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一段不可忘怀的记忆——邹衡先生对于天马-曲村遗址的学术活动

吾师邹衡先生已离开我们月余，这期间想了很多很多，概括而言有三个方面:一是先生对我的培养与关爱;二是先生的为学之道与治学之精神;三是先生的学术成就与学术贡献。对于前一方面，个人感受至深，已写短文怀念;对于后两个方面，涉及内容颇多，非短文所能为，故以下仅就先生对天马-曲村遗址所从事的一系列学术活动，依个人所知，谈些具体事迹，以从中体会先生刻苦顽强、孜孜以求和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

我是1980年从先生攻读研究生的，此时，先生的两部大作《商周考古》和《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相继出版。按照先生当时的计划，接下来还要从事两项大的研究课题:一是发掘天马-曲村遗址，探讨早期晋文化与晋国始封地问题，同时编写一部考古发掘报告;二是对夏商周青铜器作系统研究，出一部青铜器研究专著。   

对先生来说，这两项课题有多方面的学术意义。   

其一，先生在1980年前发表的研究成果以夏、商和先周为主，周代涉及较少，这由《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便可看出。实际上，先生对周代考古早有设想与实践，1965年和1972年，与其他先生一起带本科生分别对临淄齐都和琉璃河燕都进行了调查与发掘，目的主要是探讨齐与燕的始封地及其考古学文化面貌等。对齐国始封地的探索，按照先生自己的说法，“只研究了半年，虽然提供了一些线索，但结果还是失败了”，原因与文化大革命的开始直接有关。对燕国始封地的探索，1972年对琉璃河遗址发掘后，先生就“推断此地很可能即燕国的始封地”，但“由于政治形势的转变”，琉璃河遗址的工作短期内不可能再参与，编写考古发掘报告也就无从谈起了。而上述第一项课题，即天马-曲村遗址的工作亦属周代考古范围，学术目的与临淄和琉璃河相类，旨在解决晋国始封地等重大问题，同样可以实现先生在周代考古方面的愿望。   

其二，在先生看来，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从事田野考古发掘是必不可少的，而编写考古发掘报告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仅发掘而不写发掘报告的考古工作者是不完美的。1980年以前，虽然先生参加和带领学生实习发掘过多处遗址，如河南洛阳王湾、河北邯郸涧沟与龟台寺、北京昌平雪山与房山琉璃河、山东临淄齐故城等。但因各种原因，这些发掘成果由先生负责编写报告并予出版已不可能，这对先生无疑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于是先生决定重新开始，在探讨学术问题、解决学术问题的同时，编写一部考古发掘报告。   

其三，先生在1980年前对商周青铜器的研究用力甚勤，资料收集颇多，并已取得突出成就，如首次对商代青铜器的分期，首次对先周青铜器的认定等。但这仅涉及到青铜器的少部分内容，而且都是在研究其他问题时经过取舍、有针对性提到的，不属专门研究青铜器的论著。因此，出一部研究青铜器的专著也是先生多年的愿望。   

先生是想到做到，事必躬亲，有志必成的人。1978年，当《商周考古》和《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两部书稿交给出版社之后，马上就将第一项计划付诸行动。1979年秋天，他和李伯谦先生在许伟、李兆祥等协助下，亲自带北京大学考古专业76级部分同学对山西翼城、曲沃两县诸多周代遗址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调查与试掘，以寻找晋国始封地，确定发掘地点。最后认为天马-曲村遗址(此遗址当时叫天马遗址，本次调查后发现遗址规模甚大，改称为天马-曲村遗址)最为重要，并初步推断可能与晋国始封地有关。于是从1980年开始，该遗址被确定为学生实习基地，每隔一年进行一次大规模发掘。到80年代末，前后历时10年，所获资料已相当丰富，先生便开始组织编写发掘报告。   

为保证编写工作顺利进行，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到1993年初，连续近5年时间，先生常年驻守曲村。一方面统一筹划、督促落实和指导我们完成各自承担的整理与编写任务;另一方面先生自己还亲自负责641座西周、春秋墓全部小件器物和青铜容器的整理与编写(这些墓的其他方面由徐天进先生负责)。这部分内容头绪最多，最繁杂，工作量最大。虽有一名临时工当助手，但只协助做些简单或力气差事，一切过程和步骤全是先生亲自动手。比如一个墓一个墓地核对资料，包括图、表、器物卡片、器物标签、文字记录与实物的名称、编号是否一致;全部墓葬各种器物的统一分类、分型;各墓各类型器物的数量统计及各种器物类型所见墓数与数量总合;对照实物检查所有器物图画得是否准确、合适;将所有清绘的器物图逐一裁剪方正，再按单位与出版要求排好贴妥，当然还有文字描述，等等。即使最简单的过程，先生也要亲自落实，不会完全依靠临时工。如统计各墓各种器物的数量，先生都是自己先数一遍，然后让临时工再重数一遍，以二人相符不误为准。   

由于曲村周代墓葬历史上未遭盗扰(1987年以来始盗)，保存完好，600多座墓葬的出土物非常丰富，各类小件器物尤其多，装器物的硬纸盒重叠而放堆满了七八个文物架。器物最多的墓葬，一墓就有二十余盒。为了查找方便，这就需要在盒外写明盒号、墓号、器名与器号。盒上的这些字都是先生自己写的，而且每盒不是仅写在一面，而是盒盖四周与盖面都写，这样无论怎么摆放都一目了然，放时方便，查找起来也方便。为了避免盖错同时打开的几个盒盖，又在盒身四周写明盒号。这仅是整理过程中一个小小的环节，它与报告的质量没有直接关系，目的只是为了整理时方便，在进行每一步骤时有条不紊，以节约更多的时间。由此便可看出先生做事细致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近日看到王宇信先生在《中国文物报》发表的悼念先生的短文，提到他在先生去世前两月请先生为别人题写书名，先生在写前还用铅笔打了格子。这让我想起也是在数月前，因考古文博学院拟外聘一位兼职教授，按学校规定需有两位北京大学教授的推荐书，于是我请先生写一份。几天后先生写好了让我去取，一看是用白纸打格子后写的。这推荐书不同于书名，是交给学校人事部审查后存档的材料，可先生同样打上格子，书写整齐。这是先生的习惯，凡事无论大小，总是认真对待，毫不马虎，不容有任何纸漏，力求做得更好。上举这些事例都不是太大的事，据此可以想见，先生在从事学术研究时又会怎样做，持何态度，翻一翻先生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便可知道。在此《论文集》中，每篇文章要下多大功夫，花费多少精力，有何学术意义且不说，仅写作时间之长、修改次数之多就反映出先生严谨务实、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如《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一文从初稿到定稿用了4年时间;《试论夏文化》从初稿到定稿，前后修改4次，历时17年，若减去10年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尚用7年时间。   

先生经常强调，考古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每个步骤与环节自己动不动手，效果与收获差别甚大。先生要求我们必须养成自己动手的习惯，连绘图都不例外。凡是先生指导的研究生，他都要求掌握绘图技能。在整理天马-曲村遗址发掘资料时，我们也是按先生的要求去做的，包括对所有器物(青铜容器除外)底图的绘制都是由各部分资料整理的负责人自己绘制的，绘图员负责对照实物上墨线。   

在曲村整理和编写报告的那些年，曲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还比较艰苦。晚上12点以前经常停电，因为这是农村用电的高峰期。为了抢时间，先生吃过晚饭不久便睡觉，电灯一亮就起床工作，经常一直工作到天明。先生建议我们也这样做，无奈我们12点以前怎么努力也睡不着，等12点来电了又开始犯起困来。因此，每天的可利用时间并不比先生多。   

因先生负责整理的实物资料既量大又贵重，只能放在库房，整理也只能在库房里进行。曲村考古工作站分前后院，先生的宿舍在前院，库房在后院二楼。虽然前后院相连，距离很近，但先生觉得在二者之间天天往返若干次会浪费很多时间。因此，整理开始不久，先生干脆搬到库房居住，前后在库房住了大约有两年之久。文物库房本不是居住之所，加之又是未做防热处理的顶层，冬天生炉子还勉强可以御寒(山西的火炉大)，夏天热起来可就难熬了。当时整理没有专门的经费，主要靠先生申请到的教育部的一点课题费。我同先生商量可否买个电扇，那时在当地买一个落地扇需一百多元钱，相当于讲师一个月的工资，属贵重物品，先生觉得太贵了，没同意买。不久遇上我去西安办事，到商店又看了一下，有一种比落地扇矮一点，但又比台扇高一点的可置可挂的电扇，价格稍微便宜些，于是自作主张，买了一个背回曲村，先生也只好认可了。   

80年代末的山西，粗粮多细粮少，大米还比较紧缺，好大米更难买到。先生是南方人，喜欢吃米饭，每次离京到曲村时，先生都要自己背些大米。至于洗澡，根本谈不上，烧点水在屋里擦擦而已。   

1990年初，整理全面铺开，为抓紧时间，先生春节期间仍坚持在曲村工作，这年春节是李伯谦先生陪他一起在曲村度过的。我因搬家，正月初六才到曲村。让两位先生在曲村过年而未作陪，每想及此就深感愧疚。   

1993年末，报告初稿大都完成，修改、统稿和最后审核等工作移到北京进行，这些工作只有先生能做，他人难以替代。由于规模庞大，仅线图和照片就用4开大的纸贴了两千余张，摞起来有半米多高，手写稿300多万字，另外还有大量的登记、统计表和图版。要铺开校对、审阅需有较大的办公场所，而先生家里的书房已经被书堆得拥挤不堪，无此条件。因此，最后的这些工作只好在单位教研室进行。可这样一来，先生每天从家里到学校至少要往返一次。此时先生已年近70，视力不好，腿脚不灵，本来平时外出都需要有人陪同，如果每天跑学校，找人陪伴也还可以想法解决，但先生自己每天仍需去挤公交车，去走很长的路，依然很辛苦。对先生来说，辛苦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他觉得这样太浪费时间，尤其是晚上没法利用。仍然是为了珍惜时间，先生让我们在教研室给他支了一张折叠床，又在教研室住下了。除星期天回家改善一下生活，洗个澡外，其余的时间全部在学校。一日三餐拿着饭盒到学生食堂就餐，如此一住又是两年。我们觉得实在委屈了先生，可先生认为这比曲村的食宿条件好多了。

从1988年开始整理到1996年报告编写完成，前后历时8年。若从1979年先生带领学生调查天马-曲村遗址开始，到2000年《天马-曲村》报告出版，总共历时20余年。这期间，先生不畏艰难，孜孜以求，从不懈怠，付出了无限辛劳。这种为事业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天马-曲村》考古发掘报告的出版，使先生20年前为自己确定的两大计划之一得以实现，此时先生已逾古稀之年。对另一计划，即青铜器研究著作的撰写，当《天马-曲村》报告交稿之后，先生就着手筹划了。他曾找几位中青年学者谈过共同从事这项研究的设想，无奈这是更复杂的一项研究计划，需要足够的人力和财力，还需要足够的时间。而先生毕竟年事已高，种种条件的局限，这一计划终未启动。直到2004年，先生被查出患有肺癌后，才最后放弃。这是先生一生的遗憾之一。   

遗憾是难免的，然综观先生的学术成果，无不居领先地位，都引起了学术界高度重视，产生了重大影响。《商周考古》一直是高校考古专业学生必读的教科书，曾获国家级优秀教材一等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引领学术研讨数10年，至今仍兴盛不衰。有先生视之为20世纪后半叶夏商周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是颇为恰当的。此书亦曾获国家级科研成果一等奖。以上两部著作的贡献，不仅推动了学术发展，同时还培养了一批学术人才。这方面，《商周考古》的作用自不待言，即使《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亦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因为不论对该书提出的结论赞成与否，都必须围绕这些结论进行钻研。试看目前在夏商周考古研究方面小有名气的中青年学者，其所以小有名气无不与参与这些结论的讨论有关。这应是两部著作学术价值和意义的重要方面。至于《天马-曲村》，是大陆出版的全国各遗址田野考古发掘报告规模最大的一部，其编写体例与方法正在成为学术界效仿和参考的范本;其发表资料的全面与准确正在成为研究晋文化，乃至周代考古学文化诸多问题的可靠依据。该书于2001年在美国获得一项优秀图书奖。相信其学术意义和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显重大。   

先生作为一名教师，一名考古工作者，一生能有此三部高耸于学界的著作，当去而无憾，足矣。愿先生含笑于九泉!

本文源于《中原文物》2006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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