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速递：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1927—1937）

生活的逻辑

——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1927—1937）

一部关于民国读书人精神风貌、娱乐生活偏好的著作

一部民国时期都市生活娱乐指南

胡悦晗 / 著

2018年8月 / 98.00元

414页  16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 978-7-5201-2242-9

作者简介

杭州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编辑推荐

●这是一部关于民国时期读书人的日常生活取向的著作，作者从时人的日记、回忆录、传记中发掘出当时知识分子，如鲁迅、戴望舒等在图书馆与书摊，咖啡馆、79/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酒吧与茶楼，四合院与洋楼，公园与影戏院，消费与收藏、人际交往等日常生活方面的偏好，从侧面反映当时知识群体的自我身份认同与阶层意识。资料丰富，论题独特。

●本书考察民国时期上海与北京的都市生活情景，涵盖衣食消费与精神文化娱乐等方面，堪称民国都市生活指南。

●本书从日常生活维度出发，呈现1927年至1937年间上海知识群体的整体面貌，兼及与同一时期北京知识群体的比较。

内容简介

1927年至1937年间，上海、北京知识人主要供职于出版业与教育业；职业收入在城市居民收入中位居中等水平，但个人收入存在巨大差异；在居住、饮食、服饰与出行等日常消费层面也呈现出巨大差异。他们的日常交往主要在家庭、茶社、酒楼与咖啡馆等场所展开，交往方式主要有书信往来、沙龙聚餐、礼物馈赠等多种类型；知名作家及地方上流知识精英阶层拥有复杂的关系网络，其交往对象往往涉及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他们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呈现松散与不稳定的开放状。

此外，旧派文人群体及新派作家群体的交往对象多固定在同一阶层、相近职业之人，由此形成较为同质化与单一化的亚群体。但由于他们的日常交往多以生活情趣及文学艺术审美取向的相近为原则，故其群体内部结构较为松散。其中，上海知识分子尽管较易萌生阶级/阶层意识，但不易就知识阶层的属性、特征等关键问题达成共识。

本书以1927至1937年间上海与北京的知识群体为研究对象，考察其所处的阶层位置，分析知识群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惯习策略发展出旨在建构身份认同感与合法性的论述话语，在竞争稀缺性资源的过程中实现资本的转换，催生知识群体的阶层意识与集体行动，在社会结构层面实现阶层再生产。

目 录

绪论/001

第一章 民族国家叙事中的都市想象/027
第一节 民族国家叙事中的“文明”与“文化”/030
第二节 “文明”：上海的都市想象与北京“他者”/036
第三节 “文化”：北京的都市想象与上海“他者”/043
第四节 “文明”上海的娱乐生活与“文化”北京的“回收”生活/049
小结 /065

第二章 职业、居住与消费：知识群体的阶层位置/067
第一节 民国时期上海、北京的“城”与“人”/070
第二节 职业、收入与声望：知识群体的职业分层/079
第三节 居住空间分异与社会分层/098
第四节 四合院、洋房与公寓楼：居住空间与阶层分化/121
第五节 上海知识群体的消费分层/125
小结 /132

第三章 日常交往与社会关系网络建构/135
第一节 朋友、同事与家人：以私人空间为视角/137
第二节 茶社、酒楼与咖啡馆：以公共空间为视角/164
第三节 “礼尚往来”：以物质文化为视角/179
第四节牌局、宴请与清谈：北京知识群体的家庭生活/195
小结198

第四章精神生活与阶层认同/203
第一节书房、阅读与写作：以私人空间为视角/205
第二节图书馆、书店与书摊：以公共空间为视角/228
第三节书籍的购买、消费与收藏：以物质文化为视角/244
第四节图书馆、书房与琉璃厂：精神生活与阶层认同/259
小结266

第五章生活方式与身份认同/269
第一节服饰品味与身体观/272
第二节疾病与疼痛/286
第三节游乐空间：舞厅、弹子房与回力球场/300
第四节流动空间：漫步、出游与旅行/313
第五节公园、茶馆与影戏院：北京知识群体的闲暇生活与身份认同/332
第六节生活想象与身份认同：以《生活周刊》为例的分析/339
小结/353

结论/359

附录 沧海一“叶”：大历史中的小家庭——评Joseph W Esherick，Ancestral Leaves:A Family Journey through Chinese History367

人名索引/385

参考文献/389

“破”与“立”之间的不断切换（代后记）/404

精彩书摘

江南才子与欧陆绅士——服饰打扮的两种风格

19世纪末，上海商业经济繁荣，都市的繁华提高了市民的消费水平，衣饰的气派和寒碜成为市民富裕和贫困的标签之一，形成了一种新的衣着消费观念和社会风气。由此，近代上海人在衣着服饰方面格外重视。在许多上海人看来，人生三大要素中，衣居第一位，住居第二位，而食则居第三位。时人有感于社交场合中的奢华服饰：“自奢侈之风炽而势利之念深。于何征之服饰而可见征之应酬场中之服饰而益信其然也。……由此观之，则应酬场中之服饰几乎非华丽不可，非美观不可矣。奢侈乎？势利乎？亦大可研究之问题也。”鲁迅对上海人在服饰方面的过于看重也有所批评：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的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对衣着打扮的在意使民国时期上海人的服饰分类日趋细化。不同职业、不同阶层都有各自的着衣风格。民国以前，男子服装盛行长袍马褂。清末民初，长衫、马褂、折叠式大腰裤为士绅、文职人员、教师、账房等的日常服饰。留洋学生或洋行职员等喜着西服。民国时期，上海男子的服装讲究身份地位。1919年的《晶报》上，一个署名为沧泥的作者将上海男子服饰的风格样式分为六派。近来上海人之衣服式样甚多类品渐杂，男子的衣服，大致可分为六类：一为官僚派，一为学究派，一为市侩派，一为公子派，一为拆白派，一为名士派。尽管尚无足够资料对该文论及的六种不同的服饰风格加以佐证，但这段话也暗含一个信息，即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开始具有较为固定的、有别于其他职业与阶层群体的服饰风格。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知识分子的服饰打扮风格更加趋于固化，形成以西服为主的欧洲绅士风格与以长袍马褂为主的江南文人风格。

民国时期，穿西装的人日渐增多。西装几乎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报人的职业服装。从内勤到外勤记者，一身笔挺的西装才与他们体面的工作相配。据记载，30年代初，上海大大小小的西装店有数百家，职工约有万人之多。西服如何穿，是否穿得得体，从侧面反映了个体对上海都市生活的融入程度。时有因穿西服不当而闹笑话出洋相之例。1928年萧乾去汕头，途经上海时因着蓝布长衫而被人称作“木林”（上海话里形容土气的意思），自觉“跟那大都会太不和谐了”，于是“新年又经沪回平时，我事先倒是在汕头特置了一件廉价西服”。但洋相也随之而来：我不会打领带，因而就买了一只蝴蝶结。倘若它是套在脖子上的那种，也还不至于闹笑话。但我买的偏偏是旋转到螺丝上去的那种，而且挺松。走在南京路上，它老脱落。路人一指点，我就赶忙猫腰去把它拾起再按上，怎能不出洋相！在较为西化的大学，学生入学之时还需要上交穿西装的照片。周有光中学毕业后收到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因该校规定新生报到需要上交穿西服的照片，而他又从未穿过西服，只得去有出租服装业务的照相馆拍照。殊不料“照片取回，引得内行的同学哈哈大笑。原来他画蛇添足，不但系领带还戴了领结。这样的‘洋相照片’当然不合格，只好返工重照”。而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知识分子，自身无法负担新西服的费用，就“去虹口吴淞路淘旧西装穿”。

西服普及后，其也由早先象征洋行买办等上层精英身份的特定服饰转变为普通民众的日常服饰。为了与普通民众的服饰相区隔以彰显自身的身份地位，上流社会又兴起长袍马褂的复古风潮。“洋装的普遍化，那是势所必然的步骤。于是大人先生们洋装，公司职员们洋装……理发匠洋装，甚至于乞丐们也洋装。穿洋装的本来目标在于高尚，可是现在无尚可以高了，于是蔑视洋装又成为必然性。……于是这一二年间又背出些古懂来，高等的敝国人，又以服长袍马褂为荣，藉居高尚的地位。”这也使近代上海人在衣着方面呈现出“中西合璧”的复调色彩。在服装方面，西式服装和中国传统服装相混合的装束特别显眼。如果说风流倜傥的才子喜欢穿全套西装的话，那么大多数的上海人还是愿意下穿西裤，上套长衫。这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服饰风格也时常给人以滑稽之感：“余尝见一老先生着西装，不惯穿皮鞋，乃代以中国旧式双梁鞋，见者莫不以为怪现状云”；“某君喜着中国料所制之西式衣服。一日，为初夏，某君新制纺绸西式单衫，意甚自得，以骄于人。其友谓之曰：此所谓‘洋装的红楼梦’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部分上海知识分子在衣着打扮上较为西化，俨然一副欧陆绅士的派头。叶公超“头发梳得服帖，口咬烟斗，衣服整齐，风度翩翩，一点也不像那些不修边幅的作家，倒十足像个绅士”。刘呐鸥“特别讲究行头，喜欢穿白色西服，戴白色的帽子，风流倜傥”。戈公振“躯宇轩昂，年已不惑，秃发而西头，穿上一套笔挺的西装，戴上一副白金丝小圆眼镜，头发稀疏，但总是梳得光光的，态度沉默幽恬，望之如三十许人”。金山回忆30年代第一次见到夏衍，“一位三十开外的白面书生，穿着整洁的西服，梳着整齐的头发，戴着一副玳瑁眼镜，严肃地在看一份英文报纸”。郁达夫眼中的蒋光慈“穿得一身很好的洋服，说得一口抑扬很清晰的普通话，身材高大，相貌也并不恶，戴在那里的一副细边近视眼镜，却使他那一种绅士的态度，发挥得更有神气”。吴似鸿也回忆他“穿着西装，外罩春大衣，手中执着一根司的克，打扮得像个高等华人，又象英国留学生，更象英语教授”。在赵景深的回忆中，徐祖正甚至是一副教士风格的打扮：“他穿着黑衣服，披着黑披肩，又有两撇梳得很光的胡子，非常整洁而且庄严，所以我便误认他是法国教士了。”

考察上述知识分子的生平经历则可发现一个现象，即以欧陆绅士的服饰风格为主的知识分子本人尽管多有不同程度的出国经历，但大都没有在欧美长期生活过。戈公振早年一直在国内，唯一的两次出国经历一次是1927年以记者身份自费赴法国、瑞士、德国、英国等地考察新闻业，另一次是1933年随中国首任驻苏大使颜惠庆去莫斯科访问。徐祖正早年曾赴日留学。刘呐鸥有过几次短暂赴日经历。蒋光慈也只在苏联与日本短暂居留过一段时间。上述几人中唯一在欧美有长期生活与学习经历的是叶公超，可算一个例外。

与此相反，邵洵美、胡适、徐志摩等具有欧美国家长期留学经历，浸染欧美文化习性多年的知识分子在衣着服饰上较为随意，中西结合，甚至对中式服装更偏爱，并不刻意迎合时人对西装的趋好。林语堂尽管早期求学时受西化影响，但在上海生活时期，“不穿西服了，是中式长袍马褂，足蹬青布鞋子，是京派的中国士绅‘大爷’、‘老爷’式样。他说，中式衣服穿着舒适，四肢百骸自由自在。穿西装像被捆绑了那样，动弹不得，尤其领带一结，扣住喉咙，气都透不过来”。徐志摩“他和胡适、邵洵美都喜欢穿中式衣服，但衣服的料子很好，颜色也比较亮，如米色、银灰色、淡蓝色等”。他在致陆小曼的信中发出与林语堂类似的对穿西服不适应的抱怨，并透露其西服主要用于白天的公开场合，而中装则主要适用于夜晚的私人场合。今天早上我换了洋服，白哔叽裤，灰法兰绒褂子，费了我好多时候，才给打扮上了，真费事。穿洋服是真不舒服，脖子、腰、脚，全上了镣铐，行动都感到拘束，那有我们的服装合理，西洋就是这件事情欠通，晚上还是中装。邵洵美“不喜欢穿西装，嫌它穿着太拘束，到我家来常穿的是中国式的长袍。……秦瘦鸥先生在《从纨绔子弟到翻译家》中曾详细地描写：‘他眉清目秀，长发隆准，俨然是个美男子。他穿的服装质料高级，但并不成套，衣领和纽扣都没扣上，现出一副落拓不羁而不很潇洒的气派；态度倒还平易近人，并不像一般贵家公子那样目空一切’”。洪深“平时很少着西装，经常是长袍外面加上一件蓝布罩衫。他有一次很幽默地说：‘精通外语的人未必着西装，而连二十六个字母也说不全的人倒西装笔挺’”。

也有少数知识分子在衣着打扮上保持长衫马褂等传统中国文人才子特色的服饰。报人陈碟仙的哲嗣定山在《我的父亲天虚我生》一文中对陈碟仙有如下描述：“颀长的身材，戴着金丝边近视的眼镜，穿熟罗的长衫，常常喜欢加上一件一字襟马甲，手上拿着一把酒［洒］金画牡丹的团扇。”这几句话形象地勾勒出清末民初具有旧文人习性的报人的衣着风貌。在西装已经相当盛行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报界“四大金刚”之一的汪汉溪从来只穿中式服装，平常装束是头戴瓜皮小帽，身穿长袍马褂。陆侃如“带着典型的江南公子的姿态，瘦瘦的个子，瘦瘦的脸庞，却又不是露出颧骨的；特别高的皮衣领，再加上华服和走路的潇洒，真有点翩翩了”。何家槐“虽是因为穷，大半还是因为自己太不要好，太不自爱，太不会修饰。我从不戴，头发长得像狗毛，不修面，也不刮胡子；而且不论季候的穿着一件长衫，一双从不擦油的皮鞋，走路一拖一拖，讲话一顿一顿，眉头老是跟谁斗气似的紧蹙”。“在那时大家都是西装革履，但丰先生（丰子恺——引者注）仍着中装，不是西服。”在钟敬文的印象中，郁达夫“穿的是灰色长衫，连鞋子也是中国式的”。剪着平顶头、穿着蓝布罩衫的郁达夫先生，第一次给我的印象，可以说是超乎我的预想的朴质和亲切。匡亚明回忆，“他的穿着很质朴。常常是一件银灰色的大褂，黑直贡呢的圆口鞋子”。在同王映霞共同生活的十来年间，“他一直穿布衣，夏天穿夏布短衫、夏布裤子，出门时罩上夏布长袍。有时不罩上长衫，就往外跑，甚至有一次游普陀山，也是不穿长袍，所以我的同学都说他像个剃头师傅。他平日不穿西装，不着皮鞋，只穿圆口的布鞋”。

后记

“破”与“立”之间的不断切换

我毕业于一所二本院校的理工科专业，本科阶段并未受到系统的人文社科专业训练。从学术基础角度而言，属于先天不足类型。我在硕士、博士两个阶段的研究题目完全不同，显然不利于起步阶段的学术积累。然而，学术的积累是高质量学术生产的必要条件，同时也容易沾染学科壁垒、门派之成见，未必能够促进学术研究的新陈代谢。在许多学科的发展史上，来自学术共同体边缘“小人物”的创新和挑战并不鲜见。

问题在于，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推进的层累过程，并不止步于创新之“破”。倘或没有追本溯源之“立”的巩固，那些新意迭出的“破”只是无根之水，难免“各领风骚三五天”的速朽之运。学位论文选题，既有针对前人留白的填空式“破”题，也有将前人研究再问题化的梳理式“立”题。前者更像探索一个遍布荆棘的黑暗领域，后者更像对一个杂乱无章的房间进行归类整理，建立一种新的排列组合秩序。两种研究章法不同，各有优劣。学术基础深厚者，从事“立”题研究可以发挥其学术底蕴的优势。而学术基础薄弱者，从事“破”题研究，也不失为一个另辟蹊径，扬长避短的策略。但是，“破”与“立”并非截然二分，而是相互交织、螺旋前进。回看自己问学之路，最大的艰难和挑战在于“推陈出新”之“破”与“追本溯源”之“立”两者间的不断切换。

一工会研究的“见制度不见人”

2005年，我来到江城武汉桂子山，成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一名研究生。读研第一年，我仅仅是整日泡在图书馆，随意翻了不少杂书，并未思考过日后的论文选题。二年级时，需要拟定选题方向。为了借鉴华师在近代工商业社团史方面的研究优势，又避免与其“撞车”，我拟以工会作为研究对象，得到魏文享老师的认可。魏老师建议我，相较于以往关注较多的“红色”工会，应当重点关注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黄色”工会。郑成林老师曾建议我们，选题时要因势利导，充分利用家乡或学校所在地档案馆收藏的文献资料。我选择1945年至1949年间的武汉工会作为研究对象。相关一手档案资料主要集中在武汉市档案馆，方便搜集。在一次课后交谈中，魏老师建议我，不妨关注一下法团主义理论，作为论文的研究视角。开题报告通过后，带着老师的建议和前期搜集的档案资料，我进入了论文的撰写工作中。

尽管我在选题上没遇到什么障碍，但在论文写作阶段，我遇到了两个难以驾驭的困境。第一，对工会组织体系的整理归纳。民国时期的工会，既有产业工会，也有行业工会，还有政府直辖的省、市、区工会。这些不同的工会，在组织结构、会员人数、运作方式等方面都有差异。如何能将工会的组织体系条分缕析，呈现一个区域内不同类型的工会组织之间的差异性和复杂性？第二，与社会冲突理论不同，法团主义理论侧重社会整合。因此，该理论更侧重结构—制度分析，而不是过程—事件分析。而主流史学强调避免某种先入为主的理论视角和观点，主张用占有、穷尽文献资料的方式，还原历史事件过程，深度发掘作为个体的人或群体在特定时空环境下的抉择与行为方式。借用杜赞奇的话说，历史学是反理论的。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我花了大量篇幅去描述和分析工会的组织制度、经费开支等问题。但我其实更希望看到事件和故事，例如工会的干事、理监事、书记等大量“无名之辈”到底在干什么，他们怎么奔波、周旋于政府与军警之间，又如何安抚心生不满的工人。然而除去有限的劳资纠纷材料外，其他类型的材料少之又少。档案文献中几近无迹可查，地方史志等辅助资料中也鲜见涉及。字数越码越多，无趣与困惑之感也日渐强烈。

如果说引入法团主义理论视角是相较于以往社团组织研究中国家与社会视角的创新，接下来就应在这一视角中能看到哪些国家与社会视角看不到的问题上用力。然而，出于对“见制度不见人”的困惑，我既没有在法团主义理论视角方面继续用力，也没有在文献资料方面持续深挖，而是选择了转向思想文化史领域的“避重就轻”，对林毓生、列文森、史华慈等老一代美国中国学者的著述产生了兴趣。柯林伍德说过，“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在制度、社会结构、事件的背后，难道不是人的思想最为深邃吗？进入研三时，我觉得我的兴趣已经完全转移至思想文化史领域。但是，我当时对思想文化史的狂热是一种票友式的喜好。我没有系统研读过思想史脉络里的原典文本，仅仅是一目十行地读了一些思想史方面的二手著述而已。在硕士论文与思想文化史“八竿子打不着”的情况下，我“任性”地报考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许纪霖教授的博士，幻想到上海滩“见世面”。

二从“思想云端”到“日常生活”

许老师没有因为我的“二本”出身歧视我。在与我面谈后，他肯定了我的研究兴趣，鼓励我完成这一学术“变道”。我的愿望“得逞”了。我终于避开了那些枯燥、无趣的工会研究，进入我所期待的思想文化史领域。博士期间，要完成学校规定的学术发表任务。我的论文发表，可以说是误打误撞的。入学不久，我按照往届学长的做法，将硕士论文打磨修改、投稿。由于我引入法团主义理论视角，因此我在论文引言部分不是从史实出发，而是对既有理论进行梳理。这种路径更接近社会科学的写作风格，并非主流历史学论文风格。给几个史学专业期刊投稿，均无音信。一次在宿舍与同学聊天，对方建议我，不妨给《社会学研究》之类社会科学专业刊物投稿。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社会学研究》杂志网上投稿。两个月后，收到杂志社的邮件回复，认为文章选题很好，但是在具体论证过程中有失周全，结论部分尤显草率，建议对武汉工会的组织、运作等方面做进一步的功能机制分析，在结论部分对法团主义理论视角的适用半径等问题予以系统梳理。

根据审稿意见，可以揣见这篇文章在引入法团主义理论视角的“破”方面得到认可，但是在自成一说的“立”的方面显然没有让编辑部满意。尽管当时收到这封邮件时无比惊喜和激动，但激动过后，头皮阵阵发麻。因为我已经转向了与硕士论文完全无关的另一个领域。而修改此文，恰恰就是要解决文章怎样能“立”起来的问题。这意味着不仅要重新捡起已经被我搁浅了一年有余的硕士论文，还要对已经有些生疏的法团主义理论重新回炉。这一过程没有捷径可走。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我暂时中断博士论文的资料搜集工作，全力投入到修改硕士论文的过程中。幸运的是，经过修改，文章被该刊正式接受，刊出时间也指日可待。

然而，发表领域的意外成功丝毫不能掩盖我在博士论文进展方面的重重困难。早在许老师招收我时，他根据我在华中师大受到的注重一手史料训练的特点，建议我从事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博士入学时，正值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浦·阿利埃斯的5卷本《私人生活史》中译本在国内出版发行，反响不小。一直在思考开辟知识分子研究新路径的许老师认为，以往知识分子研究大都基于传统思想史路径，而知识分子本人的生活史则鲜见关注。许老师建议我，以1927年至1937年这一民国“黄金十年”期间上海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为博士论文选题，从日常生活视角切入，考察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形成和建构过程，寻找生活史与思想史之间的交叉点。

很显然，与硕士论文选题类似，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也是一个前人未曾涉猎的“破”题类型。然而，硕士论文中引入的法团主义理论本身是一个有着自身发展脉络的理论，论文所需的资料也主要来自相对集中的档案材料，写作难度相对小。而博士论文选题在写作过程中遇到许多障碍。首先，从日常生活视角考察身份认同建构，并没有一个已经得到学界公认的相对成熟的分析框架。其次，这一选题暗含很多难以厘清的概念和问题。知识分子与日常生活两个概念都是包罗万象的“大词儿”。在撷取材料的时候，如何取舍？再次，民国时期的上海，是知识分子最集中的一个地方。他们的“朋友圈”五花八门。有的紧密，有的松散。不同圈子之间既有排斥，也有交集和流动。如果说硕士期间对工会组织体系的分类已经倍感头痛，对数不胜数的知识分子加以归类则更令人“绝望”。最后，知识分子研究主要是以研究对象本人留下的日记、文集、回忆录等公开出版物为主要材料，并不十分依赖于档案。档案材料相对集中，而日记、文集、回忆录与报刊文献等资料，则如漫山遍野采蘑菇一般，需要在浩如烟海的文献堆里逐字逐句翻检。尽管可以免去“蹲档案馆”之苦，但资料分散、庞杂所导致的搜集资料的前期准备阶段大大拉长，是执行研究计划的最大障碍。 

在修改《社会学研究》稿件的过程中，我初步体会到历史学与社会学在问题意识、写作风格等方面的差异。我意识到将社会学相关理论视角嵌入历史学研究，是一种可行的研究模式。我的硕士论文带有明显的社会科学问题意识和研究框架的嵌入，并非以梳理事件源流、考辨典章制度等为着力点的主流史学风格。为了化解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的诸多障碍，加之《社会学研究》投稿成功所产生的“路径依赖”，我开始寻求一种借助既有社会理论和相对成熟的研究框架，去统摄资料的“策略”。为此，我借用刘欣、李路路等社会学者关于社会分层与身份认同等问题的研究框架，确定了以阶层位置、日常交往、精神生活与生活方式几个层面为主线的篇章结构。每个章节从一个生活侧面考察知识分子群体如何凭借不同的惯习完成区隔与分化。

在这一“策略”的执行过程中，我的论文写作几近一个码字与搬书交织的体力活，而留给行文论断本身的思考和斟酌的时间不免被压缩。尽管我的论文体量颇大，涵括了许多知识分子，但在日常生活的庞大统摄下，对其中具体人物的涉及多是蜻蜓点水式的，难以形成立体的、丰满的人物论述。在博士论文预答辩和正式答辩时，均有老师提出来论文因在文献史料方面的“选择性摄取”，导致文中不少论述分析都存在“论点先行”的问题。结论部分，对于论文的核心问题——如何从日常生活层面考察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也存在不少语焉不详的模糊之处。在我即将完成博士论文之际，已经开始思考另起炉灶、重新出发的新问题。

三重新出发

博士毕业后，我于2012年入职杭州师范大学，开始了平凡的教师生涯。从985高校的博士生到执教于本科院校的“青椒”，身份和学术环境都发生了变化。我开始思考新的出路。

尽管我的硕士和博士阶段做了完全不同的两个研究，但两者都侧重拓荒式的“破”题研究。这两个研究都不属于侧重一手史料、以还原史实、考辨典章制度为宗旨的主流史学风格。在问题意识和框架设计层面，两个研究都引入了社会科学的理论视角。在资料运用方面，前者侧重相对集中的原始档案，后者侧重相对分散的多种文献。尽管我在博士阶段的付出远较硕士阶段更多，但这主要是由于博士论文研究对象的庞杂以及引用文献的分散所导致的资料搜集阶段的延长，并非意味着我的博士论文在理论视野和论述水平上就一定优于硕士论文。从博士论文直至本书的出版，尽管在篇章布局上有不少增删和调整，但两者的宏愿相同，即引入社会科学理论，通过日常生活领域考察知识群体的阶层建构问题，打通思想史与生活史的边界。然而事实上，我并未能够把这个问题说透。如何从日常生活领域里勾连个体与阶层、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这本书做了一定的努力和尝试，但是并不算成功。因此，从执行研究计划的角度，放弃宏大的理论追问和“拔高”的雄心，选择开口较小的问题切入点和狭窄、明晰的研究对象，设计一个紧凑的研究框架，搜集相对集中、便利的资料，这种操作办法与现代知识生产体制高度匹配。只是对于后者而言，在执行这种“脚踏实地”的研究的同时，不应放弃对理论的批判和反思。这能够使你在今后的学术工作中避免因重复劳动而导致的长期停滞。学术之路涓水长流，停滞就意味着学术激情的消散甚至学术生命的死亡。

学术研究的创新之“破”多源于不同学科之间碰撞擦出的火花。因此，历史学研究中引入相关学科理论有助于历史学本身的新陈代谢。对于研究者而言，在不同学科之间切换，既取决于自己的知识储备与个人喜好，亦取决于所论述的问题本身。在教师生涯的起步阶段，我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申报的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有幸获批。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延续了修改硕士论文的方式，以社会关系网络、惯习与区隔等理论进一步统摄博士论文中的部分章节，向《开放时代》《史学理论研究》等杂志投稿，并获成功。然而研究本身不应止步于发表。在引入这些“舶来”的理论的同时，更应追问这些理论视角能够看到哪些之前所忽视的东西，在哪些方面能够推进已有认知。这个认知既涵括历史学层面的史实叙述，又涵括与相关学科理论的对话和反思。从这个角度，引入相关学科理论，看似在“了无新意”的因循守故中“玩花样”，但却面临跨越两个学科的“双重作战”。稍有不慎，就会落入“两边不讨好”的尴尬境地，难度倍增。

我的硕士论文引入的法团主义理论源于欧洲经验，其主旨是探讨一个充分组织化的公民社会如何化解社会组织相互间的冲突。然而，民国时期的“公民社会”尚未正式形成，社会组织体系的发育十分有限。用法团主义视角考察民国时期的城市工会，是否存在理论“错置”的问题？这些问题，意味着引入法团主义理论视角进行实证研究，还具有相当大的阐释空间。

我的博士论文，除去那些资料剪裁、缝合的技术问题外，我想一个最需要回答的问题在于，没有能够把身份认同与阶层建构这一问题放入相应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当我今天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翻阅6年前的博士论文时，我会问当年的自己，你所研究的知识分子群体的身份认同与阶层建构对现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十年建设”时期完成了知识分子从五四时期的发现“个体”到“智识阶层”的社会整合，这种蜕变对于国共两党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规训有什么影响。

前不久的第三季《诗词大会》总决赛上，一位来自杭州的外卖小哥雷海一路过关斩将，成为夺冠的最大黑马。主持人董卿的“你在读书上花的任何时间，都会在某一个时刻给你回报”这一席话也随之成为网络流行语。尽管我没有直接从事思想史研究，但读博期间，我处在一个以思想史为主的学术共同体内，耳濡目染了不少思想史的“皮毛”。记得许老师不止一次说过，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对市场、公民社会等问题关注较多，但对于国家的角色和作用，涉猎较少。由此导致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中，双方在相当程度上均未能就对方的问题意识展开实质性探讨。之前对许老师的这番话一直未曾留意。近年来，在思考未来的研究方向时，我注意到与自由主义理论相反，法团主义理论则因为关注国家对社团组织的协调以及对体制化功能的强调而对市场与行业秩序等问题缺乏关注。于是，我近年来重拾一度搁置的工会研究，通过对战后行业工会卷入的各类纠纷考察工会在市场秩序建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及其局限，试图在法团主义理论的幽暗之处打开缺口。幸运的是，这一“接续”式研究获得了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也是我接下来有待出版的另一部学术专著。

读博期间，曾在课上听到师长建议，论文选题最好能够调动个体的生活经验。尽管博士论文无缘做到这一点，但工作之后，我利用教学科研工作的余暇，检视自己作为一个三线企业工人子弟的生活经历，在档案馆搜集我成长于其中的那家三线企业的文献资料，并做了相当的口述访谈，了解我父母一辈子供职的这个企业的前世今生。为此，我跑遍鄂西和陕南多个地区，再现了这个曾经身为宋子文、孔祥熙的家族企业从抗日烽火中一路走来的“光辉岁月”，也开始理解这个企业在国企改制的过程中黯然倒下的原因。这个完全从自身兴趣出发写就的一篇阶段性研究成果再次被《社会学研究》杂志所接受，无疑是又一个惊喜的收获。我沿着这一兴趣继续深入的过程中，朦胧地意识到，这一尚需时日的研究有助于丰富对单位制社会形成的历史脉络、单位制社会的类型差异等问题的研究。

四十年

从2008年我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以知识分子的生活史为博士论文选题伊始，直至此书的出版，恰好十年。这十年，是在互联网冲击下天翻地覆的十年。在“黑科技”“AI”“二次元”“养成系”等时尚概念的洗礼下，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即便是身处风雨飘摇的象牙塔之中，每每忆起十年前的一幕幕，也是恍如隔世，亲切而又陌生。彼时，还没有令人应接不暇的会议和论坛;彼时，还没有满世界飞、在公众传媒领域频频亮相的“学术诸侯”与“大咖”；彼时，还没有琳琅满目的研修班和研习营。我们仍然在两点一线的校园里，读那些发黄的书籍，翻检那些边角磨损的尘封文献，闷头思考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过着边幅不修、作息不规律的“博士标配”生活。十年弹指间，论坛、讲座与研讨班如雨后春笋般，数不胜数。一些面容姣好、衣着考究、履历耀眼的学术“小鲜肉”怀揣日益艰深的论文，在讲台上口若悬河，在宴席间觥筹交错，希冀得到长者的器重与提携。他们的崛起，令跨过“不惑”与“知天命”门槛的学术“中年男”备感压力。一个精致化、分层化与固态化的学术场域已然形成。两代学人共同竞争，接受这个无形场域的遴选和清洗。位于场域低端的游戏参与者努力“争上游”，用“精准社交”“精准投稿”的方式盘活文化资本，希冀进入“良性循环”的学术“快车道”。位于场域高端的游戏主导者登顶场域之巅，从“抬轿者”转变为“坐轿者”，掌控学术江湖的命脉。他们并不全是钱理群笔下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中不乏学术理想的坚持者与守望者。只是在水涨船高的生存门槛与“非升即走”等日益苛刻的考评“指挥棒”下，无人幸免而已。

这十年，也是我从“三十而立”向“四十不惑”跨越的“更年期”。博士毕业前夕，我得到一个面试机会。这是杭州一所年轻的高校。一个盛夏的夜晚，在环西湖的一条繁华街道，这个学校的一个体育系本科生驾驶着豪华跑车，以据说70迈的速度，在斑马线上将同城一所985高校计算机专业的一个研究生当场撞死，引起轩然大波。彼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学校的“大名”。2012年6月，我来到杭州，在高架桥旁一个90年代建成的小区里，租了一套小房子，开始了白手起家的生活。小区临马路，车水马龙声昼夜不绝。旁边是一个农贸市场和垃圾站，动物内脏与腐烂瓜果的味道麻木了嗅觉。高架桥的左边，是由高档楼盘、区政府、三甲医院、博物馆、购物综合体组成的城市商圈。高架桥的右边，是由棚户住房、老式低层楼房及沿街商铺组成的外来务工人员居住区。居住区隔在这片狭小的城市空间里一目了然。跟朋友、同行聊天，对方总要对我居住在这个“人间天堂”称羡一番。似乎杭州生活就是每天泛舟西湖、灵隐寺烧香、吃杭帮菜和品龙井茶。他们不知道，这个城市中的绝大多数外来者都和我一样，有做不完的工作、挤不完的公交、少得可怜的收入与高得惊人的房租。

那时，这所年轻的高校刚刚迎来她的脱胎换骨。改革开放初期，在老城区一片不起眼的土地上，一群平凡的师范教育工作者默默谱写着世外桃源般平静、充实的教学与生活的乐章。步入21世纪，这所学校在“大”“干”“快”“上”的节奏中完成了华丽转身，从城市的最东边迁往城市的最西边，在宋代以来江浙地区最为重要的仓廪之地创建了一个“风景这边独好”的新校区。这里有可以泛舟的余杭塘河，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章太炎故居。一座座高大、敞亮的办公楼和教学建筑拔地而起。教师们有感于愈来愈重的教学与科研考核任务，在校园里的步子愈来愈行色匆匆，少有漫步与驻足的惬意。宋代以来的江南景观建立在对感官不断精细化的要求上，追逐一种“慢”的品味。而从“西湖时代”跨入“钱塘江时代”的杭州，正在褪去小桥流水的江南城市外衣，穿上灯红酒绿、摩登接踵的现代大城市外衣。昔日的“慢”节奏被“阿里帝国”所主导的互联网文化消解得无影无踪。“G20”的盛会将这个浓妆艳抹的品质之城推向世界。这所市属高校同她所依傍的城市一样，试图完成从“小家碧玉”向“大家闺秀”的伟大跨越。在学术海洋中独撑一叶扁舟的我，并未在“日进千里”的时代浪潮中扯起乘风破浪之帆。未来之路，依旧彷徨。

五尾声

“破”与“立”是学术道路上的一对相辅相成的孪生兄弟。在学术界，有的人四处“打井”，涉猎广泛。有的人则“十年磨一剑”，深挖一口井。学术研究不会始终文思如泉涌，总会面临一个又一个“断粮”瓶颈。“立”而不“破”，难以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推动研究创新。“破”而不“立”，学术功力难以提升，易致低水平重复劳动。青年学人凭借初出茅庐时的满腹才华，以“破”题吆喝的方式引起学界关注，获得良好起点的例子比比皆是。然而，林毓生曾言，学术研究是一个比“慢”的过程。有些学人，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很好地在“破”与“立”之间螺旋前进，导致在学术界逐渐销声匿迹，出现了“博士毕业两三年”现象。学生时代思维敏锐，朝气蓬勃，“破”的激情往往大于“立”的冷静。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破”的激情渐趋平缓，“立”的老成持重日益增加。然而，老成持重易致暮气沉沉，“才华横溢”也有“造噱”之弊。两者间的分寸拿捏不易。正因如此，学术修炼的过程才显得充满挑战和魅力。

从攻读博士学位直至第一部学术专著付梓，离不开来自师长、同行的提携帮助与家人的支持。十年前，承蒙我的博士导师许纪霖教授不弃，得以忝入门下，获得继续求学的机会。在论文选题、框架调整及打磨修改等方面离不开先生的悉心指导与循循启发。与同门诸位的交流切磋既是学术思维的碰撞，也是生活经验的分享。在我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进行公派访学期间，我的外籍导师Timothy Cheek教授对我的学业计划与生活安排照顾颇周。亚洲系Josephine教授让我体会到老辈学人的古道热肠与脉脉温情。读博期间，我有幸得到华中师范大学魏文享教授、付海晏教授，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姜进教授、孟钟捷教授等师长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08级博士班诸同学的指点和帮助。入职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以来，院长洪治纲教授，中文系斯炎伟、俞晓霞教授夫妇、刘正平教授、李海明博士，历史系张卫良教授、范立舟教授、陶水木教授、陈兆肆博士、林航博士等同事在工作与生活上对我帮助甚多。此外，我也受惠于《二十一世纪》张志伟编辑，《社会学研究》张志敏编辑、闻翔编辑，《史学理论研究》姜芃编辑、王旭东编辑，《近代史研究》杨宏编辑，《开放时代》于喜强编辑、黄柏丽编辑、周慧编辑，《史林》徐涛编辑,《读书》李学军编辑、饶淑荣编辑等人及匿审专家的诸多批评与帮助。他们不仅接纳了我稚嫩、粗疏的文字，在一次次稿件修订的往复过程中，他们细致、严谨的修改意见更是学术论文写作的指南针。在杭州师范大学人文社科振兴计划的资助下，拙著的出版得到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杨群总编、徐思彦首席编审、宋荣欣主任、李丽丽编辑和肖世伟编辑的关照和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父母和妻子韩平阳女士。我的父母是一家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他们不仅倾其所有供我读书乃至我在杭州购房安家，也一直帮我照看小孩，使我能够抽身投入繁重的“青椒”工作中。而他们自己则无法像许多“子成龙，女成凤”的幸福家庭的老人一样安享退休后的生活。我的妻子是一名内科医生。我和她相识于上海世博会的炎炎夏季，在“东方巴黎”到“东方芝加哥”的火车途中。她放弃了在武汉一家三甲医院的稳定工作，随我同到杭州白手起家，给我莫大的支持。在各自的工作单位中，我们都是螺丝钉一样的“小人物”。我们在自己的平淡生活里徜徉，希望不被这个躁动、疯狂的世界所湮没。

胡悦晗

2018年7月23日于仓前恕园

开卷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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