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蒙河：我的老师张忠培

 【摘要】张忠培（1934～2017），湖南长沙人。考古学家。195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61年初副博士毕业赴吉林大学历史系任教，从讲师至教授、博士生导师。1972年创办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并于后组建考古学系。1987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2008年出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自1958年起，他主持大量田野考古工作，发表论著200多篇（部）。通过发展和创立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推进中国考古学科学化进程，作育务实求真的科学精神；通过考察中国社会结构与形态变迁，探寻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及其走向秦汉帝国道路；通过构建考古学文化的序列和时空框架，从文化谱系视角揭示中国多元一体和一统多元的基本国情；通过参与文物保护，弘扬传承祖国历史文化；通过创办考古高等教育，培养行业栋梁之才。他践行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的理念，参与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几代学者撰修国史的夙愿；他提出的国家论、文化论等学说，阐释与表述了中国演进自在的历史规律，具有普遍意义；他指出传承、吸收、融合、创新是人类社会历史文化演进的规律。他的学术思想承前启后，见微知著，自成体系，汇为主流，基于考古学又超乎考古学，引领了中国考古学新时代，扩大了考古学在学术界以及社会的影响力。

一、早年经历

   1934年8月5日，张忠培生于湖南省长沙市，乳名“再复”。小时生大病，拜忠王爷关公后病愈，家人说是忠王爷培育了他，大名就叫了张忠培。

   张忠培家境殷实，幼时祖父张福星教他《三字经》开蒙。可童年遇上抗战，上了五年半小学，被迫换了六所学校，这使他体悟到：有国才有家。中学期间，他开始关心国家大事。1949年，14岁的他组织全班同学参加了要求长沙和平解放的游行活动。政治觉悟初得升华，自由、民主、平等思想始植于心。

   1952年，张忠培从长沙长郡中学考入北京大学。当初他想以历史学为研究方向，以史鉴今，为国效力。而一位中学老师对他说：“中国考古学是个新学科，更需要有人去开拓。”于是，他迈进了中国大学首设的考古专业门槛。

   刚上大学时，张忠培一度觉得考古尽是坛坛罐罐，砖头瓦块，破铜烂铁，认物不认人，缺乏历史线索，难以探讨国家发展道路等理论问题。1955年参加西安半坡原始社会遗址实习，他第一次接触遗存材料，后又做客省庄西周墓葬分期，领悟到：考古不能光靠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还要扎实地占有资料。

   1956年大学毕业，他三个志愿都填报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要求到田野一线工作，却被选拔留校攻读副博士学位，跟随考古学家苏秉琦和民族学家林耀华攻读“原始社会史及少数民族地区考古”。他参加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学习经典作家著作，开始思考如何根据墓主人性别和随葬品差异，来分析性别分工及男女社会地位；如何格物致知，透过实物资料来了解历史原貌。

   机遇只给有准备之人，学术眷顾心怀追求者。1958～1959年，张忠培参与带领北京大学本科生在陕西华县、渭南做区域性考古调查，取得诸多成果。一是发现了以老官台H1、H2及元君庙墓地几个单位为代表的遗存早于半坡类型的层位关系，是早于半坡类型的一种新的文化，即后来名之的老官台文化，找到了仰韶文化源头，实证了仰韶文化起源于中国本土。二是确认了泉护二期文化，找到了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转变的过渡环节。三是通过田野考古，明确了华县、渭南从老官台文化到东周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他在发掘元君庙仰韶文化墓地时，改变了过去以一个遗迹为单位的做法，把整个墓地作为一个研究单元，开创了中国考古学全面揭露和研究墓地的新理念和新方法，成为国内外同类考古中领先的范式。

   在整理元君庙墓地发掘资料和编写发掘报告中，张忠培发现该墓地规划有序，可分为年代平行的两个独立墓区。每区分三排，墓葬分属三期，每排都含合葬墓。由此，他搞清了墓地的社会组织及社会性质，即整个墓地是一个部落，一个墓区是一个氏族墓地。从此，他将“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替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作为考古追求。（其所著《元君庙仰韶墓地》考古报告也终于1983年面世，海外学者称之打破了“硬套社会发展规律教条的怪圈”，是研究中国史前亲族组织的典范。）

   1961年，张忠培被分配到吉林大学历史系做教师。1972年他主持创办考古专业，先后任考古专业主任、历史系主任和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参与创办吉林大学研究生院。1984年起任吉林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和教师职称评定领导小组成员，获吉林省有突出贡献科技专家称号。还曾任国家哲学社科规划委员会考古学科组成员、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1991年被评定为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津贴。

   张忠培的学问和事功、成就和思想，得益于他蒙学时就不断修为的诚于信、勤于学、敏于思、力于行、求于真的精神，并在大学时代起承转合，变成了学术追求。这为他后来从学生转换为学者，从受教育者转化为考古教育家，从专业创建者转换为考古业界掌门人，奠定了基础，开启了端门。

二、主要研究领域和学术成就

   张忠培学习考古肇始于北京，学术发轫于黄河中游实践，学成毕业又到东北工作。这使他既要关注区域课题，又要以整个中国做教学科研的谋篇布局。由此，他的学术领域便有了一个主线和一个主旨。他通过挖遗存、建框架、解文化、续谱系、求真理、寻规律、修国史、创学说等发现创新与研究创新过程，对中国古今之变做了贯通式的集大成研究，得出了许多符合中国历史发展实际和对人类社会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结论。其中，尤以“三论”至为精要：“谱系论”发展了苏秉琦的“区系类型论”，已成为考古学文化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国家论”丰富了苏秉琦的“文明论”，形成了重构中国古今社会的新学说；“文化论”总结了中国文化从多元一体到一统多元的关系，提出了“传承、吸收、融合、创新”是古今文化演进规律的新观点。三者相互联系，论以载道，出于考古学又超于考古学，代表了中国考古学前进的主流方向，标志着中国考古学已形成适合本国历史实情的理论体系，并站到了世界考古学的先进行列。

   （一） 构建考古学文化的序列和时空框架；提出考古学文化研究的“谱系论”；探索中国从文化多元一体走向国家一统多元的演变规律；创建以“传承、吸收、融合、创新”为特征的“文化论”学说

   张忠培早年在黄河中游和东北做了大量系统性考古工作，发现了老官台文化和吉林市郊的“文化一”等新考古学文化，得出了西阴文化是半坡文化继承者的认识，基本搞清了这些地区汉以前考古学文化序列，认识到这些区域的诸考古学文化之间既存在文化联系，又各有渊源，自有续脉。1975年，苏秉琦应他之邀为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做学术报告，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自此，他的认识也发生飞跃，成为区系类型论的积极实践者和推动者。1980年他在研究中开始使用“谱系”一词，1984年他又指出区系类型论的实质是文化谱系论。至迟到1987年，他从考古学文化谱系进行思考，将一定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区”，分为“亲族文化区”和“历史文化区”。凡此种种，他对构建中国考古学文化序列与谱系，得出了以下诸多具有体系性的认识。

   在中国北方地区，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他对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考古学文化作区系类型分析，初步建立了该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与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谱系。1979年后，他又组织力量在冀、晋考古，发现张家口地区是历史文化区，基本探明了华北长城南北农牧业交界地带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与谱系。

   在黄河上游地区，安特生曾提出仰韶文化“六期说”，后经考古学者纠正为马家窑、半山、马厂、齐家文化发展序列，形成了长期流行于考古界的这类文化是同一谱系的不同年代发展阶段的观点。张忠培却提出这四个文化是两个谱系的新认识，他指出前三个文化是同一谱系不同考古学文化的三个发展阶段，而齐家文化另有来源，与其他文化分属不同考古学文化谱系。

   在黄河中游地区，他通过自20世纪50年代起的一系列发现和研究，确立了以华渭为中心的陕晋豫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和谱系。这一成果以及后来在汾河流域和河套地区确立的序列与谱系，为黄河流域乃至全国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建立了一个标尺，迄已经受了约半个世纪的历史检验。同时，他又指出西阴文化已进入父系氏族时期，半坡四期文化迈入了文明门槛。

   在黄河下游地区，他将大汶口文化分为刘林期、花厅期和西夏侯期，三者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同一谱系的三个考古学文化。其中鼎式鬶、斝式鬶和鬲式鬶等典型器物，具有大汶口文化演变为龙山文化的质变性指征。他最早提出刘林期已转变为父系氏族社会阶段，花厅期大汶口文化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

   在长江中游地区，他指出屈家岭文化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发展时期，是江汉平原的主流文化，可能已进入了文明时代。

   在长江下游地区，他指出马家浜文化到崧泽文化再到良渚文化，是同一谱系不同发展阶段的诸考古学文化，崧泽文化时期已进入父系社会发展阶段。他还确定了良渚文化年代，认为该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花厅期和西夏侯期基本处于同一时期，相当于华渭地区的半坡四期文化和泉护二期文化阶段，并认定良渚文化进入了文明时代，产生了神王权国家。他认为在长江下游还存在着河姆渡文化、凌家滩遗存和龙虬庄遗存等其他谱系的考古学文化。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以及马桥文化是良渚文化之后兴起的考古学文化，它们的谱系关系还有待研究。近年他倡导开展吴越文化的考古学研究，探讨吴越对华夏认同和秦汉帝国形成起过的作用。

   张忠培在构建类似门捷列夫化学元素周期表式的中国先秦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体系过程中，还通过小口尖底瓶、壶、空三足器和陶鬲等典型器物，研究诸种考古学文化的源流、传播和演进。陶鬲是中国早期文化谱系的活化石，苏秉琦的瓦鬲研究堪称典范。张忠培续其学统，寻绎谱系，分辨诸种考古学文化发展系列及源流，澄清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脉络。举其论著，凡有《黄河流域空三足器的兴起》、《客省庄文化单把鬲的研究》、《杏花文化的侧装双鋬手陶鬲》、《滹沱河上游和桑干河流域的正装鋬手鬲》等。他和学生研究陶鬲谱系的结集，将于近期出版，这是继苏秉琦有关瓦鬲研究的奠基性贡献后，张忠培做出的发展性贡献，是中国考古类型学理论与实践的又一结晶式的新成果。

   在研究考古学文化序列和谱系中，张忠培善于将实践成果转换为理论成果。他在1983年和俞伟超合作《苏秉琦考古论著选集》的编后记中指出，区系类型论的实质就是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研究。谱系一词核心表述的是诸考古学文化之间不仅具有承继、源流含义，还有文化碰撞、交往、吸收、融合等内涵。如果说区系类型理论创建了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多元一体说，那么谱系研究更注重各个考古学文化中的文化因素及其结构。他在1984年成稿的《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一文里提出，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都是不同谱系的多元结构，谱系分析是按考古学文化的本来面貌，观察、研究考古学文化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从而形成了新的考古学文化理论——“谱系论”。

   谱系论和如前提出的“历史文化区”和“亲族文化区”两个概念，丰富了区系类型论的内涵。循此，他获得了以下新识：1）中国由旧石器时代转向新石器时代，从史前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不是单元的，而是多元的；2）黄河流域存在着以华渭和泰沂为中心的两个亲族考古学文化区；3）北方存在着以燕山南北为中心的亲族考古学文化区；4）长江流域至少应区分为以江汉平原和长江下游为中心的两个亲族考古学文化区；5）诸亲族考古学文化区之间，随着时间推移，通过文化借鉴、传播、吸收、交流，最后形成了以汉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这一文化共同体。

   张忠培认为研究考古学文化的结构和文化关系，谱系性地揭示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变化规律，才能把考古学文化的文化演进研究推向更高层次，得出历史发展必然性的认识。他2011年发表《文化杂交：广州的过去与未来》一文，2012年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上做讲话，又全新阐释了古今社会文化的演进规律，在谱系论基础上，形成了“文化论”。

   他指出，中国自新石器时代到秦汉帝国的先秦历史过程，经历的是一条“从文化多元一体到国家一统多元”的发展道路。“文化多元一体”说的是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多元一体；“国家一统多元”讲的是统一国家内的多元考古学文化。这种文化谱系结构的考古学文化，就是杂种文化。杂种文化是文化杂交的产物，遵循“传承、吸收、融合、创新”的文化演进规律向前发展。文化演进规律是实现文化更新、建设新文化的必由之路。可见，“文化论”是贯通古今、鉴往知来，源于考古学又走出考古学，既有认知性又具实践性的的文化理论。

   （二）长期研究史前社会制度进程并提出系统性认识；合著《中国通史》之《远古时代》卷，实现几代学者撰修国史夙愿；从各种社会分野考察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走向秦汉帝国的道路；确立王权是划分文明起源或形成的界标；区分国家形态与实质，创建“国家论”学说

   1997年《史学史研究》刊载了一篇总结张忠培学术研究的文章：“考古学研究史前社会制度，是我国好几代学者长期追求的学术事业，而排出一切臆想和任何先验模式，着力于对资料深入、系统地分析，从中得出固有的规律性的认识，这直到张忠培教授才得以实现。并且，他至今仍是考古学界中就史前社会制度进程提出系统性认识的唯一的一位考古学家。”

   文中提到的史前社会制度研究，是上个世纪30年代起史学界追求以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一部分。张忠培从大学起就关注这一讨论，并自1958年发掘元君庙墓地并依据墓葬资料来探索史前社会制度开始，成为长期坚持做这一重要课题的代表人物。1962年他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关于根据半坡类型的埋葬制度探讨仰韶文化社会制度问题的商榷》。1980年他向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提交了《元君庙墓地反应的社会组织初探》一文，随即被美国《考古人类学杂志》邀约发表了英文稿。此后他又相继发表了《史家村墓地的研究》、《母权制时期私有制问题的考察》、《中国父系氏族制发展阶段的考古学考察》、《黄河流域史前葬俗与社会制度》（合著）等系列文章，创新性地发现了私有制产生于母权制时期，首次提出从母权制发展到父权制历程的系统性认识。他认为半坡文化为母权氏族制时期，西阴文化、刘林期大汶口文化和崧泽文化为父系氏族制时期。自半坡四期文化时期起，中国腹地进入到了父权制时代。在父权制阶段，民主型在前，专制型在后，专制型是民主型的发展。长期以来，张忠培的论著除指出中国不存在奴隶制，和涉及西周的“封建制”外，基本上不谈奴隶制和封建制这类字眼。这一系列根据考古学发现和研究得出的认识，突破了经典作家受时代局限所作出的一些结论。获得了海外学者“即使放在世界考古学史中，也算相当先进的”高度评价。

   考古学是广义历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重建中国古代社会并寻找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般规律，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的责任和使命。1985年，苏秉琦应总主编白寿彝邀请，担任《远古时代》主编，组织张忠培、严文明等历经五年左右，撰写完成了这一旷世之作，把史前考古学转化为史前史，实现了几代学者修国史的夙愿。该卷以实证性和诠释性、总结性和创造性、客观性和科学性为特点，被称之为“全景展现中国远古历史，探寻中华文明源头”的典范之作。成书20多年来，考古新发现仍未动摇该书的基本观点。2010年，该卷更名为《中国远古时代》单册出版。上述两种版本，迄今已发行约10万册，学术和社会影响很大。

   1990年后，张忠培把长期秉持的史前社会制度变迁研究，延展到苏秉琦倡导的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大课题中。他探索文明课题与众不同，独树一帜，他从不简单教条地从文字、金属和城市等定义出发，而是从家庭组织结构的变化和社会阶层的分化等角度，去思考文明起源与形成路线。他分析发现与发明，分工到分化再到分层等社会分野的社会结构，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做务实求真的研究。陆续发表了《中国古代文明之形成论纲》、《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窥探凌家滩墓地》、《晋陕高原及关中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结构分析》、《夏商周三代及其前期考古学的进展与前瞻》、《中国古代的文化与文明》等新论，得出了符合历史客观实际的科学结论，将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1990年代中期起，张忠培又转入中国文明社会起源、形成和走向秦汉帝国道路的研究。1995年发表的《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的社会阶段》一文，是他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他将良渚文化起始年代定在公元前3200年前后，即约当半坡四期文化时期。以此切出一个横剖面，发现黄河、长江中下游、燕山南北及西辽河流域等所有和良渚文化共处在一个时间平面上的诸考古学文化面貌，都进入到了大变革时期。于是，他首次明确提出这个时期的中国，已经普遍进入了文明时代。

   张忠培2012年发表《文化·人物·考古》一文，他从“祀与戎”来考察“国”，即政权的形成。“祀”是神权，“戎”是军权。神权早于军权出现。而王权则等于“国”，即政权。同年，他还发表了《良渚文化墓地与其表述的文明社会》一文，把良渚文化的居民划分为四大等级，其中握有军权和神权的神王处于最高等级。良渚文化社会政权性质是神王国家，即政教合一国家。神权最高，军权居次，军权是社会统治权力的基础。张忠培进而对中国国家形态的演变过程作了至为详细的考察，形成了中国古代文明历经神王之国、王国、帝国、党国等四个阶段的“国家论”学说：

   第一，神王之国阶段。半坡四期文化至泉护二期文化时期，诸考古学文化呈现的当时社会并无统一政权，即同一考古学文化的居民，被分割成不同政权统领，各个政权各自划分势力范围。父权家族已成为基层社会单位，单偶制家庭在家族中有相对独立性。阶层分化明显，贵族控制氏族，劳动与社会分工已在家族层面展开。聚落发生分化，出现城乡分野。祀与戎发展为神权、军权和王权。

   第二，王国阶段。可分为三个阶段。龙山时代是第一阶段，即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尧舜禹各有其“国”。实行父子或家族内部继承制，同一考古学文化的几个政权成立联盟理事会。“王”依尧舜禹“禅让”方式产生，轮流坐庄。夏商王国是第二阶段，单一考古文化居民，由统一政权统领，系单一族群国家，对外实行排他性“占地殖民”。西周王国是第三阶段，实行一统多元统治，减少驱赶与杀掠性的排他式殖民，有利于不同考古学文化居民或族群实现交流与融合。

   第三，帝国时期。始于经东周变革产生的秦汉皇朝，终于中华民国。是国家一统文化多元、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是文官制度辅佐世袭皇权为核心的中央专制统治的国家。

   第四，党国时期。辛亥革命后出现党国。党国有两种形态或两个发展阶段：一种是列宁所讲的专政的或专制的国家或政权，另一种是近代产生的较之专制国家进步的民主国家。恩格斯说国家最后要走向消亡，未来社会将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而过渡到这一社会阶段，“小政府、大社会”是必经之途。

   张忠培本来探索的是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走向秦汉帝国道路，后却因这一探索又将他引上了对中国国家形态、古今之变和国家消亡的研究，走进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语境，这看似偶然，实则寓于必然。

   （三）从中国考古学丰富实践中，运用、创立和阐释考古学基本理论和方法，推进中国考古学科学化进程。

   1949年—1978年的中国考古学，除掀起过一点学习苏联考古学的浪花外，主要是沿着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奠基的道路走了下来。在这封闭的自我发展环境中，苏秉琦根据中国考古学的丰富实践，创立了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这一考古学基本理论与方法，提出了中国考古学文化多元一体学说。1978年以来，中国考古学领域的形势，一是西方考古学涌入；二是沿着已形成的道路继续向前发展。苏秉琦是后者的领军学者，他于1985年又推出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与走向秦汉帝国道路的理论，进一步成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主流。张忠培在贯彻苏秉琦学说的同时，也从中国考古学实践中阐释出不少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他提出的主要认识是：

   第一，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内在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客观认识，方法是这基本理论的连接新实践的程式、途径或模式，技术则是实现方法的手段。

   第二，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考古学文化。考古学能研究的仅是考古学文化所界定的或所表述的那部分人类社会的历史与文化。考古学是在不断克服时代局限性的情况下求得学科发展，但时代局限性却与考古学与时俱存。

   第三，历史的物质遗存，以“单位”的形式存在，处于一定的层位，具有一定的形象，故考古学的田野调查与发掘，是揭示、研究考古学遗存的手段，层位学与研究遗存形态的类型学，是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及方法。

   第四，全面地认识遗存及其释放的信息，需要自然科学及科技以及狭义史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参与。在积极吸纳这些学科参与研究遗存及其释放的信息的同时，要实事求是地认识这些学科的能量及其时代的局限性。需处理好内证与外证、主证与辅政的关系。

   第五，他一贯追求让材料牵着鼻子走，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替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的考古学目标，既反对传统的教条主义，又反对新进口的洋教条。提出要从遗存、时、空这三维，或从人、遗存、时、空这四维，以时间（纵）或空间（横）为轴，对人或遗存或人及遗存，或纵或横地进行比较，揭示其自身存在的纵或横的变异、关系和矛盾以及因缘，发掘深藏于遗存中的人群关系、社会结构、历史与文化。

   可见，张忠培从中国考古学实践中阐释出来的考古学基本理论与方法，不仅具有新意，也具有相当的系统性。

   研究对象、研究理论及方法和研究目标，是一门学科得以成立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成稿于1982年的《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张忠培对中国考古学积累的丰富经验和考古学科的基础问题，做出了较全面的理论性总结：“如果把近代考古比喻为一部车子的话，地层学和类型学则是这车子的两轮。没有车轮，车子是不能向前行驶的。没有地层学和类型学，近代考古学便不能存在，更不能向前发展。近代考古学的水平，首先取决于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的程度。”这篇文章发表后起到了新启蒙作用，迄今还被很多考古院系作为考古学基础理论与方法的主要教本。

   张忠培针对什么是考古学、什么是考古学研究对象等学科基础问题，先后发表过《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关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关于考古学的几个问题》等论著，构成了中国考古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的自身体系。这些文章集腋成裘，1994年先是收入《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一书，成为中国第一部研讨考古学基本理论与方法论的个人专著。后又增订为《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成为出版界重点推出的《中国文库》第一辑的重要书目之一。该文库精选了20世纪中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名家名著，考古学名著惟此一部。

   考古学基本理论与方法是一代代考古人实践积累和总结的共同财富，提出这些方法和理论的学者及其事迹，又是中国考古学思想史的组成部分。张忠培把理论方法建设与每位有过贡献的学者相联系，评述过梁思永、李济、夏鼐、苏秉琦、裴文中、尹达、张政烺、贾兰坡、宿白、俞伟超、张光直、邹衡、徐苹芳、安特生等著名学人。他主张对考古学重大事件和典型人物进行考古学术史评论和分期，应以对中国考古学有重大方法论创建并学科产生重要学术影响为原则。因此，他提出安特生、梁思永和苏秉琦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三座丰碑，分别代表了中国考古学思想史的肇始期，形成期和成熟期。

   （四）指出保护和利用是文物工作的核心，考古工作要纳入到文物保护体制中。利用存在不同层次。大遗址是文物龙头和传统文化心脏。文物保护涉及政治伦理和政治文明，要化传统文化为文化传统。

   1987年，张忠培被国务院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院长，从教育界转政文化界，开始把很多精力投入到文物管理工作中。他还先后担任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长江三峡工程验收委员会委员、南水北调工程考古专家组组长等，主持和参与了大量国家和地方重大工程建设中的文物保护、规划、国保单位保护方案论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规划论证、考古发掘计划审批咨询和考古工地检查、验收等工作。他担责任，尽义务，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堪称中国考古学界在文物保护上出力和奉献最多者之一。

   在这些工作中，他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主张将考古工作纳入文物保护体制，并对文物保护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作了学理性研究，写出了《中国大遗址保护的问题》、《对城市更新与遗产保护问题的点滴认识》、《关于建立考古遗址公园的几点意见》和《考古·遗址公园·文物法》等论著，并在各种讲话和采访中阐述过以下观点：

   其一，文物具有凝聚民族感情、增进爱国情怀和提高全民素质的功能，是实现“化传统文化为文化传统”，建设精神家园的载体和文脉。“保护“二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要义和关键。保护要制约和检验利用的始终，才能实现保护和利用的良性循环，才能使利用得到可持续性发展。

   其二，他主张“国保”单位一律不动，“省保”单位基本不动；现在的考古学手段不能采集主要信息的，挖完之后难以保存的，具有独一无二性的不可替代的遗址、墓地也不要挖，要留给后人慢慢研究。最近他又说，应站在政治文明和政治伦理的高度，绝不能挖掘中央王朝或皇朝的帝王陵寝以及地方或民族政权的王朝陵寝。

   其三，他认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保护遗址的一项措施，建设要坚持三原则：遗址定性公园，公园表现遗址，切忌公园化遗址。不是所有“国保”单位的遗址，都要建设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其四，他提出文物利用有层次之分，“可分为专业学术研究者之利用和非专业人士观赏以陶冶心境、丰富文化涵养和提高素质之利用。”古代遗存的基础利用是考古学利用，只有考古学才能认知其价值，才能提出可否发掘、保护级别和应怎样及如何进行保护的要求。他最近应《大众考古》杂志之邀题词：“大众考古的追求，是以考古启迪大众之智，应实行提高前提下的普及，‘提高’是源，‘普及’是流，源不竭，流长流”。

   其五，考古报告是文物保护的一种形态，凡考古发掘都要写出考古报告。他大声疾呼：“考古不写报告，等于花钱买破坏，比盗墓贼还坏！”他建议国家不仅应从文物保护角度提供考古工作经费，也当从文物保护出发支持考古资料整理、编写考古报告及出版，得到国家文物局采纳。他身体力行，主持编写出版了《元君庙仰韶墓地》、《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华县泉护村》、《晋中考古》、《民乐东灰山考古》、《忻州游邀考古》和《肇源白金宝》等多种考古报告。

   其六，他主张考古发掘、室内整理和编写考古报告中所收集、积累的实物资料和文字、绘图、照相及摄影等资料，都要作为国家档案永久保存。适时向专业研究人员开放，为再研究提供条件。

三.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做人原则

   张忠培是中国大学考古专业培养出来的第一代考古学人，又是这一代学人中从事考古教育的教师。他于北大攻读副博士学位期间，就为林耀华讲授《原始社会史与少数民族志》做过助教，还参与了邹衡主讲的《商周考古》部分内容的讲授和《中国考古学·商周考古》部分章节的编写。无论在北大还是后来在吉大，他都带过多届学生的田野考古实习。

   1972年他抓住创办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机遇，在考古教学上走出了一条新路。他带领大家坚持田野考古学实践，依成才规律制定教学计划，构建老中青教师梯队等。使吉大考古专业在科研、教学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很快从新办的众多大学考古专业中脱颖而出。在1987年他去故宫赴任之前，还将考古专业转变为考古学系，奠定了吉大考古后来成为教育部两个重点考古教研基地的基础。除了专业建设外，他还于1978年提议并筹办在吉大召开中国首届古文字学术研讨会，会后成立了改革开放时期第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中国古文字学术研究会。1983年，他与于省吾、金景芳等共同商议，创建吉大古籍研究所，后来该所成为教育部重点研究所。1986年创立中国北方考古研究室，成为吉大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前身。

   张忠培认为办考古专业教育，不仅要把学生塑造成能从事考古学研究和行业的工作者，还要转变受教育者的脑袋。他强调基础知识、技能和理论的“三基”训练，使学生具有独立发现、分析和解释人、遗存、时、空四者关系中呈现出来的差异与矛盾的能力。对程度不同的学生实行“分槽饲养”、“典型引路”、“能者先行”，使学生最终变成有自己理性头脑的自由人。他培养了大批本科生和研究生，这些年轻才俊多已成为大学、研究所和行业的骨干和学术带头人或领导干部。其中，他对门下27名国内外硕、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从学科建设角度，作出了从点到线再到面的谋篇布局。按中国历史关键时期切出一个个共时的横剖面，再将这些横剖面作纵向的联接，以求从整体上探索中国从文化多元一体走向国家一统多元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演变规律。张忠培的办学方式对考古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具有示范意义，他的专业理念和教育思想值得不断总结。

   在全国考古学科建设和行业人才培养上，他也做过不少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曾提议国家文物局制定《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参与指导国家文物局主办的山东兖州、郑州西山等地的田野考古领队培训班。他领衔过众多国家文物局对全国各种考古工地的检查工作，为全国考古人员业务水平的提高，为提升中国田野考古水平及考古学研究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忠培曾是中国考古学会最年轻的理事，先后任理事10年，常务理事10年和副理事长10年，2008年又被推选为理事长。他主张开放办会，主题办会，民主办会，把中国考古学会办成“自由人的联合体”。他历年主持召开的全国性年会遍及东北、华北、西北和长江中下游，所涉课题几乎涵盖了中国核心地区及部分边疆地区，主导了考古学正确走向，推进了考古学会工作，为考古学发现和研究，为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等，都作出了新贡献。

   张忠培认为做学问一定要坚持独立人格、自由思考，“被材料牵着鼻子走”，不能硬套框框搞教条主义。不做时潮中的赶浪人，要做开风气的掀浪人。他坚持三不写论文原则：不为会议写文章，不为职称写文章，不为稿费写文章。他做人做事的人生信条是：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可以在缺少物质享受的情况下做学问，不可以在没有人品的条件下求生存。在关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大是大非面前，他无私无畏，坚持真理，善于将磨难转化为修炼自己人生的机遇。

   治学、学识、学说与学风、学品、人品息息相联，是同质人性的不同形态的有机体现。张忠培从早年笃信马克思主义，到后来发现实事求是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领悟到马克思主义没有穷尽真理，只是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张忠培大半生的问学求知和志业求是，经历了一个个务实求真的转变过程，这使他成为了中国考古界的一位有着跌宕起伏人生故事的人，成为了当代中国学者群的优秀代表。如果要了解中国考古学，可以从读张忠培的论著开始；如果要了解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可以从张忠培的做人和做事开始。

五、张忠培主要论著

张忠培.1962.关于根据半坡类型的埋葬制度探讨仰韶文化社会制度问题的商榷.考古.7期.

张忠培.1979.试论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存的文化性质.考古.1期.

张忠培.1983.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文物.5期.

张忠培.1983.元君庙仰韶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

张忠培等.1984.探索与追求.文物.1期.

张忠培.1984.母权制时期私有制问题的考察.史前研究.1期.

张忠培.1986.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文物与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张忠培.1987.中国父系氏族制发展阶段的考古学考察.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2期.

张忠培.1987.齐家文化的研究.考古学报.1、2期.

张忠培.1990.中国北方考古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张忠培等.1994.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忠培.1996.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故宫博物院院刊.1期.

张忠培.1999.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北京.科学出版社.

张忠培等.2003.华县泉护村.北京.科学出版社.

张忠培.2004.中国考古学：走向与推动文明的历程.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张忠培.2004.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北京.文物出版社.

张忠培.2008.中国大遗址保护的问题.考古.1期.

张忠培.2011.文化杂交：广州的过去与未来.中国文物报.2月25日.

张忠培.2012.良渚文化墓地与其表述的文明社会.考古学报.4期.

张忠培.2013.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上的讲话.考古.9期.

本文源于高蒙河先生博客，题目为笔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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