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2023052】司马光 用人之道

        司马光谈用人之道

 司马光秉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宗旨，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他倡导的为政之要，莫如得人，用人之道，任之欲专，取士之道，先德后才，知人之道，至公至明等观念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 

一、为政之要，莫如得人 

人才是国家的栋梁，人才得失事关国家的治乱兴衰。司马光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对北宋中期统治危机状况的深入分析，他认为，“择人而任之”是“人君之要道”，是为政者理政的不二法门。对此他反复强调：“为政之要，莫如得人。百官称职，则万务咸治。”而国家之治乱，在于人君，他把用人作为治理国家的一项重要举措，同依礼治、施仁政、讲信义相并列，指出“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夫如是，则国家安如磐石，炽如焱火，触之者碎，犯之者焦”。

在上朝廷的奏疏中，司马光指出：“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赏，曰必罚。”在司马光看来，仁、明、武是为政者应当具备的优良品质，而任官、信赏、必罚则是其所应具有的治理手段，这些手段概括为一点，就是“用人”。司马光还列举了“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魏得许攸而破袁绍”等历史典故，来说明广纳贤才的重要意义。 

二、用人之道，任之欲专 

对于如何用人，司马光主张“随器授任”，即根据每个人擅长的事情授以职位，而不是一味地求全责备。“若指瑕掩善，则朝无可用之人，苟随器授任，则世无可弃之士。” 

《资治通鉴》中记载了唐太宗和大臣封德彝之间的一段对话：“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司马光认为，“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虽周、孔之材，不能遍为人之所为，况其下乎！固当就其所长而用之”。司马光精辟地总结了用人之道务必把握四条原则，即“采之欲博，辨之欲精，使之欲适，任之欲专”。也就是，采纳选拔必须广泛全面，鉴别甄选必须精准，安排任务必须适合，任用必须根据各之所长。 

三、取士之道，先德后才 

司马光主张“官人之道，以得贤为本，而资序为末”。资历深浅只能作为选人用人的一项参考，最根本的还是要看其贤能与否，是否有“德”。在《资治通鉴》的第一卷中，司马光指出：“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在这里，司马光以“三家分晋”的历史典故开篇，追溯了韩赵魏三家合谋灭智伯之事，由此引出了“才者德之资，德者才之帅”的命题。司马光以“云梦之竹”和“棠溪之金”作比喻，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重要性。

按照德才标准，司马光将人才分为四类：“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并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观点：“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司马光认为，用人当先求有德，德才兼备是最好的，有德无才次之，无德无才又次之，最不能用的是有才无德之人。若才德不能两全，宁舍才而取德，一个才胜德的人对社会的危害，远比一个无才无德之人要严重得多。司马光的观点是非常有远见的，“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尽管德才兼备的人难得，但一定要用君子，决不能用小人，因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 

四、知人之道，至公至明 

用人首先要知人，而知人的根本在于察人者至公至明。司马光认为，“知人之道，圣贤所难也。是故求之于毁誉，则爱憎竞进而善恶浑殽；考之于功状，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要之，其本在于至公至明而已矣”。所谓“至公至明”，即察人者必须处于公心，不以亲疏贵贱或喜怒好恶作为标准。司马光认为，在人才选拔的过程之中，执政者须参与其中，并且客观公正，因为“为人上者，至公至明，则群下之能否焯然形于目中，无所复逃矣”。这里的“公”，就是公而无私，“明”就是知人善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选拔出于国于民有益之人。 

马光认为，选贤任能不能以亲疏好恶为标准，而是要秉持公正的原则，对于才德高茂之人予以提拔，才德庸下之人进行废黜，立功之人就奖赏，犯罪之人就处罚。只有既任人不“唯亲”，又举贤不“避亲”，如此，方能选出好官。 

（王春河 山东省济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