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小安：忆邹衡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集纪念考古学家邹衡先生的文集，主持其事的刘绪教授、徐天进教授相继邀约我写文。   

一想到邹衡先生，我眼泪就在心里流。邹衡先生好像已离开我很多年了!又好像没走几天!又好像还在北大!还每周有电话来，“小林呐，……，”随即告诉我最近考古界又有些什么会，哪些人又发表了哪些观点……我与邹衡先生交往三十来年，往事一幕幕在我脑海里重现，既亲切，又回味无穷。我的两位业师徐中舒先生和张政烺先生都同邹衡先生有很深的交谊，一方面是他们都有很深的学养，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各自都有超乎寻常的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他们在治学和为人方面都很本分，都唯真理是求，绝不图虚名私利!   

要了解邹衡先生的学术成就，当然主要是通过先生的论著，我这篇回忆文章姑且谈谈先生论著外的往事，对了解先生的学术思想不无裨益。   

1978年秋，我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古文字专业，指导教师是四川大学的徐中舒教授和历史所的张政烺教授。为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指导教师会是四川大学的教授?历史所之外的人不了解。原来，“四人帮”被打倒后，中国百废待兴，主持历史所工作的尹达副所长考虑到自新中国成立后经历多次政治运动，中国学术界被摧残荒芜了20来年，原有的精英、骨干、大师大都还是20世纪前期培养产生的，中国学术界存在严重的后继乏人，为存亡继绝，尹达决定为最高学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全国范围聘请一流学者担当研究生的指导教师。记得我们那届同学有前往四川大学徐中舒先生处学古文字学的，有前往武汉大学唐长孺先生处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有前往厦门大学傅衣凌先生处学明代经济学的，有前往民族研究所王静如先生处学西夏文的，有前往北京师范大学白寿彝处学史学史的，有前往华东师大吴泽处学史学史的，有前往杭州大学陈乐素先生处学宋史的，加之历史所自身的教授顾颉刚(先秦史)、侯外庐(思想史)、谢国祯(明史)、尹达(史学史)、胡厚宣(甲骨学、先秦史)、张政烺(古文字学、古文献学)、杨向奎(史学史)、孙毓棠(中外关系史)、熊德基(隋唐史)等。为这些历次政治运动劫后仅存的学者配备研究生，可算中国历史学的一次抢救运动。   

我头两年先到四川大学徐中舒先生处学古文字学和先秦史，中舒师告诉我们古文字学是边缘学科，必须掌握历史学、文献学、语言文字学(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他指明要求我们重点读的书就有邹衡先生的《商周考古》!当时《商周考古》还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内部教材。我本是学中文的，于考古学一窍不通。学《商周考古》是研究先秦史和古文字学的必备基础。    当时高教部也出于整个教育战线人才断档，委托有学科带头人的大学办了培训班。重点培养一些中年骨干尽快挑起学科教学科研任务。高教部本拟从各重点大学选派骨干讲师到培训班进行短期(一年)培训后，回去即提升为副教授、教授。但因刚刚恢复正常教学，各高校经历“文革”浩劫，已无足够师资，不少重点大学未派教师或未派骨干教师。倒是有好几个非重点大学派了人来。1979年，中舒师为先秦史培训班讲了整整一年的课，每周两个半天。我们几个跟从徐中舒先生学古文字学的研究生也跟着一起听。中舒师讲先秦史，没少引用甲骨文、金文资料。我们学古文字的听得如鱼饮水。先秦史培训班结束后，这些学员很快就拥戴中舒师为会长成立了中国先秦史学会。    1982年5月24日至29日，中国先秦史学会成立大会和第一次年会在成都召开。在筹备中国先秦史学会的第一次大会时，记得中舒先生特意点将要邹衡先生参加。我知道中舒先生非常看重邹衡先生，缘由是中舒先生认为研究先秦史是离不开考古学的研究成果的!   

20世纪前，中国没有现代意义的考古学之前，先秦史研究，只停留在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历史上仅宋代、清代有少数金石学家用青铜器铭文和石刻文字与历史文献做过个别间题的参证补直，与历史学无大关涉。中国的历史文献汗牛充栋，其错漏矛盾之处难以计数。两千年来的史学家在这汗牛充栋的文献中，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查来对去，皓首穷经仍难以厘清重熏错谬矛盾之处!《清经解》(一千四百卷)、《清经解续编》(一千四百三十卷)耗尽三百年学人毕生精力，其成果仍极其有限，无法与20世纪学术相提并论!   

20世纪初，随着殷墟占卜记事刻辞甲骨的出土，罗振玉、王国维即充分运用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献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补苴，使聚讼千年的传世文献的不少真伪错谬终于有可能得以查清论定!当然由于出土文献仅是历史文献中有限的部分，因而不可能完全厘清传世文献的全部错谬。中国学术界自近代科学的传人，思想上破除了对封建经书的迷信，加之有大量地下文物、地下文献的出土，百余年来对古代史的研究成果已大大超越历史上任何时期!   

中舒先生是清华大学清华研究院第一批研究生，1925年师从国学大师王国维学古文字学和先秦史。中舒先生悟守师学，自然重视以新的地下文物资料研究历史。随着考古学在中华大地普遍展开，许许多多遗址、墓葬、遗物被发掘，对古代社会、古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原始资料，比许多仅靠口述、传抄的史料更准确、更丰富、更全面!大大开拓了人类对古代社会的认识!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最最显著的特点!   

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徐中舒先生就已开始运用考古学、古文字学、民族学的成果探索古代社会和历史。他先后撰写了《耒耜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1930年)、《再论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1931年6月)，就是在这些方面的探索。当然这是考古学在中国刚刚萌芽阶段的处女作。其时，大量遗迹、遗物、遗址尚未揭示，筚路蓝缕之时的结论和成果自然难免简朴错失。其简朴错失，固不可与考古学大大发展的今天同日而语!但这个研究方向无疑是今后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中舒师直接继承了王国维开创的“二重证据法”，又长期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此法研究的浓厚氛围中工作，自然格外重视考古学、古文字学、民族学与历史学的结合。1982年改革开放初，在第一届中国先秦史学会成立时，中舒师就特别邀请胡厚宣、张政烺、邹衡先生参加，实为先秦史研究奠定了正确方向。   

邹衡先生是夏商周考古的学科领头人，对夏商周考古有全面深人系统的研究，是夏商周考古的奠基人。请考古学家参加先秦史学会，更能解决纷扰千年的悬疑。   

晋国始封地和燕侯墓的发现就充分证明徐中舒先生聘请考古学家邹衡先生参加先秦史学会的历史意义!20世纪50年代，国家文物局王冶秋根据晋国始封地存世最早的记载《汉书·地理志》所说晋始封地在太原地区，调集全国考古精英到山西太原附近探查晋国始封地，探寻数年毫无所获。邹衡先生依据考古学方法，在山西进行了广泛调查，终于在侯马东面的天马-曲村一带找到堆积丰厚的周初晋人的遗存，并分析在山西境内不再有任何地方比这里的晋初遗存集中丰厚!从而确认此地即晋国始封地!经过20来年不懈的努力，终于找到晋侯墓地，彻底解决了两千年来悬疑的晋国始封地间题。燕侯墓的发现也同样如是!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根据文献记载确认燕国始封地在今北京市陶然亭一带。邹衡先生不抱成见地到陶然亭一带寻找陶片，但一无所获，他明确认识到燕都遗迹不在这里。他根据盗墓贼所获周初礼器青铜爵杯的线索，追踪到琉璃河一带。1972年，邹衡先生与其他教师带领学生在琉璃河遗址发掘实习，当时北京市正在此地用拖拉机大搞农田建设，由于认识到此处是燕国遗迹的重要线索，邹衡先生非常急切地通过学校领导反映到国务院，力陈此处遗址的重要学术价值，赢得当时国务院领导的理解和支持，下令制止了该处农田建设的继续，从而把琉璃河遗址保存下来!北京大学考古队撤离琉璃河不久，北京市文物部门等单位继续工作，发现了包括燕侯在内的西周燕国墓地。这完全说明邹衡先生在寻找发掘保护燕侯墓的巨大功劳和贡献。   

晋侯墓和燕侯墓的发现，都说明仅仅依靠前世留下的文献都不能解决晋国和燕国始封地的问题，只有考古学才能解决千年悬疑!这就是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研究“文献不足征”的夏商周的历史格外需要倚重考古学，研究“荐绅先生难言之”(司马迁语)的“五帝”时期的历史就更加离不开考古学!考古学家徐旭生把这个时期定名为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即没有直接的文献资料，有的只是口耳相递的传说。   

20世纪，现代科学意义的考古学逐渐传人中国，在前半个世纪，考古学的成果还仅仅是零星的、局部的，无论是历史学界还是考古学界对考古发掘出的古代社会的认识还都是浅显的支离破碎的。到后半个世纪，科学考古在中国全面开花，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岭南海内，遗址、墓葬、遗物的发掘和整理研究，使中国考古学获得空前发展，在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学的指导下，中国考古学更加成熟!   

考古学和历史学的交汇结合是历史的必然!但怎样结合则是完全不同的!有科学结合与非科学结合之别!其结果也有科学与伪科学之别!实事求是，科学地考察、科学地分析，唯真理是求，则达真理、达科学;盲目结合、牵强附会的结合，只顾图名图利，则必流于错谬和伪科学。   

邹衡先生之所以赢得尊敬、值得怀念，就是因为他不仅终身勤勤恳恳，不辞辛劳，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踏破铁鞋要寻觅;更是因为他唯真理是求，不图名、不图利，自始至终持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永怀科学精神!“不图名、不图利”，话很普通，甚至很俗，但真正做到却很难!很难!物欲横流，驱使有的人，“揣着明白装糊涂!”(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语)邹衡先生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与司马迁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根本的不同!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后仍有许多问题难以释疑，只能“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而邹衡先生的“行万里路”不是像司马迁那样仅靠寻访乡野之民，而是自己动手动脚找东西!找到能直接告诉我们古代社会历史真实的遗迹、遗物!找到解决千年悬疑的证据!   

兹举例以说明之。邹衡先生是湖南澧县人，有关部门投资数亿，在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城西19公里处的鹿原陂修建了炎帝庙，为求各界相信此处即正宗的炎帝陵所在，找到邹衡先生，对邹衡先生说:“您是湖南人，应该支持炎帝在湖南说!”但邹衡先生告我，无论湖南方面怎样做他的工作，他都不表这个态!而陕西方面在宝鸡举办有关炎帝文化的展览和学术研讨会，邹衡先生却积极支持!我知道邹衡先生是有很浓厚的乡土情的。他曾多次到洞庭湖周边做考古探查。他对故乡大搞炎帝活动的态度持保留态度，是缘于他对科学真理的尊重!北京大学的传统就是唯真理是尊!唯真理是求!邹衡先生学在北大，教在北大，怎能背离北大精神!   

2004年，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周原遗址发掘现场，邹衡先生曾教我辨识联裆鬲和高领袋足双耳鬲。对于在同一地区、同一时期反复出现的以联裆扁为代表的和以高领袋足双耳鬲为代表的两种不同文化因素，在考古学界曾长期存在不同认识!一种意见认为，联裆鬲和高领袋足双耳鬲是同一种文化，即先周文化(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先周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而邹衡先生指出，在先周文化中出现的以联裆鬲为代表的文化因素与以高领袋足双耳扁为代表的文化因素的来源是不同的!邹衡先生为高领袋足双耳赢为代表的文化取名为姜炎文化，为以联裆鬲为代表的文化取名为姬周文化。   

邹衡先生不满足于仅仅认识到属于先周这个时期在这个地区的古文化，而是深人认识在这个时期的文化的来源，他分析说:“先周文化的形成是由多种文化因素相互融合的过程。这些文化因素的主要组成部分有三:(1)来自以殷墟为代表的商文化。这主要是指先周文化中的大量存在的商式铜器。根据铜器族徽铭文来分析，其中有直接来自(掳掠、赏赐，也可能通过婚姻关系)商文化分布区域者;也有周人(俘虏的商工奴)在陕西仿商器铸造者……(2)来自山西省境内的光社文化。这主要是指先周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褐色联档陶鬲;也有青铜武器等。(3)来自甘肃省境内的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这主要是指先周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双耳、高领、分档陶鬲。就其人群而言，主要包括三大集团:(1)来自东北方(陕东、晋西)的姬周集团。这主要是指■(天)族。另外，■族、■族也应该属于此集团。在此集团中又以天族中的天鼋氏为主体，她可能就是文献上所见的黄帝族。(2)来自西方(甘肃)的羌姜集团。现在还只发现一个族，即■族，它可能就是文献上说的姜姓炎帝族。(3)其他居民集团。这个集团比较复杂，有原住居民，也有外来户。其中可能包括夏族的遗民，戈族即其代表。也有来自商王朝领域之内的各族，■族即其代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第256-257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   

炎帝黄帝是被不少人称作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两位显赫人物。无论历史学还是考古学，莫不以研究其真相和出处为己任。   

两千年前的太史公就说过:“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崆峒，北过琢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迁所说的“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的现象，至今仍然存在!不仅历代文献称“黄帝、尧、舜之处”所在多多，现今争抢黄帝、炎帝、尧、舜之处亦时时发生。而从考古区系类型学的发现来看，按照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世纪回顾》(科学出版社，2008年)新石器时代考古卷赵辉教授的表述(第32页)，甘青文化区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与中原文化区的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与山东文化区的北辛文化、大汉口文化、龙山文化;与燕辽文化区的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与江浙文化区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与长江中游区的仙人洞遗存、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与闽台区的昙石山文化;与粤桂区的甑皮岩下层、甑皮岩上层、金兰寺下层、石峡文化的考古类型显然是各自有区、各自有系的!也即司马迁所说“风教固殊焉”!(司马氏所说之风教，当指民俗、礼仪、宗教等;考古学的类型学当指遗物的形制、组合的变化和发展，两者不同却有内在联系)!按照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中华民族本不是一元的，不同的区有不同的源，不同的系就是不同的流。炎帝黄帝怎么可能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邹衡先生把高领袋足双耳鬲认定为古代甘青地区的姜炎部族文化的代表因素，把联档鬲认定为古代陕晋地区的姬周部族文化的代表因素，是综合运用考古类型学和历史文献学的成果!同时也参考了古文字学和民族学的成果。殷墟甲骨刻辞中，羌人活动的地望即在甘青一带，羌字从羊、从人，表明羌人是从事牧羊的部族。《五帝本纪》说炎帝(部族)姓姜，姜字即从羊从女，从人、从女本无别!中国古代，唯女子讲姓，特别强调“同姓相婚，其育不蕃”(《左传》)!今天的古羌族的遗裔仍在甘青川交界处。有多个云贵地区的少数民族至今仍自称是古羌族的分支!   

考古学告诉我们: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与中原地区的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长江中游区的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是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脉络的。他们不仅所在的区域不同，其发展衍生的谱系也不同!以游牧为主的炎帝部族的主体只可能在西北一带，绝不会在洞庭湖一带!殷墟甲骨刻辞关于羌人活动的记载也不支持炎帝部族在湖南活动的说法。邹衡先生没有对我说，他拒绝湖南方面要求他支持在湖南大搞炎帝考证的理由。但我认为，邹衡先生的拒绝不是无缘无故的。邹衡先生尊重科学，决不为人情世故所累!近年，有某学会在北京市的平谷开会，宣称黄帝部族起源于平谷，说“黄帝部族是从平谷走向全国的!”邹衡先生对此说，同样保持缄默。邹衡先生的缄默是有理由的!“黄帝部族是从平谷走向全国的!”的说法，必须有考古区系类型学的支持!而现在考古区系类型学的成果恰恰是不支持这个论点的!我想这正是司马迁所说的“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近年还有学者声称四川汉川地区的北川是夏禹部族所在。这个观点如在20世纪前期说，还可说有文献依据，但在21世纪再这样说就没理由了!现代考古学告诉我们，夏文化的区域仅在黄河中游一带，从未发展到四川地区!类似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新干遗址那样有明显中原文化因素的现象已是商以后的事情。这也是历史发展的阶段使然，不是人为的想当然!历史研究随时都在唯心与唯物之间作选择。   

还应提及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山西陶寺发掘的古遗址，刚开始时，发掘者将该遗址定为“夏文化”。但邹衡先生根据他自己的研究，认为不是夏文化，而应是陶唐文化(尧部族)。我的研究也曾涉及这类问题。20世纪80年代，我曾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学人一起做过《全注全译史记》(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我负责《五帝本纪》的译注。在做此工作中，接触到的古代文献告诉我，姬姓的黄帝部族与姜姓的炎帝部族是姻族，姬姜联盟打败了殷王朝即得益于此联姻联盟。姜太公钓鱼是故事，姜太公协助武王伐封，在周王朝建立后，还为周王朝镇守东方，却不仅仅是故事!在历代周王和姬姓诸侯中，有不少代娶的都是姜姓女子!姬姜联姻在历史上是长期发生过重要作用的!同样，唐尧与虞舜也是姻族，唐尧嫁女给舜是美好的传说故事。但这里反映的也是历史上该两部族之间长期互通婚姻关系的真实写照!唐尧、虞舜两大姻族是在中国的东方黄河下游，与黄河上游的炎帝部族黄帝部族遥相对峙!孔子是舜的后裔，孔子即从不提炎帝黄帝!众人皆知孔圣人是“言必称尧舜”的!在周王朝的统治下，在姬姓的鲁国办学，他不得不说两句“吾从周”，也是可以理解的。《五帝本纪》云:“舜，冀州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我考证这些地方均在黄河下游一带(见上引《全注全译史记·五帝本纪》)。唐尧部族在今太行山两侧。文献上有关唐尧虞舜的传说也基本在黄河下游地区，与邹衡先生定陶寺为唐尧部族是一致的。故我是很赞同邹衡先生的观点的。中国考古的区系类型学在某些时段、某些地区还有空白，还有很多缺环，但目前对新石器时代存在的不同区系的不同的文化类型，还是有大致的了解和认识的。一会儿说黄帝部族起源于河南新郑，一会儿说起源于北京的平谷或河北的琢鹿，这些观点是没有考古区系类型学的依据的。东边的北辛文化、大泣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与西北的大地湾文化、陕西的仰韶文化、客省庄文化及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尽管这些古文化之间的区系尚未理清，但黄帝部族不可能既是河北的，又是河南的，还是陕西的，却是确定的!作为负责任的考古工作者是不该胡言乱语的。   

邹衡先生走了!他走得那样匆忙，他还有好多书没有写，还有好多观点未及发表。虽然，邹衡先生给中国的考古学留下了那么多、那么丰厚的遗产，让我们学而时习之，书此谨表思念之情。

2010年5月4日于北苑本文源于《考古学研究》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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