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海涛：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遗存探析

一.前言

二里头遗址的主体遗存属于二里头文化，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城市遗址。二里头遗址规模宏大，布局严整，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学术界一般把二里头文化分为四期，每期又可分为早、晚两段^[1]。对于二里头遗址作为都城的时间，即何时成为都城，又在何时废弃，学术界尚存在争议。关于二里头都城废弃时间，目前有两种主流观点，一种认为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晚段之间^[2]，另一种认为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下文均用“四期晚段”指代“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不再另注）、二里岗下层文化之间^[3]。两种观点的区别仅在于四期晚段时二里头都城是否已经废弃，所以四期晚段成为探讨这一问题的关键时段。

判断二里头都城在四期晚段是否废弃，第一，要从整体上看构成都城的原有主体要素在该时段是正常存在、使用，还是被破坏、损毁而废弃，个别主体要素因自身破旧、损坏或火灾等破坏而改建、扩建，显然不代表都城的废弃；第二，若原有的主体要素整体被破坏，则要看在二里头都城内是否重新构建了与原来规模、规格相当的都城要素；最后还要看都城的使用者是否还是原来的人群。如上述三条均为否定，则判断都城废弃。

构成二里头都城的主体因素主要有都邑功能性文化遗存：都邑路网——中心区的井字形道路网络；大型礼仪建筑——宫城城墙，宫殿建筑；官营手工业作坊——作坊区夯土围垣，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铸铜作坊，夯土建筑；高等级墓葬——使用青铜器、玉器、绿松石器、漆器等的贵族墓葬。在二里头这样一个具有明确规划的都城，上述都邑功能性遗存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是王权和政权的象征，神圣不可侵犯。它们正常使用时，是不可能容许在其边缘，更不能在其中心部位出现与其功能性质不相关的文化遗存，如挖掘一般的垃圾坑、埋设普通墓葬等。

二里头都城的大型遗迹保存状况均不够完整，多在二里岗文化晚期及东汉时期被严重破坏仅存基础部分，即使曾被烧毁、推倒、整体挖除而废弃，现在也难见证据，无法直接判断其于何时、被哪些人群、以何种方式破坏、损毁以致废弃等情况。综合考察与大型遗迹有关的遗存，我们从以下三点来判断某个大型遗迹是否废弃：（1）大型遗迹被晚于它的一般遗迹完全或局部打破；（2）大型遗迹被晚于它的堆积完全或局部叠压；（3）大型遗迹或都城中心区域成组出现破坏性、具有其他考古学文化特征的遗存。我们认为，出现上述三种之任一情况，都可表明大型遗迹可能被破坏、损毁而废弃。

不同学者的二里头文化分期方案略有不同。本文采用《二里头　1999～2006》的分期方案^[4]，四期晚段的陶器以《偃师二里头》中所发表的ⅤH53、ⅤH57、ⅤH83、ⅤH87、ⅤH101、ⅤM21、ⅤM51，1981ⅢH1、ⅢH8、ⅢH23^[5]、1984ⅥM9^[6]，《二里头　1999～2006》中所发表的2000ⅢT1⑦～⑨、2000ⅢT2⑤A～⑤B、2000ⅢT3⑤B、2000ⅢT4⑩、2000ⅢH13①、2000ⅢH24，2001ⅤH272、2002ⅤT27④A、2002Ⅴ112、2003ⅤG14、2004ⅤH331、2006ⅤH447等为代表。下文将根据层位关系和出土陶器，对四期晚段时二里头都城主要遗存的存、废状况进行详细分析。

二．二、三期始建的二里头都城主要遗存的存、废状况

（一）、中心区井字形道路网络及宫城城墙

井字形道路网络是二里头都城的骨架，不仅具有通行功能，也是功能分区的重要界限，是都城具有明确规划的重要表现。井字形道路网络、宫殿区（宫城）的布局与方位概念显现了二里头都城极强的规划性，这是作为权力中心的“政治性城市”的显著特征^[7]。（图1）。

图1  中心区道路网络、宫城城墙及相关遗迹平面图

多处地层关系可以卡定中心区道路网络和宫城城墙的下限年代。位于4号基址东北的一座四期晚段的小型房址2003ⅤF3也依托宫城东墙而建，其墙槽垂直嵌入宫城东墙^[8]。对多处道路和宫城城墙解剖可知，多数地段使用时期路土的时代可到四期晚段（《二里头》图6-2-5-3A^[9]）。可见，进入四期晚段之初，井字形道路网络及宫城城墙仍在使用。

同样是在四期晚段，2003ⅤH181、2003ⅤH229、2003ⅤH234（《二里头》图6-4-2-65-2）打破宫城城墙边缘，2003ⅤH189、2003ⅤH228（《二里头》图6-4-2-63-2A）、2003ⅤH233、2003ⅤH239、2003ⅤM11（《二里头》图6-4-3-10-2）对宫城城墙破坏较严重，四期晚段的2003ⅤH179则打破宫城城墙的中心部位。这表明，经过四期晚段最初使用之后，宫城城墙在四期晚段第2阶段遭到严重破坏而废弃了。

（二）、宫殿区大型夯土基址群

1、1号基址群：

位于宫城西南部，主要包括1号基址、7～9号基址、2号墙、宫城西墙南段、宫城南墙西段。宫城南墙跨建于7号基址之上，8号基址跨建于宫城西墙南段。1号基址是二里头都城最大的单体宫室建筑（图2），1号基址群占据了宫殿区总面积的约1/7，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图21号基址及相关遗迹平面图

（图中用彩色标注的均为四期晚段遗迹。据《二里头》图6-3-1-2A、《二里头遗址宫殿建筑基址初步研究》图一○改绘）

学者通过对分布在1号基址院落、台基上及近旁的灰坑、墓葬等遗迹进行分析^[10]，认为四期的遗迹单位中，有的是当时的祭祀遗迹，有的是当时储藏物品的窖穴，有的是水井，如1973ⅤH79（即2001ⅤH465，《二里头》图6-4-2-75-2）。另外，1号基址台基的边缘或外围有多处四期的堆积，其中ⅤT12③B为四期晚段。上述现象应该是进入四期晚段之初1号基址仍在使用的证据。

图3　打破1号基址及其近旁的灰坑中出土的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特征陶器

另外，有多座与1号基址功能、正常使用不相关的四期晚段单位直接打破1号基址主体^[11]：正常墓葬ⅤM51和灰坑ⅤH73打破北庑外侧基址（《二里头宫殿研究》图13、12^[12]），灰坑ⅤH1、ⅤH6打破南庑外侧基址夯土，ⅤH81打破南庑外侧的一个廊柱和基址夯土，陶窑ⅤY1打破西庑内侧基址夯土。灰坑ⅤH1、ⅤH6、ⅤH81、陶窑ⅤY1出土陶片有“粗绳纹”、“大麻点” 等特征，ⅤH81、陶窑ⅤY1出土有岳石文化特征的夹砂褐陶，ⅤH73出土有下七垣文化特征的薄胎卷沿细绳纹鬲。

此外，一号基址周围也有多座四期晚段的灰坑、水井出土有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特征的陶器（图3）。ⅤH53出土有下七垣文化特征的平底橄榄形深腹罐、岳石文化特征的篦状刮抹纹的褐陶深腹罐（《二里头宫殿研究》图14），ⅤH57（《二里头宫殿研究》图15）、ⅤH101出土有下七垣文化特征的卷沿细绳纹鬲，水井ⅤH83（《二里头宫殿研究》图17）出土有下七垣文化特征的卷沿细绳纹鬲、岳石文化特征的篦状刮抹纹的褐陶深腹罐，更加引人注目。

1号基址作为二里头都城迄今所知规模最大的礼仪建筑，其地位神圣不可侵犯。上述非功能性遗迹，或直接打破1号基址夯土、廊柱，或成组出现属于异质文化（很可能是对立政权）的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特征的器物，甚至多个出土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特征器物的灰坑直接破坏1号基址夯土。据此，可断定1号基址经过四期晚段最初使用之后，在四期晚段第2阶段废弃了。

7号基址(《二里头》图6-3-1-3A)东南部、西部四期晚段的路土分别斜向微压在东南角和西侧夯土基槽边缘，推测7号基址在进入四期晚段之初仍在使用。四期晚段一般用途的灰坑2004ⅤH257打破基址北缘东部、2004ⅤH277打破基址西北角，表明7号基址经过四期晚段最初使用之后，在四期晚段第2阶段废弃了。

8号基址(《二里头》图6-3-1-4)东侧使用时期的路土中出土陶片最晚的为四期晚段，因此推断进入四期晚段之初8号基址仍在使用。同时，四期晚段的路土叠压在8号基址西北部夯土和柱洞（柱W1）之上，说明8号基址和宫城西墙经过四期晚段最初使用之后，在四期晚段第2阶段废弃了。

2、2号基址群

2号基址群位于宫殿区东北部(《二里头》图6-3-2-2-1)，包括2号基址、4号基址、宫城东墙。2号基址的始建年代不早于三期晚段^[13]。2号基址院内叠压在夯土上的路土使用年代较长，下层年代为三、四期，上层为四期晚段。如2002ⅤH463（即1978ⅤM1）附近路土中出土年代最晚的簋ⅤT203④：2、盆ⅤT203④：1、ⅤT204④：1均为四期晚段，可推断2号基址进入四期晚段之初仍在使用。同时，四期晚段的灰坑2002ⅤH179破坏了2号基址东墙，一般灰坑2002ⅤH161、H164、H466破坏了2号基址庭院。由此推断，2号基址经过四期晚段最初使用之后，在四期晚段第2阶段废弃了。

4号基址(《二里头》图6-3-2-4-1A)可能始建于三期早段。四期晚段的灰坑H137、H139、H147、H150直接打破了4号基址东庑墙基，同时期的路土、垫土和淤土层叠压于东庑的柱坑和墙槽之上。这些堆积仅分布于主殿台基外围，而未破坏或叠压台基，应为主殿使用时期的堆积。这表明4号基址东庑进入四期晚段之初先行废弃，主殿与2号基址、宫城城墙等遗迹一样，都应沿用至四期晚段第2阶段结束^[14]。

（三）、作坊区

作坊区位于宫殿区之南，与宫殿区南北并列，其外侧有垣墙和道路系统（见图1）。作坊区的重要遗迹有道路系统、垣墙、铸铜作坊、绿松石器作坊。

1、作坊区垣墙

目前发现的垣墙有两部分^[15]。5号墙（Q5）为第一部分，二期建成后，一直使用到四期。外侧四期晚段的路土2004ⅤT87④C层和2005ⅤT92④层略斜向压在其边缘，推测5号墙在进入四期晚段之初仍在使用。四期晚段的2005ⅤH335、2005ⅤH375、2005ⅤH426打破Q5少许，表明Q5经过四期晚段最初使用之后，在四期晚段第2阶段废弃了。

2、主要手工业作坊

（1）绿松石器制造作坊

位于围垣作坊区东北部，面积不小于1000平方米，发现有料坑和加工工具、原料、半成品、成品和废料等遗存。二期晚段开始制作绿松石器，一直使用到四期晚段。

（2）铸铜作坊

铸铜作坊^[16]位于作坊区南部，面积在1.5～2万平方米，从第二期开始使用到四期废弃。有不少的作坊和工场，其上留有许多熔铸痕迹，其附近的灰坑和地层中还有些铜器，大量不同形状的坩锅残片，相当数量的陶范、泥范及木炭等。

（四）、贵族墓葬

“墓葬是二里头最好的物质文化材料，也是推知社会结构的主要命脉”^[17]。从已公布的资料看，二里头遗址可确切分期的铜、玉礼器墓有11座，属于四期晚段的有5座^[18]：1975ⅥKM3^[19]，1984ⅥM6、M9、M11^[20]，1987ⅥM57^[21]。5座墓葬均出土有陶盉，除了1984ⅥM9出土的陶盉为四期早段的特征外，其他4件陶盉的上腹部前倾超过足部，为四期晚段的特征。1984ⅥM9、M11、1987ⅥM57的其他陶器也为四期晚段的特征，因此，将1975ⅥKM3，1984ⅥM6、M9的年代调整为四期晚段。上述5座贵族墓葬随葬有丰富的高规格器物，其中1975ⅥKM3、1984ⅥM11、1987ⅥM57的规模之大、随葬品青铜器、玉器规格之高、数量之多，在二里头遗址的贵族墓葬中均居前列；它们的形制、方向、埋葬制度等方面与二期至四期早段的贵族墓葬无异，应是二里头都城尚未废弃时的遗迹。

由上文分析可知，进入四期晚段之初，二里头都城的主体要素均仍正常使用，未出现被破坏或被叠压的情况，这为四期晚段第1阶段。此后不久，除了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和铸铜作坊可能仍在使用外，其他在二、三期建成并一直使用的主体要素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叠压或破坏而废弃了，特别是出土有成组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特征器物的灰坑，直接破坏1号基址夯土，或出现于其近旁，更表明其遭受毁灭性的破坏而废弃。尽管从现有的资料出发，尚无法精确地指出这些大型遗迹在四期晚段的具体使用年限、废弃的具体时间节点，但二里头都城在第1阶段使用之后不久突然、整体废弃这一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是为四期阶段第2阶段。

三．四期晚段新出现的高规格遗存的存、废状况

二里头遗址上还出现了一些始建、使用和废弃年代均为四期晚段的大型遗迹：宫殿区6号和11号基址；宫殿区南侧道路东段、作坊区近旁出现了10号基址，作坊区北侧增筑了3号墙，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内2004ⅤH290等在使用，新出现绿松石料坑2003ⅤH198。

（一）、宫殿区的6号和11号基址

6号和11号基址位于宫殿区东北部、2号基址以北(《二里头》图6-3-2-6-1A)^[22]。6号基址系一座庭院式建筑，由主殿、东围墙、西庑、南侧建筑、门道，以及它们圈围起的庭院和外围的路土组成。整个基址略呈横长方形，总面积逾2500平方米。11号基址位于6号西侧，与6号基址东西并列。发掘区内仅见其东部边缘，南北残长约37、东西残宽约2.8米。

早于6号和11号基址的遗存单位中，年代最晚的均为四期晚段，且出土有第2阶段才出现的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器物（图4）；同时，6号和11号基址夯土中出土陶片的年代最晚的为四期晚段(《二里头》图6-3-2-6-2A、B)，表明6号和11号基址的建造年代不早于四期晚段第2阶段。对6号基址解剖可知，6号基址主殿经过了3个阶段的修建^[23]。晚于6号和11号基址的遗存单位中，年代最早的为四期晚段(《二里头》图6-3-2-6-2G)，表明6号和11号基址的建造和使用年代不晚于四期晚段。因此，将6号和11号基址建造和使用的年代定为四期晚段的第3阶段。

图4　早于6号基址的路土中出土陶器

晚于6号基址的遗迹单位中，2005ⅤH338打破其主殿西北部夯土，2005ⅤH384打破其主殿西南部夯土，2006ⅤH454打破其使用时期路土，2005ⅤG22打破其主殿西缘，它们的年代均为四期晚段。晚于11号基址的单位中，四期晚段的2005ⅤG22打破其东缘。以上情况表明，6号基址、11号基址使用不久，在四期晚段第4阶段即遭破坏、即行废弃。

二里头都城的大型夯土基址或为中轴对称、周边有围墙、廊庑的庭院式建筑，如1号和2号基址；或为单体长方形夯土基址，如4号、7～10号基址。而6号基址的整体布局明显不同于二里头都城的其他大型夯土基址：非中轴对称，北侧和西侧无围墙，东侧、南侧有围墙而无廊庑，而和偃师商城、洹北商城、安阳殷墟的大型夯土基址的建筑格局有更多相似之处。这些情况也可旁证6号基址的始建、使用和废弃均发生在二里头都城废弃之后。

（二）、作坊区的大型遗迹

1、3号墙

如前文所述，作坊区外围已发现的垣墙有两部分^[24]，第二部分编为3号墙（Q3）。该墙位于Q5北墙以南约7米余，与其大体平行，大致为东西向长条形，已发掘可确认的部分长212米，且继续向西延伸，东端向北拐折，应为5号墙西段毁坏、废弃后的加固增筑部分。

早于3号墙的遗存单位中，年代最晚的均为四期晚段，同时3号墙夯土中出土陶片的年代最晚的为四期晚段，表明3号墙的建造年代不早于四期晚段。晚于3号墙的遗存单位中，年代最早的为四期晚段，表明3号墙的建造和使用年代均为四期晚段。晚于3号墙的四期晚段遗迹单位中，2004ⅤH252、H264、H269、H278(《二里头》图5-5-1-18-2A)、H282、H286、H373、G27均对3号墙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表明3号墙使用不久，即遭破坏、即行废弃。

与3号墙相关的遗迹中，均未出土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遗物，因此，不能判断3号墙的修建、使用和废弃是在二里头都城废弃之前还是之后。

2、作坊区夯土基址

10号基址位于宫殿区南侧道路东段之上(《二里头》图5-4-1-1)。和3号墙一样，与10号基址相关的遗迹中，均未出土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遗物。但是，10号基址建造于作为都城重要组成的宫城南侧道路之上，破坏了主要道路系统和都城的框架，部分阻断了主要道路的通行，因此推测，其修建、使用和废弃均是在二里头都城废弃之后。

早于10号基址的堆积单位中，年代最晚的2005ⅤT96剖④B、2005ⅤH392、2005ⅤH393、2005ⅤF12为四期晚段；晚于10号基址的单位中，年代最早的2005ⅤT94④、2005ⅤT96剖④A为四期晚段。因此推断，10号基址的始建、使用和废弃年代均为四期晚段，可能建成于第2或第3阶段，废弃于第4阶段。

3、绿松石器制造作坊

位于围垣作坊区东北部这一处，四期晚段的2004ⅤH290、H323为主要遗迹。H290有大量小块绿松石原料、石核、毛坯、半成品、成品嵌片、废料等，总计3996件，还有残次品5件、砺石数块。早于2004ⅤH290的单位中，2004ⅤH323（《二里头》图5-5-1-25-2A）、H374（《二里头》图5-5-1-28-2）为四期晚段，且H374出土有岳石文化特征的四期晚段第2阶段陶器（图5），2004ⅤH290出土陶器的年代也为四期晚段（《二里头》图5-5-1-22-2），推测该料坑的形成和使用年代在二里头都城废弃之后的四期晚段第3阶段。 2004ⅤH290又被四期晚段的2004ⅤH252、H283、H303（图5，《二里头》图5-5-1-23-2）打破，推断该料坑在四期晚段第4阶段废弃。

图52005ⅤH374、H303出土的岳石文化风格深腹罐

位于宫殿区内东中部的这一处，未发现明确的制造和使用遗迹， 仅在2003ⅤH198中发现1438块料，其中也包括有原料、石核、毛坯、半成品、成品嵌片、废料等。早于2003ⅤH198的单位中，2003ⅤH207为四期晚段，2003ⅤH198出土陶器的年代也为四期晚段（《二里头》图6-4-2-62-2），2003ⅤH198又被四期晚段的2003ⅤT36④B叠压（图6），2003ⅤT36④B 出土多 件具有下七垣文化特征的陶器（图6）。据层位关系尚不能断定其因此推测2003ⅤH198料坑的形成在二里头都城废弃之前的四期晚段第1阶段，在第2阶段废弃。

图6　2003ⅤT36④层出土陶鬲

4、四期晚段的青铜容器及铸铜作坊

1987ⅤM1出土铜鼎和铜斝各1件，可能还有一件铜觚，推测应出自一座墓葬^[25]。多位学者将此二件铜器的年代定为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但已进入二里岗下层一期^[26]。高江涛进一步认为此二件铜器“属于二里岗期商文化系统”，基于二里头遗址最晚阶段的青铜容器和郑州商城铸铜作坊的始用年代，多位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铸铜作坊在四期晚段（与二里岗下层一期年代同）继续使用并为商人铸铜^[27]。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四期晚段第2阶段二里头都城废弃之后，遗址上仍然有高规格遗存：新修建了6号基址、10号基址，绿松石器制造作坊2004ⅤH290、H323开始使用，铸铜作坊继续使用，有随葬青铜器的贵族墓葬，表明二里头遗址的规格仍然较高。这些高规格遗迹在四期晚段第4阶段废弃。

四．结语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梳理出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二里头遗址主要遗存的兴废、存亡情况（表一）：（1）第1阶段，二、三期建成并开始使用的井字形道路、宫城城墙、1号基址群、2号基址群，作坊区的5号墙、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铸铜作坊，都仍在正常使用，贵族墓葬仍如既往。（2）第2阶段，除了绿松石器制作作坊和铸铜作坊仍在使用外，上述主体要素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叠压或破坏而废弃，尤其是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特征的器物成组、大规模出现于二里头都城中心区，破坏包括1号基址在内的多处重要遗迹。（3）第3阶段，新修建6号基址、10号基址，铸铜作坊继续使用，绿松石器制造作坊2004ⅤH290、H323开始使用。（4）第4阶段，6号基址、10号基址，绿松石器制造作坊2004ⅤH290、H323、2003ⅤH198均遭破坏而废弃。二里岗文化特征的贵族墓葬(1987ⅤM1)和青铜器（鼎1987ⅤM1：1、斝1987ⅤM1：2，觚？），尚不能确定属于第2还是第3阶段。

前文所述具有都邑要素性质的重要文化遗存在四期晚段第2阶段废弃、灭失之后，二里头都城没有出现作为替代的同类型、高规格、大范围、大规模的遗迹，分布范围也急剧收缩^[28]，与第1阶段作为都城时的全面兴盛形成鲜明对比。同时，郑州的两处二里头文化城址大师姑^[29]、望京楼^[30]相继废弃，二里头文化所在的中原腹心地区没有出现其他二里头文化城址。这表明，二里头都城、大师姑和望京楼城邑彻底废弃、衰败，以它们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王国因突发事件而同时、整体衰败。

与大型遗迹的废弃同时，二里头都城的陶器构成在四期晚段（始自第2阶段）也发生了重要变化。陶器是一个考古学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最能代表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文化特征。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的陶器分为至少3组，其主体继承自原有的二里头文化。同时新出现具有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特征的多组器物，包括源自前者漳河型的橄榄形深腹罐、卷沿细绳纹鬲、鼓肩弦纹盆等，源自辉卫型的侈口宽卷沿鬲、深弧腹盆、束颈盆等，以及二者共有的蛋形瓮；源自后者的褐色、器表有篦状刮抹痕的鼓腹鬲、深腹罐等^[31]。二里头文化与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虽因地缘相近而存在一些文化交流，但在四期晚段之前，二里头都城极少见到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特征的器物。具有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特征的陶器所占比例虽然较低，但它们在四期晚段第2阶段突然出现二里头都城，而且多是以破坏性的挖掘垃圾坑的方式出现于都城的核心区域――宫殿区内大型夯土基址近旁，甚至直接破坏了大型夯土基址，意义不凡，它同样有力地表明：四期晚段第2阶段时，大型遗迹乃至二里头都城遭到了致命破坏而废弃，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特征的陶器成组出现于包括核心区在内的二里头都城，这一变化应是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文化代表的对立政权入侵二里头都城，或即商汤灭夏的结果^[32]。

与二里头都城的废弃相继，偃师商城突然出现于二里头遗址东北约6公里处。偃师商城第一期第1段与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第2阶段的陶器群构成接近，前者的圜底深腹罐、圜底甑、卷沿盆、大口尊、大敞口簋、捏口罐、刻槽盆、附加堆纹鼎、高领罐、敛口罐（盆）均为后者的典型器类，二者均有源自下七垣文化的薄胎细绳纹鬲、薄胎细绳纹平底深腹罐和宽卷沿深腹盆等，源自岳石文化的有篦状刮抹纹的夹砂褐陶深腹罐等。二者的器物形制特征也接近，因此二者的年代接近，应为同一时期^[33]。

如前所述，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入侵，导致二里头都城废弃、政权灭亡之后，并未将二里头都城的居民全部消灭、将二里头遗址上的设施全部毁坏，也并未撤出二里头遗址，而是继续使用二里头铸铜作坊，铸造出包括鼎1987ⅤM1：1、斝1987ⅤM1：2在内的二里岗早期文化系统的青铜容器，新建绿松石器制造作坊2004ⅤH290、H323，并新建了10号基址和面积达2500平方米、接近二里岗文化、洹北商城、殷墟文化风格的6号基址。上述大型遗迹或高规格遗存在四期晚段第4阶段废弃，此后二里头遗址上再未见到高规格的大型遗迹^[34]。藏礼之器被统治者视作国之命脉，被认为是治理天下合理性的象征，作为礼器突出代表的青铜器，也被视作统治基础的象征。联系到偃师商城最早铸铜作坊的使用年代仅为偃师商城一期文化晚段^[35]，郑州商城最早的南关外铸铜作坊仅为二里岗下层二期^[36]的事实，推测二里头遗址的上述变化与二里岗文化的上层统治者尚未掌握高端的铸铜技术、也来不及立即建造自己的铸铜作坊并投入使用，需要继续使用二里头遗址的铸铜作坊有关，此后在偃师商城东北隅和郑州商城南关外建成自己的铸铜作坊，并能够铸造青铜器，更便于统治阶段使用，二里头遗址的铸铜作坊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二里头遗址彻底衰落沦为一般聚落。与之相似，西周灭掉商朝，替代商政权之后，也是首先利用殷墟铸铜设备、人员、生产技术，来生产象征着统治基础的青铜器，以解决燃眉之急^[37]。殷商政权在被西周灭亡之后，殷墟遗址并未马上废弃，而是延续至西周初年，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因缺乏明确丰富的长系列层位关系，相关讨论只能限于遗迹的变化。本文根据大型遗迹的存、废情况，把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分为4个阶段，表明都邑废弃及功能、性质转变存在阶段性和复杂性的特点，现有分期框架或有必要调整。需要说明的是，将四期晚段划分为4个阶段主要是根据大型遗迹的层位关系推导出的早晚顺序，但每一阶段的时间长短未必均等，特别是对于具体遗迹的早晚关系来说，有的两个阶段甚至几乎同时或略有先后，而有的阶段可能持续数年。陶器总体特征是否也可如此精细划分，尚需结合层位关系与文化因素变化做深入分析，将另文探讨。

（本文原刊载于《南方文物》2016年第4期，不同之处以本版本为准。杜金鹏研究员、许宏研究员、岳洪彬研究员、谢礼晔博士、张莉博士、朱乃诚研究员对本文初稿提出过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注释

^[1] a.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第4期；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　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c.李维明：《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陶器编年辨微》，《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d.郑光：《二里头陶器文化论略》，《二里头陶器集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e.郑光：《二里头陶器分期初论》，《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f.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70～8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g.张良仁：《论二里头文化分期与性质》，《考古学集刊》第14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h.李志鹏：《二里头文化墓葬研究》，《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郑光先生把二里头文化分为五期，学术界一般认为其所说二里头文化第五期遗存已不属于二里头文化的范畴，而应属二里岗文化。

^[2] a.高炜、杨锡璋、王巍、杜金鹏：《偃师商城与夏商文化分界》，《考古》1998年第10期；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c.杜金鹏：《“偃师商城界标说”解析》，《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大象出版社，2003年。

^[3]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　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10月，第51～118页。为节省篇幅，下文均用《二里头》指代《二里头　1999～2006》，凡引用该报告的，均不另注。

^[5] 1981Ⅲ区资料见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1980～1981年Ⅲ区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7期。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1986年第4期。

^[7]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　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10月；b.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8月。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　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10月，第705～707页。

^[9] 下文需参考《二里头　1999～2006》中插图的，均采用此方式标明，下不详注。

^[10] a.杜金鹏：《二里头遗址宫殿建筑基址初步研究》，《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9月；又收入《考古学集刊16》，科学出版社，2006年10月；《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7月；b.许宏：《二里头　1号宫殿基址使用年代刍议》，《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11] a.灰坑ⅤM51、ⅤH73、ⅤH1资料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　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灰坑ⅤH6、ⅤH81、陶窑ⅤY1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发掘资料，大型麻点仅见于四期晚段的陶器内壁，夹砂褐陶仅见于有岳石文化特征的陶器。 

^[12] 《二里头宫殿研究》为《二里头遗址宫殿建筑基址初步研究》的简称。下文需参考该文中插图的，均采用此方式标明，下不详注。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　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10月。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　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660页。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　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10月。

^[16] a.郑光：《二里头遗址与我国早期青铜文明》，《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12页；c.陈国梁：《二里头遗址铸铜遗存再探讨》，《中原文物》2016年第3期。

^[17] 罗伯特·L·杜朴著、张良仁译：《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探索》，《夏文化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559页。

^[18] 在笔者共同写作的《二里头遗址文化分期再检讨――以出土铜、玉礼器的墓葬为中心》（《南方文物》2010年第3期）一文中，将1975ⅥKM3，1984ⅥM6、M9三座墓葬的年代定为四期早段，现根据《二里头》的分期方案，调整为四期晚段。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　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1986年第4期。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4期。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　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10月，第663～698页。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　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10月，第678～679页。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　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10月，第324～336页。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新的铜器》，《考古》1991年第12期。

^[26] a.宫本一夫：《二里头文化青铜彝器的演变及意义》，《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b.陈国梁：《二里头文化铜器研究》，《中国早期铜器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6月；c.许宏、赵海涛：《二里头遗址文化分期再检讨――以出土铜、玉礼器的墓葬为中心》，《南方文物》2010年第3期；d.高江涛：《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鼎及相关问题探讨》，《夏商都邑与文化（二）：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10月。

^[27] a.陈国梁：《二里头文化铜器研究》，《中国早期铜器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6月；b.高江涛：《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鼎及相关问题探讨》，《夏商都邑与文化（二）：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10月。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　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658页。

^[29]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师姑（2002～2003）》，科学出版社，2004年。

^[30] a.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郑望京楼夏商时期城址》，《201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1年4月；b.张松林、吴倩：《新郑望京楼发现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城址》，《中国文物报》2011年12月28日4版。

^[31]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　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陶器集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5月；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9月；d.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　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10月；e.岳洪彬：《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及相关遗存再认识》，《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f.王立新、胡保华：《试论下七垣文化的南下》，《考古学研究　八》，科学出版社，2011年6月。

^[32] a.岳洪彬：《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及相关遗存再认识》，《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b.王立新、胡保华：《试论下七垣文化的南下》，《考古学研究　八》，科学出版社，2011年6月。

^[33]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商城宫城北部“大灰沟”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7期；b.杜金鹏:《偃师商城与“夏商周断代工程”》,《偃师商城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0月；c.王学荣:《偃师商城第一期文化研究》,《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d.王立新：《文化形成的滞后性――以早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为例》，《考古》2009年第12期；e.王立新、胡保华：《试论下七垣文化的南下》，《考古学研究　八》，科学出版社，2011年6月。

^[34]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　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陶器集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5月；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5年9月；d.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　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10月；e.许宏、陈国梁、赵海涛：《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考察》，《考古》2004年第11期。

^[35]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商城东北隅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6期；b.杜金鹏、王学荣、张良仁、谷飞：《试论偃师商城东北隅考古新收获》，《考古》1998年第6期；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商城 第一卷》，科学出版社，2013年9月。

^[36] a.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10月，第308页；b.张文军、张玉石、方燕明：《关于郑州商城的考古学年代及其若干问题》，《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7月；c.杨育彬、曾晓敏：《郑州商城的考古学研究》，《河南考古探索》，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5月；d.高江涛：《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鼎及相关问题探讨》，《夏商都邑与文化（二）：纪念二里头遗址发现55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10月。

^[37] 何毓灵：《论殷墟遗址内西周遗存年代及相关问题》，《夏商都邑与文化（一）：夏商都邑考古暨纪念偃师商城发现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l0月，第310页。

本文经赵海涛先生提供并慨允发布

开卷有益

民风民俗文化民俗学考古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