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孙庆伟先生夏文化探索的五点商榷

上周五，笔者在广东省博物馆学术报告厅聆听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庆伟院长“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学术讲座，孙院长在讲座中回顾了夏文化探索的学术史，提出了自己研究夏文化的一些新思路、新收获，对后学启发良多。不过，对孙院长的一些研究思路和学术观点，个人亦有若干商榷之处，特就五点疑惑草成此文，求教于方家，唐突之处，还望海涵。

引言：我们是否需要比司马迁“聪明”？

孙院长在讲座伊始就强调了司马迁《史记》一书的权威性，既然中国的历史之父司马迁对夏王朝的历史言之凿凿，我们后人聪明不如太史公，所见的材料又不如他多，又有什么资格去质疑呢？事实上，聪明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这里我们暂且不论今人与古人谁“聪明”，有赖于历代特别是近代以来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学术积累，至少我可以很肯定的说，今人研究先秦史，不必比司马迁“聪明”。一个历史系的大学生就可以轻易的罗列《史记》记载的谬误之处，就好比我们可以穿越回古希腊直接告诉毕达哥拉斯什么是勾股定理。今人吸收了几千年来无数学者艰辛耕耘出的学术成果，我们看得远不是因为我们比司马迁“个子高”，而是我们站在一代代前辈学人的肩膀上。所以，我们与司马迁谁更“聪明”是一个无谓的问题，与我们能否质疑《史记》，能否质疑夏代历史，能否探索先秦文明，没有关系。

讲座现场1

商榷一：“众口一词”的文献记载是否就一定可靠？

孙院长特别指出先秦文献对大禹治水事迹高度一致的记载，认为这表明大禹治水是先民的共同记忆，是一个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了解先秦文献学的朋友都知道，先秦文献形成与流传的过程十分复杂，特别是随着简帛文献的出土，证明了早期文本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之前的认识。一方面，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颇多吻合，充分说明了“中国早期文献确有其稳定性的品质。”①，不过，“这只是中国早期文献的一种形态，其不确定性、可质疑的因素依然大量存在。”②而从常识上看，众口一词未必一定是“实锤”，往往只能证明这段说法（记载）具有高度的同源性，类比一下今日的媒体传播：当事方（人）为某一个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其事件声明随后被各种媒体转载，充斥报端与网络。然而，这种量的堆积并无佐证事件真实性的意义，其真实性仅仅取决于最早的信息源（母本）是否忠于事实。而且，从目前的考古学和古文学学证据看，上古中国（春秋以前）的历史书写是被上层阶层所垄断，这样就为一种“话语霸权”创造了空间，为有意识地构建“文化记忆”提供了便利。特别有趣的是，传世文献中对大禹和夏王朝故事的“层累性”堆积的过程恰恰与从“回忆文化”到“记忆文化”，再到最终完成“文化认同与政治想象”的文化形态形成过程相吻合③。此外，孙院长强调了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并为文献记载的可靠性提供了很多例证，而事实上，我们手中的传世文献，到底能否追溯到西周中期乃至更早，依然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个中难免有东周乃至秦汉人“追记”的色彩（有趣的是，孙院长早年似乎也秉承类似的观点④）。例如文献对夏王朝的记载，大致均承认有17君14世，共471年，折算一下人均在位27.7年，这显然在生物学上难以成立，要知道最晚近的清王朝诸帝人均统治年数才26.8年（1644-1912年，10帝）。即便考虑所谓“无王”的年份，也必须超长才能将平均数拉到合理区间内，而一旦这个“大空位”时期过长，我们对夏王朝事实延续性的判读恐怕又需重新审视。何况《夏本纪》除了引用《尚书》详述了大禹的事迹，对启及之后的诸王，每人的行迹，基本不超过三两句便带过，更令人感到突兀。讲座最后的提问环节，有听众请教孙院长如何看待一些学者将文献记载的三皇五帝与考古遗址相对应的研究取向，孙院长指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想这说明孙院长心中依然认同需要对文献进行一番辨析的。

商榷二：考古学家是否需要具备考释古文字的能力？

孙院长在讲座中批评当代西方先秦史学者不具备考释古文字的能力，似乎认为考释古文字的能力乃是先秦历史与考古研究的门槛，乃至因为不具备古文字和文献阅读能力，导致了对传世和出土文献价值的低估，特别提到罗泰教授在《宗子维城》一书中对国内先秦考古的批评是缺乏理解的表征。个人对此不能认同，因为一方面，当代学科研究日益深化、细化，而古文字又是素称艰深幽赜的领域，既然有相当一部分专攻古文字的学者，那么史学和考古工作者直接将古文字学者的考释成果“拿来用”，作为研究的辅助工具和手段有何不可；另一方面，如今跨学科的学术合作十分频繁，例如田野考古就需要用到很多科技和动植物学专业技术，除了接受合格的动植物考古和科技考古的学术训练外，难道每位考古学家还要掌握各种科技考古设备的理化原理，乃至搞技术开发吗？甲骨金文中尚未确识的字还有很多，国家设立了专门的释读奖励基金，更证明其难度。不要说海外学者，国内工作在一线的考古学者，甚少听说有谁发表古文字考释成果的，而孙院长特别褒扬的熟稔古文字的高本汉，恰恰不做田野考古，术业有专攻，这个道理应该是很明显的。主观地给学术研究的设置不必要的门槛，与当今学术全球化的潮流也是不符的。我们如今强调对学术资料的及时披露，不正是鼓励更多的学者参与到中国文明的研究中来吗？众人拾柴火焰高，先秦史研究在相对冷门的海外汉学中又是极其“小众”的门类，再如此简单粗暴地“取消”为数不多所谓海外学者的研究资格，让先秦史研究彻底变成自说自话，怎么看对学科发展都是不利的。

商榷三：西方学者擅长的考古学领域对先秦考古缺乏借鉴意义吗？

孙院长在讲座中若干次提出先秦考古工作者应有学术自信，国内学者擅长的文献和古文字考释等“本领”对先秦考古和古史重建较为关键，而国外学者擅长的美术考古（个人认为孙院长此处可能还指美术考古中蕴含的人类学理论）相对不那么重要，特别表达了对中国学生出国学习先秦考古的不解。我相信稍微具备考古学知识的朋友都知道西方在考古学理论上的领先地位，从张光直先生开始，国内外呼吁中国考古学界学习借鉴西方考古学特别是考古人类学前沿理论的声音便不绝于耳。孙院长之前也提到，既然在夏文化探索中我们掌握的材料着实有限，那么就应该转换研究的思路。这个思路不向拥有先进理论的西方取经，而是在向文献本位回归的过程中进行自我创新或发明，重新打出历史主义考古学的旗帜，恐怕是与当代考古学理论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因此，过分强调考古学的编史作用，贬低人类学和其他学科的价值，只会曲解国家考古学变革的意义，妨碍这门科学的视野与进取心，削弱考古学为了解和重建历史提供独到见解的能力。⑤在此，我们不得不再次引述张光直先生生前的呼吁：多了解世界考古学家的工作，看看我们能够学到些什么，又能贡献什么。他提出过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的三部曲：一是跳出中国的圈子，彻底了解学科主流的关键和核心问题。二是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否为解决全人类的问题做出新贡献。三是采用世界通用的语汇与国家学界进行平等的交流。如果要朝这个方向前进，那么中国考古学范例的变更和概念的重构无疑是必须迈出的第一步。⑥

讲座现场2

商榷四：对夏文化的探索能够从文明演进的图景中单独割裂出来吗？

孙院长坦承自己本想从西周开始书写自己对先秦文明的探索，因为他个人对西周也相对更熟悉一些，然而夏文化的问题实在太吸引人，又是传统上“三代”的开篇，所以他才回过头去从夏开始写。孙院长给自己圈定的研究对象是依据文献推测的夏文化大致年代区间（公元前22世纪-公元前16世纪）内的中原各考古学文化。对此笔者不得不提出两点疑问：一、在新石器晚期从前国家社会→酋邦→广域国家的漫长社会演进过程中，是否能够做如此“简单粗暴”的区间割裂，何况是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基于陶器组这样较为低层次的物质文化指标，恐怕有将社会结构、生业形态乃至文明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异（距）的社群归为一组的风险，如此一来，这一分辨族群的方法便落入了希安·琼斯批评的“基于源自传统考古学含混的设想，处于所谓前理论时期对证据进行经验性描述的范围。”⑦而跨空间地在晋南、豫西和豫东构建一个整体性的“夏文化”或“夏民族”，依然是一个冒险的尝试。孙院长亦坦言早期国家其臣民的族属混杂性，既然二里头与二里岗在器物组合上难以区分，那么如何排除他者，“挤出”“夏文化”？龙山文化晚期能够仅仅基于对文献夏积年的推导，就横切一刀吗？二、孙院长为夏王朝下限所设置的“城市建设异动法”，亦给人一种先行划定好历史区间，然后在区间上下限附近强行找文化变迁迹象的感觉。在夹砂罐（夏文化）被三足鬲（商文化）取代的考古学观察中（当然，个人认为这个考古学指标与孙院长推崇牙璋作为夏王朝建立的指示物一样，带有浓厚的历史导向下对“传播论”的迷信），孙院长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阐释了物质文化的变迁与王朝更迭并不同步。同样地，我也尝试举一个类似的例子：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在城市建设上的“异动”幅度远远大于己丑易代（1949年），“拆迁”这个词在90年代之后才开始广泛盛行，可见这样的“城市建设异动”发生的比城乡居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变还要稍晚一些，其动机也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匹配，并不带有明显的政治意义，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孙院长对夏商鼎革年代研究的新提法是缺乏逻辑支撑的。

商榷五：重建夏代信史是考古学的任务吗？

孙院长讲座的副标题——“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既开宗明义，又令人疑窦丛生。首先，“夏代信史”这个提法，首先就默认了文献的可靠性，预设了夏王朝的存在，那么既然文献本位下夏代已经先行“成立”了，那么考古学在其中还有什么作用呢？恐怕无外乎去落实，去给出“实锤”，去搞类似于王城岗就是“禹都阳城”，新砦就是“寒浞之都”这样的“证明”,这不就回到了孙院长所批评的“夏都法”和“夏墟法”的老路上了吗？毕竟我们手里关于夏代文献的记载，可用的就那么几百字，“锅碗瓢盆肯定推导不出‘夏’”，那么这个“信史”要往何处落实呢？最便利的方法，就是在文献划定的地理区位中找到一座大城，然后C14测年落在夏积年的区间内，这么一来，“信史”就坐实了。若如此，科学的考古学方法又沦为了一种技能，一种用来寻找史籍中匮乏的历史证据的工具，考古又矮化成了“干考古”⑧。这种对考古学独立性的取消，这种向民族主义考古学和历史主义考古学的回归，让考古学重新退回了补经证史的历史学附庸地位，无疑是学术上的倒退。将历史学问题置于考古研究的中心地位的做法，既消解了考古学研究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严重限制了考古学研究的视野和思路。⑨

孙院长曾说，人人争说夏文化是不严肃的！那么在探索早期中国文明的过程中，应秉持的严肃的学术态度是什么呢？我想就是一句古训：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借用微博上一位朋友的话，经得起质疑的是学术，经不起质疑的是宗教。考古学和历史学，是既紧密结合又相互区别的两个学科，尊重各自学科的研究对象与方法理路，各司其职而不是越俎代庖，才能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漫漫长路中取得真正的突破。毕竟，西方的考古学实践早已证明，一味调和考古证据与历史记忆往往只能徒增困扰⑩。

2018年9月5日

注释：

①②刘跃进，《有关唐前文献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见刘跃进、程苏东 主编，《早期文本的生成与传播》，P7，中华书局，2017.

③【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④孙庆伟，《两周用玉制度研究》，P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⑤陈淳，《作为历史学科的考古学》，见氏著《考古学前沿研究：理论与问题》，P87，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⑥陈淳，《考古学的范例变更与概念重构》，见氏著《考古学前沿研究：理论与问题》，P75，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⑦【美】希安·琼斯，《族属的考古：构建古今的身份》，P37，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⑧陈淳，同上，P77.

⑨陈淳，同上，P80-81.

⑩Antonio Sagona & Paul Zimansky，《Ancient Turkey》，P348及以下，Routledge，2009.

开卷有益

民风民俗文化民俗学考古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