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大考古一甲子莫洪贵：我永远是考古人

引  言

考古与我，我与考古，是一种缘分，也伴随了我一生。

记得1973年8月初，我经下乡所在的高屋公社党委推荐，参加了县里组织的高考。高考结束后，招生老师与我们座谈，询问我们想报考哪所学校、学什么专业。我说：我想学文学，报考川大中文系。老师说：这次在江津地区招生，川大只有一个考古专业名额。当时，大家听了都很诧异，因为对这个专业比较陌生，也没放在心上。九月中旬的天，一位招办女教师（西师的），来到我下乡的生产队，找我面谈，了解情况。我当时在农村已经入党，还担任生产队会计，是“五四”青年节全县表彰的优秀知青，在当地小有名气。她告诉我，等待通知。九月底通知书下来了，我还真被川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录取了。这一张小小的录取通知书，就这样决定了我与考古一生的命运。

我拿着通知书，买了半价火车票，于10月5日从四川省江津县白沙镇（注：当年重庆隶属四川省，1997年6月为中央直辖市，江津为重庆市主城区。“江津是个好地方”是江津人聂荣瑧元帅题词。白沙镇属国家历史文化名镇，有小“香港”美称），来到成都，来到川大校园报到了。多年以后，教授我们秦汉考古课程的宋治民老师告诉我，在新生报到处，是他接待了我。（在这里，向宋老师道一声：谢谢！）

一

当年历史系有两个专业：一是历史专业，二是考古专业。我们73级考古专业学员，来自新疆、甘肃、西藏、广西、湖南、四川6个省市，共15人，其中女生4人。入学前分别是工人、干部、知青、退役军人。从1972年到1976年，这几届俗称我们为“工农兵学员”，学制三年。当时学制定为三年，是学校按照国家计划招生，并根据缩短学制的精神办学而制定的。后来国家教委承认我们已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学业，按照国家劳动人事部的有关文件，按本科毕业对待。

在大学三年里，我们系统学习了考古专业各个时期的考古课程。配合教学，参加了各个时期的野外实习。1974年4月，参加了湖北省宜都市红花套遗址发掘；1975年4月，参加西昌地区安宁河流域的考古调查；1976年4月，参加了广西钟山县汉墓发掘。这样边实习，边上课，教日语课的陈凡老师也到工地教学。野外实习告一段落，正遇学校放暑假，老师们又带我们到武汉、长沙、郑州、洛阳、西安等地参观，让我们增长见识。

由于野外实习比较多，经常外出，引得其他专业同学羡慕。野外调查和发掘，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更需要的是敬业和吃苦精神。记得1974年，我们川大、北大、厦大的考古师生在红花套遗址（红花套遗址属新石器时代）实习时，火红的太阳、晒得领队杨建芳老师（教授石器时代考古课程），手臂晒脱了一层皮，但他从没有一句怨言，给我们作了很好的表率，这就是考古人。他影响了我一生，我也记忆了一辈子。

给我们授课的老师们，知识渊博，而且非常敬业。老师是我们的引路人，没有他们传播知识，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三年的大学校园学习生活，使我们逐渐懂得了考古的意义，它就是一本厚厚的历史百科全书，需要我们考古工作者一生去学习、去探索、去解谜。四十多年过去了，很幸运的是，教授我们考古课的老师们，大部分健在，如今他们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但他们都还在默默无闻地不停耕耘，著书立说，传授后人。

在这里，向给我们传授夏商周考古课程的林向、马继贤老师，秦汉考古课的宋治民、王子岗老师，隋唐考古课张勋燎老师，教考古摄影李克林老师以及王东元老师致敬。祝他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我们还要深切怀念童恩正先生，他讲的西南考古课风趣、生动、易懂，我们最爱听。1985年，他从美国回来，筹划建立了四川大学博物馆，把考古专业教研室原有的一个小小陈列室，建成了一个有规模像样的博物馆。历史系教古代史课的老师，如缪钺先生、蒙默、刘琳、冉光荣等老师的课，我们也都爱听。1983年我又回到川大历史系进修了一年，得到了刘琳、胡昭曦等老师的指导和帮助。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四川大学以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徐中舒先生为代表的历史系；以柯召先生为代表的数学系，誉满全国高校。我作为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曾经的一名学生，感到自豪。

毕业这么多年了，我始终不忘老师的教导，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在这近八、九年的时间里，我和在川大博物馆工作的邢进原同学，每年都要与健在的老师们在望江公园聚会，老师们的满十生日我们都要表示祝贺，以表达尊师之情和我们对四川大学的感念之情。 

二

1976年7月，我在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了，分配到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一个单位两个牌子）。1981年，馆所分离，分为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4年更名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我一直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和文物调查工作，以及考古资料和图书信息管理工作。参与并完成了《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大型工具书的编写等，这样我在考古战线上工作了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的考古生涯，我和单位同事们，先后完成了凉山大石墓调查，昭觉县汉代石板墓发掘；青川县郝家坪战国墓发掘；三星堆遗址发掘；万县附马坟（唐代墓葬）发掘；丰都汇南汉墓发掘；绵竹县汉代木板墓发掘；三峡淹没区文物调查；修建达成铁路文物调查等等。我参加了省文化厅组织的南充地区、万县地区、阿坝州、泸州市等60多个县的馆藏文物鉴定。我参加了省文化厅组织的攀西地区各县的文化文物设施调查，调查结束后，我撰写了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上报给省文化厅。我主持了仁寿县古佛乡宋墓发掘，发掘结束后，在县城举办了古佛乡宋墓出土文物展览，参观群众络绎不绝，在县城引起轰动。为了配合水电基本建设，我带队赴雅砻江二滩电站淹没区进行文物调查。调查结束后，完成调查报告，及时送到水电部门审查，考古调查报告发表在《四川文物》1995年第6期。参加达成铁路调查时，在南充火车东站发现有汉—唐宋时期墓葬群，于是我主持了这个工地，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先后发掘古墓葬41座，探沟48条，占地面积约2万平方米。发掘完成后，整理成报告，送交铁路部门审查，为建设部门提供文物资料，考古报告发表在《四川文物》2003年2期。我主持了剑阁县演圣乡截山村汉代崖墓发掘，那是12月寒冷的冬天，吃住在乡下，很不方便，原来考古队队长准备派一名男同志去，他不愿意去。因为大家都知道，四川崖墓十有九空，不会有什么重大发现，但那必定是汉代崖墓群，要重视。队长找到我，我二话没说，就答应去了。原来县文管所上报说：“只发现一座崖墓”，我去发掘以后，沿着山边寻找，又发现4座，发掘完成后，报告发表在《四川文物》2004年第3期。这么多年的考古工作，不管是夏日的三伏天，还是冬天的三九天，我都圆满地完成了多项考古发掘和调查工作，并获得国家文物局颁发的考古领队证书。我在考古工作岗位上，基本上跑遍了全川（包括重庆市），调查和发掘工地达35处以上。我主持的考古发掘和文物调查，都已整理成报告并发表。已发表考古报告和论文二十多篇。我认为一个考古工作者应该在田野考古工作结束后，要及时整理发掘报告，公布结果，这是考古人的责任。

考古队的工作，可以说是像救火队的工作一样。哪里来电报或来电话了，发现古墓或出土什么东西了，马上就得出发赶去。那时各方面条件都很差，五十年代的老师讲，他们进行文物调查时，还要带上被子。我们七八十年代时，招待所没有标间，只得随身带一个塑料桶，以便洗衣服、洗澡用。没有电话，只有写信。没有专车，只能乘长途汽车或火车。那时成都到南充三百多公里，早上天不亮出发，路上整整一天时间。晚上天黑才到，当地人称两头黑。我单独出差时，在火车和长途汽车上，曾遇见过二次小偷行窃，幸好都化险为夷。

记得1976年11月，在凉山布拖县进行文物调查时，听说有一个乡（乡名忘了），山洞里发现了青铜器，我和张才俊老师同县上文管所同志一道，翻越了二座山，往返了五十多里路，到了现场一看，什么都没有，可能被破坏了。考古调查就是这样，只要听说了、得知提供了线索，那就得马上赶过去，尽管什么也没发现，但这就是工作。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学术风气很浓，成立了许多学术团体。我成了中国考古学会会员，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员，四川钱币学会理事。学会成立，促进了学术交流，提升了研究水平。我参加了邛窑遗址、福建德化窑遗址等研讨学术活动。撰写了《广汉三星堆遗址海贝研究》论文，发表在《四川文物》1993年第5期，此文获得四川省钱币学会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叁等奖。随着改革开放，我国许多著名考古工地出土文物到世界各地巡展，进行国际文化交流。1998年，广汉三星堆出土文物在日本东京、京都、福冈、广岛等地展出。我参加了9月至10月在福冈45天的展出工作。在展出开幕式上，我给热爱中国文化的日本友人讲解了三星堆文物的有关情况，得到他们的赞赏和尊重。在随展期间，应九州大学邀请，给他们70多位教授讲解三星堆文物，受到好评，后来留下我参加了他们的晚宴。回国后，我撰写《三星堆文物日本福冈见闻》发表在《四川文物》2000年第4期。

三

回顾1986年四川省第二次文物大普查，也是我考古生涯中最重要的部分。第一次全国文物大普查是从1956年到1958年进行的。第二次全国文物大普查是从1981年开始的，四川落后了，才从1986年6月份开始进行。6月初，我参加了省文化厅由王幼麟副厅长带队，组织在南充地区阆中县进行文物普查试点工作，随后我带队在南充县进行试点。试点工作结束后，年底省文化厅召开全省文物普查工作大会，大会上我讲了古墓葬的知识及调查方法。大会结束后，全省文物普查全面展开。1987年，是我最忙碌的一年，我带队负责三个地区：达县地区、遂宁、德阳共21个县的文物普查工作。这一年里，我根据当时办培训文物干部需要，写了8篇讲义，约4万余字，如《古遗址基本知识讲义》、《古墓葬基本知识讲义》、《中国考古学概论》、《文物考古纵谈》等等。至少讲了一百多课时，培训了全省500余文物干部，反映很好，我也成了他们的朋友。那时野外工作，只配了一部120黑白照相机（海欧牌）、皮尺、罗盘、记录本，就这些工具。这一年，我有8个月时间出差在外。记得南充一名文物干部问我：你一个女同志，长期在外，想不想女儿？想不想家？当时我的眼泪差点没掉下来。那时，女儿正上小学，老公在省文化厅工作，每天下班回来要买菜做饭，接送女儿，也很辛苦。所以我每次出差回来，都要买点小礼物送给他（她）们，感谢他（她）们对我的理解和支持。

从1986年到1989年，全国及全省第二次文物普查规模大、时间长，调查内容广泛，广大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国家文物局决定出版一套《中国文物地图集》各省出分册的通知。《中国文物地图集》是一套大型工具书，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卷三十二册和全国重要文物分卷一册。地图集力图运用地图的形式，对历次文物调查所获的大量资料进行科学概括，反映中国文物工作中已有的学术成果和新的发现，是全面记录中国境内已知的现存的不可移动文物状况，以充分发挥它的作用，是集文物保护、管理和研究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是国家文物局下达的重要科研任务。

1991年至1992年，我参加了省文化厅组织的《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的编写工作（以下简称《四川分册》）。我主要负责古遗址、古墓葬两大类的编写工作。由于资料不全，人员紧缺等各方面的原因，编写工作暂停了下来。直到1999年4月，四川省文化厅正式下文：“关于成立《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编写领导小组的通知”。通知中写到：“成立以赵殿增同志为组长，莫洪贵同志为副组长的编写小组，具体负责分册的编写工作。办公室设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这四年时间，我主要负责《四川分册》的编写工作，还要负责考古资料管理工作，两个工作任务很重。2004年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了地图集编审办公室，我任编审办公室副主任，为了全力以赴完成地图集编审任务，不再负责考古资料工作了。我担任编写组副组长和办公室副主任，还要负责地图集日常事务性工作，包括与各地市州的联系等。这期间，把属于重庆市的文物调查资料整理后，全部送给了重庆市博物馆，由他们完成《重庆分册》的编写任务。

编写组在1986年至1989年文物普查资料基础上，到2009年11月《四川分册》出版，又花了近10年的时间，期间多次对各地文物点进行野外复查、补充完善，对每处编写的条目认真核实、修改。条目的编写必须准确，但困难层出，特别是地名和文物点坐标，因十年来行政区划变化太大，增加了许多难点。我带队去了南充、巴中、广元、内江、泸州等5个地区30多个县的复查核对工作。2007年7月26日我带队去南充进行文物复查途中，发生了车祸，以至腰椎受伤，住院治疗三个多月，后经鉴定为九级伤残，至今留下了后遗症，但我从来没有为此后悔过。

从1986年全省文物普查开始，到2009年11月《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上、中、下三册）终于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此书我任副主编、副编审。此书收录有15231处文物点，文物地图中也一一标注了这15231处文物点的位置。其中古遗址1540处，古墓葬4757处，古建筑4770处，石窟寺及石刻2317处，近现代重要史迹1082处；近现代代表性建筑395处，其他370处。此书我负责古遗址、古墓葬部分条目的编写，还收录了我撰写的两篇文章：《四川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文物保护单位》、《四川东汉三国崖墓》。此书收录文物点截止时间为2006年底。这部沉甸甸的大型工具书，无疑是一项纷繁浩大的工程，历时23年，七易其稿，才大功告成。它凝聚了全省各级领导和广大文物干部的心血和汗水。有人比喻说：“跑了半程”，有人说：“跑了最后一棒”。只有我一个人是从第一棒文物普查阆中试点开始，从风华正茂走向花甲之年，跑到最后成功的考古人。2009年8月份，四川日报记者陈四四，了解了我在考古工作中做出的成绩，特别是完成了地图集《四川分册》的工作经历情况后，到我家采访我，询问我：你是一位女同志，在考古单位工作了三十多年，从来就没有想换过单位？我说：没有，也没后悔过。因我喜欢上了这个专业，热爱这个职业，考古成了我终身奋斗的目标。随后，她在四川日报上发表了采访我的文章，她评价我：“把无数心血献给了文物调查，献给了这一部四川文物集大成的地图集”。

2010年1月，《中国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编写组获由四川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第十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壹等奖。这是我考古工作的最高荣誉，给我的奖励是增加百分之五的退休工资。此书编写期间，得到了川大博物馆提供资料，考古专业林向、宋治民二位老师的指导帮助，在此表示谢意。

考古工作三十多年来，我多次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全省文物普查先进个人。建党八十周年，经单位党支部党员无记名投票，我最高票数当选，被四川省文化厅直属机关党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2008年1月，国家文物局批准颁发的“专家证书”上写到：“由于您在文博事业上的科研成果和突出贡献，特收入在《中国当代文博专家志》”。这些荣誉和颁奖词，坚定和激励我继续为考古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四

2005年1月，我退休了（女性55岁退休）。因编写文物地图集《四川分册》工作需要，又返聘了三年，才真正退休。退休后，时间多了，坚持锻炼身体，打打太极拳，自己也订了份《中国文物报》。我身边的亲朋好友，觉得我是搞考古的，很神秘，经常问我一些问题。如问我：那些古墓葬，你们都可以挖，我们为什么不能挖？你搞考古那么多年，收藏了多少文物？等等。我告诉他们：国家制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规定地下埋藏的文物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私自发掘。社会上有私自盗墓的，那是违法犯罪的。一切考古发掘必须履行报批手续，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应经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批准。我们考古发掘，那是国家颁发了考古发掘证书，有资质的，是代表国家去发掘。国家不允许我们文物考古工作者收藏文物，至今我没有收藏一件。鉴于这种情况，2018年3月我编写了近万字的《文物与考古知识》讲座，并把这种讲座作为公益活动来做。先后给重庆市江津区收藏界藏友、给太极拳班的拳友们、给龙骏家园俱乐部的同志们讲，甚至在缅甸旅游的大巴车上，给旅客们讲。讲他们身边能接触的文物常识、考古知识。如中央电视台经常打的广告，世界著名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讲：“我国水稻栽培有六千多年的历史”，我就讲，广告词的依据是来源于六千多年前浙江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碳化了），说明那时候已进行水稻栽培，发展农业生产，人们可以定居了。例如79/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酒文化广告：什么是“国窖1573”，距今446年的历史；什么是六百多年的国家非遗、九代匠心的传承、国保“水井坊”等，我就告诉大家，这些酒坊遗址的发掘情况及历史原因。成都有个“十陵”，我就讲成都“十陵”与北京明代“十三陵”的关系等等。这样讲他们容易懂，也容易接受。我是一名考古人，用我所学的知识，尽我一份力量，宣传文物考古知识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荣幸。现在媒体也加强了对文物考古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力度，如中央台的“考古公开课”、“国保发现”、“一槌定音”等等。我也曾受聘过两个企业公司的文物顾问，向他们宣传文物法规、考古知识。

我国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从未间断，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荣传统。保存于地上、地下丰富多彩的文物，是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见证，是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实物史料。中国考古学是根据实物史料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学科。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考古学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调查和发掘工作遍及全国。现在，随着社会发展，各地基本建设迅猛加速，越来越多的地下宝藏呈现在我们面前，考古领域也进入了辉煌时代。正因为如此，考古学涉及的各方面知识，更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的考古人去深入了解，研究其中的奥秘，现在还有许多未解之迷等着我们去破解。考古发掘需要原始考古发掘记录，根据出土各种遗迹遗物，进行研究，阐明古代社会经济状况及物质文化面貌，进而探讨社会发展规律，复原没有文字记载的原始社会和少数民族古代历史，这就是考古的特殊作用，是一项集调查、发掘、整理、研究的结合，这样才能出成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发挥它的三大作用：证明历史、补充历史、纠正历史。

习近平主席讲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这代考古人完成了我们的任务，也尽到了自己的责任。现在国家强大了，人民富裕了，进入了互联网时代，考古工作各方面条件都很好了，希望我们下一代考古人不负韶华。

弹指一挥间，离开家乡，来到成都求学、工作，已整整四十七年了。正是“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的《乡愁》是对祖国母亲的思念。我的乡愁是对自己一生学习、工作满满的回忆。就让我在2019年3月写的《我的乡愁》结尾吧！

我 的 乡 愁

小时候，

长江是我最美丽的故乡。

岸边出生，

在岸边成长。

长大后，

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上山下乡，

名片是知青。

后来啊，

很有机缘上了四川大学。

学习考古，

干了一辈子。

而现在，

我同祖国共进七十华诞。

我很幸福，

我也很知足。

在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60周年之际，我作为一名学生，作为一名考古人，献上我40多年来的感悟和收获吧。

此文章得到了卢福洲先生、易艾迪先生的关心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2020年5月22日定稿 

（作者莫洪贵，系四川大学历史系1973级考古班学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 

開卷有益

民风民俗文化民俗学考古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