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ahTarlowandLivNilssonStutz：考古学家能否成为“公知”？

Can an archaeologist be a public intellectual?

Sarah Tarlow and Liv Nilsson Stutz

Archaeological Dialogues / Volume 20 / Issue 01 / June 2013,pp 1 - 5

原文链接：http://journals.cambridge.org/abstract S1380203813000032

译者：良辰、卷卷、伏维、公无渡河、小索

编辑：Cres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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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究竟能不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就这个问题，七位背景 迥异、工作性质各不相同的考古学家在下文中给出了各自的解答。这 本成果论文集是由本刊赞助的、在赫尔辛基举办的2012年度欧洲考古 学家协会年会上的专题论坛的延伸。参加此次论坛的有A sa Larsson、Layla Renshaw、 Ghattas Sajey、Audrey Horning 和未能 参与本次文章撰写的Thomas Meier。同样为此次撰文做出贡献的有Cornelius Holtorf, Fredrik Svanberg, Nathan Schlanger and Jaime Almansa Sa nchez。我们希望出版的专题特刊能够反映出此次论坛中精彩探讨的精骨遗。

“公知”这个词本身很难准确界定。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会自称是 一名“公知”了。每个人对“公知”的认识都不一样，有人甚至觉得 这就不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我们希望，通过本文的粗浅探讨能够给 大家提供几个思考方向。首先，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角色并不仅仅意味 着通过科普学术知识来赢得大众的支持和认可。上过电视节目的教授 大有人在，但并不能说他们每个人都是“公知”。其次，公知也绝不 只是杰出的思想者就能胜任的。作为‘‘公知”，应更加渴望与公众对 话，愿意站在更为宏观的角度思考问题而不囿于学术领域的限制。知 识分子往往拥有强大的思辨能力，推理、批判和阐述都不在话下。但 是光靠思辨能力还不能成为‘‘公知”：积极而外向的性格、奉献和产 生影响的意愿、主导事件的发展的控制力、以及愿意在公众讨论中提 供新视角和新思路来挑战世俗的精神……这些品质对于“公知”来说 都必不可少。

本次讨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将具有考古学背景的“公知” 和公共考古学家区别开来。期刊的编辑们非常热切地盼望专题讨论的 成员们能够探讨一下学者如何利用个人学术经验来参与到公众话题 的讨论当中，而不仅仅是如何宣传考古学、如何让公众参与考古学这 些话题。

下述为部分文献对知识分子的定义：

【知识分子】必须属于某一独立于宗教、政治、经济或其他任何 势力的知识自主领域…并且必须将其在某一特定学术领域的经验和 权威，运用到该领域以外的政治活动当中。（Bourdieu 1989，99)

(知识分子）所持的立场应该能够公开提出尖锐的问题，能够对 抗社会的所谓的正统和教条（而非生产出它们）。知识分子不会轻易 ‘‘归顺”政府或是某个权力组织，他们存在的本质就是要代表并揭露 主流社会往往选择遗忘甚至掩盖的人或事。（Said 1994，11)

(知识分子）是希望利用自身对语言和思维的把握。。。来影响 其余人的人(Skidelsky 2008)

知识分子就政治或意识形态的话题，面向受教育群体发表自己的 看法。（Posner 2002, 2)

我们对‘‘公知”的认识往往是有偏差的，有人的看法甚至比‘‘公 共知识分子从不意欲通过舆论的热度来炒作自己”更加离谱。我们应 该找一个词去概括那些独立思考的人：这些人能够忍受对“精英主义” 的指责（者说，至少比起平民主义来，他们更喜欢这个词）；同时也 能够珍视语言、并关注语言与真相间微妙关系；勇于揭穿谎言。如果 这样的人再有点讽刺的水平和历史敏锐度，按照法国人的说法——那 真是太棒了！ 一个知识分子其实并不需要——按照一个众所周知却没 啥含义的说法——‘‘向权力讲出真相” （Chomsky曾提到其实权力集 团对真相的了解一点都不少，见于Chomsky，1967)。但我们仍应该 对权威持怀疑态度，对待所谓的乌托邦同应如此，更不要说所谓天堂 和地狱了。作为“公知”，其他应该具备的能力包括，以历史学家的 视角考察现今社会、以生活的角度关注过去，以一个国际主义者的角 色去学习其他人的文化和语言。

这些年来，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乃至科学 家，在公开平台上就热点话题或政策公开发声，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 考古学家们能否做出类似的贡献呢？考古在媒体上亮相的机会其实 很多，也拥有一大批对考古感兴趣的忠实粉丝。然而，我们能提供给 公众的论调却往往是‘‘过去时”而鲜有‘‘现在时”具有讽刺意味的 是，许多考古学家觉得大众对考古界的支持恰恰增加了他们期望参与 社会话题探讨的难度：某体和公众对考古学家的角色认定是如此理所 当然，因此想要挑战外界眼光，跳出学术领域的限制，考古学者们需 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理论上说来，考古学家应抱有长远的目光，在面对不平等性、种 族划分以及彼此冲突这三者不可避免且固定的特性时，应提出质疑 (或是在基于其个人政治观的基础上对这三者进行提升）。这种态度 将会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立场，挑战大众的认知。但是当上述三者真正 发生时，公众很难找到或是听到考古学家的声音。虽然如今在我们建 立身份认知、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宏图的过程中，时常会动用历史经验， 但是考古学家始终被认为和当代议题毫不相关。

我们作为考古学家是否能让自己的声音为公众所聆听？我们是 否应该为人所聆听？（考古学家进入政治的历史其实并不十分光彩。） 我们是否可以为时下存在的一些争论做出有价值的贡献？考古学家 是否能足够有力地参与到公众中去，为什么我们从前不这么做？最 后，我们在参与中会遇到什么危险与挑战？而我们的有些参与带来了 有害的后果，这其中是否有值得吸取的教训？

正如一个领域内的自然演进一样，公众考古学在最近数十年里不 断发展壮大，成为了当代考古学的一股重要分支。不过准确说来，这 种参与形式并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公众学术形式。我们感兴趣的 不仅仅是向公众推广考古学，也不仅是让公众参与到遗产决策中来， 我们还关注考古学家如何通过思想和意识贡为当地、国家、地区乃至 全球的政治和当下生活。“公共考古”如今正越来越转向某些定向性 组织所参加的具体活动。我们很重视这种努力和倾向，它对考古学在 当代世界的地位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一直在寻求更广泛意

义上的公众参与种能更广泛影响当代政治和文化争论的参与

形式，同时也涉及到更广泛领域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超越了过去我 们通过与媒体和公众的合作，为自己创造出的地域限制。我们最终想 要问的是：我们的专家能否用思想和表达在公众生活中获得权威？如 果可以，我们该如何使用？

‘‘知识分子”一词并不总是赞赏。不同的欧洲国家赋予了知识分 子不同的名声。诸如在法国，公共知识分子一词由来已久，他们乐于 参与到公众生活中去，他们被认为是智者，并且从他们得到公认的智 慧与教育中得到了权威。至少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法国人乐于辩论， 热爱思想的交流。英国人则相反，他们更多会质疑甚至会嘲笑知识分 子：在大部分英国人心中，‘‘知识分子”远离了现实世界，他们不实 际、抽象、爱空想、甚至‘‘太聪明”，是‘‘书呆子”。在欧洲其他地方， 诸如在斯堪的纳维亚，知识分子被隐隐理解为那些投身创造性艺术的 人（如艺术家、电影导演和作家），而学者则被理解为是在象牙塔里 进行着与公众辩论无关且无趣的工作，这些工作缺乏足够的平台允许 公众辩论，因此通常无法形成公众辩论。当然，这些都是已被滥用的 观念：在不同社会中，人们也倾向于（事实上也确实是）从正反两个 角度来理解‘‘知识分子”一词。

关于公共知识分子应具备的特质，以及考古学家是否能成为或者 应该渴望成为公知，我们小组讨论的参与者都各执己见。但一定有一 些准绳来衡量考古学家是否合格，至少知识分子必须有一定的广度。 知识分子必须有足够的地理和政治理解度，这样才能在时下观点、喧 嚣和争论中采取客观且批判角度。知识分子必须有历史的广度，这样 才能感知到将公众考古作为长期事业的可能性与方法。

2005年，Prospect杂志曾发表了一百位世界领先的公共知识分 子名单。这份名单中虽然有几个历史学家，却没有一个考古学家 (Prospect，115，2005年10月）。3年后，这份名单被更新，没有 一个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被列入其中。大批的穆斯林牧师被列在了 2008年名单的前端，Sufi Turk Fethullah GU len位居榜首。这组 名单显示出了一个问题：公共知识分子的人口组成非常不均衡——人 们可能会根据一些广受好评的网络投票的结果来进行选择。

一位杂志编辑好奇，精心策划的网上投票的成功是否表明公共知 识分子通过语言、思想和主动自发性来发挥影响的方式已经过时了。 Nuttall认为：如今，个人网站和网络比起机构和出版物来说更容易 发挥影响。然而，如果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来自于影响力的发挥，而 不是来自于批判性思维的运用，是否还有可能出现诸如左拉或者索尔 仁尼琴这样的知识分子呢？

毫无疑问，中世纪知识分子在公众发声的渠道不如当今这样种类 繁多，作用明显。现在公众广播公司制作的高端讨论节目大大减少了， 他们更倾向于制作游戏真人秀、泡沫剧和现实剧集。而关注复杂文 化、政治和思想问题的综合性杂志一般只有很小的发行量。或许相较 于过去，如今越来越少的大众愿意参与到复杂的思想和争辩之中去 了。也可能是我们老旧的观点，即公共知识分子的特质限制了我们认 知小部分人和区分知识分子种类的能力。在Propsect的名单上，女 性数量不到一成，这一现象可能反映了一种大众倾向的交流模式，也 可能反映了女性为人所聆听的难度，还有可能反映了包括欧洲在内的 世界大部分地区里，女性的政治和文化上的权威正在下降。也有可能 是，例如相较于男性，一个女性小说家是否更不容易被看作是宏观知 识问题上的权威呢？在本期考古学对话中，我们就旨在讨论这其中的 一些问题。

考古学家是否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本次讨论旨在为想要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参与公众和政治事务，却 有意或无意地偏离了自己初衷的考古重点是‘‘怎么做”。他们为我们 提供了许多指导建议，告诉我们考古学家如何才能真正进入社会，在 公众领域占据一席之地。还有些讨论者的重点在于，‘‘作为考古学一 个强大分支的公众考古学”与‘‘考古学家是否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之间的分别和联系。最后，还有几位讨论者向我们讲述了他们自己参 与政治决策的经验——对于有争议的历史，考古学往往极为关键，因 为它与社群、宗派及个人身份认同的建立密不可分。这些讨论中特别 需要注意的有：Sayej关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考古工作组”（the Israeli - Palestinian Archaeology Working Group)的描述， Renshaw对于外国考古学家重新整理西班牙近代史的看法，以及 Horning关于北爱尔兰文化遗产之具体差异的讨论。在我们写下这个 介绍的时候（2012年初冬），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地区（Belfast) 正发生骚乱。街头扬起的旗帜提醒我们，文化发展确实可能给社会带 来严重、直接的影响。

作为舆论工具的公众考古学及公众知识分子的困境

作者：Jaime Almansa S 6 nchez * 概述

考古学家要想定义考古学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可谓十分困难。 公众考古学者要处理与本地社群直接相关的当代考古记录，这无疑会 让考古学与当今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公共知识分子跳出考古学的范 围，这将会深化社会的现实难题。考古学是否能进入公众领域？考古 学和社会的关系错综复杂。社会已为我们敞开大门，欢迎考古学者参 与公众辩论。但是我们似乎也要就此丧失我们考古学家的本质。我们 面对的是莎士比亚式的两难抉择：或者制造舆论影响，或者只提供专 家意见。

关键词

公众考古学，当代社会，舆论，社会媒体，公共知识分子 * Jaime Almansa S6nchez,西班牙马德里 JAS Arqueolog f a SLU 电子邮件：almansasanchez@gmail.com

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审判”（墙 The Wall, 1979)

简介

每逢危机时期，预算总被无差别削减，而最先失去支持的通常是 文化部门。从政治学的观点来看，这一现象的根源是对功利主义的经 典误解（Mill 2012，14)——将“有用”视为‘‘愉悦”的对头，所 以文化必然是无用之物。然而政治不纯为逻辑左右，人们总有自己的 价值判断。此外，普遍的商业化也将人们的价值观带入经济领域，这 也对考古学产生了影响。

在此情形下，考古学已变成一种定向服务，进入法律部门和公众 领域。研究退居幕后，或在还未出现商业化考古的地区据守阵地。与 此同时，许多学者还未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他们躲在科学的高墙之后， 与现实社会完全脱离。

以全球知名旅行手册《孤独星球》的话说，许多游人众多之地都 与文物或考古有关（www.lonelyplanet.com)。从巨石阵到拉斯维加 斯，无一不是。Holtorf所定义的“考古吸引（archaeo-appeal )”(2005, 150)正是市场的反应：虽然考古学并不直接面对市场，但是考古学 会通过其他方式对市场施加影响。但是这也扭曲了考古学的形象，人 们相信考古学就像电影导演约翰?卡朋特（John Carpenter),乔 治?卢卡斯（George Lucas)或者雷利?史考特（Ridley Scott)所 描述的那样，或者一如经典小说家洛夫克拉夫特（Lovecraft)

(Frigoli 2010)或神秘文学创作者 Sitchin 和 Von Da niken (Fagan 2006)的书中描写。

公众又是怎么看考古学的？虽然目前我们这方面的研究不多，但 其中不少很有意思（例如Ramos和Duganne, 2000,以及Almansa , 2006年）。有证据显示，部分公众对考古学很感兴趣，但他们对考古 学的认识常常不足。不过人们对一些基本概念——比如‘‘过去”和‘‘遗 产”——还是很清楚的。我们能从这些调查中发现考古学对于当代社 会的最大影响。我目前正在西班牙学生中进行一项调查，询问他们” 考古学对于现实生活有何益处”。常见的回答是‘‘了解过去，关照未 来”。其他回答还包括“知识”、‘‘本源”、‘‘遗产”、‘‘旅游业”、‘‘身份 认同”和‘‘没有”。

我们向公众传达的信息是什么？

对墙说话……然后将墙拆掉。如莫蒂默?惠勒爵士（Sir Mortimer Wheeler)(Moshenska and Schadla-Hall 2011)这样的例

外暂且不论，考古学家历来与社会脱节，只为公众提供关于历史和遗 产的信息。与此同时，人们对考古信息的错误使用，已导致考古学在 政治和经济领域被滥用。现在，公众考古领域的批评家已经看出问题 所在，力图改变现状，使考古学与本地社区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让 大众更加了解考古学（Simpson 2008)。

然而，这些方法仍然过于局限，很难对社会产生广泛的影响。而 且，我们究竟是否可能改变公众对考古学的看法？

2012年夏季，有两部电影打破了西班牙的票房纪录：《普罗米修 斯》与《秘鲁大冒险》。（剧透警告！）首先，作为《异形传奇》的前 传，雷利史考特用智慧设计论和外星人干预的理论来解释人类起源， 并且运用一些伪造的考古证据来支持这些理论（电影主角是一位考古 学家）。第二，是由于西班牙制作。之前的奥德赛事件和它带来的媒 体反响（Rodr f guez Temin o 2012, 389 -402)影响了这部电影的 情节。主角是一位建筑工人（同时也是一位业余考古学家），他盗用 了一位真正考古学家的身份并且最终与职业抢劫者开展战斗，但他却 始终保持着一个寻宝猎人的形象。不管你喜不喜欢，这就是一些渗透 到大众心中的印象。

当下互联网成为交流的一种实用工具，同时社会媒体对于考古学 来说代表了一种机会。然而，即使是在考古学领域（Richardson 2012)，对于互联网的使用和滥用仍存在一些阴影，一些作者也已经 注意到了这一点（（Morozov 2011)。有一些成功运用互联网的案例， 比如普莱斯科特街项目在2008年开始使用自己的网站(www. lparchaeology.com)，在2012年又将行动延伸到社会媒体领 域（torredosmouros.net)。总之，通往成功的路途上最为重要的阻碍就是受众，即使是在互联网上也不例外。

衡量粉丝、点赞、分享、关注、发布等等的数量仍然是不准确 的。这众多关注、点赞或者分享之间的关系，以及信息的真正影响 并不明确。在脸书上给一个主页点赞只是瞬间的行动，（其内容）转 身就会被遗忘在满满的首页上。一位推特用户可以关注数以百计的网 友，因此这一情况也发生在推特订阅上。如果不存在一种真正的关注 (先前就已经建立的，或是经由网络建立起来的），很难保证一个稳 定忠诚的受众群体。

我曾经出版过一本饱受争议的书（Almansa 2011)并发布过相关 的博客，从我的经验来看，参与度太少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即使 是对于与之相关的考古学家们来说。如果让考古学家参与进来都这么 困难，那对于更广阔的公众进行发布就更难了。互联网可能并不像我 们想象的那样是一种高效率的工具，但它仍是有用的。面向社会团体 直接开展工作才是我们与人们互动的主要方法。然而，这似乎还不够。 虽然面向公众和团体的考古项目正在迅速增加，考古学和社会之间的 鸿沟仍然无法逾越。我们已经开始推到这座（隔离社会与考古学的） 墙了，然而我们应该就此停止吗？

寻找在当代背景下的新价值

考古学”的名字中本身就有问题。关于‘‘古”的科学现在正成为 一种当代活动渗透到当下环境中来。逐渐地，即使是对于他们的同行 来说，一些考古学家们也变得‘‘太过”当代。这种情况让我们更直接 地面对当代背景下会影响我们行为的一系列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 被人们广泛了解的情况是：在政治上，考古学被滥用到一些民族主义 的论述中，以及出于经济原因将古代遗迹商品化的行为。一些并不那 么明显的问题是城市考古学的政治潜力，或是外交使团在发展中国家 的社会影响。

我喜欢把公众考古学定义为关于考古学和社会之间多重关系的 研究或是行动（Almansa 2010)。可能正是由于这种想法，我开始在 工作中审视自己。我们工作的环境和当代社会的环境是一致的，面临 着同样的一些情形。填补考古学和社会之间的鸿沟必须从这一现实入 手，也要从我们在工地的定位入手。我们在做考古研究时还可以（或 者还应该）做些什么呢？与团体或是更为广泛的社会开展的共同工作 并不应该只是考古相关的。学习关于遗址的知识，以及展开相关工作， 是考古学作为某种职业被认可的进步，然而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我们 其实可以做更多（McGuire 2008; Stottman 2010)。许多考古遗址和 当下社会之间的冲突与联系为我们打开了 一种新的行为方式，能够与 当代的社会现实直接联系起来。但是如果不存在这样清晰的联系时会 发生什么呢？

在2010年，奥罗米亚（埃塞俄比亚）的当地政府联系我并向我 咨询关于在梅尔卡龚杜雷地区存在的污染问题。该地区是著名的旧 石器时代遗址，人们都把它当作这个国家下一个世界遗产。在一番调 查之后，我们发现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关于遗址，还有这一地区严重的 健康问题。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修改了项目，把遗址当作一种工 具而不是一个终结，使得考古学对于与之完全无关的当地团体来说变 得有用（（Almansa and Degeffa 2011)。这个例子显示，我们不需要 一个当代的遗址，而是一种当代的方法。

在当代社会考古学作为发表观点的工具

当下我们确实能够发言，但却拖着沉重的担心以及其他负担。让 人们参与到考古学中来只从一个方向填补了鸿沟，而公众考古学需要 我们从批判的角度来接近社会，并能够提出一些超出考古记录的想 法。

这是不是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方法呢？现在定义一个公共知识 分子真正是怎样的很难。像乔姆斯基、道金斯、或克鲁格曼—样的 知名人士今天仍在主流媒体频繁出现。其他的人比如内格里或是布 尔迪厄只出现在其他知识分子的书架上。在《观点》杂志和《外交 政策》杂志举办的2008年前100位公共知识分子选举当中，前10名 的人里我几乎认不出一个。同时，在政治性的电视节目中，大众只能 听到当地的一些辩论家或是有影响力的名人，比如每日秀的乔恩?斯 图尔特，还有他在西班牙的相当者：中间人访谈（El Intermedio) 的何塞?米格尔?蒙松（他也被称为伟大的怀俄明）。

伴随着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公认危机的发生（Drezner 2009; Etzioni and Bowditch 2006)，成为一个起码是被公认的公共知识

分子就尤其困难。像之前提到的那样，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彻底改变了 整个环境。一台电脑，一个观点，就能在任何地方塑造一个公共知识 分子。然而究竟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呢？

作为考古学家来说，我们不习惯自己被称作公共知识分子，即使 是当我们确实对于许多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持有自己的观点的时 候，这些观点可能和我们的遗址毫不相关，而是更加普遍的一些问题。 然而，在现存的影响到我们工作的冲突中，我们仍然保持着没有发言 权的状态。

当马德里地区政府出台了一部杂乱无章的遗址保护新草案之后， 在这一地区500多名注册的考古学家中只有少于20人关注此事并提 出申诉（Ansede 2012)，几乎也是同一批人在为当地令人失望的劳动 协议奔走。关于安吉拉?米蔻儿在埃及有新发现的不实新闻之后，是 我作为一个个人，呼吁报纸对此事进行关注（Delcl 6 s 2012)以及 开展一些其他的工作。

我把这种情况归结于几个因素（至少在西班牙是如此）。第一、 几十年来在考古学周遭建起的“高墙”。第二、我们传达给公众的信 息之远隔。第三、惧怕做超出考古学范围的事。但最主要的原因是， 考古学家们意见极度两极化，无法在最根本的想法上达成一致。这些 因素令对最初的提问做出表态变得很困难，（因为）反对意见出自自 己的同僚。令人感到有希望的是，这些问题似乎都能够为一代人所呈 现出的特征提供答案。而在西班牙考古界的新趋势支持了这种想法。 不管怎样，在当今社会将公众考古作为意见工具加以运用不仅仅是与 社群互动的一种不同方法，而且它还需要一种根本性的，批判的方法 来处理我们生活的现实。行动应该包括政治，而和我们自己的想法保 持一致则有可能在不同层面造成冲突。站在当地主管部门或城市开发 的对立面对考古学家来说是家常便饭。这些情况都是充当公共知识分 子的绝佳机会，我们可以解释我们做出某些特定选择的理由。而事实 上，我们并不这么交流：我们的沉默滋长了认为我们是发展的障碍或 者寻宝猎人，只会空想的书呆子或者无法理解他人需求的邪恶人类的 诸多偏见（这些头衔都是我听到或看到的）。

在这种情况下，公众考古的价值是十分必要的，它不单是作为交 流和理解的工具，也是作为在地方层面有影响力意见的工具。我们的 专业意见对规划政策、农村开发、身份认同之争议以及其他许多当下 生活的境况都是不可或缺的。总体来说，我们现在没有提供任何关于 这些的意见，尽管现在这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对我们考古学家 自身。但我们准备好更进一步了吗？

讨论

教育和大众传媒，以及现在的社交媒体给了每个人最大限度表达 自身意见的可能性。在如此众多声称握有‘‘真理”的声音中，我们一 方面看到的是在电视或报刊里的一群精英知识分子（或名人），而另 一方面则是，噪音。

2011年4月，西班牙插画家Aleix Sal 6出版了一本十分有趣的漫 画，它通过Youtube上一则关于西班牙房地产泡沫的视频传播了开来 (Sal 6 2011)。这则视频迅速在社交媒体上窜红，一年的点击量超 过了五百万，而这本漫画也变得极其有名。今天，西班牙所有主流媒 体都用Sal 6的漫画来讨论危机，他本人也多少成了一个有影响力的 公共知识分子。有些考古学家曾从施工与考古的关系中指出一些漫画 中涉及的问题，但没有任何影响力。所以变得有影响力应成为我们的 第一要务，但如何做呢？

如果我们尝试写一本关于“如何从无到有（考古学）成为公共知 识分子”的“手册”，我们需要考虑两点：第一、除去任何调查，对 考古学的兴趣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高，至少是对我们所理解的考古 学来说；第二、为了被倾听，我们需要制造大量的声音（噪声）。只 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被倾听，但这并不保证我们会被长久关注。传统 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方法需要多年集中研究当代政治、经济和社会趋 势，而且需要出版一些列著作让同僚评鉴和引用。

在任何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会是考古学家吗？著名演员和音乐 家Hugh Laurie也是一个考古学家，但没有人给他贴上考古学家的标 签。我自己也因为做公众考古一度被贴上社会学家而非考古学家的标 签。这就说明我们会因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名号冒着丧失我们 职业身份的危险。所以在这个知识困境里的首要问题是，为什么我们 想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如果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意味着将考古学置于一边，如果我们作为 考古学家认为我们仍有一定的专业担当，那么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价 值就比不上成为在我们的专业领域受到认可的专家。

我个人认为我们不必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或者以此作为我们的目 标。也许我们成为公共考古学家就足够了。对此我们有工具，需要的 仅仅是态度。将我们的日常工作转化为有社会关怀的行动可以让我们 的职业超越刻板印象的成见。然而，进行这一类考古项目的难度往往 是有商业考古的语境和较低的预算造成的。

考古学是重要的，也是有用的。我们考古学家知道这一点，但没 有让别人也去了解。在对其它话题给出意见之前，我们必须学会传达 我们工作的实际情况和其多元价值。让考古学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内发 挥作用会改善我们学科的形象和价值。参与我们应该表达意见的日常 事务有助于我们和社区的合作，也可以让考古学更接地气。同样，行 动主义和考古学的政治参与有助于将新的价值观传达给群众。这是一 种建立忠实听众的手段。所有这些都是公众考古学的目标，一种进一 步开展考古学的方法。

如果我们引起了公众真正注意到考古学，我们需要再进一步吗？ 总之，在任何情况下，在我们考虑进一步的行动前，有两个必须要 有的基础：

一、投入/集体。我们职业的弱点和两极化让我们很难以一个整体或 者作为许多公众人物前行。缩小我们各自的立场分歧并且向一个共同 的目标努力是非常必要的。合作对我们考古学来说是基本的。我把这 个作为我们考古学的基础，得益于罗马喜剧家普劳图斯剧中名言‘‘与 人交往就像与狼交往”。无论作为一个团体或是作为个人，要成功我 们必须一起合作。内战并不会有助于我们在公共领域发出获得认可的 声音。

二.影响/受众

将信息传达给更广大的公众不是我们通常想像的那么简单。一旦 我们履行了我们作为考古研究者的首要角色，我们就能够开始思考如 何培养受众以及影响受众的问题。社会媒体是交流的重要工具，但不 是唯一的、最好的工具。我们需要学会交流，此后，我们需要培养受 众逐渐信任我们的观点、依赖我们的观点。只有到那时，我们的受众 才开始成长，而我们的影响力也开始增大。如果没有人倾听，我们也 将无话可说。

当我们完成这两个前提条件时，公众考古学才能在当代社会成为 表达观点的一种工具，并且能够成功地进行集体实践。我们可能不会 是公共知识份子，但我们愿意发表观点，而且有认可我们的受众。 如果考古学家们有耐心且有责任感，其集体价值会得以升值，并能够 在公共领域促使其余个体更容易得以发展。为了成为某种类型的公共 知识份子，我们需要在保存我们作为考古学家的核心价值的同时，得 以共同成长。同时，在传统的考古记录以外，公众考古学在公众关心 的问题上为考古学家们提供了表达观念的工具，这就是我们必须利用 的某种东西（见图一）。

开卷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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