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民镇：评《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

近年来，许宏、何驽、李新伟、韩建业、李零等具有考古学背景的学者集体投入“中国”的讨论，这与中国文明探源研究进入整合与总结的阶段息息相关。其中，韩建业所著 《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以下简称 “韩著”) 便是一部系统总结 “早期中国”形成与发展的重要著作。韩著所讨论的 “早期中国”自旧石器时代迄于晚商，正是有明确文字记录出现之前的时代。不过鉴于 “早期中国” ( early China) 在汉学界有特定的意涵，韩著的指称容易引起歧义，张光直、李新伟所称 “最初的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误会。韩著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真正从考古实证的角度正面回应 “中国”的基本格局是何时又是伴随着何种进程确立的，是从考古学角度出发对 “中国”的首次系统梳理。具体而言，该书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立足于个案的微观考察，宏观把握 “早期中国”形成过程中各文化系统的交流与互动。韩著的主体部分为第 2 至第 5 章，基于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梳理，宏观缕叙今天中国国土上诸史前文化的兴替浮沉、相互关系以及 “早期中国”的发生过程，动态呈现了一系列嬗替背后的不同文化发展模式。韩著秉承其 《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 文物出版社，2003 年) 等论著的一贯风格，在谱系分析时以典型器物 ( 主要是陶器) 入手，简洁利落。韩氏可以说是考古学界少有的对中国各大区系考古学文化均有较深理解的学者，他立足前沿的整合工作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韩著在严文明 “重瓣花朵”说的基础上指出，以中原为中心的 “中国”要追溯至 “庙底沟时代”。不过正如韩著承认的，在 “庙底沟时代”与 “龙山时代”之间，中原地区的文化发展陷入低潮。如此一来，在该阶段中原地区显然很难称得上是中心，倒是东方黄河下游、长江下游的文化极为强势。此外，韩著对近年来14С 测年新成果的吸收不足，如 “龙山时代”、良渚文化等的年代框架并未在新的认识基础上进行调整; 在 “早期中国”的形成过程中，对体质人类学、分子人类学所提供的族群分化及融合的线索关注不足。

其二，注重考古学文化与古史传说的互证。韩著的第 6 章为 “早期中国与古史传说”。韩氏多年来致力于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的对证工作，他这方面的论文大多已经收入 《五帝时代: 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 ( 韩建业、杨新改著，学苑出版社，2006 年) 一书。目前不少学者将考古与传说的对证视作禁区，但正如韩氏所说的，虽然古史传说每多虚夸、讹误，“但不能因噎废食，放弃对古史传说资料的利用”( 第 12 页) 。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深入，考古与古史传说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待深化。韩著每每将某一考古学文化对应古史传说中的某部族，那么考古学文化与部族是否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偏重物质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分类，是否能够反映物质文化纽带与精神文化纽带并存的族群或民族? 这些均有待我们进一步思考。韩著强调战争与部族迁徙是最为关键的线索，这固然是很好的思路，但笔者认为 “大传统” ( 精英文化) 在考古学上的反映亦极值得关注。

其三，强调中国文化发生及早期发展与地理环境的互动。第 7 章为 “早期中国的地理环境基础”。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发生与发展有特殊的作用，尤其是在史前阶段，地理环境的影响更为强烈，对文化基本形态的塑造也更为明显，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便极为强调地理环境方面的研究。作者向来关注地理环境对 “早期中国”的影响，韩著强调 “早期中国”形成过程中若干文化系统的整合，这些文化系统各自形成及发展的地理背景，仍有待更深入的阐释。其四，重视中外早期文明的比较与交流。中外早期文明的比较与交流是韩氏近期着力的方向，这在韩著中也有所体现。譬如在讨论旧石器时代时，韩著指出中国缺乏欧亚大陆西部流行的 “维纳斯”式雕塑、洞穴岩画等; 如讨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时，对初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陶器、建筑、原始宗教等因素予以强调，注意与西亚等地区进行比较; 再如 “彩陶之路”的中外交流、 “龙山时代”的外来影响，均有说明。在此基础上，韩著也抽绎出 “早期中国”所呈现出的若干特质，如指出所谓统一和分裂主要是从政治上来说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其实有着相当的稳定性; 在对外关系上，依靠优秀文化的辐射影响而非政治经济干预。韩著在实证的基础上试图提炼出一系列可供参考的理论认识，其尝试不但有学理上的启发意义，还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不过，韩著所提出的中国文明基本特征往往立足于 “中原模式”，至于 “东方模式”、“北方模式”的影响与渗透则关注不足。虽然韩著的一些观点似乎还有商讨的余地，但该书在动态还原 “早期中国”发生进程方面的尝试，无疑是值得我们借鉴与思考的。

本文源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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