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明：传道授业教泽惠远——在邹衡先生教导下成长

邹衡先生1955年北京大学毕业后曾在兰州大学任教1年，后调回北京大学从事考古教学工作，终生服务于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他在北京大学考古系通过课堂教学和田野实习，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本科生和研究生。这些学生毕业后，多数为中国考古学不同程度地作出了贡献，有些成为当今中国考古学界的知名专家。因此，邹衡先生也是一位考古教育家。认真对待考古教学，引导学生关注学术前沿，重视考古实践，加强学术积累，开阔学术视野，正视学术讨论，致力学术传承是他考古教学的特点。         

一、  关注学术前沿   

邹衡先生密切关注学术动态，研究贴近学术前沿，在教学中随时向学生介绍当时学界最为关注的学术问题。   

1986年秋，我作为一名非北大毕业学生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跟随导师邹衡先生读硕士研究生，学习夏商周考古。按照邹衡先生的要求，我得补习北大本科生许多必修课，这样的补课我大约坚持了1年半，最多时每周补上30多节课。此时，邹衡先生年届60岁，基本专注于研究生培养，较少给本科生上课。有一次按照邹衡先生的要求去听他为本科生讲授《夏商周考古研究》第一课，上课时间是1987年2月20日上午第3、4节课，地点在文史楼一楼119教室。这是他为本课程担任第一次课，也是唯一的一次课，因为从第2次课开始，将由其他几位年轻教员接下去讲授。   

记得邹衡先生身穿黑色呢子大衣，端庄地站在位于教室前面的一张讲桌后面，讲述夏商周考古研究的回顾、现状及今后研究的方向。归纳起来主要涉及如下几个问题:   

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开始)。他认为，“夏商周也称三代，是已经进入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即文明史，也可叫中国文明的起源(开始)。关于这个问题在学术界有争论，1986年有了新的看法，不是由三代开始，而是由新石器时代开始。主要是辽宁喀左县发现了相当于仰韶文化半坡期的祭祀神坑、玉器，在国内外影响很大。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中国文明的起源(开始)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一个学术问题。主要是对文明概念的认识，我同意夏鼐先生的提法，依照恩格斯的说法，文明是同文字、国家相联系的，而上述发现不具有文明的标志。国家从物质上讲应是金属时代，石器时代还不可能，故只能讲文化。过去更保守的看法认为中国文明是晚商，这也不对，应该是夏代。”   

关于夏文化与汤都亳。他指出:“甚至现在夏还有点成问题，夏文化的问题不解决，中国文明起源(开始)的一系列问题也不能得到解决，所以这个问题是中国考古学中的一个尖端的问题。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解决了晚商文化的问题;五六十年代，主要解决了早商文化的问题;七八十年代正在探索夏文化的问题。要解决夏文化的问题，又要联系到晚于夏文化的早商文化和与夏文化平行发展的先商文化问题，还要联系到早于夏文化的龙山文化的问题。商汤都亳的问题很重要，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夏文化的探讨则无前提。这主要是根据年代来讲的，离开年代，就无从探讨。年代问题是考古学上的第一个问题，夏文化年代问题，许多方法如天文、历法推算等都试过了，没有办法解决。中国古代文献对很早的纪年多为推测，因为中国可靠的纪年是从公元前841年开始的，在这之前的年代都不精确。现在想借助自然科学的方法，如碳十四等，但效果还不如过去曾用天文、历法推算的精确。考古学用地层学和类型学相结合的方法，可以缩小为相差几十年，西周时期铜器可以定那个王，相差只几年或十几年，故碳十四测定对三代考古用处不是很大。没有年代，尤其是科学的年代，则研究不可能。甲骨文虽定了晚商文化，但它的绝对年代，何王时期都说不准。那么是不是无路可走呢?不是。还有一个方法，即不谈绝对年代问题，走探讨汤都亳这一条路，同文献联系起来。因为商汤是商朝的第一个王，其前为夏朝。如果解决了商汤问题，则夏文化的问题也可解决。那么解决商汤问题的唯一路子是在考古学上找到亳，如找到了，即可认识亳的东西，从而可以认识比它早的夏的东西。所以汤都亳是一个学术上的关键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探讨夏文化就有了可靠的根基了，解决夏文化也有了很大的可能性。那么亳城在哪里?东西有何特征?正在讨论，现在考古上有了新的发现，更促成了这个问题的早日解决。”   

关于先周文化。他讲道:“关于周人起源问题，周文化是如何发展的，过去认为周文化的起源问题早已解决，也有认为没有解决。所谓解决了是根据文献上的记载解决了，所谓没有解决是从考古学上讲没有解决，许多研究铜器的大家如郭沫若，都认为建立周朝以前的文化即先周文化没有解决。由于武王以前周文化没有解决，导致了历史上西周问题无法解决，如西周时期的社会性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如何，是石器时代、铜器时代，还是铁器时代。周武王之前一件铜器都拿不出来。郭沫若建议把周的问题解决，建立考古所，重点在陕西解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未有解决，七十年代有点门道了，提出了先周文化的问题，材料越来越多，证明武王之前也为青铜时代。”   

关于夏商周考古研究的材料。他列举:“一是中国古代文献材料，二是考古发掘材料，三是由考古材料分化出来的古文字材料。夏商周考古研究当然以考古学材料为主，参照结合其他两种材料来研究中国三代的历史。三代以前的石器时代，可以参照的文献材料极少且多为传说，基本上依据考古材料。没有考古材料，根本无法写史。三代以后，基本上是文献材料。考古学材料为次要的，无之也可以写史。三代时期也不完全一样，如夏代有点像石器时代，主要用考古材料，也有文献材料。商代有了古文字材料。周代时文献记载就多了，但还是离不开考古材料。”

关于古文字材料。他要求“夏商周考古本身也要研究古文字学，吸收古文字学中的成果”。因为“中国三代古文字学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之中，已经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这种学问还在不断地发展，如又分为甲骨学、以金文为主的铭刻学、货币、陶文等。十九世纪末，甲骨文的发现为古人所不知道的，是近代史上的重大贡献，超过了几千年研究成果，从而促成了夏商周三代考古学。考古学方法是从外国传入的，必须同中国的金石学、甲骨学结合起来才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甲骨文是确定为商代晚期的东西。是否只有根据古文字来进行三代考古呢?也不仅仅如此，还需要考古学材料配合。如晚商文化是由甲骨文来定，然后根据考古学的科学方法，运用地层学认识了与甲骨文同一层位的其他文化遗迹，就由甲骨文联系到其他的文化遗迹和遗物，串联起来加以认识。不仅如此，将器物类型学与地层学相结合，就把研究范围更加扩大了，这就是一种间接的方法。用这种方法，我们研究出了早商文化并开始探索夏文化”。   

关于金石学。他说:“中国北宋时期就有金石学，一直到清朝，但还未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其贡献就是在于认识了三代的一部分器物，认识了西周的和部分商代的东西，这是它的主要成绩和贡献。但也有将三代的东西时代弄错了，现在关于三代考古的对象都已经认识了，也就是基本勾画出了夏商周的基本文化面貌，已经开始了深入的研究，这是金石学的一个飞跃。”   

邹衡先生密切关注学术动态，研究引领前沿的教学对我影响很大。我毕业后，在曾经从事的教学工作中，或近年应邀给高校学生讲座中都会及时地向学生介绍学术前沿问题，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  重视考古实践   

邹衡先生十分重视田野考古实践。他认为，田野考古不过关，就无法正确地获取考古材料和科学地提取信息，就不知如何阅读和分析考古报告，就无法从事科学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因此他的研究生在学习期间都必须经历严格的田野考古实习，往往占去在校学习时间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时间，以掌握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的方法，在田野考古实习中学习地层学、类型学，学习文化分期，撰写发掘报告，通过考古现象思考学术问题，以求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有所创新。    

为了训练我独立从事田野考古能力，邹衡先生在我硕士研究生3年学习时间中，安排外出田野考古实习约1年半。记得1986年秋，我刚入学报道，就按照邹衡先生的要求，到山西省曲沃县天马—曲村遗址参加北大考古系1984级本科生田野考古发掘生产实习，以补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一课。我到达曲村发掘工地，由于住房紧张，曾短时期被安排与邹衡先生同住一室。邹衡先生教我认真读报，从中学习文章的选题和写作，学习写学术文章。他曾亲临我所在的发掘探方，指导我认真收集陶片及时给出标签，辨认并追踪每一根地层划线直至闭合，注意每一个遗迹现象，在发掘中培养思考相关学术问题的意识。从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我在曲村实习工地，经历了野外调查、居址发掘、墓葬发掘。离开工地前，邹衡先生要求复制所需材料，利用寒假期间写出实习报告，3月份开学时交出这份作业。于是我在离开工地前紧张地复制有关资料，在寒假短短的20余天内写出《天马—曲村1986年发掘实习报告》、《山西省洪洞县坊堆遗址、石桥遗址、永凝堡遗址、南秦遗址考古调查报告》两篇约数万字的考古报告。本次考古发掘实习使我受到严格的田野考古方法训练，初步掌握了考古调查、发掘、整理和器物类型学排队、地层学分析验证的方法并且第一次参加对发掘遗物的整理和模拟编写报告。对于两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特征有了初步的了解。   

1987年暑假期间，7月25日至8月10日，邹衡先生又安排我到郑州市博物馆协助整理巩县稍柴，荣阳阎河，郑州西北郊区官庄、洼刘、祥营，郑州市区十五中、纬二路、黄委会、电业学校、文化路、不动产公司、省联运公司、北二七路等遗址出土的二里头文化、商文化、西周文化陶器标本，重点熟悉早商文化、二里头文化陶片特征。8月11日至25日，在安阳殷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站实习，整理花园庄南地87AHNH27、H29两座殷墟文化灰坑出土陶器，熟悉晚商陶器特征。暑期实习结束后，撰写《一九八七年暑假郑州、安阳实习报告》。9月29日，邹衡先生还亲临郑州，带我踏查了郑州西北郊区的官庄、岔河、堂李等夏商遗址，并要求我采集到指定文化期别的陶器标本，以测试我分辨夏商时期不同文化陶片的能力。他曾经说:“郑州西北遗址多，此次工作像一个高水平的考古调查。要多看书，把有关郑州地区的资料、文章全部收集起来读。对郑州西北地区商代文化遗址工作，主要是多搞材料。在这块已作了多年工作的地方，主要是工作要做的细，资料要精确、可靠。要有精确的统计数据、地层关系、灰坑单位。要特别注意完整的灰坑，地层叠压关系，特别注意同时期的打破关系，最好在同一个遗址搞出各个文化的序列。最好是有不同的器物发现。同时也对我的分组进行验证。”   

10月1日，我随邹衡先生在淇县为本科生及研究生选择实习发掘遗址。县文化干部给我们讲了有关商封王与朝歌城的传说故事。邹衡先生告诉随行的学生:“传说、文献都只能作为线索，因为许多都是后人附会按上的，于是代代相因，并不可靠。”当天上午实地考察了位于食品公司院内的一段城墙，邹衡先生从城墙夯土中包含的碎小陶片特征判断其时代在东周时期。关于发掘选址的工作程序，他说:“到一个地方后，先看一下所需要进行工作地区各个遗址的陶片，分出各个遗址的文化阶段，将遗址按时代归类。了解各个遗址的地理概况，包括方位、距离、面积、所在治所等。根据初步掌握的情况，即时代所跨阶段，研究工作所需要的陶片有无与多少，初步排出重点遗址，亲临重点遗址考察。”1日下午至2日上午，邹衡先生带领研究生在淇县文管所察看了采自27处遗址的仰韶文化至东周时期的陶器标本，从中重点选择包括先商、早商、晚商、西周时期遗存的遗址。2日下午至3日又踏查七里堡、杨晋庄、花窝、良马台、高村头陈、农科所等遗址，采集到一些龙山文化、先商文化、殷墟文化、周文化标本。最后选定宋窑遗址作为实习发掘的遗址。   

1988年春、夏，我参与了密县曲梁夏商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和整理，取得了一批较为丰富的二里头文化二、三期和白家庄期商文化材料。发掘期间，邹衡先生于4月20日至24日亲自检查考古工地，听取我对发掘的认识。曲梁遗址考古工作结束后，为了进一步获取二里头文化四期和二里岗下层材料，我独自一人在郑州西北郊区调查。在岔河遗址齐腰深的篙草中一米一米地观察残留在断崖上的夏商时期文化遗存痕迹，终于发现了有关线索，获取了二里岗下层地层单位(H6)叠压打破二里头文化四期地层单位(H 10)这样难得的材料，经统计比较判断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下层文化属于不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这一学术收获得益于先生的严格训练。   

1989年7月，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8月，听说邹衡先生在河南淇县带领研究生整理宋窑遗址考古材料，即前往参观学习。先生不顾酷暑高温，带领青年教师刘绪在十分简陋的临时整理室指导研究生张立东对出土材料进行类型分析，这一专注于学术的场面令我感动。   

正是有了这样的考古实践经历，使我在1992年再次考入北大考古系跟随邹衡先生读博士研究生时，才能够从1993年6月至1994年9月，历时424天，行程约10500公里，只身辗转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先后到达河南省南阳地区、信阳地区、驻马店地区，安徽省阜阳地区，湖北省襄樊地区所辖40个县(市)参观学习和补充收集有关材料，对相关遗址材料的遴选和重点踏查，先后在信阳地区固始县泉河乡平寨古城、南阳地区方城县八里桥、淅川县双河镇等遗址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获取一批河南龙山文化至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资料。记得1993年7月6日，在信阳地区固始县文管会库房参观平寨古城遗址的陶器标本，判断这里应存有龙山文化、二里岗上层文化、殷墟文化、西周文化、东周文化等不同时期文化遗存，10月11日，亲临遗址踏查，采集到龙山文化、商文化、西周文化等陶器标本，遂使我决定在这里进行小规模的试掘并很快向邹衡先生写信汇报。今天我还保存有一封1993年11月3日在信阳固始平寨古城遗址收到的邹衡先生从山西曲村考古工地写来的一封信:

维明:   

10月14日信收到。   

你的工作，我基本满意，但也要抓紧。   

平寨遗址你说没有把握，这就不能一下子开四个方。开方应该有把握才行，无把握就不能开方。如果一、二个方都不行，就该赶快换地方。三、四个方决不能同时在一个地方开。   

去安徽阜阳地区参观时间可以往后拉，不必过早去，关键是在固始找到你所需要的材料。先不必到处跑了。   

我大约在下月二十日前后回北京，然后去山东开会，从12月初以后一直在学校，筹划三个研究生的论文答辩。以后联系在我家:100091北京市第1070信箱70楼104室                       

邹衡10月26日于曲村   

其实，我在写给邹衡先生的信中对日后发掘收获的估计是留有余地的，发掘结果果然不出参观、踏查判断，随着探方发掘进度，西周文化层、商文化层、龙山文化层依次显露。通过一次小规模的试掘，获得三个不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材料，可以说收获还是很大的。历时424天的豫南及其邻境地区考古调查的万里征程，在获取有关考古学文化资料的同时，也磨炼了我的意志，使我对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有了深刻的感悟，为我以后的考古学术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些成绩的取得与邹衡先生的训练与教导是分不开的。         

三、  勤积累阔视野   

邹衡先生教育学生要勤于学术积累。虽然当时去邹衡先生家不多，但他家中摆放着的卡片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些读书卡片分门别类，如总目、历史、地理、经济、列国、音韵、文字、文献、考古、铜器、论文目等。大量的读书资料卡片是邹衡先生学术积累的成果，也为他的学术创造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比如他提出偃师商城桐宫说所举出的一条文献依据是晋《太康地记》:“尸乡有亳坂东有城为太甲所放处”，就是取自平时的读书卡片。   

受邹衡先生读书卡片积累的启发，我从硕士研究生时开始学习制作资料卡片。我的学习生活基本上是寝室—教室—资料室三点一线，一般周末和节假日都用来读考古报告，作材料的积累。当时复印还是很奢侈的事，一般都是白天到资料室抄写或摹画，晚上在灯下分类剪贴，没有钱买卡片，就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废纸剪裁使用，没有装卡片的盒子，就检来别人丢弃的鞋盒和饼干盒制作成卡片盒，就这样日积月累，读书笔记的资料也日益丰厚。可以说每一条资料都从手中多次经过，不仅加深了印象，还会引发问题的思考，学术意识逐渐形成。1992年秋，我再次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跟随邹衡先生读博士研究生。邹衡先生指定《尚书》、《诗经》、《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水经注》、《楚辞》等古代文献为必读书目，这样使我有了一些文献材料的积累。   

邹衡先生要求学生学习夏商周考古学要开阔学术视野，上溯至少要关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下延至少到秦汉时期。除考古学文化外，还要读相关文献，具有一定的古文字知识。不仅关注国内考古学，还要关注国外考古学，甚至人类学的研究动态。不仅关注本学科，还要关注交叉学科，如测年技术、环境、民族学等学科。这里以我所经历的一次综合考试为例:当时北京大学对于博士研究生有一项淘汰制度，就是大约在第二、三学年时，安排一次答辩性的专业考试，被称作甄别考试。被考试者成绩达到70分以上，才可以继续作毕业论文，如低于70分则被淘汰，终止博士研究生的学习资格。虽然，经过努力多数博士研究生都能够通过甄别考试过关，但也有未能幸免者。考古系对博士生进行甄别考试一般是提前三天给出综合考试题目若干，学生经过三天准备后，向由数人组成的答辩委员会作出回答，接受答辩委员提出的质疑并予以答辩。从以往邹衡先生所出试题来看，知识面涉及较宽，唯有平时学习积累，很难临时应付过关。这也是邹衡先生教育学生重视基础，勤于积累，立足专业，开阔视野的一种方式。我的甄别考试时间是1994年12月9日上午9时，地点在赛克勒博物馆2楼。12月5日下午，邹衡先生给了我考试题目，总共四道题:   

1.对“新考古学”的评述(10分)。   

2.中原地区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20分)。   

3.1949年以来西周金文的重要发现及其学术意义(30分)。   

4.《古本竹书纪年》与《今本竹书纪年》中关于夏商记载的异同并予评价(40分)。   

此次题目主要考核考古学、国外考古学理论、古文字、古文献等方面的知识。其中我稍有积累的中原地区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知识分数只占五分之一，考虑到不会得满分，所占比重更小，这反映了邹衡先生以此了解我学习中的学术视野和学术基础的积累的目地。   

邹衡先生培养研究生，要求很严格。他认为，不严就是不负责任，就不是合格的教师。在北京大学考古系，邹衡先生对学生要求之严格是有名的，他培养的博士研究生有的遭甄别考试淘汰，有的毕业论文没有通过答辩，他的研究生经常遭到尖锐的批评。这些也给我很大的压力，虽然基础薄弱，但平时还是能够耐得寂寞，坚持认真读书，积累材料，以弥补自己的不足，尤其是读一些文献材料，并认真作出笔记。尽管平时有所积累，但要通过此次甄别考试也非易事。三天时间十分短暂，每天都要准备到深夜。9日上午9时至12时，在赛克勒博物馆2楼一间办公室内，我终于通过甄别考试。虽然当时是冬天，但我还是紧张得汗水浸衣。回想起来，还是受益于邹衡先生以往要求的多读书，不仅要读考古学的书，还要读文献，关注古文字材料，了解国外学术动态等，以开阔学术视野，加强学术积累。           

四、正视学术讨论   

学术讨论是探讨学术的一种形式，其长处是通过交流互动，使讨论双方更加全面地收集和分析材料，更加深入地思考相关的学术问题，更加缜密地建立学术体系，更有针对性地参与考古实践。这些对于相关学术问题的解决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邹衡先生多以学术讨论的方式给研究生上课，或师生之间，或学生之间，提出问题，讨论问题，以求在讨论中学习提高。   

在邹衡先生的学术研究中除提出诸如殷墟文化分期、先周文化来源、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郑州二里岗商文化为早商文化、分布于豫北冀南的夏代文化为先商文化、郑州商城为汤都亳等创新性学术认识外。还有一个引人瞩目之处就是他投入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学术补充论证，为回复部分学者的质疑而进行学术讨论，有些学术讨论因十分激烈甚至可以称作论战。对此，邹衡先生这样认为:“这20年，我在学术上几乎完全处于论战的状况，新问题研究不多。1980年出版的论文集，大部分都触及到学术界非常敏感的问题，因而引起强烈的反响，也是我预料中之事。不过，这些问题都是夏商周时期及其重要的，而我提出的诸论点又都是出于前人所未发，所以讨论或者说是论战就是必要的了。我并不认为我的论点都是正确的，总有需要修正、补充甚至改变的地方，经过讨论或者论战，会把问题弄得更加清楚，更加深入。”事实上，邹衡先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郑州商城是汤都亳”的学术观点，经过20余年的学术讨论和实践检验，终于为学界多数学者逐渐接受成为主流认识。如果没有学术讨论，就不会引起学界的关注，就不会很快进行有针对性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研究局面。可以说邹衡先生有关夏商周考古学的论点，不同程度上是通过学术讨论而引起学界对相关问题的关注，通过讨论最终使学界多数学者接受。可以说邹衡先生正视学术讨论，在讨论中辨明是非，纠正错误，是勇于坚持真理的表现，因此他在学术讨论中受益。邹衡先生曾经对我说:“学术研究一旦触及学术的核心问题，就会产生强烈的学术反响。学术讨论在所难免。”有关这一点，我在夏商考古学习与研究中略有经历:   

关于“新砦期”论证科学性的讨论。讨论起因于我曾经指出“新砦期”最新论证科学性有失，由于涉及到早期夏文化这一学术敏感问题，立即爆发了历时6年(2002年至2008年的学术讨论。曾有学者告诫我，“新砦期”属于国家级科研项目(工程)，劝我不要太认真，因为2002年我正在申报正高职称。我认为，国家级科研项目就更要讲科学。说到认真，我认为作为科学工作者，认真二字是最起码的素质。科学工作非同儿戏，连认真都做不到，还谈什么科学研究?至于正高职称，我以为在维护科学、真理与个人得失面前，应当首先选择维护科学与真理，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正高职称也不过是徒有虚名而已。面对部分论证者及其支持者的学术围剿，我连续发表文章申明事实真相，在学界引起了反响。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与我论战的“新砦期”最新论证的部分论证者已陆续退出论战，其中一位主要成员于2004年5月10日上午通过电话向我表示感谢，告诉我学术批评使他头脑清醒了不少，对以后发表的材料认真校对了5遍。至此，我感到学术讨论对于加强学术监督，辨明是非，唤醒部分科学工作者的良知，推动学术进步确实能够起到有益的作用。   

关于“郑亳说”合理性的讨论。在邹衡先生诸学术论点中，以汤都郑亳讨论时间最长，争论最为激烈。将有关学术讨论置于材料中核验，我感到确有部分学者囿于成见，在既不熟悉相关材料，也不熟悉相关学术史，甚至另有他图的情况下，随意著文，信口硬说。有的对郑州商文化原本没有深入分析研究，却能够借用他人认识做到无中生有，之后便一生二、二生三……反复拼攒很快产出一批十分相像的成果，这些所谓的研究成果既可充数评职称，又可显示后学居上，名利双收。有的从邹衡先生去世之年(2005年至2009年，公开演讲、连续发文，对“郑亳说”及其创建者邹衡提出严厉批评，企图以此反证己见正确。由于已经辞世的邹衡先生无法回复，我分别撰文对这些有违材料、有违学术史、有失平等话语权的谪难予以辨正，重申“郑亳说”的立论基础和创建历程。2008年7月在郑州召开的“早期夏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一位经我著文辨正的高校教师，当面对我的指正表示感谢。20日中午午餐时，我约这位教师就如何对待学有成就并在学界享有声望的前辈学者的话题进行了交谈，这位教师表示今后将不再写这样的文章。此番学术讨论使我再一次感到学术讨论对于辨明是非的重要功用。   

关于郑州出土牛肋骨刻辞的再发现与讨论。邹衡先生提出的郑州商城为商都亳说无论是考古学文化分布区域、文化内涵，还是文献时代等次都具说服力。然而，学界希望“郑亳说”能够举出与商城同时的与亳有关系的文字证据。事实上，早在1953年4月中旬，郑州市二里岗西北部考古发掘工地曾采集到一件商代牛肋骨残片，学界有关其上所存刻辞的10字释文“又土羊乙丑贞从受十月”几成定论。2003年4月22日，有关这条刻辞两种释文的差异使笔者再一次查验《郑州二里岗》报告，结果发现这段刻辞上并非如学界长期所释10个字，而是至少残存有11个字。以往10字释文遗漏一个“乇”字，这样就在这条刻辞中首次发现了“乇”字。2003年6月13日，《中国文物报》刊出小文《郑州出土商代牛肋骨刻辞新识》。2005年10月21日下午，在河南郑州黄河饭店6号楼会议室召开的“纪念郑州商城发现50周年座谈会”上，松丸道雄教授等日本学者宣布支持这一学术发现，从而引起了参加座谈会的国内学者注意。邹衡先生表示这是他参加此次会议的最大收获。由于这一学术认识触及商代第一首都这样的学术敏感问题，国内有学者很快发表文章提出异议，为此我于2006年至2009年发表数篇文章，就这段牛肋骨刻辞上有无“乇”字、“乇”字为地名还是祭名、“乇”与殷墟刻辞‘亳”有无联系等问题与不同学见展开讨论。目前学界对于郑州出土商代牛肋骨刻辞字数多承认至少为11个字，且多认为补识出的字为“乇”字。           

一、   致力学术传承   

邹衡先生认为学术问题好比一条长河，任何学术进步都是在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完成的，对于不同时代学者之间的交替，他称之为学术道路上的接力棒。因此，带领研究生共同参与考古实践与学术研究成为邹衡先生培养研究生的一个特点。从而使研究生们在相关考古实践中熟悉实际材料，接触社会，感受学术研究的甘苦，培养学术创造能力。   

为了补充认识先商文化内涵，他带领研究生刘绪以及部分本科生在河南修武、武涉、温县、淮阳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刘绪以这批材料为基础，写出硕士学位论文《论卫怀地区的夏商文化》，利用先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特征区分两者地域分界。上世纪80年代后半，他又安排硕士研究生王瑞阳、张立东及部分本科生在淇县发掘，获得一批先商文化辉卫型材料。张立东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试论宋窑辉卫型先商文化遗址的分期与年代》，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完成博士学位论文《论辉卫文化》。   

为了甄别晋人提出的“南亳”、“北亳”说，他带领研究生宋豫秦和部分本科生，在山东菏泽、曹县、定陶、聊城、往平、济宁，豫东拓城一带展开考古调查，指导发掘菏泽安邱堌堆遗址，查明这一带属于岳石文化分布区，而非最早的商文化分布区，从考古学上否定了“南亳”、“北亳”说。宋豫秦以所获材料完成硕士学位论文《论鲁西南地区的商文化》，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夷、夏、商三种文化交汇地域研究》。提出夏、夷、商三族考古学文化曾在豫东商丘以西交汇分布，先商文化漳河型自北经滑县、淮阳向东南进入豫东地区，进一步证明了包括山东、豫东的东方地区并非商族最初的起源地。   

为了探讨二里头文化与当地龙山文化的关系，他指导研究生董琦完成博士学位论文《论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时期与夏代的考古学文化》，证明两者具有渊源关系，但属于不同性质的两支文化。   

为找到二里头文化四期与二里岗下层文化共处同一遗址的材料，获得具体统计数据，通过文化特征的比较判断两者文化性质异同。他派我和本科生在河南省郑州、密县进行考古发掘，终于在郑州岔河遗址找到了这样的材料，获得了具体的统计数据，完成硕士学位论文《试论曲梁、岔河夏商文化遗址的分期》一文。通过比较，证明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属于不同性质的两支文化，否定了在二里头文化内部进行不同性质文化分界的可能性。   

对于周文化研究，他带领研究生蒋祖棣在陕西西安考古调查发掘，指导完成硕士学位论文《论丰镐遗址西周陶器分期》。指导研究生张辛完成硕士学位论文《三晋两周地区东周陶器墓葬的研究》，后来又在此基础上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三晋两周地区东周陶器墓葬类型研究》。对于晋国始封地的研究，他把山西曲沃天马—曲村遗址作为培养研究生田野考古能力的一个基地，他招收的研究生多数都被派往那里进行严格的考古实习训练，参与这里的发掘与研究，最后他和留校的研究生共同完成了《天马—曲村》这部巨型考古学发掘报告，获得学术界很高的评价。   

为了解中原地区夏商周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对于东方或东南方，他带领研究生王迅到湖北孝感，河南信阳，安徽阜阳、六安、寿县、霍邱展开考古参观、调查和发掘，探讨东夷文化与淮夷文化的关系，王迅以此为基础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试论安徽江淮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最后与其在山东境内开展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联系又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试论夏商时期东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   

对于西方或西北方青铜文化，他带领研究生徐天进至陕西汉中、城固、安康、旬阳等地调查，探寻以往出土商代铜器遗址。在耀县、铜川、甘泉、米脂、延安、延长、延川、绥德、榆林等县市调查，发掘绥德薛家渠、米脂张坪遗址，耀县北村遗址。指导徐天进完成硕士学位论文《试论关中地区的商文化》。带领研究生王占奎在陇东平凉、庄浪、庆阳、宁县、合水九站等县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合水九站寺洼文化墓葬。指导王占奎完成硕士学位论文《试论九站寺洼遗址—简论甘肃东部的寺洼文化》。指导研究生孙华发掘陕西省扶风县壹家堡遗址，完成硕士学位论文《陕西扶风县壹家堡遗址分析—兼论晚商时期关中地区诸考古学文化关系》。指导研究生水涛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甘肃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结构和经济形态研究》。指导研究生张天恩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关中西部的商文化研究》。   

对于南方，他派我在豫南及邻境的安徽阜阳地区、湖北襄樊地区开展考古调查与试掘，梳理这一地域从龙山文化到东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完成博士学位论文《试论豫南地区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指导研究生杨楠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商周时期江南地区土墩遗存的分布研究》。指导研究生程平山完成博士学位论文《鄂西地区西周春秋文化分区及早期楚文化探索》。   

对于夏商周时期的社会研究，他指导法国留学生艾韦丽娜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黄土地区的民居建筑》。指导德国留学生曹碧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二里头文化及其“社会复杂性”分析》。   

对于中国古代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他和张光直共同指导研究生蒋祖棣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玛雅文明和古代中国文明的考古学比较研究》。指导韩国留学生李宾汉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欧亚大陆古代诸文化圈研究—以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为中心》。指导韩国留学生安信元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青铜文化之关系研究》。   

另外研究还涉及古文字学，如他指导韩国留学生李永撤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殷墟西周甲骨文与金文的书法艺术研究》。   

研究生们在参与考古实践与研究的过程中，学习如何做人、如何做学问、如何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等诸多方面受到了启发和锻炼，逐渐成为考古学研究队伍中的一员。毕业后分别在研究机关、高等院校、文博单位继续从事与考古学研究有关的工作，为考古学事业继续作出贡献，这些与邹衡先生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邹衡先生还受聘于国内其他大学或研究机关，曾作为武汉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特聘(或名誉)教授，并为这些学校的学生开设讲座。在他5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教过的学生有多少，难以具体落实，但这些学生走出校门后，又以所学到的知识服务于社会，为中国考古学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则是有目共睹的。

本文源于《南方文物》2010年第4期

聆听大家教诲

民风民俗文化民俗学考古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