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朓死后 王勃生前

现在，我们的唐诗故事，就从唐朝之前很早的一个时间——公元499年说起。

这一年，中国南方有一个政权叫作南齐。在它的首都建康的一所监狱里，有一个诗人死去了。

他是卷进了一场政治斗争，落到这个下场的。他的名字叫谢朓。

今天，许多读者可能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也没有读过他的名句“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或者是“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但只说一点，你就知道他有多牛了，谢朓在后世有一个死忠粉，叫作李白。

李白是个傲娇的人，他看得上的诗人可不多，但他一生都很崇拜谢朓，无时无刻不在碎碎念：我真的十分想念谢朓。他登上了高楼，会想起谢朓，比如“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当风吹来，他会想起谢朓，比如“长风万里送秋雁”，然后“中间小谢又清发”；看见美丽的月色，他会想起谢朓，比如“月下沉吟久不归”，然后“令人长忆谢玄晖”……所以后人说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这个谢宣城就是指谢朓，他曾经做过宣城太守。

谢朓是因为卷进了一场政治斗争，被下狱整死的，去世的时候才三十六岁。害死他的庸人们并不知道，他们做了一件多么糟糕的事——此后整整一百年，中国再没有出过一个第一流的诗人。[1]

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下谢朓死后，当时中国诗歌江湖的形势：

当时，中国南方的诗坛大致可分为两大门派——山水派和宫廷派。谢朓是山水派的掌门人，最后一位撑场面的高手。他这一死，山水派倒了台柱子，一门绝学再无杰出传人。宫廷诗派渐渐地一统江湖，肆意妄为。

这一派的特色，用后来隋文帝的话说，就是“多淫丽”。

为什么说他们“丽”呢？因为这一派诗人写诗的风格浮华，特别追求辞藻精致，声律考究。而之所以说他们“淫”，是因为他们虽然也写一些乐府诗、山水诗、怀古诗，却都没写出太大的成就来，偏偏在一种诗歌——小黄诗的创作上独领风骚。

例如宫廷派的开派宗师之一——梁简文帝萧纲，就开创了本门里的一大支派“放荡门”。萧纲自己说的：“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立身谨重”那是幌子，你看看他一辈子的经历，是从来没有谨重过的。至于“文章放荡”，按他的原意，本来应该是指文章风格率性，大气开合，可慢慢地却变了味道，成了真的“放荡”了。

这位大宗师的主要诗歌题材是两个——一是大姑娘，二是大姑娘的床上用品。他的几首代表作的题目，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我那正在睡觉的老婆》《我那正在制作床上用品的老婆》，以及《我那长得像大姑娘一样的小白脸》。[2]

举一首《夜听妓》为例，很多诗人都写过同题作品，但简文帝写得最为色眯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首诗，不用怕难，会有一两个生僻字，但不算很拗口：

合欢蠲忿叶，萱草忘忧条。

何如明月夜，流风拂舞腰。

朱唇随吹尽，玉钏逐弦摇。

留宾惜残弄，负态动馀娇。

简单讲一下这首诗。第一句“合欢蠲忿叶，萱草忘忧条”，用的是诗人嵇康说的一句话：“合欢蠲忿，萱草忘忧。”意思是说：合欢的叶子能让人消忿，萱草的嫩条能让人忘忧，但都不如今晚姑娘们的腰肢那么使我开心。

整首诗都是在肉欲上下功夫，对舞腰、朱唇等不遗余力地细致刻画。在诗的结尾处，还照例出现了一个色鬼形象，就是那个“宾”。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翻检一下，当时的宫体艳诗里往往都会出现这样一个“宾”。

一个诗歌门派，有了这样的掌门人带头，其他高手们也就纷纷效仿，把放荡神功发扬光大。诗人们开口闭口自称“上客”，“上客娇难逼”“上客莫虑掷黄金”，大约随时准备胡天胡帝；姑娘则动不动就“横陈”，“立望复横陈”“不见正横陈”，一不小心就被放倒了。他们约在一起做什么呢？“托意风流子”“密处也寻香”……再引下去，我都要捂住眼睛了。

在那些年里，南中国发生了无数大事，国家战乱频繁，权贵互相屠戮，人民流离失所，但是这些内容你在他们的诗里几乎看不到。如果只看这些诗，你会以为那时候中国人的生活天天歌舞升平、花好月圆。

大家可能会问：南朝的诗坛那么惨，那北朝呢？

在我们的猜想中，北朝的诗，一定是苍凉、古直、雄浑的。真的是这样吗？他们能不能撑起中国诗歌的门面？答案是：你想多了，北朝比南朝还惨。[3]

惨到什么程度呢？后来直到唐朝还流传着一个段子，说南朝第一才子庾信去北朝出使。人们问他北方文士水平如何，庾信傲然一笑，说：“能够和我的水平相抗衡的，大概只有韩陵山上的一块碑文吧。此外也就只有薛道衡、卢思道这俩人勉强能写上两笔。其余的货，都不过是驴鸣狗叫、哞哞汪汪罢了！”

北朝诗坛这么凋零，实在也太难看，那可怎么办？北朝的人开动脑筋，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让后世的我每次读到，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既然我们不出产诗人，那么把南朝的诗人抓过来不就是了？

北朝人说干就干。于是乎，南朝三个最牛的诗人——庾信、王褒、徐陵，统统被抓了，一出使北朝就被扣住不放。其中徐陵还好，没过几年放了回来。另外两个就更惨了，北朝下决心要留他们终老，软硬兼施，封官授爵，充分进行情感留人、待遇留人，就是不让回家。

北朝给这两人的待遇好到什么地步呢？先看庾信，西魏给他的待遇，是开府仪同三司，做车骑大将军，理论上这是当年刘备封给张飞做的官，后来又做骠骑大将军，理论上这是刘备给马超做的官。“五虎上将”的官他一人干了俩。再看王褒，直封到太子少保，这是岳飞、于谦后来受封的那个头衔，名义上和后世两个大英雄一般待遇。

两人就此滞留在北朝多年。好不容易等到时局变化，南北两边关系和缓，政策松动了，开始允许双方人员互相交流探亲。南朝打来了申请：您以前扣留的我们的人，现在可以放回来了吧？北朝爽快地答应了：放！都放！不过只有两个人例外——庾信和王褒不准回去。

现在你大概能够明白，在唐朝之前，中国的诗坛是个什么状况了。

渐渐地，时间来到了公元584年前后。谢朓已经死了快一个世纪了，文坛的气象仍然没什么好转，下一个谢朓还不知道在哪里。

有一个人，对当时文坛的风气看不惯了，大发脾气：这都写的什么玩意！

这个人叫作杨坚。他有一个很酷的鲜卑名字，叫作“普六茹那罗延”，意思是“金刚不坏”。此外，他还有一个更众所周知的头衔——隋文帝。

当时的隋文帝其实是很忙的。他马上要完成中国的大一统了，这一年他有许多大事要办：

在西北，他的军队正在进攻凶悍的吐谷浑；在北方，他的使者正在出使突厥，给对方的贵女赐予姓氏和封号，希望搞好关系；在南方，陈朝的后主虽然懦弱，但还在凭借着长江天险苟延残喘；在内部，杨坚刚刚搬进新的首都大兴，当地的河流水量少，不敷漕运之重，需要抓紧修渠。

可即便在这么忙的当口上，杨坚仍然打算抽出时间来，好好抓一抓文学。

一场“转作风、改文风”的运动轰轰烈烈开始了。一时之间，关于改文风的文件像雪片一样发出。杨坚专门下达指示，要扭转写作的风气：

如今的文风，风格太浮艳，太做作，都是些靡靡之音。从现在起，朕要提倡一种新的文风，让那些浮华虚文都成为过去！[4]

一般来说，皇帝想推动重大改革，不但要开大会、发文件，还要树典型，包括正面典型和反面典型。隋文帝要改革文风，就要杀鸡儆猴，他很快找到了那只鸡——泗州刺史司马幼之。

这位老兄其实颇有来历，是大名鼎鼎的司马懿的后代，少年时曾经在北齐当过高级干部，后来又在隋朝做地方大员，也算是乱世中的一号人物。

《北齐书》里还专门提到了他，说他为人清廉、高尚。他早年有一次出使南朝，朋友写诗给他送行，诗写得还不坏，[5]颇为慷慨激昂。有朋友如此，料想他本人也不是个庸蠹之人。

然而这家伙却成了文风改革的倒霉蛋。开皇四年九月，正是文风改革发动后的敏感时期。司马幼之学习领会改革精神不到位，顶风作案，据说“文表华艳”，估计是写文件、作报告有点假大空，套话略多了些，被皇帝抓了反面典型，居然“付所司治罪”。[6]

抓了反面典型，皇帝又大力树立了一个正面典型——治书侍御史李谔。

对于皇帝的文风改革，这位李谔先生响应最积极，放炮最猛烈，很快就写出了多达一千字的长篇心得体会，叫作《上高祖革文华书》。

在文中，他猛烈抨击浮华的文风，说它是“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而且指出坏风气的源头在于南方，是“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

李谔还表态说，坚决支持朝廷依法严惩司马幼之的决定，抓得好，抓得对，起到了教育警示作用，并积极声明：对类似的家伙，要搞大走访、大排查，“请勒诸司，普加搜访”，一旦发现，决不姑息。

隋文帝看了之后非常高兴，当即批示：这封信很好，印发全体干部学习讨论。

除了李谔之外，文帝的改文风运动也得到了一些帝国高层的响应。比如他的儿子、后来做了太子的晋王杨广。

在刚刚当上太子的第一年，他就抓住一个机会，重申了老爹的文艺改革精神。当时，杨广到太庙参加祭祀活动，借机说仪式上的礼乐歌辞不好，“文多浮丽”，要求重新制定一套。

和老爸这位一介武夫相比，杨广更胜一筹，不但能搞文艺批评，自己还能亲手写作。他努力地写着一种新的诗歌，比如：

辽东海北翦长鲸，风云万里清。

方当销锋散马牛，旋师宴镐京。

又比如：

千乘万骑动，饮马长城窟。

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

杨广支持老爸的改革，动机很复杂，不排除有投机的因素。但在他的诗里，确实涌动着一种新的东西。

那么，这一次改革的成果怎么样呢？文坛、诗坛是不是真的振兴了？

答案却让人失望：成果不怎么样。

几年之后，改革的发起人——隋文帝杨坚就挂了，并没有亲眼看到所谓“斫雕为朴”的效果。

诗坛的新领袖杨广接了班，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昏主——隋炀帝。很快地，朝政日乱，反贼蜂起，天下如沸，炀帝被混乱的时局搞得焦头烂额，终于在扬州，一群造反的士兵用一条绳子，要了他的命。

他再也没有机会搞文学了。当时天下流传最广的文字是什么呢？很有趣，居然是讨伐隋炀帝的檄文。

一场改革，终于草草地偃旗息鼓。尽管皇帝短时间内三令五申，要改文风、树典型，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没有群众奔走相告，没有佳作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更没有立刻唤醒一个伟大的文学盛世。谢朓之后，仍无谢朓。

不过，当我们今天回头来看584年，看这一场虎头蛇尾的改革，却发现它有其特殊之处——在中国历史上，还很少有这样的情况，皇帝和他的接班人，都是文学新风的提倡者。

这不禁让人想起，在隋朝之前三百五十多年前，就曾经有过一个帝王父子组合，撑起了中国诗歌的天穹。他们就是杰出的文学天团——“三曹”。而那个了不起的时代，叫作建安。

相比之下，杨坚和杨广这一对父子组合，没有曹操父子的天分和才华，甚至杨坚搞改革的初衷，也不过是为了道德教化，不是真的为了文学。

但和“三曹”一样，他们同样站在了一个伟大文学时代的开端，打算做出一些改变。他们努力推动了那扇门，发出了呐喊。

这一年，距离后来的王勃出生只有六十六年，[7]距离陈子昂出生只有七十五年。[8]新的诗歌的种子正在血色、动荡中悄无声息地孕育，伺机绽放，直到唐诗的盛世。

伟大的时代往往都是这样开启的：当门被推开时，并没有什么大动静，大家尚在沉睡。只有光照进来之后，人们才被惊醒，发出赞叹的声音。

注释

1.[1] ①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我们该记得从梁简文帝当太子到唐太宗晏驾中间一段时期，正是谢脁已死，陈子昂未生之间一段时期。这期间没有出过一个第一流的诗人。”

2.[2] ②原题分别是《咏内人昼眠》《和徐录事见内人作卧具》《娈童》。

3.[3] ③宇文所安《初唐诗》：“战事连绵、政治动荡的北中国对于诗歌是更糟糕的环境……北方诗人不是蹩脚地模仿南方风格，就是写作笨拙的诗。”

4.[4] ④《隋书·文学传》：“高祖初统万机，每念斫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郑卫淫声，尽以除之。”

5.[5] ⑤写诗的人是同事卢思道，题为《赠别司马幼之南聘诗》，有句“楚山百重映，吴江万仞清。夏云楼阁起，秋涛帷盖生。陆侯持宝剑，终子系长缨。前修亦何远，君其勖令名”。倒也颇为硬挺雄健。

6.[6] ⑥不知道司马先生最后受了什么处分，但他出事的时候是泗州刺史，最后官终眉州刺史，固然没有升迁，但好像也没有受太重大的影响。

7.[7] ⑦我们很难准确知道王勃同学是哪一年生人。谭丕模《中国文学史纲》说是674年，似乎显得略晚。郑振铎《中国文学年表》则说是648年。王勃自己在《春思赋序》中说：“咸亨二年，余春秋二十又二。”那么倒推下来应该是650年出生。这里暂取这一说法。

8.[8] ⑧陈子昂同学的出生年也是个问题，有好几个说法，郑振铎《文学大纲》认为陈子昂生于656年；闻一多《唐诗杂论》中认为，陈子昂生于661年；彭庆生《陈子昂生卒年考》认为他生于659年。这里采用659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