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培：了了,仍未了

       伟超、建芳和我，是秉琦师的开门弟子，他俩先于我走出大学本科的门槛。 

       1957 年初，伟超回北京大学攻读副博士研究生之时，已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两年。作为考古教研室的研究生，须参加教研室的业务活动，承担一定的教学任务，故和室内的先生以及大学毕业后任教的先后同学过从甚密，我们三人居住了四年的 25楼 207 室便成了人们常来常往和聚会的场所。即便在那红专大辩论和大跃进极左思潮逐浪高涨及以后的饥馑岁月中，我们在学术上也从未停止过追求，207 室仍保留了相当广阔的思想自由的空间，评点学坛、纵论是非，田野考古的得失，考古学的位置和考古学如何成为史学，成了经常的话题。这些讨论，经常是从伟超点题开始，或说某篇论著如何好，或讲某篇文章怎么写得这样糟，都是从具体的评论开始，争论起来，几乎无所顾忌，似乎在这间屋子浓缩了中国考古学。在我逐渐消失的记忆中，最为清晰的却有如下两点：一是这些争论从无结论，从不因争论的碰撞伤害了彼此的感情；二是伟超那股认真、激情的样子。 
       伟超学识功底较深，学思敏捷，善于从交谈中吸取知识而能触类旁通，读书时间不多，却勤于思考，交谈时海阔天空，给人的感觉是位典型的学者，当时他做的学问是务实的。 1956 年，他刚 23 岁，就发表了 《西安白鹿原墓葬发掘报告》，接着就写了《三门峡漕运遗迹》。从他为女儿取名鸣鹿可知，他是颇以《西安白鹿原墓葬发掘报告》为得意之作。在研究生期间，伟超除热情投入《中国考古学》编写工作外，还开始汉代里、单的研究，并写出了一些文字。我至今仍记得他将这些文字示我时那股欣喜又告我不可外宣的神秘的表情。至迟从这时起，他就是一位力图从考古学探索史学的一位学者。 
      上世纪 70 年代初，因主办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和修订《华县元君庙》及《华县泉护村》的需要，我年年都得到北京大学，得以和伟超在内的一些先生及朋友恢复了因文革浩劫而中断了的联系。此时，中国考古学的现状及其未来走向，成了我们交谈的话题。正当我们思考这些问题而又感到茫茫然的时候，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前后几年，我们的导师苏秉琦却仍走在我们的前面，他通过对传统的教条主义的反思和对中国考古学历史与现状的深入思考，先后发表了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和文明起源、形成与走向秦汉帝国道路的理论，拨开了笼罩在我们眼前的迷雾，使我们看到了中国考古学前进的方向。伟超、景略、文明、大顺和我等人，又一次聚集起来，为这两论推进中国考古学而鼓与呼。此时，我们热情奔放，信心十足，站在苏秉琦旗下，做了如下几件事，一是出版了《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二是出版了四辑《考古学文化论集》；三是组织了由苏秉琦主持的几次《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座谈会》；四是开办了考古领队培训班；五是出版了《中国通史 · 远古时代》。这些工作，团结了队伍，使考古学界对苏秉琦的两论有了广泛而深入的了解，使苏秉琦的两论成了中国考古学的主流。我们的这些工作，得到了沈竹、金冲及的大力支持。这使我不能忘怀。同 样让我难以忘怀的是伟超勇担责任的那股魄力，那股拼搏精神，以及我们为实现理想奋斗中发展出来的无间的情谊。 
      中国考古学向何处去？这一问题又在上世纪的 90 年代初期呈现出来。伟超和我都是苏门弟子，属于同一学派，彼此从来认为任何一学派的生命力，在于学派内部的争鸣，学术见解上的分歧，过去我和伟超之间经常存在，相互之间，从不苟同，有的或通过谈话交流解决，有的则见诸文章，各人讲各人的，从不正面交锋。在这次中国考古学走向何方的问题上，伟超和我也有不同的认识，交锋争鸣，这显示了我们从业之道。争论归争论，我对伟超的为学，仍然怀着以往那样的心情，伟超发表的著作，我都认真拜读，他的诸如《文物研究既要研究“物”又要研究“文” 》、《含山凌家滩玉器的信仰状况》，《凌家滩璜形玉器是结盟、联姻的信物》以及关于楚文化研究的系列著作，显出了伟超的灵性，使我受益非浅。我认为这些著作，都是推进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力作。 90 年代以后，我和伟超的著述，形异而质同。他那股为推进三峡地区的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敢冒风险，努力拼搏，令我敬佩，他那股在考古学上从不止步，高涨的求新热情，令我仰止。伟超病危期间仍对他儿子俞坦说：过去有很多学术问题，一直想不出答案，躺在病床上，想出来了，却写不出来。他因此倍感痛苦。这就是伟超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总感到有做不完的事。他走了，貌似了了，却仍未了。 
       伟超为中国考古学前进奋斗了半个世纪。他走了，中国考古学失去了一个勤于思考，善于思考，且往往能想出中国考古学如何走向未来的头脑；他走了，中国考古学失去了一位智慧、诗人型的奋斗不息的主将。这是中国考古学的悲哀！

本文源于《俞伟超先生纪念文集:怀念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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