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以下简称“国博”）藏有两件元代钧窑双耳连座瓶，皆体量高大，造型精美，分别出土于元大都后桃园遗址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郊古丰州城遗址白塔村窖藏。关于此二处出土文物的性质，两者的考古报告分别认为：前者为统治阶级住所旧用遗物，后者为古丰州城万部华严经塔所在大明寺所用遗物。然而，针对国博藏此两件钧窑双耳连座瓶的使用时地、产地、性质等问题尚缺乏更深入系统的探讨。本文旨在通过对学界相关研究进行分析和反思，结合考古、文献资料，对国博所藏两件元代钧窑双耳连座瓶的使用地点、生产地点及性质等问题做进一步的考证。
一 国博藏元代钧窑双耳连座瓶出土情况概述
国博藏元大都后桃园遗址出土元代钧窑连座瓶（下文简称“后桃园钧窑连座瓶”），口沿外侈，作外卷五瓣花式，喇叭形细长颈，丰肩敛腹，肩颈处有双曲兽耳，肩部贴塑两枚前后相对应的兽面铺首衔环装饰，兽额上隐约可见凸起“王”字样。瓶与底座胎釉相连，合为一体，座上端作盘状，座身为镂空壸门五棱曲足几式，各壸门上方贴塑一枚抄手人像，每道凸棱上方各有一枚凸起兽角。器物胎体厚重，呈黄褐色，通体施天蓝色钧釉，釉层肥厚，乳浊感较强，施釉及底，有垂釉现象。口沿及器身多处点饰紫红釉斑，局部有修复痕迹。通高63、口径 15、底径17厘米（图一：1）[1]。此瓶为1972 年元大都考古队在北京新街口豁口西明清北城墙下—元大都后桃园遗址发掘出土。该瓶出土时原为一对，另一件现藏首都博物馆（图一：2）[2]。 1 2
图一 北京元大都后桃园遗址出土元代钧窑双耳连座瓶
1．国博藏 2.首都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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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内蒙古呼和浩特白塔村窖藏出土元代钧窑双耳连座瓶
1.国博藏 2.内蒙古博物院藏
国博藏内蒙古呼和浩特白塔村附近窖藏出土元代钧窑双耳连座瓶（下文简称“白塔村钧窑连座瓶”），圆唇口，喇叭形长颈，椭圆形腹、敛足，肩颈连接处有一道凸弦纹，颈两侧饰兽耳一对，腹部有四枚等距兽面铺首衔环贴塑装饰。瓶与座连为一体，底座为低矮镂空壸门五棱曲足几式，每道凸棱上装饰兽形塑像一枚。器物胎体粗厚，呈黄褐色，瓶身通体施乳浊天蓝釉，施釉不到底，底部流釉痕迹明显，贴塑纹凸起处釉层较薄，露出胎体。通高 58、口径 17、底径 18 厘米（图二：1）。该瓶出土时原为图三 内蒙古呼和浩特白塔村窖藏出土元代钧窑香炉一对，另一件现藏内蒙古博物院（图二:2）[3]。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座与双瓶配套使用的钧窑鼎式炉，胎体厚重，颈部未施釉处有阴刻楷 书“己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炉一个”铭文，经考证，应为元代至大二年（1309 年）造（图三）[4]。
图三 内蒙古呼和浩特白塔村窖藏出土元代钧窑香炉
类似器物有 1959 年北京西单商场北出土的一件元代钧窑双耳连座瓶。该瓶花口，细颈，丰肩，敛腹，肩颈处有双兽耳，颈部饰有多处凸起贴花，器身饰两枚兽面铺首衔环贴塑，瓶与座连接处为一圈仰莲瓣纹，下为壸门曲足底座，通体施乳浊钧釉。通高 50、口径7、底径13 厘米（图四）。由于缺乏详细记载，该器物具体出土情况不详 [5]。
二 国博藏元代钧窑双耳连座瓶的宗教特征及使用地点
（一）后桃园钧窑连座瓶的道教属性及使用地点
后桃园遗址位于今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豁口以西明清北城墙下，东距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约125米许。关于后桃园遗址的性质，以往的主流观点认为是统治阶级居住遗址，因其在明初修筑城墙时遭到严重破坏，所以房屋建筑及基础已无存 [6]。而林梅村先生则以后英房出土“元章”款紫金砚石为切入点，结合遗址出土螺钿漆器、壁画残件等，对后英房及后桃园出土遗物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后英房遗址即为元代西太乙宫，后桃园遗址为后英房元代遗址拆除的建筑垃圾堆放场 [7]。据考古资料显示，元大都后桃园遗址出土遗物主要为建筑构件与器物。其中，出土建筑构件有覆盆式柱础脚石、门砧、壁画残片，以及精美繁复的各种屋瓦配饰，应是一处规模较大、等级较高的处所，所用器物华美，非一般平民家宅所享，且出土有“武士”“迦陵频伽”造型的建筑瓦饰。这些形象的建筑配件在宗教建筑、造像中较为常见，一般民宅中较少使用。此外，遗物中有一件刻“昭惠灵显真君之位”铭文的龟趺牌位，碑首天宫处阴刻“六月廿四”,字均填金 [8]。所谓“昭惠灵显真君”，在元代是以李冰为原形的二郎神，属于道教神系 [9]，诉之求仙祈雨。遗址另出土有一件黑陶八卦纹贯耳瓶，亦带有明显的道教特征。因此，这批文物可能为该处或附近等级较高的大型道教场所使用。
图四 北京西单商场北出土元代钧窑双耳连座瓶 图五 后桃园钧窑连座瓶兽耳
从后桃园出土的钧窑连座瓶外观来看， 有以下两个细节值得关注 ：其一，该瓶耳具梭形小耳、双角、尖吻、口衔长曲柄的特征（图五），应为“ 龙耳”；其二， 瓶肩部贴塑的铺首兽面，额上凸印有“王”字样（图六），这在同时期的钧窑瓷器上颇为罕见，此处应为虎面象征[10]。两瓶铺首上皆有“王”字装饰，图案位于兽额正中央，清晰规整，应为特意加饰，非偶然所成。结合该瓶的兽耳样式，其“虎面铺首”与“龙耳”配饰组成了道教中具有代表性的“龙虎”概念，与同出土的八卦纹黑陶炉、“昭惠灵显真君”铭龟趺牌位等器物的道教属性不谋而合。 
图六 后桃园钧窑连座瓶铺首中央“王”字样印文
该瓶细节设计独具匠心，不排除是根据其供奉场合的宗教属性而专门设计。钩沉史籍，元代后桃园、后英房遗址所在地区（今西直门内大街以北，德胜门西大街以南，西直门北大街以东积水潭以西）仅有一处大型道教宫观—西太乙宫为文献所载。据《析津志辑佚》记：“西太乙宫，在和义门内近北，张秋泉所建。秋泉本戴石屏之后，少年习吏，微责，弃俗而游京师。……初，在797/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天师宫放逸自居，怀孟太后有疢，求医药符篆之士于朝，遂诹于吴宗师。师令其应旨而往，符药俱验，果能阐扬，大称懿旨。厥后恰逢九五之祚，一时向仰，非复寻常真人之比。故其所建宫宇，计年而成，其施助不言而至源源。宫正殿正西祠张上卿、吴宗师……独携米南宫所宝研山石回。当朝诸名公若虞伯生，俱有研山诗。”[11]文中所述“怀孟太后”，为元武宗之母答吉，因曾与海山流放至怀州，而或称之[12]。西太乙宫创建者张秋泉应在武宗即位前夕为太后治“疢病”，并获太后“大称懿旨”，之后逢武宗“九五之祚”称帝，第二年建成宫殿。又有《辛丑销夏记》卷三“杭州福神观碑记”：“大德丁未，全德靖明弘道真人张公惟一荣被玺书领西太乙宫事，公以祠官祝厘，便蕃锡宠黄冠 羽服，邈自山林来游京，国者公与语辄少许。”[13]可见，西太乙宫最早应在武宗即位的大德丁未年[14]（大德十一年，1307年）开始建造，同年张秋泉（字惟一）受“玺书”领西太乙宫事，宫殿于一年后（1308年）建成[15]。结合《元大都西太乙宫考》一本的观点，本文认为后桃园与后英房遗址相隔仅百余米，前者遗址出土器物应即为后者—元代西太乙宫所用旧物。后桃园钧窑连座瓶与白塔村钧窑连座瓶的尺寸大小、造型结构、胎釉特征等皆较相似，两件器物所造时间应相隔不远。据与白塔村钧窑连座瓶同时出土的配套香炉生产于至大二年（1309年）推测，后桃园连座瓶的生产时间应与此相当，不早于西太乙宫建成的至大元年（1308年），基本可认为是元武宗时期的产品。
（二）白塔村钧窑连座瓶的佛教属性及使用地点
白塔村连座瓶及其同出土器物，在发掘时分别保存于两个黑釉大瓮中，除了上文所述的两件钧窑连座瓶及一鼎香炉之外，窖藏中另出土有龙泉窑缠枝牡丹纹瓶一对、缠枝莲纹瓶一件，以及陶质绿琉璃釉残菩萨头像一件。考古发掘报告认为该批文物不似民间或官衙所用，可能为距其半公里处的万部华严经塔（即“白塔”）所在的大明寺所用供器 [16]。因该窖藏中出土有至大二年（1309年）“己酉”款香炉，作为“二瓶一炉”配套“三供”之一的钧窑连座瓶，生产时间应与其一致，为1309年与香炉同时生产制作。
三 国博藏元代钧窑双耳连座瓶的产地
元代钧窑持续发展，形成了庞大的钧窑系。除了在其中心产区—河南禹县大量发现外，另在河南汝州、登封、焦作、安阳、鹤壁等地区都有众多的元代钧瓷窑场。此外，山西、陕西、山东、河北等地亦有元代钧釉类瓷器的烧制 [17]。元代钧窑瓷器以小型盘、碗类日用器皿为主，大型瓶炉类器物较少。
从出土情况看，与国博所藏两件钧窑连座瓶及同类香炉相似的器物残件，曾出现于河南禹州神垕镇窑址与鹤壁市鹤壁窑。在故宫采集的神垕镇窑址标本（图七）[18] 及考古发掘中均发现有类似器物残件。2001 年在对禹州神垕镇窑址进行的考古发掘中，从窑址第三期后段—元代中晚期地层中发现有少量体量高大、带繁复贴花装饰的炉残件香炉和带铺首贴塑的连座瓶残件，
图七 故宫博物院藏河南神垕镇窑出土元代钧窑瓷
简报称其与“己酉年”款钧釉香炉特征十分相似，并以“ 己酉年” 款炉为标准器，将此段上限定为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 年）[19]。实际元代生产此类钧釉贴塑装饰瓶炉的窑场，至少还有河南省鹤壁窑，在故宫博物院所采集的鹤壁窑的瓷器标本中发现类似的钧窑瓶贴塑残件（图八）[20]，器表的梅花点贴塑与上述北京西单商场出土元代钧窑连座瓶的装饰接近，胎釉特征也与本文所述钧窑连座瓶类似。因此，就目前公布的资料看，此类大型元代钧窑连座瓶、香炉的产地应在河南省神垕镇窑或鹤壁窑。具体定论有待于进一步进行科学检测或更充分的标本资料研究方可得出。
图八 故宫博物院藏河南鹤壁窑出土元代钧窑贴塑瓶残件
四 国博藏元代钧窑双耳连座瓶性质蠡测
本文认为国博藏此两件元代钧窑连座瓶并非一般民间市场流通商品，应是由富庶阶层或官方为当时等级较高的宗教场所专门订制的少量供奉用瓷。理由如下。
（一）使用场所存在官方扶持的背景
如上所述，后桃园钧窑连座瓶应为元大都西太乙宫用物，这是一处等级较高的道宫， 其创始者、所用器物有与元代皇室或中央官府相关联的迹象。首先，西太乙宫的创立者—张秋泉与元武宗时期的皇室和上层名流保持着密切关系。除上揭《析津志辑佚》《辛丑销夏记》等文献记载之外，另有揭傒斯《揭文安公全集》记：“砚山诗·并序……大都太乙崇福宫张真人本戴氏子，今年春贻书得之……戴氏藏之余百年，护持不涴权贵手，离乱独与身俱全，帝旁真人乘紫霞……”[21]《黄岩县志》载：“张惟一，号秋泉……诗名重燕都，赵松雪、揭曼硕皆与往来，由昭瑞宫提点特授全德靖明宏道真人太乙宫提点制勅，有泉石古心、冰霜雅操、淡焉若朴而妙。”[22] 可见张秋泉是在大德十一年受“玺书”，并受到皇帝诏谕批准而行领西太乙宫事，他不仅因给皇后治愈疾病获“懿旨”称赞，被称为“帝旁真人”，另获皇帝“制敕”受“全德靖明宏（弘）道真人”封号。因此从人事关系方面看，西太乙宫的主持者在该宫观创立之初便受到皇家的大力提携与支持，且与赵孟頫、揭傒斯等名流高士交往密切。其次，西太乙宫所用器物中有官方订烧者。后英房遗址出土有元代磁州窑“内府”款梅瓶两件[23]。据史籍所载，“内府”为储办皇室用物的官方机构无疑 [24]，“内府”款梅瓶应是官方向磁州窑订烧的产品，作为朝廷惯例用于赏赐的酒具 [25]。再者，西太乙宫建筑等级非凡。后英房遗址位于元大都西北部，占地面积约八亩，其工字型平面院落，“五抹”格子门，墙体磨缝对砖等建筑程式，在元大都类似宅邸遗址中较为罕见，规格颇高[26]。其地处元大都，定有相当的地位和背景方可拥有此等建筑规模和建筑形制。由此可见，西太乙宫无论是建筑的使用者还是建筑本身，皆与官方有密切关系，具较高等级。白塔村连座瓶所在的古丰州城是辽、金、元各代在大黑河流域建立的一处重要军事基地，同时也是元代北方各族人民文化、经济的交流中心和交通枢纽。此地寺院遗址众多，白塔（万部华严经塔）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处，现可见金元明时期多种民族文字题记数百条 [27]，另有清代《出塞记略》载该塔壁题记中有“大金大定二年奉敕重修”字样 [28]。至大二年（1309 年）术忽难加封为赵王，延祐元年（1314 年）三月，封术忽难之子阿鲁秃为赵王 [29]，丰州城 在赵王所辖范围，此时属于德宁路。据《元丰州僧塔铭》一文所述，从现古丰州城五路村南 部四座元代僧塔铭文中能得到如下信息：首先，元代中期丰州城僧正不仅受到地方政权的支 持和维护，且其官职是受帝师（元代掌管释教的最高僧官）法旨任命，如五路村一号塔铭记定林永安寺智浚“奉赵王钧旨赐永安主持”，此僧于大德丁酉 (1297 年 )“充奉帝师法旨, 充本州管内僧正”，是负责管理丰州城僧侣事务的僧官，生于白塔赵氏；其次，五路村二号塔铭记“特授赵王钧旨三道，住大永安寺”，并将“德宁路诸色人阇囗囗总管府判官贾享甫”与寺院各高僧姓名一同刊刻于塔碑上，另有四号塔铭记“德宁路诸色人匠都总管囗官贾知刊” 字样 [30]，应是由于这些官员尽其职能，受命主持了该寺所需的重要工匠事宜之故。可见此阶段丰州城的佛教发展受到了中央释教长官和地方政权的双重重视，具体扶持方式应包括政府通过令德宁路诸色人匠总管府组织技艺精良的官工匠，为当地重要佛寺僧塔进行营缮事宜，可能也包括宗教场所陈设用物的制作。万部华严经塔及其所在的大明寺作为丰州城闻名遐迩的重要佛教场所之一，在当时也很可能受到同样的政府扶持，受到官匠的支助。
（二）工艺明显超出元代一般钧瓷水平
元代钧窑瓷器总体质地粗糙，样式简单，基本为盘碗类日用小件器物。本文所讨论的两件钧窑双耳连座瓶体量高大、造型繁复，远超出元代钧窑平均生产水平，较为罕见。这种产品质量的较大悬殊与当时景德镇窑、龙泉窑瓷器整体工艺水平较高，大体量、复杂器型较多见的情况显然不同。从外观看，此两件钧窑连座瓶以及北京西单商场北出土类似连座瓶的体量、胎釉特征、造型装饰等方面十分相似，为同一窑场，甚至是同一作坊烧造的可能性较大。其中元大都遗址出土的两种钧窑连座瓶，主体造型几乎完全一致，西单商场北出土连座瓶颈部增饰梅花纹贴塑，瓶与座之间堆塑仰莲纹，具有明显的佛教特征，制造者可能根据使用地宗教属性的不同在同一个样式基础上稍作修改而成，分发于元大都两处道宫、佛寺，非一般民众所能及。此外，此类钧窑连座瓶工艺复杂，成本高昂，而窑场并未通过大规模生产同类商品降低成本，以获取更大利润，而是十分有限地生产少量器物，这与一般民用商品的批量生产模式颇为不同，应是富庶群体专门向窑场订制。
（三）元代钧窑生产存在与官方的密切关系
从文献记载看，《元史·何实传》记载有元军“分兵攻汴、陈、蔡、唐、邓、许、钧、睢、郑、亳、颍，所至有功,计枭首一千五百余级,俘工匠七百余人”[31]，其所掳工匠之地包括钧州。在元代对能工巧匠极尽搜罗入编匠籍的背景下，钧州瓷匠中应有不少技艺精湛者被编入“官匠 籍”。王光尧先生对元代钧窑纳税情况进行了研究，他结合各级城镇和蒙古喀喇和林城宫殿 遗址、新疆霍城元阿力麻里古城等出土的钧窑瓷器，认为元代钧窑产品应和官府有一定关系，元代实行匠籍制，大量扩民为匠编入匠籍，且在全国设立各种官营手工作坊，而钧窑瓷器销 量极大，政府不可能不控制其税收乃至编民为官匠而建立隶属于官府的钧窑场进行官营 [32]。基于这样的背景，像能生产后桃园遗址、白塔村窖藏元代钧窑连座瓶的工匠，其生产技术水 平自然是钧窑匠户中佼佼者，政府很可能将其纳入官匠籍，以适时应官方需求烧造瓷器。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关于“己酉年九月十五小宋自造香炉一个”铭文的解读，有观点认为该炉为“小宋”自己烧造并供奉 [33]。这种解释将“自”理解为代词“自己、本人”之意，将供奉者和制作者理解为同一人，忽略了此处“自”也可能作为副词表“亲自、躬亲”[34] 之意，强调此炉由工匠本人独立完成烧制，并非一定指供奉人即为制造者。结合文献或考古出土的类似铭文内容，实际应存在以下几种可能：第一，该炉为民用钧瓷，制造者、供奉者皆为匠人小宋，铭文兼有书名祈愿与姓氏商标的双重性质；第二，该炉为小宋烧造，但订制、进奉者另有他人，铭文为具有广告性质的姓氏商标，如明代“湖州薛敬溪自造”“龙家自造”“近河自造”铭铜镜等 [35] ；第三，该炉为官府订烧，铭文为“物勒工名”的一种—仅刻工匠名款，如东都洛阳城隋唐宫城内烧瓦窑出土印“匠张宝贵”“匠周易仁”等的唐代带字板瓦 [36]，唐高祖献陵的石犀上所刻“武德拾年九月十一日石匠小汤二记”的题名[37] 等，皆为官作物仅书工匠名不勒监官职名的情况。在元代政府对工匠监管严格的背景下，即便匠人有一定的流动性和自由度，身处河南的“小宋”为少数经济宽裕的工匠，烧造出体量庞大的钧窑瓶炉，不就近供奉，却选择距其千里之外的内蒙古丰州地区进奉，颇为费解。而为了生计，完成订单或者官方交办烧造任务更加合理。综上所述，在元武宗时期，白塔村、后桃园钧窑连座瓶所属的宗教场所均存在官方扶持的背景，其中白塔村连座瓶所在的古丰州城明确存在地方官工匠受命参与到佛寺建设相关事务的事实。结合本文所述此两件钧窑连座瓶高超的工艺水平及元代钧瓷窑场很可能存在官营背景，以及本文对“小宋自造”铭的理解，可推测：国博藏两件元代钧窑连座瓶非一般民众所施应由中上阶层向窑场专门定制，或存在由官方出面干预生产的较大可能。
五 结语
本文通过对国博藏元代后桃园钧窑连座瓶、白塔村钧窑连座瓶及相关出土文物进行分析，认为此二瓶应分别为元代道宫与佛寺所用宗教供器，与同时出土的香炉搭配使用，构成“二瓶一炉”三供仪具。后桃园钧窑连座瓶应为元大都西太乙宫所用旧物，烧造时间应不早于至大元年（1308 年）。白塔村钧窑连座瓶与同出土的元代钧窑香炉应为一套，为同时同地所产，烧造于至大二年（1309 年），应为万部华严经塔所在的大明寺故物。从外观上看，两瓶胎釉特征、造型装饰十分接近，似为同一产地。结合已公布的考古发掘资料，推测为今河南禹州神垕镇窑或鹤壁窑烧造。此类瓶烧造成本高昂，存世量稀少，工艺精美，远超出元代钧窑平均生产水平，与当时景德镇窑、龙泉窑瓷器整体水平较高的情况显然不同。其中一瓶出自元大都西太乙宫，此宫的创立者及宫宇建造与皇家关系密切；另一瓶所在古丰州城当时佛教兴盛，官匠曾受旨参与寺院兴建。结合文献、考古资料所示，本文推测此类元代钧窑连座瓶非一般民间市场流通商品，应为中上阶层或官方向窑场专门订制的少量供奉用瓷，供当时等级较高的宗教场所使用。元武宗在位时期，十分重视同各宗教之间的关系，尤其对佛教和道教大力推崇，包括耗巨资兴建宫观，频繁赐封宗教领袖等。如至大元年（1308 年）武宗“发军千五百人修五台山佛寺……以皇太子建佛寺”[38] ；封苗道一为全真道掌教，对丘处机褒以帝君真君之封 [39] 等，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元初佛、道之间的激烈矛盾，宗教出现大繁荣的局面。此时，元代发达的制瓷业受到日益增长的供奉需求的影响，出现了许多造型精美的“三供”仪具，景德镇窑、 龙泉窑产品尤多，钧窑以中小型香炉为主。国博藏元代钧窑连座瓶及同类钧瓷即是在此背景下创造的大型宗教供器，极为稀有，具有较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注 释
开卷有益
民风民俗文化民俗学考古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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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彭晓云：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两件元代钧窑双耳连座瓶的再认识发布于2021-06-20 11:0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