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建文：邹衡先生在曲村

去年12月11日，河南郑州参加“中原地区古城、古都与古国学术研讨会”上，我荣幸地得到一本科学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的《考古学家——邹衡》。这本书是邹衡先生一生的全纪录，尤其是其学术思想，形成历程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作者李维明先生是邹先生的高足。

读着这本书仿佛再次聆听了邹先生的声音，“我终身未做官，也没有能力去做官，对做官也毫无兴趣。我一辈子没有钱，也不想去弄钱，更没有弄钱的本领”。最令我伤感的是“后记”中的一件事，先生辞世一周年时他的学生李维明来到墓前，将他最新发表的三篇文章上面写下了“继承先生遗志，弘扬学术，追求科学与真理，抵制不良学风”，压在红色的花篮下。是啊，中国学术界饱受社会浮躁之风的诱惑和引导，从而产生了与所追求的学术真理背道而驰的恶果，已经太久太久了。先生在世时始终以追求学术真理为己任，现在与我们已阴阳相隔，请问先生，寂寞吗？

邹先生是我的大学老师，曾于1982年后半年带领我们班在曲村实习，1989年到1992年我在曲村同先生一起整理过去发掘资料，以后又多次见过面。早就想写一篇我所知道的邹先生在曲村的故事，可由于各种聊以开脱的借口没有成文。李维明先生也到郑州会议上了，闲谈中他多次讲起著书的经过，受此激励，成此短文。

带领实习

1982年秋，邹先生带领我们北大考古专业80级来到曲村实习。由于大家都是初学者，对地层堆积不甚了解，他就每天、每到一个探方都要强调划分地层的重要性，一定要准确无误，而且是不厌其烦。慢慢地同学们也习以为常了，经常背着他说起了顺口溜，“考古队员划地层，管他邹衡不邹衡。”下雨天他总是在活动房给我们讲田野考古课，讲解要科学发掘，考古的科学性如何重要等。第二天工地上就传出“考古队员不信邪，管他科学不科学”。当然，我们相当怕严厉的邹先生，怕他给我们田野考古实习成绩“不及格”，还得再来一次，甚至毕不了业。

他还特别注意我们班的男生和工地女民工之间的关系，宣布了八条纪律，其中第三条就是不准跟女民工嘻嘻哈哈，更不准跟女民工谈恋爱。我们班男同学这倒好了，一发现有人跟女民工说话，远处马上就传来“第三条”、“第三条！”给枯燥的生活增添了笑声。

清点铜器

1989年起我又一次来到曲村，配合以邹先生为首的北大老师进行1980到1989年天马—曲村遗址发掘的整理工作，有遗址发掘出土的大量陶片，有一般贵族墓葬中的随葬品。出土文物中最重要的103件铜器平时存放在侯马工作站，需要时就要拉回曲村考古队，我就担负着拉来拉去的任务。根据先生的安排，做了十个大木箱，结实得很。每次都是我自己把铜器逐个用草绳捆好，箱子里垫上厚厚的废纸屑，箱子外边贴上铜器名称及出土单位，并锁好铁锁。然后叫上汽车，找上一个帮手装车。有时邹先生还要亲自看着，时不时就提醒我说，拿铜器不能提腿、揪耳朵，一定得两手捧着，故宫里运送文物还要用轿抬呢，使我养成了拿文物小心翼翼的习惯。

拉来清点，拉去清点，回回清点，来回次数多了，又是我一个人装卸，反正库房门钥匙我拿着，便有些大意了。一次拉回曲村后，我慌里慌张就把能够看见的铜器摆到架子上，没有清点就锁上了门。邹先生要看铜器，我把钥匙给了他，也没有陪着去。一会，我被先生叫住了，闹了半天少摆了一件小铜器，而这件铜器还在箱子里，是他找出来的。先生表情十分严肃地对我说，“你还是研究生呢！我一回北京，就告诉忠培去，你看你带出的学生是什么样子！”告诉我的导师，这还得了？从此，每一件文物的入库出库，我都谨慎再三。

喜欢聊天

邹先生喜欢聊天，是出了名的。曲村考古队经常就我们俩，他便只能跟我聊了。我也知趣，主动找他聊。要是隔几天不找他聊，他就来我家找我聊。聊到尽兴处，他害怕你走了，站在门口跟我聊天。饭后聊，饭前聊；睡前聊，睡起聊，业内业外、国际国内的大事小事，海阔天空，范围很广。聊到他1955年带领学生在河南洛阳王湾实习时，他负责指导学生专业，思想还得向学生里的党支部书记汇报；聊到他1972年历经艰辛抢救北京琉璃河遗址的事，后来证明这是燕国的始封地；聊到他注意的国内动向，如上海京剧院排演了《曹操与杨修》公演了，预示着什么什么就要到来了等。他每天都要看《参考消息》，看完就给我讲；他相当关心各国美元储备量，说通过这可以看出国力的强弱等。

当然聊得最多的是他为什么选择曲村。1977年他提出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是夏文化后，早于二里头文化的东西是什么？《左传·定公四年》的一条记载“分唐叔以大路……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找到了早期晋国，最好是晋国的始封地，就找到“夏墟”，就好办了。1979年他率领学生在翼城、曲沃进行调查，确定了天马—曲村遗址作为北大考古专业的学生长期实行基地，组建曲村考古队，发现了西周时期的晋文化。当时，陶寺遗址也被认为是夏文化，1984年秋他在《关于探讨夏文化的条件问题》一文中，就指出与“陶唐氏”有关，只是因编辑出版延误，放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达两年之久，才于1987年发表，他也多次聊到。

跟他聊天，使我学到了很多课本以外的知识。

曲村过年

平时邹先生率先垂范，在曲村一住就是数月，除非开会才离开。他和我们一样，吃大锅饭，只是他习惯吃米饭，我还得为他在侯马买些那时供应还不太多的大米。我们一见他在，再有天大的事也不敢离开。1991年整理工作进行的热火朝天时，春节来临了。他决定在曲村过年，这可给别人出了难题，而且谁也说不动他。最后还是另一位老师李伯谦先生陪同他在曲村过的年。过年那几天，下起了大雪，雪路难行，他的弟子已经是北大教师的刘绪先生是正月初五到的，初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站长杨富斗先生费了好大的劲才到了曲村，接他们到侯马吃了一顿饭。许多人都说，邹先生不近人情，连中国最传统的节日，也不放假回家。而且邻村的炊事员也忙着过春节，饭菜质量可想而知。堂堂的全国最高学府的两位教授，在曲村过了一个最简朴的春节。听着都为之动容。正是邹先生不近人情的壮举，才保障了曲村报告整理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如期完成。

曲村盗墓

曲村盗墓是从1986年开始的，由刚开始偷偷摸摸逐渐发展到大张旗鼓，众所周知政府管也管不了。我们在曲村时，盗墓活动到了刹不住车的地步。邹先生经常给我说，昨晚听到爆炸声了，看来又有墓葬被盗了。他甚至说，他自己生命受到威胁。因为他经常向县政府、省政府、国家文物局呼吁。

1992年春节过后我来到曲村，听村民说同属天马—曲村遗址的北赵村砖瓦窑上有大墓被盗，盗墓者带着枪，挖出的“宝贝”还得用汽车及拖拉机拉走，可见其多。我没有到现场，就去了太原修改翼城枣园新石器遗址的材料准备发表。正巧碰到他和徐天进，就给他们汇报了。邹先生甚感惋惜，马上赶往曲村。4月3日他让刘绪、徐天进到现场调查，发现墓边的盗土中有积炭和小铜碎片。第二天三人去县城找到分管文教的副县长，通报了墓地被盗的情况，当看不到政府方面任何积极反应后，为了避免继续盗掘，他派徐天进赶回北京向有关部门汇报。至此，拉开了晋侯墓地发掘的序幕。

背后夸奖

在曲村的两年多，一有空我便到田野跑调查，最远还到过翼城古署，发现了马尾巴山遗址，捡回来的陶片都请邹先生过目，既学到了不少东西，也对天马—曲村遗址有了个充分了解，形成了自己的看法。邹先生先是将这处遗址视为“故绛”，晋侯墓地发现后他就将“故绛”改为晋的始封地“唐”。 1994年我在《晋国早期都邑探索》的文章中，否定了该遗址不具备作为一个城址存在的基本条件，并就当今方言考虑，翼城一带读“晋”若“绛”，怀疑“晋”音谐而转为“绛”，“晋”、“绛”一地二音，是周语和晋语的区别。当时还担心和先生的意见不同而遭到指责，没想到过后见到了他的弟子王占奎先生，他说邹先生夸我“晋”和“绛”的说法是天才的发现。向来对学生严厉的他，这次竟然在背地里夸奖我，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以后又在一些文章中有过探讨，当然这是后话了。邹先生令人生畏的高度近视眼镜背后，还隐藏着老人善良的心地。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邹先生已经去世五周年了。写此短文，怀念这位“商周考古第一人”。

本文源于《中国文物报》2011年3月25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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