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莪：凿空的智慧难忘的友谊——忆与邹衡先生往事七则

2005年12月27日，惊悉好友邹衡先生不幸因病逝世，噩耗传来，令人震惊痛惜。由于没有条件前去吊唁，思绪万千，只能默默祝他冥冥九泉一路走好。   

近来《考古与文物》编辑邀我写篇短文纪念邹衡先生逝世一周年，极为幸甚!邹衡先生终生忠心耿耿从事教育事业的执著精神，可谓一代师表。他一生为新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推动夏商周考古学的研究，鞠躬尽瘁，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那渊博的学识，独到的见解，以及勇攀科学高峰的不懈追求，创新立说，誉满中外学术界。他在教学和研究方面的建树和深远影响，无需我再作称道。现仅就我俩之间的往来友谊略谈一二，以示对邹衡先生的缅怀。

《商周考古》散语   

邹衡先生是我结识最早而最知己的一位朋友，我俩难忘的友谊还必须从上世纪50年代谈起。   

1952年，北京大学史学系创建考古专业，这是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新事，也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件大事。   

新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建设迅猛发展给考古事业带来无限生机，地处历史古都西安的西北大学也积极步法北京大学筹建考古新专业，并获得教育、文物主管部门的认可。1956年首先成立了考古班，但深感教材、教师缺乏。次年，学校派我到北京大学进修学习，目的就是向该校学习创办考古专业的经验。西大领导嘱我从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方式、师资配备、学生结构直至田野实习，都要虚心拜师，学以为鉴。缘于兄弟院校的协作友谊，我报到后，受到了北大考古专业教师朋友们的热情接纳和大力支持，一切按校方进修计划的要求进行。   

教材建设是培养计划的重要环节，更是实现培养目标的有力保证。北大考古专业出于对西大筹建专业的真诚援助，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厚望，指定我按计划随堂听课，多接触了解学生，参加教研室教师活动，使我在业务知识、专业建设诸方面获得巨大的收获。

北大考古专业创办开始，即着手编写了《中国考古学》教材，四年来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相继编印了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隋唐考古、宋辽金元考古、考古技术各段课程的讲义，这为西大考古专业课堂教学提供了重要借鉴。邹衡先生是之前几年认识的朋友，也是北大考古教研室同仁中和我接触最多而最知心的朋友之一。当时他担任商周考古教学，我曾反复请教他关于课程的重点内容、教学方法、学习要求及参考资料等问题时，他虚心赐教，我诚恳求知，从此建立了更加深厚的治学友谊。   

当我问及商周考古教材的编写过程时，他说，“1952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后，商周考古的教学是由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郭宝钧先生来校授课，他编写了一本简要的《殷周考古》讲义，并在1954年加以补充，成为正式的课堂讲授教材。从1956年开始，殷周考古更名为‘商周考古’，由我担任课堂讲授，并根据郭编《殷周考古》和我在兰州大学所编《考古学通论》中的商周部分，加以补充和修改，编成今天你手中所拿的这本《商周考古》教材，油印成册(即1956年油印本)，内部使用”。   

到1958-1959年，邹衡先生在历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对教材精益求精，力求科学完善，在他的主持下，乃组织有关教师和应届毕业生多人，以1956年的油印本为基础，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改，编就了新的《商周考古》讲义(1959年油印本)，我当时进修在北大，也有幸得到了一次学习机会，参加了这次修改工作。后来得知，1960年曾根据这次的油印本，又广泛征求校外的考古文博界专家学者的意见，进行了一次更大的修改，这就是1960年铅印的《中国考古学》第三编《商周—青铜时代》一书。此本印成后，曾寄赠全国各有关单位征求意见，准备继续修改出版。后因“十年动乱”的影响，此愿望变成了泡影。   

我们在谈到商周考古断代的问题时，他说，商周考古又称奴隶社会考古。从历史发展史来说，它是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考古中间的一段，包括夏、商、周三代。夏代的考古发现目前知之甚少，商代考古先后有安阳小屯、郑州商城等遗址、墓地以及所出青铜器、陶器和甲骨文的发现，文化面貌比较清楚。周代的考古最重要的是陕西长安丰镐遗址的发掘，已给西周考古树立了一个年代和分期的标准。还有潜县辛村、洛阳东周城、三门峡虢国墓地等都是很重要的发现。至于周代考古下限，我主张采用郭沫若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的意见，将郭宝钧先生《殷周考古》中的战国部分删去而截止于春秋末期。   

他还说，商周考古的研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宋代以来，不少金石学家在这方面也试图作过研究，特别是对新出的商周青铜器之收集著录，取得了丰硕成果，功不可没。近世以来，我国古代青铜器被列强掠夺走的难计其数，对我国古代历史文化造成了重大损失，他们劫夺行为是卑鄙犯罪的，是历史的耻辱，但商周青铜器作为世界人类文明的遗产来说，面对他们进行的某些间题的研究，有益者商周考古也可吸纳为我所用。要写一本形式科学、内容丰富、立论有据、并能充分反映我国奴隶社会客观发展规律的考古教材，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

现在要追述的是，1972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恢复招生，在邹衡先生的主持下，根据1960年铅印本，编写了《商周考古》试用教材，并附有线图百余幅，铅印后供校内专业学生使用。并继续广泛征求考古文博界的意见。邹衡先生以锲而不舍、追求真理的严肃精神，进一步放宽眼界，从1976年3月至1977年5月，在教研室有关教师的共同讨论下，继承发扬历次编写的丰富经验，由他亲自执笔编写了最后一稿。这就是197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的《商周考古》一书。时至于此，经过二十六年五次修改完成了我国第一部权威性大学商周考古学教材。该书吸收了当时已发现的考古和研究新成果，内容充实，理论新颖，代表了考古学的最新水平。它为开放年代蓬勃崛起的高校考古专业教学所做的积极贡献，彪炳史册。

畅谈郑州商文化   

河南郑州商代文化遗址是1950年秋首先在南关外二里冈一带发现的。后经中央、省市各级文物部门的多次调查，得知地下文物埋藏丰富而重要。1952年夏，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全国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曾在郑州二里冈进行田野发掘实习，由考古研究所郭宝钧先生带领。时邹衡同志师从郭先生攻读考古学副博士学位，故而短时间也参加了二里冈文化遗址的重要发掘。其后三年来，郑州古文化已通过进一步调查发掘，得知遗址内涵有仰韶、龙山、商代、周代各段文化遗迹，其中以商代文化最为丰富，分布最广，面积达25平方公里。发现有房基、窖穴、壕沟、水井、祭祀坛、墓葬和城址，出土有陶器、青铜器、石玉器、骨蚌器和原始瓷器等，使郑州商代文化遗址的面貌逐渐呈现于世。   

邹衡先生笃志于夏商周文化的研究，他对郑州商文化情有独钟。特别对所出陶器经过反复摩掌，苦心钻研，将他自己的研究心得和成果，撰成《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一文，刊载于《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论文刚一发表，就成了我们讨论问题的基点。   

文中首先谈到郑州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意义，他说，自从安阳小屯殷墟发掘以来，考古学家对殷商文化的认识，总是局限于小屯，别无所知。而今由于郑州商文化的新发现，大大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使我们对商殷文化发展的认识提前了二、三百年，跨越了一大步。从商代后期可以追溯到前期，对全面探讨商文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效果。   

在谈到郑州商文化的发展特点时，他说，搞考古的人看重田野工作中的地层堆积，地层的叠压或打破关系是田野发掘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基础，没有地层或地层混乱，则发掘器物的分型定式和年代制定失去了依据，没有了着落。郑州商文化的发展，我根据二里冈和人民公园两个地方的考古材料把它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属于第三层，陶器的胎较薄，呈灰色，羼和料和绳纹较细，制作较好。以鬲为例，全形呈长体，腹径小于通高，圆唇下卷，曲底，实足根细长呈尖锥状，这是它的特点。中期属于第二层，陶器呈棕褐色，绳纹较粗。如陶鬲，方唇翻缘，间有口缘内陷为沟槽的，颈部多饰圆圈纹，其形制略从早期。晚期属于第一层，陶器的作风全变，一般是羼和料粗，陶胎厚，亦呈棕褐色，绳纹粗，制作粗糙。如陶鬲，全形近方形，腹径等于身高，方唇，翻缘，低裆，实足根呈粗短的尖锥状。以上三个文化期，简单地说，早、中两期的文化比较接近，它们之间的各种因素有时是互相交替逐渐变化的;而晚期则有明显的不同了，变化很突出，特点明显，差距较大，值得注意。   

在谈到郑州小屯两地商文化的关系时，他说，由于30年代小屯商文化的发现，商文化在考古学上被确定下来。令人惋惜的是，殷墟发掘的文字资料和考古实物，绝大部分被旧政府裹挟到台湾地区去了，今天谈论它的文化层位和分期有许多困难。我根据《安阳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六同别录》和《殷墟陶器图录》等公开刊载的资料，试将小屯殷墟文化划分为早、中、晚三期。大家知道，小屯殷商晚期文化的绝对年代是有文献和甲骨卜辞作为根据的，可作为推断其他殷商文化遗址年代的标准。要确定郑州商文化遗址的年代，就必须将郑州与小屯两地殷商文化层相互比较研究。确切地说，郑州商文化晚期应该相当于小屯殷商文化中期。小屯殷商文化可以与郑州商文化的中期大体上衔接，而小屯殷商文化早期可能在郑州商文化中、晚期之间。   

关于郑州商文化遗址的性质，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他说，根据遗址面积之大，内涵丰富，建设布局之复杂，出土遗物之精美众多，均表明其绝非一般村落遗址，而应属于商代早期王朝都城遗址无疑。那么作为王都，商城的主人是谁，不能简单地推测。从年代来看，郑州商文化遗址可以分为先商期、早商期和晚商期，其中以早商文化为主，郑州商城究竟为何王所都，是一时难以判定的问题。根据《书·商书序》、《竹书纪年》、《史记·殷本纪》所载，汤居亳。自汤以后，曾五迁其都，除盘庚迁殷可确定为今安阳殷墟位置外，其余所迁各都，自汉以来就有不同的说法，这就需要根据文献结合考古新资料去综合考虑，深人、多方探讨，相信逐步会一一得到解决的(1980年，他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中收入了《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迁徙》一文，对上述问题已有新说，可作参考)。   

1972年，全国高等院校恢复招生制度。邹衡先生的教学科研工作迎来了万象更新的春天。1979年和1980年两年内他先后出版了《商周考古》和《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两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并先后获得了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和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他在晚年又主编《天马-曲村》大型考古发掘报告。他还发表许多论文，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见解和著名论断，如“二里头遗址是夏文化说”，“先商文化三个类型说”、“汤都郑亳说”、“偃师商城桐宫说”、“论殷墟文化分期”，以及“先周文化说”，引起了考古界极大的关注和激烈的学术争鸣，推动了夏商周文化研究的迅猛发展，奠定了他在中国考古学上崇高的学术地位。

劳动结真情

1958年，如火如荼的“大跃进”运动似烈火般正在全国熊熊燃起，举国上下集体参加公共事业劳动的热潮也在蓬勃的展开，教育界更不能例外。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教师队伍响应号召，积极参加了昌平县十三陵水库的筑坝程、密云县农村的秋收、房山县周口店区农村的翻地送肥等义务劳动。为了充分发挥集体的高涨劳动热情，当时是按半军事化形式组成了一个教师排，一切统一指挥。邹衡先生和我同属一个教师排，在历次任务中，我俩结成了一对劳动搭档，乐于交流，朝夕相伴。事过近50年了，往事如烟，仅凭记忆，略谈点滴。   

(一)昌平县十三陵水库劳动。十三陵水库的修筑是在党中央直接关怀下，北京市首选的重点建设项目，是关系北京市千百万市民的生活饮水和工农生产用水的一项宏伟规划，要求保质保量，定期完成。北京大学前来参加劳动的教师队伍所承担的任务是为修筑堤坝卸运沙石。即按照工程指挥部的部署，将火车运来的碎沙石，依各单位前来劳动人员的多少而分配车厢卸运，要求争分夺秒，快卸快运。当时劳动场面紧张有序，劳动强度超常繁重，但人人精神愉快，脸上洋溢着微笑。按轮换制，约一个月左右后胜利完成任务返校。   

(二)密云县农村秋收劳动。这年秋天，密云地区喜获丰收。我们的劳动任务是抢收花生、大枣。去后看到花生连秧带果刨出后，堆放在地里，农村中青年强壮劳力都被外调修水库去了，无力将成熟花生运收到家，只能暴露在田野，任凭鸟鼠啄食糟蹋，目睹这种现象，令人殊感痛心，我们劳动大军快速地将劳动果实颗粒回收，晒干入仓，胜利地完成了秋收任务。   

(三)房山县周口店区劳动。1958年9月，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教师大部分要去房山县周口店区参加劳动锻炼。我和邹衡同志等人先被分配到窦店参加送粪劳动。我和邹衡同志结伴，共用一条鬲担，抬两大筐粪土运送到地里，往返奔驰，穿梭在秋禾行距之间，因玉黍桔高叶密，颇多障碍，汗流侠背，倍感闷热。同我们一起劳动的有两个十五六岁的村内女孩，她俩年龄虽小，一次却抬三大筐，而且奔驰往返还比我俩快。次日，邹衡和我商量后，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此后一次也抬三大筐。每到夜晚，虽肩疼腿酸，疲劳有感，但喜看劳动成果，却乐在其中。

相逢国庆   

1976年3月17日，在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的直接领导下，由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和陕西省文化局以及宝鸡市岐山、扶风二县有关文化部门，共同组成“陕西周原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领导小组”，正式开始对周原地区的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工作实行全面的领导。办公室下设教学发掘组(陕西周原考古队)，主持发掘工作。同时，由北大、西大两校考古专业在岐山京当、扶风法门、黄堆开门办学，举办第一期“陕西周原亦工亦农考古短训班”，为宝鸡地区培训一支亦工亦农业余考古骨干队伍。   

陕西周原是周部族兴起的地方，周人在这里建国，完成了灭商的准备工作，进而统一全国，建立了西周王朝，终国二百余年。国王及贵族大臣在这里活动频繁，周原岐邑仍与丰、镐二京并行。从西汉以来，周原遗址就经常出土重要青铜器，著名的“天亡簋”、“大盂鼎”、“毛公鼎”、“大克鼎”等都出在这里。遗址面积很大，堆积很厚，有大型的建筑基址，密集的墓葬区，以及创造陶、石、铜、骨、玉等器的手工业作坊，是全国最重要的西周遗址之一。   

次年，我们有计划地发掘了岐山凤雏大型建筑基址、贺家西壕墓地、扶风召陈大型建筑基址、云塘骨器作坊遗址。年终又相继清理了庄白一、二号两座西周青铜器窖藏。将近一年的发掘，出土了大批陶器、青铜器、骨器、石器和甲骨文，可谓收获巨大。   

1976年是多事之秋，天灾人祸，政坛巨变，大事一个接一个。10月27日，邹衡先生来扶风召陈发掘工地参观指导工作，我俩有幸又一次会面，内心感慨良多。我陪他到召陈工地参观了两次，他反复辨识，仔细观察，认为发掘中的三号房基四号房基还看不出眉目来。次日下午，特请邹衡先生在庄白小学给学生和学员作了一次学术报告，讲题是“西周青铜器断代”。他首先介绍了断代的方法，继而根据郭沫若《大系》一书的断代标准，从铭文、图像和花纹三个方面，指出西周青铜器可分为早、中、晚三期的特点。最后谈了西周墓葬埋鼎簋数目和礼制的关系，深受师生欢迎。   

当时，正值抗震防震，邹衡先生与我一起随学生住在麦场防震草席棚内，天气渐冷，夜里一时难眠，两人窃窃私语。谈话中，他充分肯定周原考古的主要收获和重大意义，认为这次大规模的发掘揭开了周原考古崭新的一页，虽然目前对两处大型建筑基址的性质还说不清楚，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周考古的一次重大成就当无问题。特别是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许多关于西周历史文化研究的课题，而周原遗址的性质、年代和内涵，最终也会得到解决。周原考古任重而道远，恐怕需要几代人前赴后继去完成。继而还谈到了国家的命运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所带来的无限希望，两人的心情，尽在不言中。   

第二天，送邹衡、钱江初两先生去下樊，他俩乘汽车去扶风县博物馆参观，并约定翌日陪同他们去揉谷公社姜源大队调查。因约定的手扶拖拉机没能按时到达，我们便步行前往，行约40分钟至营中，在村东南处断崖上发现一个堆积很厚的大灰坑，从出土的陶片观察，系仰韶、龙山时代的，台地灰层很广，向东一直延伸到姜嫄咀。在这处台地的西南方有一座现代砖瓦窑，窑内东面发现一座汉画像砖墓，出土有菱形花纹长条砖。该墓已被窑场取土破坏，失去了它的价值。又东行至姜嫄咀村，现为姜嫄大队所在地，该村有300户人家，坐落在二层台地的边缘。顾名思义，姜嫄咀似与传说中周先祖后稷(弃)之母姜嫄(原)活动有关。村东南有一座姜嫄庙，仅存小小庙宇一间，年久失修，香火已断。从孤零的古庙基部断崖面看，文化遗存分上下两层，下为仰韶，上为西周期。据罗西章同志谈，前年冬在村西北发现西周墓一座，出土数件陶器。去年在姜嫄咀西300米处发现一座汉墓，出土“■林共鼎”陶器一件。推测这一带可能是西汉■县早期所在地，后来县治迁至今揉谷公社法禧大队所在地一带。■即邰，可知这一带又与弃封于邰有关。

主持西大研究生论文答辩   

1987年5月，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首届硕士研究生宋新潮正面临毕业。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试论老牛坡商文化的分期》，学校为了做好这次论文答辩，特聘请邹衡先生来校担任答辩小组主委。承蒙他慷慨允诺，我深感幸甚，随即将毕业论文复印稿寄去，请他审阅。   

6月下旬，邹衡先生由徐天进同志陪同如约乘机来西安时，我去机场迎他，见面后，他立即将审阅论文后所写的文字材料当面交给我，我顿时感到他如此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责任心，令人钦佩!邹衡先生的书面意见很全面，就论文的选题、构思、论点、依据、乃至结语，都逐一提出了意见，既对青年学生的勤勉追求给予充分的肯定，又对论文中的不足之处，提出了改进和更高学术水平的要求，充分体现了一位老教师教之以道、明之以理的诲人不倦的精神。   

邹衡先生对老牛坡遗址的发掘十分关注，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来西北大学后，不顾途中疲劳，立即要看1985年秋老牛坡遗址发掘的部分存校的实物资料。他对我说，宋的论文根据地层典型单位的叠压或打破关系，将所出遗物进行排比分期的方法是对的。该文的重点将遗址中的商文化分为六期进行了讨论，认为第一期与郑州二里冈文化下层、第二期与其上层时代相当，均属于老牛坡商代文化早期;第三期相当于殷墟文化早期;第四、五期相当于殷墟文化中期;而第六期则属于殷墟文化晚期偏早。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第一、二期文化虽与郑州二里冈文化基本相同，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而老牛坡三至六期文化与殷墟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总的特征属于中原商文化范畴。到了商代末年，由于周族的兴起，王朝势力在西方逐渐衰落，而最终被周文化所代替，此类见解初步看来也可成立。   

邹衡先生主持了答辩会，并作了最后总结，他指出:(一)老牛坡商代文化的发现，对于探讨商王朝势力向西方的延伸提供了更多的证据，充实了陕西地区商代文化的研究。值得指出的是，该生是通过自己的发掘实践和反复研究，选择论文的题目，可以说踏实得当，立论有据，显示了该生的田野工作能力和水平。(二)老牛坡商代墓葬中的殉人现象比较普遍，可说是目前所知殷墟以外最集中最多的一处，这对于探讨商代社会性质是十分重要而难得的材料，论文应进一步做些深人探讨。(三)论文的取材、立论、分析和结语，比较简明透彻，有一定的说服力，可以看出该生的学习功底和写作能力，值得肯定。(四)论文能够结合陕西境内发现清理的商代时期的遗址、墓葬和出土物，如华县南沙村、蓝田怀珍坊、耀县北村等的材料，展开推延论证，点面结合，也体现了该生的知识基础和研究功力。   

通过答辩小组专家的集体讨论，该生毕业论文顺利获得通过。   

会后，趁邹衡先生来校之际请他给西大考古专业师生作了一次关于西周文化考古的学术报告。6月30日，又请他去老牛坡发掘工地指导工作，特别是他对I区Fl和II区F2两座大型房基十分重视，对其建造技术评价很高，认为是难得的发现，应该妥善保护。

《再论先周文化》面世   

1979年4月，邹衡先生在西安召开的全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宣读了他的《论先周文化》一文摘要，本文的结论部分后来刊登在该会的论文集中，次年，全文收于他的名著《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内。该文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推动了有关先周文化的讨论。在文中他首先提出了“先周文化”的命名，并界定在“是指武王克商以前周人的早期文化”，可说是他研究心得和智慧独到的一大创见。该文是关于探索周文化起源的文章，他首先根据1933-1937年前国立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在陕西宝鸡斗鸡台发掘的一批瓦鬲墓资料为基础，并吸收了前人一些研究成果，结合建国后考古新发现，把周文化中常见的陶器、青铜器、分别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进行了分组排比、定型分式，依其发展变化，对先周文化的年代、分期、特点、来源及其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作了进一步深人探讨，它为学者开展问题的讨论提出了一条可寻的途径。现依其原意，摘要如下:   

(一)先周文化的年代，大约相当下于商代的祖甲以后，到商封的灭亡，按其发展可分为两期:第一期约相当于商代禀辛至文丁之时;第二期约相当于商代帝乙、帝辛之时。   

(二)先周文化分布的地域，主要在陕、甘的泾渭流域一带。第一期偏在西方，而以宝鸡、岐山地区为中心地点;第二期开始东移，而以长安的沣西地区为中心地点。  

 (三)先周文化的形成，主要是下列三种文化因素相互融合而成:1.来自以殷墟为代表的商文化;2.从光社文化分化出来的姬周文化;3.来自辛店、寺洼文化的姜炎文化。    

类似这样的新论点，一时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为追寻周文化的性质和来源产生了深远影响。   

1987年6月，邹衡先生应西北大学之聘，前来主持考古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时，我告诉他，今年10月，我校将举办首届“周秦汉唐考古与文化国际学术会议”，我已向校方推荐邀请你前来与会，以壮大会声色。他说，届时我怕难以如愿。我说，你如不能来，请提供一篇论文好吗?基于友情和信任，立刻得到了他的爽快允诺。他回京后，很快就给我寄来了《再论先周文化》手稿，我深感高兴。   

是年10月5日，学校举办的学术讨论会召开，我向大会推荐了邹文，获得与会学人的重视。会议后，我将该文纳入会议论文成果汇编成《周秦汉唐考古与文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交由《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增刊(总88卷)刊登出版，奉献给学术界。   

邹衡先生《论先周文化》发表后10年，也就是1988年，有关先周文化的考古工作进展很快，如武功尚家坡、郑家坡、长武碾子坡、司马河、扶风刘家、壹家堡，以及宝鸡的姬家店、石嘴头和晁峪等地也都发现了先周时期的遗址或墓葬，出土了一部分陶器(鬲)，较大程度地充实丰富了先周文化的内容，提出了不少新问题，激发了邹衡先生对先周文化的更深层研究，因而《再论先周文化》一文面世。   

邹衡先生在《论先周文化》中，曾把周文化中常见的陶鬲分为联裆与分裆两大类，通过分别溯源，最后推断:联裆类尤其是其中的长方体瘪裆鬲可能是姬周文化所固有的特点;分裆鬲尤其是其中的高领袋足鬲则可能是姜炎文化的独特作风。联裆鬲与分裆鬲在一个遗址或墓地同时并存，也就意味着姬周文化与姜炎文化的混合，直到最后融合为一体，从而构成泾渭地区的先周文化。他以此简明的概括为基点，深人研究上述各地发现的新资料，在《再论先周文化》中，以陶鬲为标准，将泾渭地区先周文化遗存分为三类，并分别定出了它们的年代。第一类:绝大多数都是长方体瘪裆鬲，极少见高领袋足鬲。此类遗址只分布于周原和周原以东，扶风北吕墓地和武功郑家坡遗址可以为代表。第二类:只见高领袋足鬲，不见长方体瘪裆鬲。此类遗址只分布于周原和周原以西，扶风刘家墓地和宝鸡纸坊头遗址可以为代表。第三类:长方体瘪裆鬲和高领袋足鬲共同常见。此类遗存在泾渭地区普遍分布，以陕西宝鸡斗鸡台和岐山贺家墓地等遗迹为代表。在以上三类遗存中，第一、三两类同丰镐西周遗址年代相衔，关系密切。后者是从前二者直接发展来的。前二者属于先周文化，其上限年代应在商王祖甲以后，或当禀辛、康丁之时。第二类刘家墓地的上限年代应该晚于商王武丁时代，或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二期第3组”，即大体相当于商王祖甲时代。同时，他明确地指出，郑家坡、刘家“简报”中，将有关文化遗存定在二里头文化晚期至二里冈下层或商代前期，应该都是错误的。   

邹衡先生在《论先周文化》中，对构成先周文化的因素，曾指出其主要有三个来源，而在《再论》中又稍作了补充。这里要提到的是第二来源“光社文化”间题。此说学界有不同看法。从20世纪30年代，钱穆根据文献推论，提出周先世源于山西汾水流域之说，但迄今在山西境内还没有发现周人先世直接活动的足迹可以佐证其说。检查山西考古材料，从太原光社遗址发掘材料刊布至今，在山西境内，特别是晋南地区还没有发现过与光社文化遗址类似的遗存。至于从光社文化中分化出来的姬周文化是如何经晋中进人陕西境内?光社文化又如何融化成先周文化?目前还难以用考古材料加以印证。   

邹衡先生在《再论》中对此又作了进一步说明:所谓东北方的来源，是指先周文化部分文化因素(陶器、铜器铭文等)与山西、陕北以及内蒙古河套一带的光社文化或受其影响的它种文化有关系。“我曾经认为先周文化常见的姬周式长方体瘪裆赢可以溯源到太原光社发现的联裆鬲，但并未确定何者为姬周文化。正因为证据还不够充分，我提出姬周东来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假说”。在此，我们可以看到，邹衡先生对周文化来源之一的推论界定为一种“假说”，即是假说就带有一种尝试，正因为是尝试，其中错误或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即还存在可供讨论之处。可见邹衡先生独立思考、敢于立说而又虚心谨慎、求实的治学精神，值得称道。

曲村夜话   

曲村位于山西曲沃县县城东北约20公里处。自1979年天马-曲村古代遗址发现以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进行了初步发掘，为适应保护和发掘工作之需，在此设置了考古工作站，因而村名跃现于史，名闻遐迩。   

1980-1990年，考古工作站在遗址的偏西处，即曲村之西、北方一带，相继发掘出周文化的房基、灰坑、陶窑、水井等遗迹，以及墓葬600余座，出土陶器、石器、骨器、玉器及数百件青铜器，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关注。1990年11月初，我和王建新老师专程前去进行了一次参观学习。至后，始知邹衡、李伯谦两位先生在此坐镇指导工作，老友重逢，倍感亲切。工作站同志给予我们以最大的照顾和支持。   

是日下午，邹衡同北大几位朋友陪同我们踏看近几年考古队在村北、村西发掘过的周代遗址和墓葬，虽然发掘点都已回填平整，看不出眉目，但经他们的指点，也可了解周文化遗址的布局情况，增加了一些地理感性知识。   

晚上，邹衡同志力邀我到他的工作住房就寝，我知道这是我俩畅谈友情的良好机会。几近彻夜，除了谈及天南海北的一些往事外，他还应我的要求，重点介绍天马-曲村遗址的发现、发掘和将来的考古规划。   

他侃侃而谈，首先提出，位于翼城、曲沃两县交界的这处遗址，包括天马、曲村、北赵、毛张四个村之间的大片土地，总面积约有10平方公里，它北面靠乔山、西面有汾河、南为侩水，可以说地阔土沃，颇具古代建都之气势。话说来长，这处遗址是1962年发现的。1963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班学生曾在此进行过首次试掘，1979年秋我们又在此进行了第二次试掘，使我们对这处遗址的文化内涵及其分布、年代分期、文化特征等问题有了基本的认识。为了探索早期晋都“故绛”的所在地，几年来，我们在襄汾、洪洞、夏县、翼城、曲沃等县进行了调查，找到了不少古城遗址，而以天马-曲村这处遗址最为重要。遗址于文献虽失记载，无以为证，但这里发现早期晋文化遗物应值得注意。经过初步判断，这处遗址西周初期就已兴起，西周晚期至春秋初年最为繁盛，而到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就陡然衰落下去了。我们知道，公元前585年，晋景公由“故绛”迁到新田，即新绛，应该就在汾、浍二水之间的曲沃盆地，今侯马市“牛村古城”一带。侯马晋国遗址开始兴起于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发展到繁荣期是在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便衰落下去了。从这两处遗址盛衰交替首尾相衔的情况来看，这是多么耐人寻味的现象，不难看出，它为寻找晋国早期都邑“故绛”提供了一条极其重要的线索。   

他还说:探索晋国早期文化，我认为这在考古学上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据《史记·晋世家》记载，叔虞是武王之子，初封于唐，其子燮父改国号为晋。西周时期晋国共历十一个侯。唐和晋是两地、抑是一地的异名?唐和晋所在何处?历来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前已言之，从1979年开始，我们根据文献记载和传说中所谓一些晋都遗址，进行过一系列的调查后才确定了这处遗址。我认为它应是晋初故都之绛地，也是晋始封之唐地，但缺乏直接证据，目前还难为学界公认。   

在谈到关于天马-曲村遗址的发掘前景时，他说，遗址面积很大，埋藏丰厚，绝非一般的村落遗址。将来发掘，旷日持久。到目前为止，大型建筑基址和大型墓葬都还没有找到。我想这些问题将随着发掘时间的推移和工作的深人，最后总会有所发现的。   

他还说，天马-曲村遗址的保护是个大问题，村中许多住户都围起了新的院墙，说的是要盖新房，但有的晚上拉上电灯劳动，名为挖地基，实为挖古墓。因为村中住户房院下面几乎都埋有古墓葬，时常有青铜器或玉器出土。他不说，你也不知道，这就造成管理保护上的困难。何况此地盗墓挖宝之风很厉害。我们看到这一点，特请曲沃县公安局派了三位驻警监护。即便如此，暗中挖宝的活动仍屡禁不绝。   

在谈到工作站新出的众多青铜器对北大考古专业教学的作用时，他说，将来这些铜器可能要分为三份:一部分留在侯马，一部分放在省上，一部分存于北大，这样做始能加强学校和地方上的合作关系。   

时至深夜过半，我要求停止谈话，但他仍神志盎然，难抑友谊之情。   

次日，我们随同北大朋友对遗址进行重点勘察。在去天马途中的沟道北壁上，我偶然瞥见阳光下闪耀着点点绿光，经手轻轻地抠动，发现叠压在一起的三枚青铜平首尖足铲币。东至天马村西农用土场上，看到断崖灰土很厚，古代瓦砾成堆，足见遗址的文化遗存埋藏之丰富。   

1991年冬，遗址之上北赵村一带，盗墓活动猖撅，多座晋国大墓遭到严重破坏，墓内随葬物被洗劫殆尽，大批珍贵文物相断被走私盗运至香港等地，致使祖国文化遗产惨遭浩劫，学术上蒙受难以弥补的损失。鉴于这种严重的局面，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于1992年下半年对墓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被清理的劫余墓葬，仍有重大突破性发现。至1994年，先后共发掘了五次，清理晋侯夫妻异穴并葬墓8对，以及车马坑、祭祀坑等数十座，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邹衡先生在《论早期晋都》(《文物》1994年1期)一文中，指出已发现的多座大墓的墓主人可与《史记·晋世家》中某些晋侯相应。从而确证了天马-曲村遗址为晋国迁都新田(今山西侯马市)以前的都邑所在，也验证了80年代他根据考古调查和试掘的结果，结合文献记载而推定遗址为晋国早期都邑“唐”、“故绛”所在地的预言。

(原文刊于《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1期)

聆听大家教诲

民风民俗文化民俗学考古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