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寻夏第一人——徐旭生先生

徐氏留法小照（图片源于中国考古网）

一、积极干预现实的人生态度

徐旭生1888年12月10日出生于河南省唐河县。1906年到北京豫学堂学习，同年冬入京师译学馆习法文。1913年春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学习哲学。1919年回国后，在开封第一师范及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任教。1920年河南教育界为反对军阀赵倜，推举徐旭生为代表赴北京请愿，此后因受反动势力阻挠不能回豫，即留居北京。

1921年秋，徐旭生受聘于北京大学任哲学系教授，讲授西洋哲学史课。 间，翻译了法国威伯尔的《欧洲哲学史》，又与挚友乔曾劬（大壮）合译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历史小说《你往何处去》，这是该书在我国的最早译本。

在北大任教的同时，1925年，徐旭生与友人李玄伯共同创办了《猛进》周刊，徐任主编。关于徐旭生与这份刊物，当代学者、现代文学史专家孙郁在一篇文章中曾有简要和精辟的介绍：“徐炳昶在现代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学问的深且不说，就《猛进》杂志的创刊而言，他的功劳不浅，《猛进》几乎和《语丝》前后诞生，风格不同，思想却是锐利的。文学史上一般不太谈及《猛进》杂志， 对徐氏也是语焉不详。其实若翻看这一个旧刊，引人的地方很多。有的文章甚 至比《语丝》更有爆发力，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论坛。就当时讨论问题的特点而言，与鲁迅等人实在是相近的。”“青年时代的徐炳昶热力四溅，在北大有着一定的影响。其实按那时的学问程度，他本可以成为很好的哲学教授，在学理上有自己的独特建树。但偏偏愿干预现实，喜欢写一些时评的文字。看《猛进》上的文章，抨击当局者为数不少，见解常常在别人之上。比如攻击段褀瑞政府 的杂感，讽刺章士钊、陈西滢、杨荫榆的短章，几乎与鲁迅相同。难怪鲁迅的一些杂感也发表于《猛进》，他在这位主编身上看到的是绅士阶级没有的东西。民国初，留学欧美的学者有一些染有贵族之态，与国民与社会是隔膜的。然而 徐氏身上没有这些，你看他看人看己的态度，都本于自然，明于常理，毫无依附他人的奴相。”“我在徐氏的墨迹里几乎看不到自我的陶醉。学问不过是为人生的，且为改良人生而献力的。每每见其言说伦理与历史，便隐含着深 深的忧患感。他讽刺当下政客与学人几乎都有阿Q态，语气绝无宽容的地方。 重要的一面是，文章甚至也鞭笞着自己，那清醒的警语，是唯有健全的智者才有的。”

这一时期，徐旭生不仅用笔鞭笞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而且用行动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进步活动。

1925年10月26日，北京各学校团体五万余人在天安门集会，反对段祺瑞政府为在不平等条约基础上与各帝国主义国家订立新的关税协定而召开的“关税特别会议”，主张关税自主。赴会群众刚进至新华门前，即为大批武装警察所阻止，并遭殴打，造成流血事件。徐旭生始终走在队伍的前列，为保护学生被打掉两颗门牙。事后盛传鲁迅被打掉两颗门牙，其实是张冠李戴了。鲁迅在《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中对此做了澄清。为表示不屈服于反动势力的残暴镇压，徐旭生留齿明志，一直将被打掉的牙齿留在身边，直到1976年他逝世后，家人才将这两颗牙齿放入遗体口中火化。

1925年女师大爆发学潮。当时徐旭生正在该校兼课。学校被北洋军阀政府强行解散后，他与鲁迅、许寿裳等进步教授一起，到宗帽胡同的临时校舍义务为学生授课，旗帜鲜明地支持学生的反抗斗争。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政府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该日上午，北京各学校团体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日舰冲入大沽口炮轰冯玉祥的国民军及八国公使要求解除国民军武装的最后通牒。徐旭生参加大会后返回。当他得知国务院门前发生惨案的消息时天色已晚，立即独自手提马灯赶到惨案发生地，慰问帮助受伤学生，随后又向死难烈士遗体告别，以示哀悼。后不久，《京报》上登出一张段祺瑞政府曾想要通缉的48人名单，徐旭生与李大钊、鲁迅以及其他一大批知名学者均在其中。

徐先生这种干预现实的人生态度，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阶段均有所见，可谓终其一生。

二、赴大西北科学考察

徐旭生在北大任教期间，发生了中国现代科学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一件事，就是自1927年4月达成协议，由中外科学家合组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对我国大西北广大地区进行了长达八年之久的多学科的科学考察（包括两年勘路合作）。这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对祖国大西北进行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考察，也是中国第一次争得学术主权、中外科学家真正平等合作的科学考察，这还是一次中国科学家取得轰动国际学术界丰硕成果的科学考察。徐旭生从始至终是这次考察的主要促成者、参与者和领导者之一。

徐旭生与斯文·赫定？（图片来源见水印）

“五四”以来，我国学术界，包括徐旭生在内的许多有识之士，对自晚清以来许多外国人恣意从中国掠走大量科学资料和珍贵文物，无不痛心疾首，力谋设法挽救。他们曾酝酿自己组织起来开展科学考察，但在当时情况下经费根本无法解决，最现实可行的办法是，争取在中方掌控之下，由外国人出资，中 外平等合作进行考察，把获得的珍贵文物留在中国。恰在此时（1926年末），自晚清以来曾多次到中国探险的瑞典大探险家斯文?赫定又率领一支德瑞合组 的大型探险队到了北京，正准备去我国西部考察，并已取得了北洋政府的批准， 有关部门同意赫定可以将采集品先运往国外研究。1927年3月消息传出，这正是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徐旭生和北大国学门的沈兼士、马衡等人所担心的，于是他们立刻联络在京的各学术团体成立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以下简称‘协会”)，起草了维护我国学术主权的六项原则，发表了《反对外人采取古物之宣 言》，得到舆论的广泛支持。时在北伐的声威下已自身难保的北洋政府害怕引起学潮，于是劝说赫定与协会直接接触，并说如果问题不能很好解决，政府将撤销批准。赫定不得己只能与协会代表谈判。经过反复多轮会上谈判与会下磋商， 唇枪舌剑地讨价还价，至4月下旬，赫定基本接受了中方意见，双方终于达成了19条合作办法。办法中确定了协会下设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下简称“理事会”）对“考察团”的领导地位；设中外两名团长，采集品要运往北京，由理事会处置；有关国防问题不得考察；考察经费由赫定负责；考察期限2年等。双方还决定派数量对等的成员参加。这项协议结束了在我国考察只能听命于外国人的历史，第一次争回了我国的学术主权。在这次艰难而成功的谈判中，徐旭生是中方重要成员之一。

理事会紧接着要处理的难题就是由谁来担任中方团长。这是一个没有先例 可循、前途未卜的苦差事，此人必须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应变能力和组织能力，

身体要好，本人必须热爱考察，不畏艰险，家庭必须能离得开。这些条件缺一不可。当议论人选时，大家陷入沉默。最后，徐旭生不顾两个haizi/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孩子还小，当时公立学校又常常欠薪等实际家庭困难，以及北伐大军接近北京，大战在即的莫 测局面，毅然决然地主动请缨担任这一职务，学者刘半农主动担起了后勤保障，才使问题得到解决。

赫定开始顾虑这位中方团长会在工作中掣肘，但他很快发现，徐旭生是一 个正直真诚的人，对赫定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探险家很尊重，他除了在关系 国家主权和尊严的问题上坚持协议的原则外，坦率承认自己没有探险的经验，并不想干扰赫定的工作安排，只要是为了科学，双方的目标就是一致的。这样，从一开始双方的合作就很顺利。赫定后来说：“作为一个普通人或一位人道主义者，他（指徐）却是一位你可能遇到的最和善和最令人愉快的旅行伴侣，”“在我们的全部合作期内，总有着一种最完美的和谐。”赫定初期还曾认为，中方团长“不过是画廊中的一种摆设，在实际的野外生活中他没有任何意义。”但很快就改变了看法，赫定发现“在偏远地区由队里的中国同行出面与当地政府 进行谈判要比我们外国人有利得多。在这种情况下，能求助于可信赖的友好的 中国人的帮助，对我们欧洲人来说是一笔无价之宝。”

当“考察团”处于最困难的时候，赫定更认识到这位中方团长的不可或缺 的实际作用。在到达新疆前，大队一度几乎陷入绝境，原计划从额济纳至哈密月余可到，他们带足了 40天的粮食，不想途中不见人烟就有48天，总计用了62天才到达哈密。赫定本人又病倒在戈壁滩，只好留几名瑞典团员陪伴他在一 片小绿洲养病，徐旭生单独带队前进。不想情况愈来愈糟，连续几天大风过后，骆驼己无力负重，不得不留人看管全部辎重，徐旭生则带队轻装前进，此时粮食也己告罄，只能靠杀那些行将倒毙的胳驼充饥。这时，徐旭生表现出不畏艰险、高度乐观的精神，就在这几天的日记中他写下了一首长诗，诗的结尾四句是：“苦乐由来任心造，宴安鸩毒岂是宝！男儿生当东西南北游，安能株守田园老！”他率队挣扎着走出沙漠，随即又马上筹备粮食、骆驼，派人返回救援。赫定后来曾写道：“我们的景况逐渐地愈是阴沉，而徐教授的自信和宁静也愈是强大，在我们经历的艰难的时期里，他表现出完全能驾驭这环境的神情。”

自然的险境刚过，又遇到人为的阻碍。原来新疆军阀政府听到谣传：有一团军队（团长的称谓引起）来攻打新疆，有外国人，还有很多大炮（实为气象学家为探空气球充气用的氢气筒），于是调兵遣将进行拦截。因此先期到达的气象组，考察团派出的取款人和购粮人都被软禁。后经徐旭生多方解释周旋，并严格禁止一些外国团员拒绝当地驻军检查行李的行为，才打消了地方当局的疑虑，使处境转危为安。后来，在处理甘肃地方政府驱逐额济纳河气象台，新疆金树仁政府驱逐“考察团”等事件中，中方团长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到达乌鲁木齐后，由于出资方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开辟航线的目的没有达到，召回了大部分德国团员，并不再出资，赫定不得不回国另筹经费。但是许多有价值的工作刚刚开始，考察时间却己过去大半，若按原计划在两年内草草收兵，工作只能半途而废，这是中外双方都不愿看到的。于是两团长觉得应立即回北平汇报工作，然后去南京争取新的中央政府的支持，申请考察延期和排除地方当局的干扰。他们在北平和南京得到了理事会和中央政府的支持，延期考察两年和增派团员的计划获得批准。此时，徐旭生带队的任务己经完成，于是留在北平接任了女师大院长一职，同时参与理事会对考察团的领导工作。

考察团后来曾一再延期，最终持续了六年才完满结束。后又有两年勘路合作并继续进行科学考察，合作一共坚持了八年之久。

整个考察取得了丰硕的科学成果，其中中方团员的成果尤为突出：白云鄂博大铁矿的发现；75具包括奇台天山恐龙等在内的兽形爬行类动物化石的发现；高昌等古国的考古土垠（居庐仓）遗址的发现；第一张罗布泊实测地图的绘制等，无不洒下考察队员的血汗并轰动国际学术界。他们的研究成果更是影响深远，如地质、考古等成果，至今仍是在这一地区找油、找矿、进行考古等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他们在科技史上创造的“第一”不胜枚举，将国人对西北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水平，为后来者的研究开辟了道路。

徐旭生参加考察20个月，1930年发表了《徐旭生西游日记》。书中忠实地记录了旅途所见、所闻、所思，有对沿途自然风光和险恶自然条件的描述；有全团的工作安排和工作方法的记录；有对周围人物的描写，从团长斯文?赫定、中外团员到厨师、驼工，从地方官员到各族百姓；有对生命极限考验的记 录以及对苦与乐辩证关系的思考。他还十分关注教育、民族、国防等问题，在日记中都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西游日记》是一部具有很高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 的著作。对于它，作为现代文学史专家的孙郁这样写道：“我第一次读到他的这册旧书，一是感到学识的丰厚，古人与洋人的遗产都有涉猎，有的见解颇深；二是发现他是一个有文学天赋的人。内容像海洋般地涌动，一望无涯，偶尔闪 动的诗句，如夜空里的月光，散着迷人的色泽。”“我以为现代史上，日记体的文学显得过于单薄，内涵简约。而《徐旭生西游日记》却容纳着那么深广的内蕴。哲学的、史学的、地理学的、民俗学的、文学的东西都有。那是一个闪烁着智慧的世界。在精神的维度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徐旭生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但他不是国家主义者，因此能够团结各国科学家和各族工人，使大家友好相处。他正直坦率，处事公正，不亢不卑，赢得了中外团员的尊敬。斯文?赫定还十分称赞徐旭生的学术造诣，赫定认为“他的造诣达到了他国内文明的最高点，普遍地通达他祖国的历史、文学和哲学。此外，对于西洋生活和思想，也不只是皮毛的认识。”徐旭生的历史知识，在途中也给了赫定很多帮助。例如赫定把中国学者带去的中国历史古籍称作“金矿”，他写道：“徐炳昶教授是这样的友谊，替我翻译这书的最重要的内容。”过去赫定了解考察地区的历史，只能是回国后求教于汉学家，现在却能随时得到帮助。总之，在这次空前成功的中外合作考察中，中方团长徐旭生做出了别人不可替代的贡献。考察结束后，由斯文?赫定建议，瑞典国授予了徐旭生“古斯塔夫三世瓦萨勋章”。

这次考察对徐旭生个人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最终使他从哲学家变成了考古学家。

三、主政北京师范大学及其教育思想

1929年12月14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将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即北平 女子师范大学）改名为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任命徐旭生为院长。

当时正值国民政府在北平实行大学区制遭到反对之后，徐旭生对处于混乱状态的学校进行了全面整顿，突出抓了学术研究工作。在他的倡导下，学校于 1930年3月筹备设立研究所。他聘请一批在学术上有一定成就的学者为研究所委员会委员，他亲自兼任所长，黎锦熙为副所长。6月，研究所正式成立。研究所曾与美国的弗利尔艺术博物馆、山西省立图书馆合作，发掘山西万泉县石器时代遗址并取得成功。研究所出版学术刊物——《女师大学术季刊》。到次年7月共出版6期，发表学术论文计58篇，在文史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在地理学、民俗学、哲学、教育学等方面也有一定成绩。此外，研究所还对本院毕业生、外校毕业生、校外学者以及本校四年级提交毕业论文的学生，只要有研究志愿和能力的，敞开大门。为了鼓励研究，还设立了若干奖学金名额。为提高学生参与科学研究的程度和能力，在徐旭生领导下，学校决定招收研究生并制订了招收标准。

徐旭生还鼓励女学生要服务社会，要培养自己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

当时，北平师范大学因民国政府教育部执行学区制度，被并入北平大学，称第一师范学院。教职员工及学生都强烈反对，要求独立办学。1929年8月， 北师大虽然从北平大学独立出来，但因经费短缺，几任校长辞职，群龙无首， 学校陷于混乱中。1931年2月，教育部决定合并北师大和女师大，任命徐旭生为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在合并之前，他同时执掌着两所师范大学。同年7月1日，两校正式合并，学校设立三个学院，即文学院、理学院和教育学院；相 同系科实现合并，两校同专业同年级合为一班；将原女师大的研究所改为研究院，研究院下设历史科学门、教育科学门，将《女师大学术季刊》更名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研究院历史科学季刊》；成立校务会议为学校领导机构。北平师范大学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徐旭生向政府要求增加学校经费，计划增添办学设备，限制教员兼课，实行考察制度，严格考试，整顿斋务等。校长与学生自治会直接对话，改善学校的规章、人员任用等，实行管理公开化、民主化。9月，徐旭生公布学校建设的五年计划：厘定课程标准、充实设备、整理校舍、扩充院系等，为学校制定了远景规划。

当时教育部拖欠师大教职员工的薪水高达4万余元，但财政部每月拨款仅3500元，真是杯水车薪，无法弥补巨额亏空。徐旭生致电教育部，校务无法维持，请求辞职。教育部曾答应增加拨款。困扰北平各国立大学多年的办学经费严重短缺的问题一直没有改善，为改变这种局面，徐旭生亲赴南京请求增加经费，而财政部长宋子文竟不接见，徐旭生乃于1931年11月11日愤而辞职。虽然教育部、学校师生员工均全力挽留，但他对教育部己彻底失去信心和耐心了。

徐旭生有自己的教育理念。他一贯反对关在书斋故纸堆里求学问，而主张到大自然中去。赴西北的考察更坚定了这一信念，他在《西游日记》中写道：“想征服自然，却不到自然界里去找，那岂不是南辕北辙。”关于中小学教育，他理想中的正路是“把身体的锻炼，思想的练习，美感的陶醉三件不大容易兼顾的事情，设法使它们平均发展，而尤以前两项为最注重。联络它们的关键是 自然界。对于雅典，取其美感和清楚的思想；对于近代的科学家，取其实验的 态度；对于欧洲中世纪武士，取其勇侠的精神。同德国及日本教育大不同的地方，是他们为褊狭国家主义者，我们却仍承袭我们大同的主义；同现在我国教育大不同的地方，是我们对于书本的非常轻视，最主要的是引着学生练习着观察自然界，而且从外面看起，我们的教育是粗野的，非柔靡的。”总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想方设法使教育转视线于自然界。”他曾表示，等异日将意见完全整理好后，即当竭力鼓吹以期实行。

关于大学教育，他一贯认为《大学为教职员率领学生研究高深学术的地方。大学里面，授课是要达到目的的一种方法，绝不是最后的目的。”

1932年徐旭生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名为《教育罪言》的长文（共登载了七期），从宏观角度历数当时教育方面的种种弊端，认为教育制度必须做根本的改革。他认为当时教育制度最大的弊端就是“现在大学所能养成者，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才，不过是一种士大夫阶级。他们不上大学还可以工，可以农，可以商。现在上了大学，不能农，不能工，不能商……这样的教育如果长此继续下去，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又说“几千年来士大夫阶级在我国成一种 特别安富尊荣的阶级。”“科举变学校，换汤又何尝换药，他们争着上中学大学， 心目中何尝有什么高深学术问题。不过是同从前考举人、考进士一样，想达到 享受比别人高的目的而己。‘他必须要舒舒服服的生活……自己毫不能生产，又不能帮别人生产，想达到目的，唯有剥削民众。”他认为，教育制度的另一弊病就是“书本教育的留（流）毒。”“我国数千年来，求学问的唯一方法就是读书，科举废了改成学校，仍是读书，八股策论废了，换成科学，也是读书。专读书的习惯，施之于数理科学、自然科学，不过成一种笑话……对于学社会科学的先生们，回到中国，不做调查，不做研究，就想把他所学的原封不动，照样教授或实用于中国，那简直是一场大笑话！”他还认为，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不是抄袭日本，就是抄袭英、美、法、德各国的。他们这些国家全是帝国 主义国家，剥削的压榨的国家。我国却是同他们相反，是被剥削、被压榨的国家。人家是大富豪，我们是穷光蛋。一个家徒四壁的贫人，想教育子弟，却抄袭人家大富豪的办法……究竟有什么用处？他深信梁漱溟先生的话：我们可抄袭的教育制度，只可名为都市教育制度，可是我国全体是无限农村所集合的，非另外创造一种农村教育制度，我们的教育前途是无希望的。

他在文中提出了教育改革的几个基本原则：

一、拟定教育改革计划时，应把现行制度完全去掉，专就我国的社会情形、社会经济情形，想出一种教育他们的方法。二、这种教育实行以后，人民是应该有平等受教育机会的。这一点能不能达到，全看下面第三点能不能做到。三、新教育方法一定是与生产相结 合的，尤其是需与农业相联合的。他设想把学校移在乡野，另外组织起来，与 农夫的生活打成一片，半耕半读。四、新教育制度的养成人才，要矫正从前供求不适合的弊害，须按着社会需求的数目而训练。

这个原则如果在国家充裕的时候，或者不很需要，可是在今日民穷财尽的时候，却是绝对必要的。

四、考古及中国古史研究的成就

徐旭生辞去北师大校长职务后，1932年6月受邀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后改所）的编辑，后改任研究员，未几任考古组组长。虽然地位待遇都比国立大学校长相差甚多，但到自然界中求学问的理想有了实现机会，故他欣然受聘。从此，他的后半生都在从事考古和古史研究，在学术上卓有成就。

(一）早年历史素养的积累

从研究哲学到研究历史，对徐旭生来说，不仅是他的兴趣所在，而且也具备这方面的学术素养。关于他是怎样在年幼时受到启发，其后终于走上历史研究这条道路的，他自己是这样说的：“我个人从很幼年的时候，就对于历史上的 事实发生很浓厚的兴趣。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十一二岁时就抱着两部首尾不很完全的《通鉴纲目》和《续纲目》，废寝忘食地阅读，就觉得非常地可笑。但就此一点也可以证明我对历史的兴趣，发生得相当的早。此后遇着历史一类的书 总是很高兴地阅读。当十五六岁的时候，积的知识也颇有一些，就乱七八糟地 胡发议论。这时候，正当前清光绪庚子辛丑以后，国家取士初变八股为策论，我因为对史事略有所知，虽说年幼信笔涂抹，却也尚不后人；自己也颇满足，以为很了不起了。不久因为预备科举，就偶然买到坊间印行的王船山《读通鉴论》及《宋论》。开始阅读的时候，仅感觉到他满满地议论全同我原有的意见不相同。起初不过以为他老先生好作翻案文章而己。及至常看并加思想以后，才知道他并不是好作翻案，他的思想比我们寻常人的思想实在深远的多；我们想 再翻他的案也非常地不容易。这才开始感觉对于古人非在读破万卷并加以深思 以后，实在不应该粗心浮气，乱发议论！民国成立以后，我又到法国留学。当民国四年，我才读到法儒Langlois和Seignobos合著的《史业导言》(Introduction al'etude historique)及其他历史方法论的书，才晓得对于史料必须要用种种的方法，慎重批评和处理才可以达到科学的历史（I'histoire cientifique)的目的。在此以前，我觉得我对于历史的事实知道的颇多；自此以 后，我才感到毫无所知！因为这些全未经批评的史实，尚未足以言历史知识也。 我今日对于各家的历史，历史方法及历史思想的著作虽然也读过一些，但对于我个人影响之大，再没有超过于《读通鉴论》、《宋论》、《史业导言》以上者，所以在这里附带着说一说。”

关于徐旭生少年时期就己熟读史书的事，钱穆先生的一段回忆也可以作为佐证。抗战时期，一次徐、钱二人均参加了教育部召开的关于历史教学的讨论会。会毕，钱因出席中学教师暑期讲习会仍留下，徐则方读钱著《国史大纲》欲相讨论，亦不离去，迁来与钱同室。上午钱去上课，徐读《大纲》，下午二人对谈讨论，如此共一周，期间钱记下这样一段逸事：“一日，旭生忽背诵王船山 读通鉴论一段，首尾愈百字，琅琅上口。余大惊，曰，此来，君未携一书，何 从借阅，又背诵如滚瓜之烂熟乎。旭生笑曰，此乃我在出国留学前，幼年熟诵，今追忆及之耳。旭生年长于余，早年留学。至是，不禁大加佩服。曰，不意君 于数十年前所读书，犹能随口背诵。今日一大学生，能翻阅及此等书，已是一 大异事。则无怪吾辈两人，此番所讨论，己成为毕生难遇之奇缘矣。”

(二）陕西考古会及对宝鸡斗鸡台的考古发掘

1933年，北平研究院决定在陕西进行考古调查，派徐氏先赴陕西考查，为 嗣后的考古发掘做准备。1934年2月，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政府联合组就的 “陕西考古会”成立，徐氏被委为该会的工作主任，实际领导考古调查发掘工作。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西安、宝鸡遭受轰炸，工作被迫停止。整整四年多中大部份时间，徐氏都在陕西、甘肃等地进行考古调查。考察之艰辛及 取得的成果之丰硕，《陕西考古会史》有如下概括：“值陕西考古会调查、发掘期间，适陕省大灾刚过，关中农村经济凋敝，人民困苦，故整体活动备极艰辛。相关人士常栉风沐雨，寝宿荒庙，饱受交通工具不足的困扰与蚊蚤、鸟粪等恶 劣自然环境的袭扰。惟同人充分认识到‘如不急为搜集、保存、研究，则吾国极珍贵之史料，且将巨量的受无从补救的损失’。”“其田野考古工作者，艰难穿越关中地区渭河南北纵横数百里狭长地带，先后于陕西境内调查发现各类文物遗迹近千处，清理发掘古遗址、古墓葬数百处，获取各类文物数千件，同时对关中地区大量古遗址、古建筑以及散存各地千余通重要碑石与铜、铁古钟和戏曲、民俗、方言等，分别通过调查、测量、绘图、记录、椎拓、摄影等手段实施资料收集与不同程度的相关保护及研究。相继整修维护了西安东岳庙、宝鸡东岳庙及大王村寺庙等多处古代建筑；颁布下达了一系列有关文物保护的指令、函件。”

陕西考古会时期最重要的考古发掘就是徐旭生亲自组织领导和实施的对宝鸡斗鸡台的三次发掘，被中国考古学界誉为“中国考古学初步发展时最重要的发掘项目之一。”特别是徐旭生的学生，当时参与发掘的青年考古工作者苏秉琦，后来整理斗鸡台西周墓地考古资料写出《瓦鬲之研究》、《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的学术论文，被考古学界公认是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之作。徐旭生后来 根据在陕西考查的材料与古史文献，认为足以证明炎帝氏族的发祥地在今陕西 境内渭水上游一带。论点振聋发聩，拓开了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互证的新纪元。斗鸡台的发掘还填补了此前自旧石器时代以后，新石器时代末期以前的一页空白。徐旭生这一论断，使他成为中国史前考古学史上最早提出“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观点的嚆矢者与实践者。

(三）对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

对传说时代材料的整理和研究，他曾多次发表文章，系统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他不赞成一些极端疑古派学者“把留传下来的搀杂神话或有神话嫌疑的故 事完全置之不问”，“把它无条件送到神话的区域里面”的态度，认为这就使得 我国历史上史前时代到真正历史时代的过度期变成了一次跳跃，不符合历史进 化的规律。他提出：“那些古代流传下来带有神话性质的传说，固然不能就认为 是历史的真实；但另方面，它那搀杂神话的性质，还足以证明它是真正古代遗 留下来的传说，并不是后人伪造的假古董。必须把这一部分半神话半历史的传 说整理清楚，才可以把我们黎明时期的历史大略画出轮廓，才可能把我们的史前史同真正的历史中间搭上一座联络的桥梁，”为此，他特别重视科学地对待传说时代的史料问题，提出要注重材料的原始性、等次性。他先把材料分类，是“原生的”还是“再生的”。再分期，商周至战国前期作品为第一期，战国后期至西汉末的作品为第二期，东汉以后作品为第三期。又再分等次，第一等是直接引用原始的古代传说材料；第二等是据前人旧说，或兼采异说，或综合整理的著述；第三等是改窜旧说，材料晚出，或材料来源不明者。传说材料去取的标准，还要看它是否含有史实的特征，这样来考订古代的史事。

徐旭生按照上述严谨的、独创的治学方法，于1939年春，开始整理占有的大量材料，并深入分析、研究，历时三年完成《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1943年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最系统地研究古史传说的著作，至今仍是研究这 一段历史不可或缺的参考书。20世纪下半叶在海内外曾多次再版。这本书凝结 着他多年研究古史传说的心得，蕴涵着他独到的学术见解。他认为：中国古代 部族的分野，大致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

华夏集团地处古代中国的西北方。再可细分为是三个亚集团：1.黄帝、炎帝二大支；2.近东方的又有混合华夏、东夷两集团文化自成单位的高阳氏（帝颛顼）、有虞氏（帝舜）、商人；3.接近南方的，又有出自北方的华夏集团，一 部分深入南方与苗蛮集团发生极深关系的祝融等族。

黄帝族、炎帝族的发祥地均在今陕西境内，后各有一部分东移，至今日的山西、河南、河北、北京等地。东夷集团，太皞、少皞、蚩尤均属之。它的地域最盛时包括今山东、河南东部和南部、安徽北部和中部，东至沿海。苗蛮集团，三苗、伏羲、女娲等均属之。它的地域以湖北、湖南、江西为中心，北至河南西部山区。这三大集团，在屡次互相斗争又和平共处过程中，最终完全同化渐次形成后来的汉族。

徐旭生还认为，在中国古代史上有三大变化：一、华夏族与东夷族渐次同化，形成若干大部落联盟。二、黄帝死后，高阳氏出现，生产力有所发展，贫富分化，劳心与劳力出现分工，这时文明的曙光在望。三、大禹治水后，氏族制度逐渐解体，变成了有定型、有组织的国家。

徐旭生的这些论述，为我国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创立了一个新体系。

(四）首倡和开创根据文献资料结合田野考古探索夏文化

徐旭生是首先倡导根据文献资料，结合田野考古探索夏文化的学者，他自己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他发表的《略谈研究夏文化问题》一文中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他指出，夏文化这个词包括两种含义，夏代文化和夏族文化，两者在时间和地域范围上都不尽相同。他还指出，中原地区有两个地域与夏的关系特别密切，一是豫西地区伊、洛、颍水流域，二是晋南地区汾、浍、涑水流域。 这对夏文化的探索，分清概念，指明途径，在学术研究中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弥补考古学上这一大空白点，他亲自到豫西传说的“夏墟”实地考察，调查了几处比较重要的遗址：告成、石羊关、阎砦、谷水河、二里头遗址等。写成了《一九五九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尔后，二里头、告成与晋南东下冯遗址的发掘，就是在他的《报告》的启示下开始的。这次调查还有一感人的事迹：他不顾年迈，与年轻人一起，一天步行数十里；一日遇到大雨， 别人劝他坐大车被拒绝，他坚持脱鞋赤脚在泥泞中步行了五六里路才回到住所，次日仍继续工作。当时徐旭生己七十一岁高龄，这种为科学事业不畏艰辛的精神，老而弥笃。此次调查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发现了二里头遗址，并且意识到它的重要性。1964年，他又亲自到二里头遗址发掘现场，工作长达数月之久。今天，二里头遗址闻名世界，对此，徐旭生有着首倡和开创之功。夏代是文献记载上中国第一个王朝，对夏文化的探索与研究实际上己触及到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实质。

(五）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

徐旭生的学术思想与贡献，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意义深远。首先，徐旭生的学说对于苏秉琦一系列学术思想的形成，有重要的指导和潜移默化的推进。苏氏的考古学思想具有浓厚的历史学色彩，这也是近现代中国考古学者不同于欧美考古学者的重要特质。苏氏学术思想显然受到徐旭生的深刻影响。苏氏的区系类型理论在提出之后能很快地在中国确立并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基础理论，很重要的原因正是这个理论起到了沟通考古学文化与历史学传统的作用。徐旭生对于苏秉琦学术思想的影响还有其关于国家形成的“三历程”、“三部曲”和“三模式”的理论，尤其是“古国——方国——帝国”的论述，和徐旭生关于古史轮廓的划分几乎是相同的，徐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此外，时至今日不少学者利用考古资料进行的上古史研究，仍未脱离徐旭生所创建的古史体系的窠臼。一些有关夏、商、周三族源流的论述，以及有关五帝时代的探索，从本质上说都没有跳出徐旭生创建的古史体系。其次，徐旭生的研究方法对古史 及相关考古领域的探索也有很大影响。最后，徐旭生十分重视田野调查和实践，这最早可追溯到1927-1928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活动。1933年以来，他 又在陕西地区开展田野考古，发掘斗鸡台遗址，调查渭河附近古遗址。直到1959 年，他以七十一岁高龄在河南登封、禹县、偃师一带从事豫西夏文化调查。对田野调查和实践的重视，贯彻于他古史研究的始终。

徐旭生学识渊博，学术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泛，除古史传说、考古学外，还对我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原因、井田制、《山海经》等做过深入的探讨，提出的见解均有新意。

五、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

自西方留学归来，几十年间，徐旭生一直对中西文化进行对比地深入思考和研究。

他早期的文章着重在探寻中国文化的缺点，何以不能发展出近代科学，如何加以补救。他从人类思想史来分析，指出有两类不同的思想：一类偏重于经验，一类偏重于理性。二者各有长短之处。前者短处是含混不清，不精确，长处是同实在的世界相接近。后者的长处是所得的结果精确，短处就是太抽象， 与实在世界不生关联。欧洲自中古以来，可以说是纯理与经验冲突的历史，现代的文化就是它两个的产儿，两者缺一，现代文化不生。两大思想潮流相冲相激，理性与经验结合起来，成了新经验学派，即近代思想的结晶。至于中国，则两三千年间，偏重历史的方法，偏重经验。凡从经验可得的东西……它全可以很早地发明，至于纯理的科学，在中国的文化史里几乎没有一点位置。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哲学无论哪一派，全都带有历史的性质；欧西哲学无论哪一派，全都带有数理的性质。由于数理的缺乏，中国的科学不得畅达。故当时的《京报副刊》在向学者征求青年必读十本书的目录时，他列举了文明世界 的六种几何学和四种伦理学书。他在解释人们对此的质疑时说：“几何学的重要，不在于它的结果，却在于它的方法。我并不是说这就是推理的最好方法，却是要说，它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总算一种最好的药石。”“在这种情况下，不用‘过正’的‘矫枉’法，用纯理的科学，如几何学之类，使他们思想得一点练习，还有什么另外的法子？ ”

后来徐旭生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写的意见中，进一步发挥 了上述观点：“逻辑在中国几乎没有，几何学则简直没有。......《辩学启蒙》译过来数百年仍不见反应。《几何原本》输入后，以其有关形体知识，不像逻辑之 纯抽象，还引起一点反应，此即杜知耕《几何论约》，李子金《几何易简集》，方中通《几何约》等几部著作。但此中大可注意者，即其并不能向着抽象思路 发展去，却从实用立场而要求其删繁撮要，恰与西洋抽象思维精神相反。”徐旭生的看法与梁漱溟是相通的。梁在看到这些意见后写的按语中说：“中国人头脑 思路不同于西洋人是其不产生近代科学的根本所在。......李约瑟博士却不知道，此即他所以不能解答近代科学何以在中国产生不出来那个问题之故。”

后期，他经过进一步研究，对中西文化问题得出更深入系统的意见。1945 年他撰写了《中西文化的试探》一文，但由于时局动乱未能发表。直至上世纪 60年代，他才将旧稿加以修订，完成了 10万字的《中西文化的试探》长文， 并交予《历史研究》杂志准备刊登，不料文化大革命骤起，不但发表成为泡影，就连文稿也在动乱中不知所终。现只能从1948年他的一篇演讲稿《快的文化与慢的文化》中，略窥一点皮毛。

他认为，中西文化的区别在于，一种是农业文化，一种是工商业文化。两种文化的不同并不是自近代始，相反，中西两方远在古代便走的是不同路线。西方自埃及巴比伦以来即是工商业文化，这一点他是抗战期间在昆明的研究才发现的。中西文化走不同路线是由于双方的社会背景不同。西方自埃及巴比伦及而后的希腊，都是工商业社会；而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

工商业文化的特征是快，农业文化的特征是慢。我们几千年来一直是缓慢地渐进，比起西方工商业文化的突飞猛进，自不可同日而语。我们近代所以吃了亏便全在此。但慢也有慢的好处，简单地说，即更能持久，更为稳健。文中举抗战为例，认为我们中国这次抗战之所以能持久战胜，就全是由于农业文化之功，其一切力量全是来自农村。一般说，我们抗战是由于地大人多，而地大是来源于人多。但四千年前，中国人口没有埃及巴比伦人口多，何以他们灭亡，而我们独能存在着呢？我们人口为什么一天比一天多呢？历史上五胡、元、清 等外族人统治的朝代，其族人并未被人杀光，然而他们却哪里去了呢？一言以蔽之，完全被同化了。此种伟大的、无杀戮的、无歧视的走上同化之路，就是农业文化之功。他进一步解释农业文化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同化力量，是因为农 业民族希望和欢迎比它落后的危险邻居游牧民族改为从事农业以减少他的侵掠；相反的，工商业民族对于比它落后的农业民族，只希望它提供原料，为避免竞争，不希望别人学习它的生产方式。如此一来，谁的同化力量大，谁的同化力量小就可以知道了。

文中还认为，目前西方文化之行于世界就是因为它己经不是西方文化，而成为世界性的文化。中国文化如果打算存在，也必须使之不仅为中国文化，而必须具有世界性，否则大有拔毛除根之危。在社会现己发生动摇时，若想使中国的文化为人接受，就必须有新的改造，新的精神，使之具有世界性。

他还预言，等快的文化统一之后，大家有机会休息，这时才能显得出慢的文化的优点，才能觉得慢的文化的需要。

另外，他在另文论及中国文学艺术和工业所受“忧深虑远”的思想及循环 论的哲学之影响时，曾说：“中国文学的最高点是温柔敦厚，冲淡夷犹。日月为之失色，天地为之变色，中国少有；而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国却多有之。曲折幽隐而非波澜壮阔一平稳。工业制品在实用方面从不看轻，至于使它华美则认为奢侈而拒绝之（奇技淫巧者禁）。大兴土木亦是被排斥的。因此文化的高度不行，但稳稳发展下去的长度而人所不能及。”

六、从积极的反帝爱国者到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奉者

年轻时的徐旭生自留学归来，就以一个积极反帝爱国者的姿态出现。尤其是在“五卅”惨案激起的反帝爱国运动期间，一个多月时间内，他在《猛进》周刊（包括三期“沪案特刊”）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坚决支持民众提出的关税自主、收回租界的要求，痛斥某些名流把群众要求斥为“唱高调、不负责任”的论调。他说：“我们现在为什么牺牲全不怕地作自主运动，……实在是因为我们极深地感觉到‘自主’是人类公有的权利，不晓得自主比生（命）还可贵， 是一种贱骨头。”他呼号，不要怕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如果他们一定要同我们战，我们也一定同他们战，”“可杀、可死，而不可使为奴。”他们的 这种呼喊，在当时的知识阶级中得到的响应寥寥，他十分痛心地说，“这一次的 外交大失败，虽说政府也实在可恶，可是长袍阶级总不能不负一大部分责任。”“我想人心未死，总还有不少的人不甘心这样坐着等着。我就正告这些有志的人说：……诸位不要再希望什么政府，什么军阀，什么名流。他们全是 受了若干的艰苦，才挣得到那样特别的地位；现在全是日不暇给地享用他由特别地位所得的利益，哪还有功夫给人民想事情？ ”徐先生并没有因为得不 到积极响应而灰心，反而告诉那些他认为冷漠的先生们：“就是我们原来的狂喊， 并不因为求人应声而开始，又岂能因为没有人应声而中止呢！”他也是这样做的，以后北平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他仍是态度鲜明地冲在前面。除了前面提 到的发生在北洋政府时期的几件事外，在国民政府时期他仍然如此。

20世纪20年代末，日寇步步紧逼，国家命运危在旦夕。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他忧心如焚，振臂高呼，号召抗日救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两天，时任北师大校长的徐旭生即会同北大校长蒋梦麟，邀集北平各大学校长举行紧急会议，同日，他又召集本校院长、教务长紧急开会，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9月25日学校召开全体大会，以全校教职员和学生名义致电国民政府，指责有人“一遇外敌，辄取不抵抗政策，洵属奇耻”。后来他之所以 辞去北师大校长职务，不满政府的不抵抗也是一重要因素。

1936年10月13日，平津文化界104位知名学者针对日寇步步紧逼，华北告急，而当局在对方威吓下竟一再软弱退让的情况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提出在不丧国土、不辱主权下对日交涉，中日外交绝对公开等八项要求。徐旭生又是在此宣言上第一个签名的人。（按：此宣言在当局压力下未能在北平刊出，在沪、宁稍有披露，即遭追查。）1936年西安事变之前，他和顾颉刚、李书华利用在西安开陕西考古会年会之机，于11月中旬一起往见张学良将军，以讲宋史为名向张灌输促蒋抗日的思想。他还与顾一起在北平创办“通俗文艺编刊社”，利用民间文艺形式编写和组织演出宣传抗日救国的节目，出版有关书刊。还捐款募集大刀支援抗日军队。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徐旭生痛感在国家危亡之际，文人不能只是坐 而论道，而应以身许国，亲自组织民众抗敌御侮。于是，他只身回到家乡河南南阳，利用他在家乡的声望，积极宣传抗日，多次在青年学生的集会上发表演讲，痛斥各种妥协失败的言论。在他的倡议和支持下，先后在南阳、唐河办起游击战术训练班，培养抗战军事人才。他还受聘于唐河师范学校任校长，想亲手办一所符合抗战需要的转型学校。但他的许多设想在地方当局的多方掣肘、 暗中破坏下都难以实现。最后，他不得不被迫离开，前往己搬迁昆明的北平研究院继续他的古史研究。然而正如他后来在《自传》中所说：“当此时而闭户写书，终非本志。”

除了强烈的爱国主义表现，徐旭生在当时的知识阶级中还有一个较突出的特点：很深的平民情节。

他自幼生长在农村，对农村、农民有深厚的感情。留学法国时正直一战前后，欧洲各种社会主义思想蓬勃发展，他虽未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但却接受了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和社会主义主张的“不劳动者不得食”等思想。一件小事可以反映出他从法国归国后的思想。一次他在门头上写了“劳工神圣”的横批，为此，他这个非常孝顺的儿子不惜与父亲发生了争执。他十分反感那些读了几年书，就忽视、轻视，甚至鄙视劳动群众的长袍阶级、公子、小姐。

在《猛进》一篇关于中央公园门票问题的编者复信中，他说他每到中央公 园，都不屑与那些好像患贫血症的公子小姐坐一条凳子，相反，“我又想，设若中央公园不卖门票，劳动界的兄弟姐妹们可以进去玩玩，我要同他们坐在一条凳子上休息，我觉得我很有荣（光)。但是——但是，在那个时候，看见他们那些紫棠色的面皮，壮健的身体，质朴的精祌，我反身一观，自己觉得惭愧，不敢同他们坐一块去献丑，也未可知。”其实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都表露出这 样的感情。如慨叹“我们近来总觉得我们号称知识阶级的无能力，全由于我们 同民众太隔绝了。”“这次运动（指五卅运动）可以说是发生于群众，知识阶级正该抱愧自己并没有真正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五卅运动后，他向人民直接呼吁：“诸位不甘心坐待宰割，就要从自己身上做功夫，就要从真正的人 民身上下功夫。”又如他对旧教育制度弊病的指责，和他所提出的改革原则等等，无不贯彻这种精神。

徐旭生虽然一直关心政治，干预现实，但在抗战全面爆发前，他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由于他在反帝、反封建方面的激进观点，外人往往视他为国民党左派。他在一篇文章中也承认，“我们固然不是国民党左派，更不是共产党，但是 在现在分歧的政见里面，我们的意见同他们相同的总是比较多的。”由此可见，在反帝、反封建、救国为民这一根本点上，他的很多观点和主张和共产党 是很一致的。

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了便于回乡组织抗日，徐先生参加了国民党。抗战胜利后，当国民党高唱建国之时，他领衔向政府真诚建言，“请政府速遵从国父遗教，用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方法完成民生主义。”但如石沉大海，悄无回应； 他又看到了官僚资本统治造成国家危机（1946年10月曾撰文《论为国家民族最大危机的官僚资本》），以及统治阶层上下腐败已无可救药，遂毅然退出国民党，并辞去在国民参政会任国民党方面参政员的职务。1948年，国民党为 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又把他推举为代表他的家乡—河南省唐河县的国大代表，他拒绝接受和参加开会，从此了断了他和国民党的关系。

至于中国共产党，早在他办《猛进》时期，由于有些观点相近，中共领导人李大钊就曾派人与之联系，想与猛进社共同办一刊物，但由于怀疑办刊经费出于苏联使馆，徐先生怕受制于人而婉拒，尽管他对李大钊先生个人的人格很敬佩。李大钊先生被害的次日，徐旭生在女师院的课堂上悲愤地高声宣布“李大钊死了”的情景，几十年后仍有学生记忆犹新。

北平解放以前，徐旭生并不直接了解中国共产党人，他对中共始终心有疑虑，不信任，有时甚至相当抵触。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他认为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中共是为虎作伥；其二，他认为中共的领导人也是为个人争权夺利。他曾在《教育罪言》中说：“现在国民党中的党官固然太多，但不能每月拿到三五百元、一千八百块钱而发愤投到共产党旗下的也实在不少。像这样 的政党是否有多大希望，实在也大成疑问。”在1948年3月4日的日记里，他清楚地表露了对中共的看法：“接共产党的宣传品一件，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彼痛骂美国之帝国主义亦未必大错，但苏俄之赤色帝国主义， 虽未必比英、美、法之老牌者更可恶，但因其组织特别强固，比将没落之老牌更为可怕。”又说：“彼等宣传之土地政策颇有可观，但此部分须视彼所称‘解放区’内之真正情形如何，大多数人民之真正意思如何，一纸宣传尚未值得重视也。”他对中共虽不信任，但对正在上大学的长女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学生运动并不阻止，而是对她说：“你如果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就坚持走下去。”

北平解放前，徐先生对国家的前途十分悲观，1947年12月9日的日记中哀叹：“国民党以领导全面之局面竟江河日下，或已近不可收拾，殊堪痛心，其他政党除共产党外，皆不足有为，而共产党除其朝气愈于国民党外，余亦多不健全之处。又二党相争，遂不能不各恃一外援……今日前途诚哉其茫茫也。”

北平解放后，徐旭生一直在冷静观察。通过亲身所见、所闻、所感以及不 懈地学习，他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深刻变化。1950年2月14日，毛泽东主席在 第一次访苏时签订的《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明确规定了 苏联将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财产归还中国以及从旅顺口、大连撤出全部苏军的具体时间，这使徐旭生迈过了原来对中共存有疑虑的最主要的一道坎。随后 的抗美援朝战争，使他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的、最坚决的反帝爱国者。他以极大的热情响应号召，为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因当时手中无钱，为此他不惜卖掉一部分珍爱的书籍以筹措经费。总之，他发现自己前半生所为之呼号追求的一切，由于他所在的知识阶级与民众的隔绝而造成的无能力，都只能是纸上谈兵化为泡影，但在新中国却一一变为现实。中国人民真正的站起来了，在帝国主义面前挺起了腰杆，国家实现了完全的自主，原来自己寄予深刻同情的最底层受压迫受剥削的工农群众，翻身解放成了主人，整个国家一扫旧中国萎靡腐朽灰暗无望的气氛，而代之以蓬蓬勃勃欢腾向上的新气象。

他明白了这一切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完全独立自主地与人民同甘共苦，深入发动群众，克服极端艰难险阻，付出巨大牺牲后才得到的。他原来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逐渐消除，转为衷心地钦敬。

感情上的转变使他产生了了解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的强烈愿望。他找来一切能找到的马列经典和毛泽东的著作，非常自觉、认真地学习。当时汉译的马列原著还比较少，为此他又学习了俄语，订阅了俄文版的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翻阅新中国建国后徐旭生的日记（按：现仅存1954年1月28 日至1966年8月25日的日记）其中记述最多的就是“某日学习了马（恩、列、毛）的某篇文章。”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记述，甚至一天几次。经过这样如饥似渴地学习，他对共产党的认识达到了由感性到理性的升华。这一飞跃的时间，由于1949至1953年的日记己不存，无法准确判断，但至迟应在 1954年7月以前，因为该年7月22日他向所在单位党组织提出了入党要求。

1955年2月20日的日记谈到自己的哲学思想时写道：“我的思想在加紧研究辩证唯物主义（研讨尚未明了部分，对于它自身绝无一点怀疑），肃清自己思想中唯心主义残余阶段。”

徐旭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61年增订新版《叙言》中说，自己在法国所学哲学，都是拖泥带水的唯心主义，他在写此书初稿时对于马克思主义 可以说毫无所知。由于他是一个科学主义者，历来认为历史是一门科学。他在《教育罪言》中曾写道，研究历史科学要“按着社会的实在调查，精密统计， 参之以历史的经过，求得社会的阶段和定律，这也是直接研究它的Nature(按：自然规律）。”对此，他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年初版《叙言》中有更明确的表述：“大家总要认识清楚历史是一种科学……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是人类精神努力的结晶体。如果把自然律（按：1961年版作者在此加注“我当日 用这个词是兼指自然科学的定律及社会科学定律的”)认识清楚，严格遵守着它，不断地努力，可以创造出来些新东西……但是，如果想对于自然律表示一点点地反抗，那要遭受惨酷的失败，也是完全一定的。”可是，什么是人类社会发 展的Nature，却是他没有探寻到的。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感到豁然开朗，认为真正找到了这个Nature。所以他在1961年版《叙言》中说，“我觉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为完全建立在精确科学的基础 上面一个思想系统。与科学精神融合无间，……科学是我们所得到的最可靠的知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根据的也是这些最可靠的知识，所以它所得到的规律也就是最可靠的，无法驳倒的、不可破的（社会内容变化，有新规律代替旧规律，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与此不可破性不相矛盾）。一个真正科学家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应当依靠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建立、以进展，并且他也不能不依靠它以建立与进展。”

徐旭生在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之前，曾有友人邀他参加某民主党派，他说，自己如要参加党派，就只参加共产党。人们因为他年事己高，历史又较复杂，怀疑共产党能否吸收他，他则表示，不管党组织能否吸收他，他都要以 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徐先生笃诚地要求参加共产党是有他自己的理由的，他把共产党的理论、实践搜索学习，探讨研究一番，从而得出自己的认识和结论，那就是一只有 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有光明的前途。他服了，愿为中国共产党效力终生。 1957年5月22日他的日记记载：党组织的负责人来说，“我的入党请求己被批准（按：到该年12月16日才由支部大会正式通过)。到这样年纪，却得到 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光荣称号，怎么样工作，才能使我这个称号少一点羞愧呢！” 就在第二天写给一位青年的回信中他对此作出了回答：“我个人的身体现在还不太坏，还可以工作。看到全国人民轰轰烈烈建设社会主义大厦，却也不愿袖手旁观。不配作工程师，能添上两兜泥、两块砖也是好的。并且相信：如果我们的能力还能提两兜泥，却拖懒提一兜或一兜半，那就太对不起人民。如果能争取提两兜半或三兜才更好。现在用这样的心情工作着，也还不少乐趣。”实践中他也是努力这样去做的。客观地说，徐旭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积极要求参加共产党，完全是出于不断地观察、学习和思考后的自愿和发自内心，而并不是 因为别人的教育和强迫。像他这样一个早年留学海外，回国后做过大学教授、校长，在学界有一定影响的民国一代知识分子，最后能有这样的转变，在那一代人中不算多见。细究起来，这也是有着自身思想原因的：

1、如前所述，徐旭生还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积极的爱国主义者。可能是因为留学法国，多少受了法国大革命激进革命思想的影响，徐旭生在后来一系列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在当时的知识界里，也是冲在最前面的。在他相对激进的反帝爱国思想里，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一套做法有着天然的接近，尽管他当时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依靠苏联赤色帝国主义的，但在反帝爱国思想上的接近却是不争的事实。1949年以后，特别是看到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中国的不少知识分子认为共产党是真正爱国的政党，是能够带领中国从近代以来饱受外国的侵略压榨中走出来，让中国人真正挺直腰杆站起来的政党，他们对此真心地接受和追随。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大批留学海外的中国知识 分子纷纷回国效力，就是当时这种普遍认识的行动写照。徐旭生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爱国情结的知识分子，对于建国初期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特别是中国人翻身做主、不畏外敌、敢于战斗的精神感受尤深，而这正是他几十年来努力追求的，这使得他首先在感情上由衷地接受了共产党。

2、徐旭生思想中民本主义的味道比较重，他对于底层人民有着一种天然的同情，而对于出身“剥削阶级”的上层社会有着本能的排斥和反感，这在前 文里已多有叙述。从这一点上来说，他的思想在遇到共产党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后，并没有什么反感。共产党在农村进行的土地改革，他在感情上是非常接受的，因为他信奉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思想。特别是1949年以后，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出于自身原有的植根于思想深处的 民本主义观点，使他接受起共产党关于无产阶级要推翻一切剥削压迫者的学说来更为容易。

3、在徐旭生的教育思想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教育理论，特别是很多关于如何办学的观点，与毛泽东的教育思想，特别是后来提出的如“五七指示”等，几乎又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比如他在《教育罪言》中倡导的把学校办到农村里，半耕半读，彻底改变教育体制等，似乎都和“五七指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由此看出，徐旭生在信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之前，其自身的很多思想与毛泽东的一些思想己经有着某种程度的接近，所以他在后来接受起毛 的思想和共产党的理论来，并不困难。

4、徐旭生一生崇尚实践和行动，而反感坐而论道和冠冕堂皇的说教，他自己也是处处这样要求自己。在没有人愿意出任西北科学考察团团长而远赴条件异常艰苦的大西北时，他主动站出来担起团长的重任，并抛妻舍子，一去就是将近两年；抗战初起，徐旭生以一介书生，主动回乡组织军民抗战；在陕西斗鸡台，他一呆就是数年，期间推掉了政府聘请他担任河南大学校长的职位；所有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他对起身而做的身体力行。就此点而论，他认为中国 共产党是一个注重实践和敢于担当的政党。共产党通过自身的行动，在改变着中国，他们总是在不断地摸索和实践，无论是土改，抗美援朝，哪怕是后来的大跃进，徐旭生从感情上是拥护和接受这些实践活动的，并也愿意积极地投身其中。这与他的做人准则直接相关。

5、1949年以后，徐旭生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他是以一个学者钻研一门学问来研究和学习马列主义的。正是通过学习，他从思想上逐渐并主动地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曾经的哲学教 授和历史学家，他真心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认识历史发展的不二真理。也正是因为从理论上接受了共产主义学说，从思想上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和自洽性，这时的他己从初期的感情上出于爱国而对共产党的接受，转变为比较自 如和顺理成章地接受共产党的思想以及做法，并最终提出了入党申请。

徐旭生在入党以后，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秉持一贯的认真作风，老老实实地按照党章要求的去做。他始终认为，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就应该是按照英雄模范那样严格要求自己，去做出自己的贡献。他虽然努力去做，但还常有自己这个党员不像样子的感叹，因为在他心目中，只有那些做出突出贡献 的英雄模范人物才是像样子的。他非常喜欢看《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革命回忆录和介绍英雄模范人物的材料、文艺作品。看后，常常在日记中记下观感，对照检查自己的不足。如：看电影《南岛风云》后写道：“我看后，深感想做好一个共产党员真非容易。不怕吃苦，不怕牺牲，全是要而不足的条件，此 外不对任何艰难困苦低头，尽全力去完成任务，却是更困难得多的。”看电 影《雷锋》后说：“看过电影，想想自己的行动，真是惭愧无地！如不自勉励， 真要糊涂一辈子，无醒时了！”另一天写道：“深感焦裕禄、王进喜、陈永贵等人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呀!真配得上当我们的老师呀!我们就是努力学习，还不晓得能赶上赶不上，什么时候才能赶上。”

为了亲身感受革命前辈斗争的艰苦，1964年7月，年己76岁高龄的徐旭生只在一位助手的陪同下，前往井冈山瞻仰革命遗迹。在山上住了一周，除参观各革命纪念地外，还专门到敬老院探访革命老人，向他们了解更具体细致的革命事迹。他在日记中还记载了沿着红军背粮上山的小路下探的经历：“时己隐隐闻雷，张、黄（陪同人员）均力阻下山，我因不上下一节无法实际理解当日的困难，遂坚决前进。”此次上下山共走了十多里，果然遇雨，全身淋透，兴致不减。

徐旭生虽然主动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作为一个正直的学者，他对其后十多年来党内党外不断的政治运动也有着困惑和怀疑。入党之初，随着要参加的各种非学术的会议以及社会活动的增多使他无暇学术研究，也使他产生了某种困惑。1958年12月21日的日记里他这样写道：“这两天思想很乱。昨天感觉入党同业务有矛盾，而我努力业务或能对人民有贡献，在党中却不见得有贡献，随想终止转正的请求。今日又觉，这种思想未必正确。”后在子女的帮助下虽打消了此念头，但他还是主动向党组织申请延长预备期。

在多次政治批判运动中，徐旭生都是抱冷静严肃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被批判的问题如果自己不是认识到了，绝不随声附和，尽管事后又常为思想不能跟上党的号召而苦恼。如1957年10月15日的日记记载：“接到‘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一辑，才看到五教授‘对有关我国科 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一文（此时反右运动己开展几个月，该文被作为反党 纲领遭到批判一一作者注）。细看一过，即至今日，我仍不很感觉它的反对性。再把XXX、XXX文细读，才恨自己感觉的迟钝可惊！”在以后的多次批判运动中，他的日记中还常有类似的感叹，但始终不改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一些原则性问题，徐旭生如有不同意见也敢于坚持。1960年，中苏两党公开论战 之始，内部传达，苏共领导的言论有原则错误，苏己转向180°复辟资本主义，在集体学习时，徐则认为看不出两党有什么原则分歧，苏共转向最多不过 40-50°。在该年7-9月的日记中，近十次记载他与单位同事以及自己的子女在此问题上的争论，基本观点不改。后经过较长时间，看到更多的揭露苏共的材料，特别是听了周恩来总理一次录音报告后，才逐渐转变自己的观点。徐旭生对于历次政治运动产生过的疑惑和怀疑，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终于爆发成完全的不理解和奋起抗争。

入党以后的十余年中，正值政治运动不断，除个别不长的时段外，他很难静下心来搞他的研究工作。他一方面为此焦虑，另方面还是见缝插针做一些零打碎敲的业务工作。为了多做一些，1965年己年近八旬的他还几次提出再去河南考查，但因年轻人都去参加“四清”，无人相助而不能成行。1966年他又萌生去大庆教书的念头，并己做了准备，但因文化大革命己起，只能作罢。此时 他感觉自己己很难再为人民做贡献，产生了退休的想法，但又立刻激励自己不 应遇到困难而退。他在5月30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今日因近觉衰老遂萌退志！……下午看报上所载先进事迹，才感觉思想（不）对头。前半生没赶上时代，自外于祖国革命运动。刚建立起思想革命的计划，即拟舍弃，可耻孰甚！虽有困难，而矫情下去不克服，岂将落后以没世耶！”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他患老年痴呆症己有一定程度，许多近期发生的事都不复记忆，但一次家人问他“还记得自己是共产党员吗？”他立即回答：“这个自然记得。”接着慨叹道：“不过我这个共产党员很不像样子！”看得出他对自己的要求始终如一，不掺杂一点杂念。

七、高尚的品格

徐旭生一生淡泊名利。做事，只要认为是有意义的而自己又有兴趣的，他就坚持去做，至于荣誉、地位、待遇、条件艰苦等等，全不在他的考虑之列。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两次辞去国立大学校长之职，去就地位、待遇都低得多的职位，就是很有代表性的。

第一次，辞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就职于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编辑，已如前述。在辞职之前，同时有多位国立大学校长为政府拖欠办学经费事都曾以“辞职”向政府抗争，最后却只有徐旭生一人真的辞职。熟人背后多称他为“徐大傻子”，或文雅一点称“徐炳傻公”，他闻之也不以为意。

第二次，1934年8月他正在陕西考古会主持宝鸡斗鸡台考古发掘期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未征得徐本人同意的前提下，单方面委任他担任河南大学校 长职务，被他以“陕西发掘尚未告竣，”且“自辞退国立师范大学校长职务后，对办理学校行政颇感厌倦”为由婉拒。此段经历，《陕西考古会史》有较详细的介绍并作如下评论：“在常惯见的做官还是做学问的选择上，徐炳昶最终选 择寂寞清贫，拥抱考古，辞受取舍间，折射出他清俊高蹈的人格魅力。”又说： “徐炳昶甘愿吃苦，不就官位的消息传开后，北平士林为之震动，各大报纸都在显要位置刊登消息，以示崇敬。”

抗战期间发生在徐旭生身上的另一件鲜为人知的事，同样体现出他为了国家民族自甘清贫的高风亮节。徐先生因回乡组织抗日受阻，再次回到己迁昆明的北平研究院，因国难期间经费更加紧张，徐给自己定的工资只相当同等职位另一位学者的一半，有领导劝他向上调一点，他没有同意。此事一直到与他亲密相处几十年的苏秉琦晚年向自己家人谈及，被其子苏恺之记录在所著《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书中才透露出来。在未见到此书前，徐的家人对此情 也是毫无所知。可见，在徐旭生看来，此等事都是顺理成章非常自然的，不值得夸耀。

对于工资待遇，徐旭生也有“比”的时候，但不是向上攀比，而是与底层的工农大众比。1932年他写的《教育罪言》中，就批驳了认为教育糟糕是由于 教职员的薪水太低的观点。他举当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大学教授的年薪，比一个工头、优秀农人的年收入最多不过一两倍之差。苏联则是劳心者与劳力者同等待遇。“在我们中国则最优秀的工人、农民每年所得也不过三五百元，一个大学教授的每年所得则十倍十数倍而未有己！这样的现象不说是病态不能。”

在学术研究领域，徐旭生也是只问实际成果，淡泊个人名利，对后来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苏秉琦的无私培养就是一例。1934年8月，苏氏甫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即受荐到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立即被时任所长的徐旭生接纳，随即将他带到斗鸡台考古工地，任命他为两条探区中的一条一沟东区的负责人，主持嗣后的考古发掘工作。整个考古发掘因抗战爆发而被迫停止后，徐氏又把可能带来学术荣誉的撰写总结性考查报告的重任交给了苏秉琦。此后， 师生二人在昆明黑龙潭一间斗室中对坐办公八年。徐对苏从不以老师自居，而是完全平等地相互探讨各种问题，无话不谈。就是在这种氛围中，苏氏完成了他的第一份学术论文《斗鸡台瓦鬲之研究》。徐立即将此稿寄给中国现代考古学权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李济先生审阅，受到李高度赞誉。此文正式发表，徐又为之亲写《叙言》加以推荐。此文及后写的《斗鸡台东区墓葬》，奠定了苏秉琦在中国考古界学术地位的基础。后来的许多年轻考古工作者，在 了解了这段过程后，都为徐氏无私培养青年的精神所感动，也为苏氏一踏入考古学界就有这样的机遇称羡。苏秉琦对自己的这位老师也非常崇敬和感激，曾 对家人说：徐先生“是我最好的老师。”“首先是品德高尚，其次才是学识渊博。”他还不止一次对家人提到，自己取得成绩，是因为有“好的老师，好的课题，好的切入点啊。”

上世纪五十年代，曾有一家出版社欲再版徐旭生早年翻译的《欧洲哲学史》，并有一笔稿费，被他以该书都是唯心主义观点不宜再版为由而拒绝。

六十年代初，他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出版，出版社送来一笔稿费。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对此款不能受（因系工作自身，己得薪金，不能再收报酬。”报告组织后，将此款专立账户存入银行。直到他逝世后，家属按其遗愿，全部作为党费上缴。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国家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党号召党员干部减薪，全体人员消减粮食定量，徐都积极响应，他自报的消减粮食定量过多，以致领导不得不给他提回一些。

六十年代，因年事已高，组织决定派车接送他上下班，被他拒绝。一次车己派来，他坚决不坐，而是去挤公交车。家人劝他，这样岂不造成浪费，他表示，不这样做，不能挡住以后再派车来。

徐旭生光明磊落，真诚正直，言行一致，心口如一，直言无忌，刚正不阿的品格，尤为值得赞佩。

1937年上半年，蒋介石于庐山邀请著名学者征询对国是的意见，徐旭生在会上直言批评当局以“思想犯”压制舆论的专制做法。1938年，为了便于在家乡发动群众抗日，他参加了国民党。但是后来国民党组织部邀他接办河南党务时，他因不满当局的反共政策和处处防治民众而坚决拒绝。1944年在重庆召开 的国民参政会上，他作为国民党方面的参政员，与其他几位河南籍参政员一起，在会上严厉抨击蒋介石的亲信汤恩伯在日寇攻势面前不战而溃的逃跑行为，要 求追查责任。当陈立夫要求他们不要再追究此事，以免被共产党利用时，徐旭生愤然表示：如不许讲话，将退出国民党。

新中国成立，徐旭生加入共产党以后，作为一名党员，对党号召的各种建设国家的活动都是积极热情地参加。尽管有些活动今天看来是过左了，是错误的，像大跃进。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徐旭生都是在真诚地实践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能多提半兜泥，绝不少提半兜泥的承诺。如单位组织的义务劳动，照顾他年老不让参加，他就利用星期天，多次自带工具到附近的太平湖工地参加挖湖劳动。适当地参加体力劳动，在徐旭生身上已形成习惯，而且是他的兴趣 所在。他多年以来，都是清晨起来自扫院子，不让清洁工来扫。晚年，年近八旬的他一次外出，在公交车上看到路旁有人拔麦子，立即在前一站下车，又返回麦田帮人拔了一垄，并很髙兴地记在当日的日记上。

八、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徐旭生

1966年至1976年，是徐旭生生命的最后十年，也正值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年代。从1966年至1968年，他头脑清楚，满腔忧思；1969年至1976 年，在一场大病之后他头脑完全糊涂，似乎了断一切尘念，直至生命终了。

1965年11月，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及其作者吴晗的批判，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徐旭生对这场大批判完全持反对态度：在他所工作的单位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考古研究所的学习讨论以及批判会上，他直言不讳地说：“说吴晗的《海瑞罢官》反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我看他没有 这个意思。”徐旭生和吴晗虽是熟人，但1949年后并无多少来往。在这样一场严厉的政治风暴中，别人都避之唯恐不及，他却主动站出来为吴晗鸣冤，他不认为吴晗是反动的。他的观点自然遭到了批判。

当时学部一位好心的同志曾和徐旭生的家人打招呼说：“劝劝徐老，别那么死争辩。”家人对他说：“对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批判已经不是学术之争，而是政治问题了。”他愤愤地高声回应：“这个我看不出。我不同意你们的意思。” 他固执己见，不听劝说。

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徐旭生就被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在 各种大会小会上遭到多次批斗，但他终不屈服。1966年运动之初，作为被揪出 的一大批研究人员和走资派之一，在一次批斗会后家人问他：“批你什么？”他 说：“我倒很想知道说些什么，只是听不清楚而己。”

1966年8月24日，徐旭生因不同意造反派把考古所的领导列为“走资派”加以批斗并为他们辩护，结果自己又挨了批斗。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 小组大约决定继续斗我，处处挑眼。后又提出我对于牛、林、夏（即考古所的 三位领导）三人的看法，我曾经说过不能不承认。至触同仁大怒。 把我拉到院内，戴高帽子，挂牌子，迫我低头。我坚决不低头。被击数拳。”

8月的一天，徐旭生因于1963年12月在纪念王船山逝世二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而再一次遭到批斗。在那次讨论会上，他明确表示不赞成有人把王船山归结为“代表地主阶级利益”，“是地主阶级代言人”的观点，提出 “阶级的圈子是可以跳出的。”并说“不能没有历史，不能无根据的打倒历史人物。”为此，这成了他的罪状，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受到严厉的批判和斗争，他却不屑地回敬道：“你们回去把王船山的书读过了，再来和我辩论不迟。”“你们还没弄懂，怎么谈得上批判？”造反派当时就火了，把他押着站立在摞在一张桌子上的椅子上（他时年78岁），他被扇了耳光，还被批为“宣扬封建主义糟粕”，“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

1967年春，面对越来越乱的局势，徐旭生忧国忧民，陷入了锥心刺骨的痛 苦之中。他在家中不断地发脾气，一反往日儒雅的常态。对于刘少奇的被打倒，他完全不能理解和接受，义愤填腐地对自己的女儿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么就是黑修养了，我看要是能做到那个修养，起码不是一个坏人。”他进一步解释道：“人是要有修养的。如果说这本书是‘黑’的，焦裕禄临终前，为什么床头就放着这本书呢！ ”（徐十分敬佩这位共产党员，生前他的客厅里一直贴着焦裕禄遗像）

家人看他如此苦恼和义愤，就劝他说：“您说的这些事，报纸上己经正式刊登了，要理解。”他震怒并明确地说道：“报纸上说的也不是都对！”

随着“文革”的进行，徐旭生的生活境况和身体健康也陡然下降。抄家，封门，没收银行存折，缩减住房，直至停发工资。他和老妻徐老夫人，每人每月只被发给14元5角的生活费，保姆用不起也不让用了。甚至上下班乘公共汽车，因他如实回答车上的红卫兵自己是地主出身，而不止一次被赶下车。由此一件小事，也可看出徐旭生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为敷衍过关而讲一点违心假话的方正品格。就在这种状况下，他仍坚持上班。他每天从建国门外的家里步行到美术馆旁边的考古所上下班，单程也要十几里路，他时常很晚才回到家。那时他已年近八旬。

因为他属于是“被揪出”的人，每天在考古所食堂的伙食是很差的。吃的午饭只有玉米面窝头，外带一碗漂着几片菜叶的清水汤，没有菜吃。晚上回到家里，因生活费拮据，也只能是粗茶淡饭。

自1968年以来，徐旭生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他常常头昏目眩，在那一年里几次晕倒，有时在工作单位，有时甚至是在街头。送他回家的有工人，有人民警察，还有素不相识的路人。有一次他晕倒时摔得很重，头破血流，倒在一家裁缝店门前，好心的裁缝随手抓了条布条给他包扎止了血。

1969年盛夏，徐旭生终于病倒了。在那种形势下，原来的合同医院北京医院不予接收，家人只能蹬着平板三轮车将他送进了一家最普通的小医院，北京市隆福医院。他高烧不退，终日昏睡，极少进食。当时昼夜陪床护理的只有年过古稀的徐老夫人。

这一场病后，徐旭生患上了严重的老年痴呆症，人麻木了，常人应有的认知、学习、思考、判断、记忆……甚至起坐、走路等生活自理能力，也逐渐丧失殆尽。他甚至连自己的子女也认不出，分不清，只说：“他（她） 是我的孩子。”

1970年，对徐旭生的管制终于有了松动。家中被查封的客厅和书房启封了，工资得到了恢复，家里的生活稍有改观。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考古所工宣队的人曾专程到家，给徐旭生单独传达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文件念完，家人问他传达的是什么事，他说：“似乎是说清朝那些事。”

批林批孔时，一天徐旭生的小外孙女拿着一张报纸，指着孔子的名字说“孔老二是坏蛋！”没想到平时不说一句话的姥爷突然勃然大怒，一拍桌子大喝道：“胡说！”刹那间，他遥远的记忆似乎又被激活，是非的标准依然深存于心。

1975年隆冬，徐旭生因感冒发烧，住进了协和医院24人的大病房达两月余。病情日益恶化，终日昏睡，医生告知己不可能苏醒。与他相濡以沫一生的 老妻徐老夫人最后一次探视完后说道：“不必再治了，药留给别人用吧。”

1976年1月4日，徐旭生先生溘然辞世，享年87周岁。

开卷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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