还有何用？”（张文木，《学生的局限性不是课没讲好的托辞》，光明日报，2017年1月5日，14版）实际上，如果立场端正，学识丰富，思政课是完全可以传授正确的三观立场，提高学生的思想境界的。

相反的，很多老师一边借口“工科院校的学生文科不好”“现在的学生不思进取，不愿意认真学”这种带有明显的缺乏调查研究的偏见。

实际上，很多学生的文史基础至少比起几十年前的大学生好很多了，理由同上，现在的教学大纲与考试方法如此，一边上课时却经常售卖一些网上看来的、完全不经考证的张口就来的段子：譬如说，为了以历史举例，某老师上课为了展示自己的才学，就说什么“中国自古以来就只有北方征服南方，而从来没有南方统一北方的例子”。

这时我就反驳说“那么老师，明朝呢？”（要知道，我们学校就坐落于孝陵卫，而孝陵就是统一了中国的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拿到一个观点连起码的结合实际的思考都没有，张口就来，不亦耻乎？）

专业水平尚且如此，至于经常讲与思想政治无关或者关联不强的内容，那就更是家常便饭了。

试问，如果讲讲近代外国对我国常年的侵略史、抗日战争因为缺乏武器装备而带来的巨大牺牲等等内容，是不是比上课总是闲谈这些无聊的“历史规律发明”好一些呢？

其实读这些文科的书也是一样，现在各方面书籍、材料、电子资源实在是汗牛充栋，重要的是抓住一个思考的主要脉络，对于一段历史，应该如何研究，从什么方向进行思考？

这点不能在课上很好地讲出来，教学也便不能算成功。学文的重点是明白大义，学会批判性思维，若只是会背一些僵死的知识就是“文化人”，那大概保存了大量书的计算机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化人了。

(三)监管评价的落后是无法进行有效管理的原因

上面也提到，大多数学生到了大三这样的程度，还是不会一些起码的工程技巧，一方面是课程安排的不多。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诸如“课程设计”以及相关的实验课，也还是有一些的，只看“纸面要求”，有些课并不比外国名校的差，可为什么说这只是纸面要求呢？

因为在学生间，已经产生了所谓的“代代传”，就是把往届学生的设计作品，随便改改糊弄一下就能交了，又或者干脆直接在淘宝上面找代写/代做，如此结果，自然什么都学不会。

更有甚者，近年来在各大高校，作弊的现象时有耳闻，有时明目张胆到在考场上直接用手机来查的。

为什么提了要求却没能收到预期的教学成效呢？问题在于尚没有建立科学合理而严肃的考核考察的制度与方法。

如果采访一些在学业成绩上比较突出的学生，应该都能得到一个类似的结论，现行的大学考试/考评制度，充满了“套路”。

在很多课程上，甚至出现了严重的“教考分离”的现象。其直接表现就是：平常认真学的同学，未必能得高分；掌握了应试技巧的学生，则考前突击复习多则三天少则一夜，都完全有可能得到高分（此处指90分及以上，当然，得95-100分的例子也大有人在）。

诚然，因为学生的个性、学习方法各异，如果使用老一套过度严厉的办法来考评，其实未必是好事：比如说记录课堂出勤、作业情况等等，有把大学教育中学化的倾向，虽然一定程度上也能起到端正教学纪律的作用，但是显然并非长久之计。

但是，大量专业课的试卷，过度没有区分度，只是单纯地从往年试卷、书本或ppt等教学材料上印制的习题上改改数字就能出题。

我可以负责任地列举下列课程绝对有这样的情况（非主要基础、专业课更是如此，此处不列举）：大学物理、线性代数、工程数学、信号与系统、数字逻辑电路、现代控制理论......这些已经是问题很明显的了，明显到如果不“刷”往年试卷，反而不可能考好的程度，甚至往往可以反过来说，如果只想获得高分，只需要写题目、根本不需要好好上课。

如此考试，与衡量学习结果的初心，是不是差的太远了些呢？

稍微有过一些海外经验的老师，经常反映一个现象：中国学生比外国学生上课积极程度差很多，很少会提问或跟老师互动。

我们且不从性格文化差异等等问题上讲这种问题（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很多中国学生出去之后也会很积极），其实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学生不知道且没有热情要问或者讲些什么。

作为改进的办法之一，可以鼓励开展课堂形式创新，允许让学生参与到课程规划与筹备的过程中来，如果条件适宜应提供机会让学生走上讲台。当然，相关的规章也建议更为正规化一些：比如说老师也应该为这部分学生提高必要的指导（圈定可深入调查的方向或者推荐阅读）。

除此以外，部分需要深入探讨的课程，应考虑采取研讨班的形式，比如说重要的数学课（实分析等）以及重要的专业课（以自动化为例，重要的控制理论课可以采取这样的形式），对于一些重要的高难度的教材、论文的内容，集中花几周进行研究、分析、阅读。

即使不适合一开始就大面积推广，对于部分优秀学生，应可考虑作为某些专业课的替代选项（类似于高等数学目前分的ABC班的情况，允许部分学生以研讨课代替正常的理论课）。

我们已经反复申明了一个观点：大学没有必要中学化，向中学学习的办法是短视的。但是，目前所谓“强化基础课”的具体措施来看，却是很中学化的行为：

以高等数学为例，不过是把过去的课本上的习题整理成中学生更习惯的“习题册”，然后开始要求各种“网课”的学习（基本上还是跟正常的课堂一样让普通学生提不起兴趣，如果上课都不听，很难指望课后的效果），看似工作量饱满，实则换汤不换药，上纲上线一点讲，这就叫“口惠而实不至”，只是“以形式应付形式”。

以普林斯顿大学为例（其本科教学几乎被认为是全球第一的），一门基础课往往是小班化的，会配多个博士生助教（这些人当然都会拿到全奖和每月不低的工资），平均5个人就有一个助教手把手去教。

实际上，一个有较近学习经验的高年级本科生/博士生，在教学上能发挥的作用是不应被低估的，美国大学当然不是靠所谓“自由的学风”就能成功的，在学力上产生的这种悬殊的差距，至少有一半都来自这种有些不惜代价的投资。

相较之下，中国大学对于这方面甚至可以说有些吝啬，以本校为例，前几年学校开始仿照美国大学，建立了“大学生学业指导中心”，原本以学工处助理的待遇视之，每月开300元人民币的工资；今年开始更是因所谓“看不到工作量”降低至每年只发两千人民币（因为给学生讲的题目并不能一一录像保存，而把习题专门重新抄一遍，几乎只给检查工作量的领导去看，对于本身也有学业的学导们来说，显然过于麻烦）。

然而以南京的市价，给一个学生做家教，一节课也得一百元起步了，以某教的较好的学导（即美国所谓tutor，为一般学生解答习题和疑难知识点）为例，他给别人做家教，一天很轻松能上两节，就能得四百元。

虽然我这么说一定程度也是出于自己的任职经验的不满，但是，全校相关工作的不受重视，从拨款之少、标准之苛刻、聘用人数的不足上来说，不得不说让基层工作人员只能感受到，所谓“重视教学”却又拨款不足，实在是颇给人“叶公好龙”的印象。

此处需要多提一些发挥学生主动性的工作，实际上，如果有相当的教学水平、理论水平的老师进行指导，对于出任这些工作的学生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正如诺奖得主理查德费曼所言：一个问题如果你不能完全复述给一无所知的人听，说明你一定还有一个更小的问题没有彻底理解。

而以学生带学生的效果，从狭义而功利的角度说，这些学生往往都深谙“应试技巧”，帮助后进学生几天内复习通过考试是很容易的，能降低学校已经很惊人的挂科率。

从广义而深远的角度说，由于能获得指导职务的学生，大多也是积极向上且有所作为的，与他们的交集本身也对其他学生有好处，因而对于改善全校的校风、形成更加团结、向上的学习研究氛围，显然不无裨益。

在美国的大量大学，其实都有所谓“荣誉学院”的制度。据我所知，对于工科学生（以电气工程系为例），一般要求其在大一时就需要上额外的哲学等人文课程（入选者GPA要求一般也较高，以ASU工程学院为例，需一直保持3.5以上），在课程中甚至会要求其每周阅读休谟、康德等大哲学家的原著的节选。

而到了各种专业课时，除了正常课程以外，还会被要求在任课老师处，再额外领取一些项目（即“project”），一般难度会高于正常要求。除此以外，也会有一些特设给荣誉学院学生的课程（这个有一点像本校的“卓越工程师”计划）。

当四年完成了全部要求后，在毕业的学位证书上，会注明来自“荣誉学院”（honored college）（当然，平时也有荣誉学院学生专属食堂这样的奖励，不过也不算特别多）。

由于已经形成了一定制度，有“荣誉学院”身份的学生，在升学、就业上，都获得了应有的优势。以ASU为例，其荣誉学院甚至有“小哈佛”之俗称，在研究生申请时，同等排名学生的结果甚至能与国内高档985乃至清北等量齐观。

如果举一个国内的例子，我们还是以南京大学为例，南大设置有艺术研究院、本科生高等学术研究院、法语高级研修班。

人数规模均为40-60不等，面向全校各专业开放申请，经过笔试面试后，进入选拔。作为品牌项目，有校方的强力资源支持，聘任校内外知名学者、相关业界的从业者进行讲座课。

艺术研究院、本科生高等学术研究院均以第二专业学制进行培养，授课制度大约为每周2小时左右的专题课，以及各类较为灵活的研讨，假期时集中组织游学，目的地有台北、法兰克福等地。法语高级研修班结业会颁发相关校方认证的资质证明，并组织前往敦煌参与相关学术考察研讨。

本校理论上与之对应的学院是钱学森学院。作为钱学森学院的毕业生，虽然我很感谢学院提供的各方面培养和平台资源，但是平心而论，与美国的“荣誉学院”相比，实在是外强中干了些。

目前主要的创新点在于：大一的基础课全部加强，数学、物理都使用数学系、物理系相应教材课程，大一大二主要基础课全部专聘老师来教，主要的英语课全部使用外教。

在人力资源上可以说已经使用了目前全校最好的资源了，从大三开始，可以根据导师的指导，选取全校几乎所有专业的所有课程（略夸张，一般还是专业相关的课程，但是往往会多学一些数学系的课程作为补充）。除此以外，主要的福利就是寒暑假的一些游学机会与超高的保研率了（不过一定程度上，保研率过高也有一些弊端）。

目前来看，选课较为自由是最好的一点；过分的加强基础教学难度，虽然的确有助于加强基础，但是教学没有本质改变，因此实际上还是一种加强版的“应试教育”，对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与自学能力的帮助不算显著（当然，因为课程太难，倒也有倒逼学生不得不课后多自学的作用）。

保研率的初心实际上没能合理发挥：原本希望让一些绩点不高但是适合研究的人，不必在意无关于研究的课程成绩，但是结果却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学院成绩后半的人不思进取吃老本的护身符（不挂科加上成绩一般就能保研了，在没有因为挂科分流的人里，95%以上都可以保研）。

上面提出过一些对于“有要求的学生”的课程改革建议：研讨班、自行讲课、荣誉课程（即在课程中额外加项目要求）、教育的工程化等等。

我认为可以先从钱学森学院开始试点改革，否则每年占用全校那么多的教学资源、保研名额，在“教育改革”上的建树却很难用夺目来形容，很难让其他学院心服口服，尤其是实际培养出来学生的各方面能力、成绩上，并没有像ASU的荣誉学院那样明显“碾压”其他院系的现象。

拉拉杂杂讲了许多，都是大学几年来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提出的建议也大多基于一些比较直接的经验，也很大程度考虑了可行性。

学校体制很大，需要协调的各方面关系也很多，当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变好的，但是这也不是个人不去努力思考提出自己见解的托词。

鄙人才疏学浅，经验也还尚浅，而以天下之大，自知中国必然还有更多才华横溢、想法不俗的真正人才。

愿以此文抛砖引玉，为后来人在黑暗中呐喊一声，奋起火炬，照出一点光明！

鲁迅先生有两句话我一直不敢忘记：

一则是“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

另一则是“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愿与诸君共勉之。

特别鸣谢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接受采访的吴学而、李大意、祝小晞、木子柔等（以上均为化名）同学，以及几年来给我关心支持的各位师长朋友。

最后，本文初稿已递交校长、书记信箱，并已经得到了校方的正面回复，感谢校方开明而包容的态度，也希望母校能越办越好，中国高等教育能越办越好，中国也能在越来越多成长起来的人才的建设中越来越强盛！

非常感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阅读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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