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安霍德（IanHodder）：后过程考古学的发展历程

导 言

20世纪80年代，后过程考古学开始在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和美国发展起 来，当时，它作为对过程考古学的一种回应 而登上历史舞台。后过程考古学反对过程考 古学中缺少当代社会学理论参与的这种做 法，同时，它还批判了过程考古学中的实证主义思想。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 代那段发生在过程考古学派与后过程考古学派之间的争论后，很多考古学家已经开始 尝试在他们的研究中整合这两个学派的观 点。然而，两个学派之间认识论上的分歧仍 然存在，并且这个分歧直接促进了后过程考 古学方法的发展，反身（reflexive）考古学 这一方法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定 义

后过程考古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起初是作为对过程考古学的一种回应而为 人所知，后来被用做对范围广泛的、不同种 类的考古学理论（approaches）的一种概括 性描述，这些考古学理论涉及到当代社会学 理论并且承认知识的产生具有历史维度。这些理论包括了对一系列问题的探讨，包括权 力与意识形态，女权主义，物质文化可以像 文本一样被解读这种观念的转向及应用，还 涉及到了对现象学，能动性（agency），景 观，身体，记忆和物质性（materiality）的 探讨，同时还将考古学同文化遗产、本土原住民的权利以及人的伦理道德联系在一起。

后过程考古学可以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定义。对一些人来讲，后过程考古学是一个用来表述构建主义（constructivist）立 场的术语，尚克思（Shanks）和蒂利（Tilley） 在1987年出版的著作（Re-constructing archaeology,《重建考古学》，译者注）中所持的就是构成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在英国 和欧洲更为流行）。而另一些人来说，后过 程考古学的定义更为宽泛，它涵盖了一系列 各种各样的视角，包括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以及本土考古，同时，它还包 括了下文将要讨论的各种理论，本文就是以 后一种方式来使用后过程考古学一词。这些 形形色色的理论通过与当代社会学理论进 行对话，并承认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有着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而被松散地汇集 在一起。

关键问题

早期发展

在20世纪80年代初，后过程考古学家们对很多当时正在人类学、社会科学及人文 学科中被大家广泛热议的一系列问题表示 理解和认同，但过程考古学却将这些问题同 考古学所探讨的问题割裂开。这些被热议的 问题包括权力的结构，意义的结构，能动性的作用，历史学举足轻重的重要意义，以及 关于主体与客体间关系的认识论问题。这些 问题主要受到了当时的社会学理论的影响， 争论的话题包括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本土考古，以及对西方考古学的后 殖民批判（Hodder 1982a, b; Leone 1982; Miller & Tilley 1984; Shanks &Tilley 1987a, b; Hodder & Hutson 2003）。有关早期后过程 考古学的发展及其所受到的影响，见本百科全书中由我编撰的“后过程考古学”这一词 条。

后过程考古学在欧洲（尤其在英国）的 发展状况和在美国的发展状况是截然不同的。在欧洲，考古学一直同历史学有着紧密 的联系，所以过程考古学在欧洲所产生的反 响并不是很强烈，因此，这样的状况让欧洲 更倾向于去批判过程考古学；这在英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诸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影响英 国后过程考古学的主要是布迪厄

(Bourdieu)、吉登斯(Giddens)以及有关后结构主义的争论。而影响美国后过程考古 学的，主要是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且 最早受到这些理论影响的是历史考古学。有 关早期社会和狩猎采集者的考古学研究仍 然非常依赖于那些探寻普遍规律的方法。当美国的文化人类学于20世纪70年代和80 年代开始转向了对意义、历史及反身性

(reflexivity)的关注时，考古学家们却避开了这些关注点，仍然沿着自己固有的道路前 行，强化着自己对研究人类行为普遍规律的 信念，并坚守着那种非常局限的实证主义认 识论。对于人类学中发生的这种转向，美国考古学界的态度刚开始是非常抗拒且强硬 的，他们坚守固有的理念，切断了美国考古 学同那些影响后过程考古学发展的学术趋 势之间的联系。即便是在当下，美国的后过 程考古学也往往被看成是还在持续发展壮大中的过程考古学的陪衬，但在英国，过程 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则被看成是彼此独 立的、且观点对立的两种理论运动。

后过程考古学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往往也是不一样的。后过程考古学的另 一个区域性差异出现在拉丁美洲和西班牙 部分地区，在这些地区的考古学中，唯物主 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曾一度在理论论争 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地方的考古学深受社会和政治的影响，而后过程考古学的方方面 面已经融入其中。在世界其它地区，后过程 考古学的视角也以各种形式参与并成为了 当地后殖民理论运动、本土化运动以及政治 运动的一部分。世界考古学大会(WorldArchaeology Congress)的成功成立就已经表 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广泛的理论辩论是很 有必要的。

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

早期的后过程考古学认为人们会赋予 物质文化以意义并主动构建物质文化。符号学的结构主义理论让考古学家们可以探讨 物质文化是如何产生意义的，其中物质文化 的意义超越了实物的物理性质及与适应有 关的功能，并起源于社会交往策略网络，而 这一网络之中也包含了实物。行动者会有意识地运用物质文化去探寻解决问题的策略 并对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操控 ——即便行动者的意图通常不会被人有意 识地理解，即便很多物质实践是由切实可见 的日常实践所产生，并被日常实践惯例化。这一视角的发展受到了“实践”与“结构化” 理论的强烈影响，这两种理论是由布迪厄和 吉登斯发展出来的，认为结构既是行动的媒 介也是行动的结果。受马克思主义启发，欧洲史前考古学研究以及美国的历史考古与 女权主义考古也关注物质文化，认为人们会 主动利用物质文化来让社会的存在合法化 或进行社会变革。

如果物质文化总是被人赋予一定意义 的，那么或许我们可以将物质文化比作是可以被人阅读 的文本(Hodder & Hutson 2003)。这一观点有几个地方很吸引人。它将关注点放在了阅读者上——放在了如下 观点上，即意义并不是隐藏在实物内部，而 是由阅读者对实物的理解所产生的。这里的 “阅读者”指的既是过去社会的行动者，也 是现代的考古学家。阅读的这一比喻旨在说明的是，面对相同的材料，不同的人会以不 同的方式进行阅读，这是一种更关注历史证 据的比喻。文本的比喻让我们去关注情境— —即“语境”。我们不能孤立地研究陶器和动物骨骼，也不能脱离它们的出土背景进行 研究，相反，我们要将陶器和动物骨骼联系 在一起，并找出让它们彼此产生联系的情 境。在每一种情境下都可能存在着明显的或 者微妙的意义变化。因此，文本的比喻促使我们在研究中使用符号学理论——一种对 符号及符号所处的系统进行研究的理论。

后过程考古学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一直 将焦点放在对过程考古学的批判上。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过程考古学试图将注意力集中在正在被人们所应用的各种理论上， 并提出了一种条理更为清晰的视角，这种视 角逐渐取代了后过程考古学最开始所提出 的各种不同的观点。这种强调对意义进行的 阐释的考古学被人们冠以“阐释考古学”

(interpretivearchaeology)的称谓(Hodder et al. 1995)。但“阐释考古学”这一称谓存在 的时间很短，因为人们很快就发现，将文本或阅读的比喻应用到物质文化上时遇到了 很多困难。人们尤其意识到很少有物质实物 的意义是随意产生的；物质实物的意义往往 是建立在人们对世界的物质经验及实践经 验的基础之上。举例来说，黄金的象征意义在于它的稀缺性、想要得到它所要付出的劳 动以及它存在的持久性。到了20世纪90年 代，后过程考古学家们开始反对文本的比喻，并开始探索物质的意义是如何建立在实 践参与的基础之上的、是如何通过身体体现 (embodied)出来的以及是如何被人体验 的。这一阶段，虽然影响后过程考古学的还是有关实践的理论，但后过程考古学还受到 了海德格尔(Heidegger )和梅洛-庞蒂

(Merleau-Ponty)的现象学的影响，现象学的理论被克里斯?戈斯登(Chris Gosden)、 朱利安?托马斯(Julian Thomas)以及毕欧 纳?奥尔森(BjornarOlsen)成功引入到考 古学。

现象学的理论在考古学中重要且影响 深远的应用是蒂利对景观的研究(Tilley 1994)。蒂利认为，我们当今对景观和纪念建筑的切身体验一定可以向我们揭示出过 去居住在当地的人的某些体验。托马斯和巴 雷特(Barrett)的研究中也应用了现象学理 论，这一理论已经卓有成效地鼓舞了考古学 家们去探索古人是如何根据纪念建筑和景观的实际功用去修建它们、让它们具有某种 意义的。现象学的理论是存在着风险的，因 为当我们漫步在景观之中时所产生的反应 是在我们当下存在的这个世界 (beings-in-the-world)中发生的。这一理论还让考古学家们去思考人是如何漫步在纪 念性建筑和景观之中，以及人的身体是如何 体现(embody)建筑和居所的。相关的问题 还涉及到不同的文化和历史对人们在理解 身体、自我和个人时所带来的差异(Fowler 2004)。举例来说，意识到原子化的个体自我(atomizedindividual self)是西方文化的 产物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有关个 体、身体界限以及自我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概念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的。

早期后过程考古学很少关注方法，而且 许多后过程考古学家在发掘和研究时仍然沿用过程考古学鼎盛时期所发展出的田野 方法。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晚期，一场有关专门为后过程考古学研究所发展出来的 田野方法的争论开始出现。这些反身的方法 ( Hodder 1999 ) 鼓 励 多 元 话 语 (multivocality),并倡导不同的兴趣或利益群体之间要相互合作，以及对记录过程的记 录。对记录过程的记录意思是对研究的预设 和方法进行记录，这样以后的研究者就可以 回到记录材料中去理解研究结果产生的背 景条件。这种二次记录开启了考古学家对前人的研究进行评论与再分析的考古学过程。

存在于当代社会进程中的考古科学已 经成为了后过程考古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情况每次都发生在人们开始批判考古 学最重要的出发点和预设的时候，如人们对 女权主义作出回应时。最近几十年以来，随 着之前被边缘化、被统治的群体开始利用过 去来重新获得对自己土地的所有权以及自身存在的合法性的权利，考古学同样已经在 后殖民的社会背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后过 程考古学并不是这些进展得以出现的原因， 但事实已经证明，后过程考古学是将那些探寻各自的历史的人以及希望打破主流叙事 的人联合起来的一种有效途径。这些主张不 同人之间相互合作的新方法

(Colwell-Chanthaphonh& Ferguson 2004) 在后殖民考古、本土考古及美洲原住民考古 中得到了应用，这些方法同反身考古学所倡导的方法十分接近。

2000年以来的发展

物质文化参与到我们对世界的体验的 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是记忆的构建(Van Dyke& Alcock 2003)。考古学家们常常观察的都 是流传了很长时间的实物证据(祖传遗物)。考古学家们已经有证据表明，当代人会对古 代先民居住过的村落、使用过的埋葬地点或 者举行过仪式的场所进行再利用。考古学家 们还了解到，当代人会挖掘古代遗存、举行纪念活动或者拆除纪念建筑。通过上述的这 些途径，考古学家们可以有机会了解当代人 通过何种方式铭记或者遗忘自己的过去。这 种参与到当代人对自己历史的记忆的考古 学是发生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代社会群体会利用考古学去否定 历史或者强化记忆，如南非、波斯尼亚和阿 根廷，这些国家在发生冲突之后会利用考古 学调节社会矛盾、治愈社会创伤。

近年来，后过程考古学所关注的另一个 重要问题是物质性。对物质性的关注部分是源自于上文所述的一些理论，但同样源于考 古学对人类学中内容广泛的物质文化研究 的参与，这其中包括了米勒(Miller)、盖尔 (Gell)和英格尔德(Ingold)的研究。虽然人们依然强调自我与身份构成的重要性， 但人们的关注点已经转向了物是如何在现 实世界中发挥作用的。最近有很多研究都探 讨了物质材料是如何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与 历史背景下被人们所解释的(Joyce 2005)。物、物质、液体、生命、死亡——所有的这 些事物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都会有不同的 解释。物质性研究所探讨的就是这些文化联 系，并透过不同的社会背景去探寻实物在这 些社会背景中的生命轨迹。麦斯凯尔(Meskell2004: 7)注意到了古代与现代的 埃及人是如何“在物质文化中生存并被物质 文化所塑造的：可以说，主体和客体是相互 塑造、相互依赖的”。

后过程考古学在文化遗产理论话语的 出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过去往往充满了争议，物质材料的过去通常是人们用来 维护自己对土地所享有的权利及身份认同 的最主要手段。更广泛地说，物质文化遗产 已经卷入到了世界各地所发生的冲突之中， 如巴米扬大佛和波斯尼亚莫斯塔尔古桥所遭受的毁坏，以及各方对耶路撒冷宗教纪念 建筑所有权的强烈诉求。在很多国家，正如 南非在结束种族隔离之后所表现出的那样， 解决文化遗产的争端已经成为了这些国家 在冲突发生后治愈社会创伤、调节社会矛盾的关键。在所有的这些个案中，人们需要在 文化遗产的普世价值(如由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所界定的)以及当地人对文化遗产的理 解、好恶上做出权衡。人们还需要对不同利 益相关者的利益以及他们在伦理道德上所处的地位进行评估。涉及到文化遗产的文化 权利及人类对文化遗产所享有权利的语言 已经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使用。后过程考古 学在所有的这些领域中都在以自己独特的 方式发挥着积极的作用(L-J Smith 2004;Meskell 2009)。

人们正在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缩小 过程考古学与后过程考古学的分歧上。诚然，不同的研究传统已经由来已久。因此有 人可能会认为，大体上说，考古学中的认知 过程理论以及行为考古、人类行为生态学 (HBE)、进化论和复杂性理论主要是继承 了过程考古学的遗产。而另一方面，后过程考古学的遗产主要有物质性研究、现象学、 后殖民与本土考古以及批判性的文化遗产 话语。我们确实可以将当代考古学理论的谱 系渊源追溯到如图一所示的三种基本视角：文化历史考古、过程考古与后过程考古。

尽管在下文中我们会讨论不同理论的 融合与借鉴，但每一种理论视角在根源上都尽可能地将自己放在这三大理论阵营中的 一个之中。文化历史考古主要关注陶器及其 它遗物在时间上的谱系与归属。过程考古与 后过程考古之间的分歧已经逐渐成为当代 学术界中更为广泛分歧的一部分，这些更广泛的分歧发生在普遍的理性主义、实证主义 同情境的、批判的反身性(reflexivity)之间。

考古学中有很多理论并不是很明显地 归属于某一个阵营。举例来说，虽然有人将女权主义考古、马克思主义考古以及本土考 古看作是后过程考古学的一部分(Hodder & Hutson 2003)，但还有人认为这些视角是独立的，它们并不从属于某一个阵营(Moss 2005)。但不论人们如何将各种考古学理论 划分到不同的理论阵营中，考古学家们都意 识到了那些认为行动者是按照(最优化或最小化的)普遍规律理性地行动的理论，同那 些认为行动是发生在复杂的历史与文化背

景下、且被人赋予了意义并具有社会价值的 理论，这两类理论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别；考古学家将前者等同于实证主义和假说验证 法，将后者看作是某种形式的批判性、反身 性科学。

这三种不同的视角以及它们如图一所 示的各种理论分支，同产生考古学知识的不同方式之间关系密切。那些运用一般进化论 的理论进行研究的学者同那些关注历史与 能动性的学者之间，在所关注问题的兴趣点 及关注问题的种类上明显存在着根本性分 歧。进化论及人类行为生态学所关注的是包括狩猎采集及渔猎群体在内的规模更小、更 为平等的社会。而权力与能动性的问题最容 易在那些规模更大的、历史时期的社会中得 到解决，这些社会往往结构复杂或出现等级化。那些有关记忆建构以及人们对过去所享 有的文化权利的理论最容易参与到物质性 及文化遗产的研究之中。现象学的理论在史 前景观的研究中最容易得到应用。更为广泛 地说，美国的殖民考古似乎同普遍化的、行为主义的理论结合得最为紧密，而美国及世 界其它地区所兴起的后殖民考古则更青睐 那种批判性的、历史化的以及相互协作的视角。

尽管存在着上述分歧，但近二十多年 来，已经有几位学者主张将过程考古与后过程考古的理论以某种方式结合起来(e.g., Wylie 1989; Pauketat 2001; Hegmon 2003)， 即便还有学者对此进行批评(Moss 2005)。现如今，许多考古学家都已经将过程考古学 与后过程考古学之间的大部分争论看作是 往昔的恩怨，而且他们在这两大理论阵营中 仔细斟酌，精挑细选，选择那些实用的而且 看似合理的理论。伦福儒(Renfrew 1994)讲到了认知过程考古融合了过程考古学与 后过程考古学的观点。科勒(Kohler 2012) 认为，当下有关复杂系统的理论中包括了对 朴素实证主义的批评，同时他还引用了宾特利夫(Bintliff 2008))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复杂性理论融合了文化历史考古、过程 考古学及后过程考古学的视角。谢弗 (Schiffer 2010:154)讲到了他自己和其他的 学者们在1990年代“试图通过采纳一些后过程考古学所关注的问题让行为考古的理 论得以复兴”。他们通过将行为考古的理论 应用到对仪式与宗教、象征性为、社会权力 以及景观的研究中，来实现复兴行为考古理 论的目标。举例来说，沃克(Walker 1995)并没有研究仪式所涉及到的信仰系统，相反 他研究的是仪式的物质实践与行为实践。他 认为，与仪式有关的器物的生命史可以产生 特定形式的堆积物。

在当今的考古实践中，每一种理论都借 用了其它的理论，或者是针对其它理论的进展所做出的回应，不同理论之间的联系如图 一所示。人们发现，在后过程考古学中，复 杂系统理论同历史偶然性之间存在着联系。认知过程考古与现象学的理论都可以用来 解决心智、感知及物质性的问题。很明显，能动性联系着不同的领域，它不仅是物质 性、后殖民及本土考古所使用的主要理论， 同时也是复杂系统、基于自主行动者建模 (agent-based modeling)以及进化论考古的主要理论。

许多考古学家越来越 所处的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即文 化与生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二者谁更重 要。很多考古学家试图将这两者结合起来， 认为文化与生物都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核 心的属性。举例来说，这种认为文化与生物同样重要的观点不仅见于进化论考古中所 使用的双重继承的理论之中，还见于对体现 (embodiment)、物质性及景观的探讨中， 这相比之前的考古学来说是一种进步。考古学中争论的这两方都越来越想在文化、社会 以及社会的演变中将生物学过程所发挥的 作用考虑进来。

依旧存在的认识论分歧

尽管有证据表明，过程考古学阵营中的 理论同后过程考古学阵营中的理论之间的互动与融合已经越来越多，但在认识论和方 法论上，这两大阵营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分 歧。大部分美国考古学家仍然对各种形式的 后过程考古学所提出的社会理论问题深感 不安，因为他们认为后过程考古学在某种程度上对科学造成了威胁。因此，谢弗(Schiffer 2010: 155)认为，虽然有许多行为考古学家 在研究中采纳了后过程考古学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但他们要将这些焦点问题建立在 “科学的基础之上”。伦福儒在发展认知过 程考古学过程中所考虑到的问题也是源自 类似的担忧。

那么，这两大阵营主要有哪些认识论上 的分歧呢？大部分过程考古学家所主张的是某种实证主义的视角，并对材料的客观性 与假说验证法深信不疑，这是因为他们担心 除了自己所主张的认识论视角之外，人们唯 一会采用的是相对主义认识论，这种认识论认为“一切皆有可能发生”。换而言之，他 们所担心的是如果并不存在客观的验证，那 么任何人有关过去的论点都是同样有价值 的。据我了解，没有任何一个后过程考古学 家会持那种“一切皆有可能发生的”相对主义认识论。相对主义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 而且大部分考古学家都会赞同考古学阐释 可以而且应该为考古材料负责。问题只是如 何让考古学阐释为考古材料负责。

考古学并不是那种可以让变量保持不 变的典型的试验性科学。相反，考古学和地质学很类似，它们都属于历史科学，都是将 各种不同类型的材料以最佳的方式组织在 一起，目的是做出清晰连贯的阐述(Hodder 1999)。这种强调将材料组织在一起进行阐述而不是去验证假说的做法是解释学理论 或阐释理论的精髓。阐释理论重点关注的是 理解被阐释事物所处的情境，同时还发现人 们在对情境进行理解时也需要进行归纳。在 解释学的理论中，人们发现，研究者是带着自己已有的知识和先在的理解 (pre-understanding)来面对材料的。研究 者是在这些先在的理解下对材料进行观察。这样，研究者将所有的材料组织在一起，从而产生了一条条理清晰、逻辑连贯的阐述。最有效的阐释要既符合一般理论又符合先 在的理解，而且这样的阐释要比其它阐释更 能透彻地理解更多的材料。阐释考古材料的 过程并不是在做循环论证，举例来说，研究者不能仅仅将某个人的先在理解强加到材 料之上。对实物的研究会让我们改变自己的 观点，但这种改变的发生永远不会脱离社会 也不会脱离理论视角。因此，过去与现在、 客体与主体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对话的)关系。虽然科学研究的过程永远都不会存在社 会价值中立的时刻，但我们同样可以说，通 过让带有社会偏见的阐述同对物的研究进 行互动，可以让这些带有偏见阐述得以转 变。

但是，过程考古学的实证主义理论同后 过程考古学的批判的、辩证的以及诠释学的理论之间真的存在分歧吗？假说验证法同 解释学螺旋(hermeneutic spiral)之间真的 存在分歧吗？科学的实证主义视角认为假 说要接受材料的检验；材料可以证实假说， 也可以否定假说从而产生新的假说，而这些新的假说本身需要以同样的方式接受审视 和验证。在解释学螺旋中，考古学家们从先 在的理解出发去评估材料，目的是去了解材 料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先在的理解，考古学家 们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材料都符合先在的理解，于是考古学家们会调整自己对材料的理 解，从而对材料与先在理解之间的符合程度 做出新的评估。在实践中，假说验证法同解 释学旋梯除了在符合与验证、理解和假说这些术语上存在差异之外，其它方面看上去都 是一样的。

那么，上文中所有的忧虑都是多余的 吗？上述两大阵营的分歧真的只是术语的选择以及如何对科学的表述上吗？这两大 阵营都号称自己很科学，那么它们之间的分 歧只是在对科学的理解上吗？在最近几十 年的考古学论争中，上述两大阵营的的分歧 在很多方面都被过分夸大了。在许多讨论中，尽管当今的很多科学史家们反对科学的 实证主义解释，但对分析技术或自然科学技 术的使用已经同实证科学联系在一起。虽然 后过程考古学家们也已经在使用各种科学 技术，但他们并不主张实证主义的认识论框架。

但上述两大阵营依旧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在实证主义的假说验证法框架下，人们 主要将重点放在了客观、独立材料的作用 上。不论假说源自何处，材料的存在都会让 人们选择那些最符合材料的假说。但在解释 学的框架中，先在的理解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决定着材料如何在第一时间被人 们所解读。但不论符合与验证的过程如何发 生，都会受到先在理解的影响。举一个典型 的例子，人们数百年间一直将新石器时代的磨制石斧看作是“雷石”。在这种先在的理 解中，人们是不可能提出有关“雷石”在砍 伐木材时的工作效率的假说的。这种假说只 能在人们改变对石斧的先在理解后，只有当人们将“雷石”看作是石斧时才能被提出。有许多先在的理解源于产生知识的特殊的 历史背景。在材料符合先在的理解或者先在 的理解被材料所验证的同时，人们有必要对 这些先在的理解进行批判。所以，在参与到社会之中的后过程考古学，同对科学的客观 性深信不疑的过程考古学之间依然存在着 分歧。

结 论

恰塔尔胡尤克(Cata山6yUk)是一个位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自从1995年开始，我们就已经在这里进行 考古发掘。同大部分当代考古学家一样，我们在恰塔尔胡尤克遗址的发掘中应用了大 量科学技术，目的是为了理解居住在这一遗 址的远古先民的日常生活(Hodder 1999)。我们正努力在恰塔尔胡尤克遗址上做出高 质量的科学研究，同时还利用了各种各样的 自然科学技术。我们所提出的观点是建立在 使用尽可能多的、不同学科相交叉的技术基 础之上。但我们同样还意识到，我们提出观点的方式深受我们头脑中已有的预设和出 发点的影响；我们需要在自己观点的来源上 多加小心、多加警觉。同时，我们还要意识 到，我们头脑中的预设和出发点很可能将恰 塔尔胡尤克遗址上持有不同视角的人的利益排除在外。

所以，最后我想说的是，尽管很多人都试图在论证过程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之 间的联系正愈来愈密切，而且二者在也有很 多共同的研究问题，但就考古学家在社会中 所发挥的作用而言，二者还是存在着重要的 分歧。尽管存在着例外情况，但从总体上说，图一所示的那些隶属于过程考古学阵营中 的各种理论依然致力于在纯科学的过程中 进行分析。而另一方面，那些从属于后过程 考古学阵营中的诸多理论更愿意将科学的 研究过程既看作是分析的过程，也看作是一种批判性反思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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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译自 Ian Hodder:Post-processualism, Development of. In: Clare Smith (ed), Encyclopedia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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