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光邹衡先生仙逝三周年的思念

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仙逝三周年了，这三年里，邹衡先生的音容笑貌无时不浮现在我的面前。面对当今现实，不能不油然生出许多思念和感慨。   

先生的一生，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评价，但一个基本点是，他的一生为人正直，从不趋炎附势，终身献身于学术，而不献身于权势。在过去那种政治环境下，能保持自己独立人格，不做整人害人、伤天害理之事，实属不易;在学术上他有独立的思想，从不迷信权威，更不是邯郸学步，放弃自己的话语权，而且还不断创造新说。   

邹先生的独立精神表现在:虽然他为学自信心强，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做墙头草，不人云亦云，但又决不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反对别人不用自己脑筋思考，望风使舵，放弃原有(随大流)的观点，盲目跟着他跑。他曾当着我对从事夏商考古的某专家表示鄙夷不屑(尽管此人在学术观点上倒向邹先生)，说“他没有自己的思想、观点”。而对反对他的观点的人，他却并不一概排斥，就看你有没有自己的东西。他曾公开表示承认、肯定某人，认为，“他有自己的学术体系”。这真让人感到惊讶。相对于那些“爱吹不爱批”，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风气，实在是一种了不起的思想品格。这正是对当今学术界以至整个社会(由于教育体制和政治造成的)普遍严重存在的赶潮流、顺风倒、顺杆爬、一窝蜂、迷信书本、迷信权威，完全没有自己思想的风气的一种批判、超越。这是何等胸襟，这种风格又是何等卓越、高尚，它给人一种“绝世而独立”的感觉。   

此外，他对考古学上的某些问题观察深人独到，见解高明(如在商代鬲形态的演变上，提出独到、准确的看法，是许多人未注意到或在迷惘中的，这是我很佩服的)。在田野考古技术中，亦有不少创新。影响深远的是“郑亳说”的创立。这是在学术界普遍执同一看法的情况下，力排众议，大胆提出的新说，并逐渐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从而改变了夏商周考古的整个格局。应当说“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整个年代学框架，实际是以此为基础的。这只是邹先生许多重要学术成就之一。   

邹先生之独立人格、独立思想，他在考古学上的突出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为后学共同景仰。   

邹先生为人正直，还表现在他对学术界的不正之风和学术腐败甚为不满。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一些不正之风渐渐突出，有的年轻学者为追求功名，急功近利，浮躁虚夸，不脚踏实地，不遵守学术规范，在考古工作上不守操作规程。在世风锐变的情况下，人们见怪不怪，任其为害。而在许多老一辈学者看来，简直是胡来、胡说，不堪忍受。邹先生斥之为“荒唐鬼”。考古所有人提出“唤回夏鼎精神”，可见问题之严重。邹先生还对“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不严谨之风也提出了批评。   

邹先生的一身正气，他的正义感，实在让人感动。这正是老一辈学者的可贵品质。这也启示我们，中国考古学要获得健康发展，首先要端正学风，要大力肃清目前学术界存在的歪风邪气，否则将把中国考古学引向邪路，甚至毁坏中国考古学。作为考古工作者首先要学会做人，要淡泊名利，要有学术良心，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把考古事业作为公器，作为天下、国家及民族的大事，不可当作个人的私器，为个人图利的工具。因而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不可做弄虚作假、坑人害人之事，努力防止、避免商业大潮的冲击。   

有了这个思想道德前提，才能忘我地工作，踏踏实实地致力于考古事业，特别是其基础——田野发掘，像邹先生所做的那样。而不会有浮躁的心理、急功近利的态度。不会像某些人那样，不愿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地”让别人去种，自己坐享其“成”(不经自己的艰苦耕耘，这种“成”的科学性和对自己的用处毕竟有限)，到处出风头、到处发表“高见”，这只能是以己昏昏示人昭昭，只能误导于人。这正是目前考古界的不良风气。   

有了这个思想道德前提，才能静下心来，沉下气来(这是当今学术界最缺乏的东西)，才能有高尚的精神境界，高明精妙的思维和认知能力。对事才能看得清，对理才能认得真，而不是局限于事物的浅层、表面和极狭小的局部，才能达到超越陈旧的理论、观点，才能创新，获得自己的话语权，而不至于拿着新材料塞人旧的思想框架。搞中国考古，研究中国历史文化，话语权却交与西方(国内其他学科都在反省“话语权”问题，而考古界则缺乏反省，这反映一个思想层次问题)。   

只有这样，中国考古学的发掘和研究才能进人深层次，才能开辟一个新的局面，考古遗址和考古材料才能发挥更大效益，而不至于“浪费”。这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有感于此，邹先生做人、为学的高尚、高明之处，是特别令人怀念的理由之一。   

邹先生还有一个重要品质是尊师重道，此点在北大召开的追思会上许多人已经提到，这里我只想谈谈我个人的体会。   

我此生最大的幸运在于，我与邹先生有个共同的指导老师郭宝钧先生。我这个人不会说话、办事，但是恩师永远在我心中，没有恩师就不会有我今日，因此我始终心怀感激。始终按照老师在我研究生人学时的吩咐:“将考古与文献相结合”的方向去努力，牢记老师对我的鼓励。回忆当年，他就我的入学考卷和大学毕业论文表扬我的学风踏实，不乱说话或不懂装懂，有自己的见解，有创见和发展潜力。我一直照此努力做下去，不让老师失望。我始终注意不做对不起老师的事，包括在疯狂、失去理智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对大师兄邹先生、二师兄徐自强先生，有同门之谊的郑振香先生都是深怀敬意的。   

邹先生无疑做得胜过我。给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邹先生对恩师十分尊敬，我在读研究生期间(“文革”前)经常遇到邹先生从北大进城到所里看望郭先生，让我受到感动和示范的影响。在“文革”中，他并未同流于“揭发”、“批判”老师的狂潮。老师去世后，二位师兄还将恩师的遗著整理出版，以报答师恩。   

回想2002年，在北京的一次会议期间，他对我说:“郑光，我们是一个老师，我不能给别人说的话，我得跟你说……”，此话让我十分感动。   

我这个人有个招人讨厌的毛病，不管领导的意见、面子，不管权威们的观点和影响，胆敢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一直到今天，旧习不改，甘居主流意见之外，好说些人家不愿听的话。我与邹先生也有学术观点不一致的地方，我发表过与邹先生商讨“郑亳说”的文章，这引起许多人的不理解，好像这是对大师兄的不敬。我虽在观点上“不思悔改”，但感情上还是有些不安，对大师兄不好意思面对。正因为如此，我才对邹先生的高贵品质、宽敞胸怀深有感触，深为感动。他这样一个大权威，竟让自己的师弟扫了面子，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而他，不但不因此生我的气，或者报复于我，还不断通过我所同事转达对我好的评价，如通过郑振香先生、高炜先生、刘一曼先生说我的好处。郑先生曾传话说，我的文章每篇他都看过，文章一篇比一篇好。高炜先生还当众转述了一个更高的评价。听到这些话，我真有些汗颜，真不敢当，只当是他对小师弟的奖掖。他有时将他的文章的抽印或复印本托人捎给我(我经常下田野，不在所内)。有意思的是，他曾将大作《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两次托人赠与我。这大约是他将头一次送书的事忘了，又送第二次。证明他始终惦记着我。他不记我的过，还不断赞扬、鼓励、奖掖我，能不让我感动、深思吗?   

为此，我也感到纳闷，他对他的学生有时并不这样，为什么对我这样?我想，并不是因为我个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应当是因为他尊师重道，他完全看在恩师的面上才会如此。他尊重老师、尊重师门，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也是激励我前进的动力。   

我自己感觉，我在学术道路上受惠于邹先生实在匪浅，尤其是在相互讨论中所得到的启示。在此层面讲，没有邹先生，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有幸与邹先生在同一师门，多年来，我在他的带领、奖掖、推动下做了一些有益的事，目前仍不敢懈怠，仍不敢忘恩师的嘱托，努力在学习，在前进，在做“结合”和古文化深层次的“发掘”工作。邹先生为师门争了光，我也不甘落后。我们都有个共同的心愿，为了师门，更为了国家民族的复兴而努力奋斗。邹先生已仙逝，我还要自强不息，继续努力。   

邹先生在世时，我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是成熟，越是理解他、尊重他。他的去世，让我悲痛，如同失重，失去平衡。在八宝山，在邹先生的告别仪式上，我为邹先生三叩首送别。此举有三个理由:一为恩师(怀念恩师)，二为师兄(与师兄痛别，感谢师兄的关爱);三为师门(望师门后学能继承前辈优秀的人格和学问，继续努力、不断创新，为中国考古学做出有价值的贡献)。这三叩首也是邹先生对我的感动、影响所产生的激情所致。   

最近两年，我深切地体会到，邹先生的学术和人格确实起了好的影响，有了好的传人。同门人都十分努力，成绩斐然。尤其在尊师重道上，有了好的传承，这实属可贵，值得欣慰。   

在今年四月和七月的会议上，我与北大李伯谦、刘绪、雷兴山等教授和刘绪教授的博士生接触，从交谈和他们的行为、态度上，我感觉到，他们对邹先生是尊重、怀念的。我深切地感受到邹先生的风范还强烈地存在着。   

文化、学术要发展，必须要继承，而不能像过去那样割断、否定、颠覆。这种继承，不仅是知识、学问，最重要的是继承先辈的优良道德品质，良好的学术作风。没有此种前提，其他什么都谈不上。不能尊师重道，如何能真正“继承”?为师的，谁敢轻易相信人，谁愿将真本事传授于人。邹先生尊师重道的良好风范，在今天显得十分难得，是医治时弊的良好药方，是值得大力提倡和发扬的。   

从邹先生为人处世的风格，可以体会到，中国传统价值观、传统的教育原则:做人第一，最后达到平天下的理想。这是多么可贵，邹先生的一生正是体现了这点。   

邹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在今天这种文化、道德出现危机的形势下，更显得他的道德品质、学术作风的可贵。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这种品质更显稀缺、珍贵。邹先生的道德文章更加值得人们尊崇、怀念。今天纪念他，更有深刻的意义。   

呜呼!   

哲人乘鹤去，精神愿长存!             

                       郑光祭拜   

                                         2008年12月21日

本文源于《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2期

聆听大家教诲

民风民俗文化民俗学考古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