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江涛：夏王朝青铜时代都市国家——读饭岛武次《中国夏王朝考古学研究》一书

       近段，在日本研修，见到饭岛武次先生2012年出版的一本新著，书名叫《中国夏王朝考古学研究》[1]，研习之后，觉得很值得一读。

　　本书是饭岛先生继《中国考古学概论》之后的又一部研究中国考古学的专著。可以说是饭岛先生研究中国夏史、夏王朝、夏文化、夏代考古的全面概括与总结，是其相关观点与看法的集中体现。全书共11章，457页，附有大量图表以及索引与中英文提要。饭岛先生先从夏文化考古学史以及古典文献与考古资料有关夏王朝年代、领域、文化类型的考察入手，接着详述了夏王朝时代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大型建筑、墓葬等，而且还涉及到夏王朝之前的重要城址和夏王朝之后的二里岗文化城址、殷墟遗址、周原遗址有关重要发现，并对夏、殷、周三代的二里头、殷墟、周原三大都市进行了比较。本书大量的章节是对夏王朝以二里头文化为主的陶器、青铜器、玉器、动植物等出土遗物的研究为主，更重点分析了一些重要遗物，如车、灰釉陶盉、漆器、石磬、陶埙、鼍鼓、绿松石、陶范、卜骨、象牙制品等等。最后，考察了二里头文化同期周边的考古学文化，讨论了夏王朝的年代并总结了本书的观点与看法。

　　饭岛先生的大著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题目鲜明，观点明确。中国早期文明或国家王朝的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重大课题和热点，有关专著及文章很多，可以说是成果丰硕，尤以夏时期的研究更甚。然而，大家往往常用夏文化、夏时期之称，还有略显保守或言语严谨的学者称之为“二里头文化时期”或“二里头时代”。由于对这一时期的看法向来存有争议，称谓上的不同除了是观点的不同外，实际上是认识含糊的一种表现，不知如何呼之合适。相对于中国学者的闪烁其词或言矜持，饭岛先生径称谓“夏王朝”。很明确，饭岛先生不仅承认了夏代的存在，而且认为是王朝时期，尽管是传统儒家早有称谓，但对于经历了信古、疑古、释古的今天的历史及考古学界，这样的称谓反倒够“鲜明”，够“大胆”。

　　第二，内容丰富，全面而专。对于一个王朝的考古学层次的研究，无非有王朝文献上如何记载、年代、领域、遗迹遗物、前后王朝间纵向的关系与比较、同期周边其他王朝或政权间横向的关系与比较等等如此内容。从前文该书内容的简单介绍看，饭岛先生对于中国夏王朝的考古学研究，在这些方方面面都有详述。即使在国内，近年也没见到有关夏王朝如此全面的探讨。此外，不但全面而且专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属于考古专业的研究，以考古学方式方法论述，而不是古典文献再探索。另一方面，重视遗迹遗物的研究，遗迹如大型夯土建筑的形制结构、年代、性质等等，遗物如陶器、铜器、玉器等型式、分期、纹饰、文化因素等等，都是比较专业的考察。

　　第三，主次分明，重点突出。该书不再纠结于国内一直讨论如火如荼的“文化分期”、 “何为夏文化”、 “夏商分界”等问题。而是侧重于二里头文化大型建筑、墓葬、陶器、青铜器、玉器的分析研究，侧重于与夏王朝及其周边考古学文化相关考古遗存的比较研究。显然这些东西更可以“言之有物”。

　　第四，论述细微，分析有力。对于中国早期都邑性质的聚落研究，一般大家都会从宏观和微观入手考察，单就二里头文化的宏观聚落而言，也会考虑到不同时期的聚落变化，饭岛先生重不在此，大量笔墨考察的是微观聚落的分析，如二里头聚落的考察，从聚落布局结构至大型建筑基址，再到具体某一宫殿，再细致到这一宫殿的主殿、大门、回廊、庭院及排水管、小室等，以致宫殿之间不同形态结构之间的比较。如果不是专门考察宫殿的研究，一般的二里头微观聚落都只分析到聚落的布局、功能分化、历时演变，再进一步细论者并不多见。此外，在叙述夏文化考古学史时，竟基本按“某某年”来写，而不是常见的划分为大的几十年一个阶段的分述。诸如此类，不再多例。

　　当然，饭岛先生大著一些观点和论述也是可以讨论的。

　　饭岛先生认为中国是存在夏王朝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第二至四期，到达了城市国家阶段的夏王朝。换言之，二里头文化第二期以后，夏王朝在二里头遗址首次建立，到二里头文化四期末结束。夏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存在的，这一点一直是中国学者的主流观点，但近些年也有一些学者持保留态度。主持二里头遗址发掘工作的许宏先生就认为“到目前为止, 在有关夏王朝的研究中, 我们还没有证据可以排除任何一种假说提示的可能性。”[2]其实，中国学术界对于夏王朝或者夏文化争论最大的是何种考古学遗存是夏文化以及夏商分界问题。学者们或认为二里头文化某一阶段是夏文化，或认为二里头文化整个时期是夏文化。基于传统文献夏王朝四百多年的记载，也有认为二里头文化主体是夏文化，之前时期的新砦遗存甚至一些属于龙山文化末期的遗存也是夏文化的范畴。

　　饭岛先生考察了中国历朝历代的存在年代，注意到西周至清朝历经12个王朝的平均年数是218年，强盛王朝如西汉、唐、明、清等也就200多年，最长清王朝才295年，这是中国王朝演变的规律。显然，夏王朝文献记载400多年的年数超长。所以，饭岛先生认为二里头类型第一期属于先夏文化，二里头类型二至四期是夏王朝时代。而且，如果二里头文化分期的一期是一百年也不合适，而50年分为一期又太短，所以取了中间值的75年一分期，从而推算夏王朝存在250年左右。而且根据碳十四测年资料，推定夏王朝绝对年代范围是公元前1750至公元前1560～前1530年之间。饭岛先生对中国朝代的分析显然忽略中国古史“家天下”的特点，如周与汉虽分西、东两代，但其王朝最高统治阶层的“家族”或“宗族”是没有更替的，由此来看的，其历时也有超四百多年的情况。其75年一分期的说法以及C14年代的推定显然生硬而有些随性，并不太科学，仅可供参考而已。

　　对于文明和国家的形成，饭岛先生认为王城岗遗址、新砦遗址的文化，包括陶寺龙山文化都还未进入文明阶段和王朝出现期，处于部族国家阶段。而二里头类型的第二期开始的夏文化开始达到了文明阶段，进入了都市国家（古代国家）阶段。饭岛先生十分重视青铜器（金属器）和都市（城市）作为文明标志的作用。二里头类型第二期以后满足了这一条件，所以进入了文明阶段的都市国家阶段。众说周知，文明形成的标志或因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合各主要看法，集中于两个不同的层次，即可直接或间接考察的物化形态因素和上层建筑方面的社会形态因素。物化形态因素包括传统看法的城市、文字、青铜器和近年来为学者们关注的礼器及礼仪性建筑。社会形态因素主要指社会分工扩大、社会分层及阶级、君主及政治权力机构，实际上即指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两个层次的后者是较高层次的研究内容，是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核心问题和重点。前者因世界上的地区不同，其表现形式不尽一致，没有普遍性而把它们作为通用标志受到相当多学者的批评。就陶寺而言，依据最新发现，与二里头遗址相比，唯一最大的差别其实就是陶寺没有发现大量的青铜容器。至于其它要件，二里头作为国家都城该有的，包括宫城，在陶寺均有。而饭岛先生最最重视的条件恰恰就是青铜器，认为在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出现是绝对必要的条件，所以得出上述结论也是自然的。显然这个结论是可商榷的。

　　饭岛先生把文明之前的社会称之为“部族国家阶段”。其所谓部族国家是指古代强有力的部族首领出现，统合其他部族或村落，具有国家规模的社会集团。是一种地缘集团的“部落共同体”。仔细读来，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部族国家”是国家时期吗？根据饭岛先生的认识，显然不是国家时期，所以称“部族国家”显得概念有些模糊，既然不是国家时期，称“部族”或“部族联盟”为好。第二，在中国古代的成熟国家形态之前，确实存在像饭岛先生所表述的那样一个社会阶段，饭岛先生对这一阶段社会特征和形态的描述很值得我们借鉴。关键有三个特征，即“部族首领”出现、“统合其他部族”、“具有国家规模”。本人认为部族首领出现意为最高统治者出现，“统合”其他部族而不是“联合”，意味着通过一定的强制性权力形式来组织了具有地缘的其他集团或部族，其实就是地缘关系或组织已出现，这一社会集团又具有国家规模。所以，具备了上述三特征，这其实就是最初的国家。而中国的古代国家形态确实存在这一阶段，至少目前以陶寺遗址为中心的陶寺文化其社会形态明显就是处于这一阶段。

 　　无论如何，一部好的专著不仅仅是它解决了多少问题，而是它为我们提出了多少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饭岛武次先生的大著二者兼具，是一部很值得研读的好书。

[1]飯島武次：《中国夏王朝考古学研究》，同成社，2012年1月。東京。

[2]许宏：《“夏王朝”考古：学术史·新动向·新思考》，《夏商都邑与文化》（二），第18页。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华夏考古》2015年第4期

开卷有益

民风民俗文化民俗学考古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