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历代藏书以私人藏书为主，辅之于书院、官学藏书，藏书名楼名家迭出，文脉书香源远流长。宁波私人藏书始于北宋的楼郁和陈谧，另有丰稷、王瓘等藏书家，其中，丰稷的后嗣明代丰坊创有万卷楼。进入南宋，宁波已是浙江的藏书重镇。南宋宁波月湖的两大藏书家，居南者为楼钥，居北者为史守之，被全祖望赞誉为“藏书之富，南楼北史”，除南楼北史藏书外，还有王氏昆仲（正已、正功）藏书。元代藏书家较之宋代，数量骤减，但仍有袁桷藏书“甲于浙东”，胡三省、王世昌承续文脉书香。至明代，天一阁尤为引人注意，被清代阮元赞誉“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唯此岿然独存”，其他如丰坊的万卷楼、范大澈的卧云山房、陈朝辅的云在楼、陆宝的南轩、谢三宾的博雅堂藏书等，亦是远近闻名。清代更是藏书名楼迭起，黄宗羲之续钞堂、万斯同之寒松宅、郑性之二老阁、全祖望之双韭山房、卢址之抱经楼、黄澄量之五桂楼、徐时栋之烟屿楼、冯云濠之醉经阁、董沛之六一山房及蔡鸿鉴之墨海楼等，久负盛名。承清代之流风余韵，民国私人藏书事业堪称发达，据考证拥有藏书万卷（册）以上的藏书楼就有15家之多，如张之铭的古欢室、张寿镛的约园、秦润卿的抹云楼、孙家溎的蜗寄庐、冯贞群的伏跗室、朱鼎煦的别宥斋、马廉的平妖堂藏书，还有一位女性藏书家方矩创建萱荫楼，可谓大家迭出，辉煌一时。以上所列并非宁波藏书名家名楼之全部，根据《宁波图书馆志》系统总结，辑录了自宋代至民国时期的宁波籍藏书家和外籍人士在宁波的藏书家，共103家。然而，为藏书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女性，如方矩的藏书活动几乎毫无例外地归录于李庆城萱荫楼记事中，而更多为风雨藏书楼默默付出的女性鲜有记载，她们中间的很多人甚至连名字都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

女性在藏书领域的冷清寂寥，是不争的事实，不独宁波为然。仅搜集书籍所需的大量资产，便是摆在古代女性面前的首要难题，而搜访、鉴定、购置散落四处的版本所必要的舟车劳顿以及围绕“藏书”而形成的书籍校雠、分类、编目、著录、题跋、保护等活动需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文化素养，这些都将大量女性拦在浩瀚藏书的门槛外。

“虽然数量上与男性藏书家对比悬殊，但女性藏书家同样为保存、传承典籍做出了卓著贡献。”民国方矩夫人以女子之力建藏书楼——萱荫楼，新中国成立初，又将藏书捐赠给了国家，其见识之大、胸襟之广，被赞誉为“古往今来有识见之女藏书家”。除方矩外，古代女性或通过婚嫁传布藏书之风，如清代钱绣芸醉心于天一阁藏书；或以己之才华助夫藏书，如民国蔡瑛化私为公，将约园所藏全部捐献国家。因此，爬梳藏书史料，整理宁波女性藏书家生平，还原她们的藏书活动，给予她们在宁波藏书史中的合理评价，是我们后人应做的工作。

嗜书如痴—清代钱绣

“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姑娘，心想要登天一阁读点书，竟要知府作媒嫁给了范家……”余秋雨《风雨天一阁》中关于钱绣芸这段美丽凄婉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天一阁“禁止妇女登楼”的严格祖规，也让我们得以洞察古代女性如何坚韧地与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在婚姻不自由的时代，一个柔弱女性借着婚配只为多看一点书，还是非常令人动容的。

鄞县有钱姓女子，宁波知府丘铁卿太守的内侄女，性好读书。后听其姑父丘太守说起，天一阁藏书甚富，多世所罕见之奇书，兼藏芸草一本，色淡绿面不甚枯，三百年来不生蠢，即是芸草之功。钱女内心向慕，绣芸草数百本，并改名为绣芸，谋于父母嫁与范氏后人范邦柱。成婚后，向丈夫请求登楼观书见芸草。范邦柱以妇人禁止登书楼家规作答。绣芸由是得病，竟至抑郁而终谢堃在《春草堂集》中，将这个凄美的故事记载如下：

鄞县钱氏女，名绣芸，范茂才邦柱室，丘铁卿太守内侄女也。性嗜书，凡间世有奇异之书，多方购之。尝闻太守言：“范氏天一阁藏书甚富，内多世所罕见者，兼藏芸草一本，色淡绿而不甚枯，三百年来书不生蠹，草之功也。女闻而慕之，绣草数百本犹不能辍，绣芸之名由此始。父母爱女甚，揣其情不忍拂其意，遂归。庙见后，乞茂才一见芸草，茂才以妇女禁例对。女则恍然如有所失，由是病，病且剧。泣谓茂才日：“我之所以来汝家者，为芸草也芸草既不可见，生亦何为？君如怜妾死葬阁之左近，妾瞑目矣!”

后人感动于钱绣芸“芸草既不可，生亦何为”那份深情，想象着她死后变幻而成假山上的一颗石头，守候在天一阁宝书楼旁。

钱绣芸嗜书如命的事迹仅见于《春草堂集》，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有待进一步考证，但这里说的用芸香辟蠹，则由来已久。古人为了防止蠹虫咬书便把芸香草放置书中，书中夹带的清香之气，日久不散，芸香之味可谓名副其实的“书香”。陆游有诗曰：“天随手不去朱黄，辟蠹芸编细细香。”神奇的芸草到底为何物？沈括《梦溪笔谈》卷三有记载：“古人藏书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谓之‘七里香’者是也。叶类豌豆，作小丛生，其叶极芬香，秋后叶间微白如粉污，辟蠹殊验。南人采置席下能去蚤虱。”天一阁所用之芸草是否就是沈括所言之“七里香”？有待考证。后经研究，天一阁所用防蠹之芸草，实为广西产的一种山药材，名灵香草。范钦官广西时，即采用过这种止痛中药灵香草以防蠹护书。芸香草主要产于西部地区，而范钦曾在广西为官，对古籍版本有着敏锐嗅觉的他自然不会错过芸香草辟蠹的妙方。天一阁藏书之所以享有“无蛀书”美誉，盖因藏书内页夹有芸香草辟蠹，书橱下边则放置萤石吸收潮气，正如袁枚所言“久闻天一阁藏书，英石芸香辟蠹鱼”。

女性首建藏书楼——民国方矩

民国时期的私人藏书一方面因传承清朝流风余韵，名家名楼辈出；另一方面又多因战乱及生活所迫，旋聚旋散。随着西方公共图书馆观念的引进和实践，近代以来公共藏书文化渐兴，私人藏书退居次要地位。建国后，更是出现了私人藏书楼百川汇流式的捐赠热潮，“在断江，留存现代的著名藏书楼如范氏天一阁、刘氏嘉业堂、孙氏玉海楼、黄氏五桂楼、冯氏伏跗室、朱氏别宥斋、余氏寒柯堂、李氏萱荫楼、王氏冶庄楼、张氏铁如意馆等数以百计的私家藏书楼，在建国后踊跃，将各自的珍藏乃至自家藏书楼捐献国家。”3从这个意义上说，私家藏书楼的生命或因公共图书馆的兴起而衰落，却因融入了现代图书馆而延绵永续、生机无限。这段时间，宁波方矩为可独当一面的女性藏书家，有据可考者还有蔡瑛。

萱荫楼主人向来没有争议，《李氏萱荫楼藏书目录》十二卷署“古堇李庆城连璇编”，但藏书楼的创始人实为李庆城之母方矩，这段历史细节往往为后人所忽略。范风书的《中国著名藏书家与藏书楼》以“李庆城萓荫楼”录人，大体记录了萱荫楼藏书来源、藏书珍本及楼名来源。在冯晓霞的《浙东藏书史》中，萱荫楼出现于“民国时期宁波地区部分私家藏书情况表”，藏书家为李庆城，并未出现方矩名字。令人欣喜的是，还是有不少研究者对这位女性藏书家给予了高度评价。如骆兆平在《书城琐记》中认为，“在浙东藏书史上，萱荫楼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唯一由一位女子创办起来的著名藏书楼”；在顾志兴的《浙江藏书史》中，用翔实的史料呈现了方矩生平、购书、请人整理书目以及建国后捐赠藏书细节；凌冬梅在《浙江女性藏书》中，将方矩赞誉为“女子建书楼，史上第一人”。

营构书楼

方矩（1893-1978），鄞县（今宁波）人，嫁于同邑李瑞湖。李氏原以货殖起家，家境富裕，可惜李瑞湖早逝，嗣子李庆城又年幼，李家的经济活动实由方矩主持，她“贤明慈惠，素娴文墨。于归未几，旋丧所天，执勤慎己，家获再造。”嗣子李庆城，字连璇，号青尘，幼年丧母，出继给叔母方矩，授业于蔡和铿，后求学于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次女李访梅，能文，能诗，能画之才女，曾留学日本。在塾师蔡和铿的眼里，庆城年尚龄，雅知礼貌，访梅能文、能诗、能画，既知其学有渊源。

李氏与墨海楼蔡氏（鸿鉴）原有姻亲关系，两家联营钱业。然而，民国十年（1921），蔡氏在上海的生意，因投资失败而濒于破产。蔡氏从两家合开的泰巽钱庄透支白银十万两以解燃眉之急，后无力偿还，不得已将墨海楼藏书出让。消息一传出，同郡人争相呼吁，当时就有筹款募建宁波公书库一说，此议终未实现。1927年，方矩毅然斥资白银四万两，将蔡氏墨海楼藏书全部购下，“夫人以一女子之身，不惜斥数万金购置是书，以留吾鄞一线之文化，其用意至深且厚，岂独为其子孙计哉!”在同邑藏书家冯贞群看来，“鄞人好货殖而薄文物，旧家藏书任其流出域外，毫不知惜，四十年来日流日希。今方夫人以一弱女子能斥金市书，不独超于寻常，实是愧乎士夫。晚近数甬上藏书者，当在李氏矣。”“方矩以重金购入时难以升值的古籍，是出于“积财与子孙，不若楹书与子孙”的长远考虑， 更是避免旧家藏书零落四散的文化责任使然。

方矩不仅出资独购蔡氏墨海楼藏书，且辟毛衙巷住屋东首明轩楼房三栋作藏书处，后又请人对藏书加以整理、编目，妥善保管。可以说，萱荫楼营建始终绕不开方矩本人。对墨海楼藏书的购人时间说法不一，一是1921年，此说见《宁波市志》《宁波图书馆志》；二为“1929年”，见李庆坤《跋<李氏萱荫楼书目十二卷>》；三为“1927年”，见李性忠《萱荫楼——民国时期著名的藏书楼》。另有方矩之女李访梅回忆，萱荫楼者，吾家东轩藏书之所也。丁卯之春，重修是楼。”由此推测，书籍入藏时间应该在1927年春后。

1930年，方矩请蔡和铿课其嗣子庆城和次女访梅，并对萱荫楼藏书加以整理、编目。蔡和铿，字芝卿，是蔡鸿鉴的从弟，老成博学，曾任星荫小学校长。蔡和铿颜李氏藏书楼曰“萱荫”，以记藏书为方氏所得，以荫其子庆城及后世，永不衰替。访梅写有《萱荫楼藏书记》一文，“象犀珠玉，非不贵也，而仅足以娱目；锦绣绮罗，非不美也，而仅足以章身。若书则大之可以体国经野，小之可以修身齐家。”以亲历者身份进一步阐明营建萱荫楼之目的。1932年，由蔡和铿主其事，又聘请叶礼华对藏书进行整理、分类、编目，历时一月而成《李氏萓荫楼藏书目录》十二卷，“凡三千余部，二百二十六橱”。该目录以版本分卷，不记撰人姓名，计宋椠十种一卷、元椠十五种一卷、明椠五百五十六种五卷、抄本一百八十九种一卷、清椠二千一百零九种四卷，共十二卷二千八百七十九种、三万零四百三十一册。《李氏营荫楼藏书目录》只有抄本传世，伏跗室冯贞群于193年曾传抄一部，对原有书目的舛误以及部分珍本的由来作了修正和补注。

萱荫楼收藏善本甚富，版本有宋、元、明刻本，精抄本、名人稿本，仅《鄞县通志·文献志》就列举了二百二十八种，尤以明崇祯初刻本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最为著名。《天工开物》被欧洲学者称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综合性著作。如今传世的15种版本中，初刻本《天工开物》由宋应星友人涂伯聚资助于明崇祯十年（1637年）刊行，故又称“涂本”。该版本虽有不少错字，但因为文字、插图都直接来源于宋应星手稿，因此极为珍贵，此后的所有版本均出于此。在郑振铎看来，此书能得1、2子卷已弥足珍贵，而萱荫楼存有10卷，为传世最为完整的一部孤本。

除明崇祯初刻本《天工开物》外，萱荫楼藏有元庆元路儒学刻本《玉海》，元杭州路刻本《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图》；明抄本《明实录》，除永乐、万历、天启与崇祯四朝外，均完整无缺，以《建文实录》最为难得。明刊万历嵊县志》、《正德福州府志》为世所仅见之本，精品有明闻人诠刻本《旧唐书》、明项笃寿刊《东观余论》等，都是不可多得的珍本，其它善本甚多，在此不一一缕述。萱荫楼还辗转收藏姚燮大梅山馆数百种小说、传奇、词曲，以词曲为例，《浙江图书馆特藏书目》甲编计收录图书五十二部，其中萱荫楼捐赠的为二十八部，占一半以上。

藏书源流

藏书楼名号，简单的径以姓氏、居地命名，或夸以藏书之富，或示以宝藏之珍；深刻的则引经据典，摘取诗文名言，或托物言志，或以自勉自励，反映出主人出生家世、收藏爱好、志趣信念、苦乐情怀、仰慕钦敬、积思怀念等方方面面。萱荫楼取意于《诗经·卫风·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朱熹注曰：“谖草令人忘忧；背，北堂也谖”与“萱”同音，谖草即萱草，“背”与“北”相通，指母亲所居住的北房。全句意思为，我从哪里弄到一枝萱草，种在母亲的堂上，使她从此乐而忘忧呢？唐孟郊在《游子诗》写道：“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母依堂前，不见萓草花。”宋叶梦得有诗：“白发萱堂上，孩儿更共怀。”故萱草与母爱联系在了一起，母亲住的屋子又叫萱堂。萱荫楼的“萱”即萱堂，“荫”即为庇护，“萱荫”意为李氏藏书为母氏所购置，庆城传代继承。不过自建楼起，萱荫楼即为封闭式的私人藏书之地，虽有楼名，却无匾额，亦无印鉴，因而知道的人并不多。

萱荫楼藏书得之于蔡氏墨海楼，而蔡氏之书大部分得之于镇海姚變之大梅山馆，其次为卢址之抱经楼，素为世所重。“我宁波李氏萱荫楼藏书得之于同邑蔡氏墨海楼，墨海楼得之于镇海姚氏大梅山馆，其中天一阁与卢氏抱经楼之书亦间有流传。”“墨海楼崛起于清末民初，被誉为甬东继天一阁、抱经楼之后而起的著名藏书楼。楼主蔡鸿鉴性喜藏书，轻财重义，常有千金立尽之举，藏书七万余卷，与天一阁、抱经楼相埒。王荣商曾登楼观书，并作《墨海楼观书记》，文中感慨而言：“菉卿即无此数万卷书，岂能长享其富厚之奉，而没世之后，又安能令人流连慨慕若此哉!然则以菉卿所为，与世之求田问舍者较，亦未必彼之为得，而此之为失也。然鸿鉴不及中年而终，卒后，其子和霁继承墨海楼藏书事业，略增藏书二百种五千册。和霁年十九而卒，鸿鉴之孙同常（明存）继承家业及藏书，编有《明存阁善本书目》，其向族人收书时，延请冯贞群代为鉴定版本。墨海楼藏书经三代人努力，储书近十万卷，后因蔡氏经商失败，将所有典籍以四万两归于李氏。关于墨海楼藏书之散出，冯贞群曾感叹：“吾见其入，又见其出，可慨也。”人去楼空书散，固然是无可奈何之事，但与此同时，萱荫楼因清代著名藏书楼墨海楼、大梅山馆藏书而崛起于民国，墨海楼的藏书使命经由萱荫楼得以延续，从这个意思上说，又何尝不是墨海楼的幸运呢。建国后，这些珍贵古籍、历史文献继而成为现代图书馆的镇库之宝。

捐书始末

藏书楼和所藏之书，防火、防水防虫、防霉之余，还得防抢、防盗。当天灾人祸降临时，藏书楼主人矢志不渝的护书活动对于传统文化的延续，是何等重要与神圣。或许我们可以从抗战爆发后，李庆城及胞兄的艰辛护书经历获悉——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争爆发，李庆城母子姊弟全家迁沪藏书则委托其胞兄李庆坤保管。李庆坤将全部藏书装箱水运至鄞西风岙市，皮藏于一所钱庄的楼房。民国31年（1942年），李庆城托人将藏书迁回宁波萱荫楼，他在楼之四周上下堆置杂物，屋上杂草丛生，使外观上形同不堪居住之废旧屋字，因而在漫长的沦陷期内，这三栋楼房并未引起日伪军的注意。抗战胜利后，清除了书楼的伪装，进行了通风、防潮、防虫等工作，藏书几经风险，幸无损失。为保护这些书籍，李庆城及家人长期处在胆战心惊与艰难险阻之中，是可以理解的。从1946年至解放，藏书楼又经常受到国民党军警的干扰，幸得宁波知名人士协助：藏书安然无恙。

相比现代公共图书馆，传统私人藏书楼偏重藏，且因人、因时而兴替，书籍聚散变化相对较大。抱着藏书的目的在致用，萱荫楼第二代主人李庆城经常与母亲方氏，商讨如何妥善地处理这些藏书。1951年4月，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和故宫博物院兼北京图书馆负责人马衡考察宁波文化保管情况时，无意中得知萱荫楼藏有明刊初刻本《天工开物》，遂访问萱荫楼，无奈李宅重门深锁而未得。

在宁波，无意中知道李氏藏有明刊原本《天工开物》。这是很大的消息!可惜找到了关系，且找到了李宅，而重门深锁，主人离去已久，未能亲见此书。闻主人现在上海，正积极的（地）在找关系，想和他谈谈。如能得到此书，则大可为研究“科学史”的人增加了一部重要的史料也。

郑振铎对萱荫楼藏书极为重视，经过辗转，联系上了在上海的李庆城。征得母亲的同意后，李庆城愿以全部藏书捐献给浙江图书馆，并商定图籍移交的具体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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