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杰：我与邹衡先生

１９５５年秋我考入北京大学，学号为５５０６０８９，起初在历史系一年级一班。二年级时开始分专业，历史系决定一班、二班为历史专业，三班为考古专业，考古学家尹达先生做了动员报告，他强调考古工作的特点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这一点正合我的愿望，我就从一班跳槽到了三班。考古专业的头三年主要学习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文化等书本知识。

１９５８年秋一１９５９年５月，全系同学参加了民族调查工作，我被分配到贵州省民族调查组，具体是到仡佬族小组，调查了平坝、安顺、郎岱等地的仡佬族。

１９５９年秋-１９６０年３月我们全班到河南省洛阳市王湾遗址参加考古发掘实习，辅导老师有北京大学的邹衡、夏超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郑振香、方酉生，邹衡老师为总辅导。考古所洛阳队队长赵芝荃给我们介绍了洛阳地区考古概况。我在北京大学学习了五年，学到很多知识，其中最重要、与后来的研究工作关系最密切的是王湾考古发掘实习，邹衡先生严谨和科学的考古发掘方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方法影响我的整个考古生涯。

王湾遗址，主要包括王湾一期（仰韶文化）、王湾二期（过渡期）、王湾三期（河南龙山文化）三种文化遗存，还有周代、晋代、北朝时期的文化堆积。

发掘之初，最先出现的文化层内出土一种典型的陶器——直壁平底碗，其他几位老师都不认识是什么时期的器物，唯独邹衡老师根据丰富的考古学知识断定这种器物既不是魏晋时期的，也不是隋唐时期的，于是采用“从上下两头往中间挤”的方法，也就是逻辑推理的方法断定是北朝时期的器物，进而断定该文化层是北朝文化层。这使我向邹衡老师学到了如何运用逻辑推理断定文化层性质的方法。

在我发掘的探方里有两个重要灰坑，即Ｈ１４９和Ｈ１６８。Ｈ１４９是锅底状灰坑，属于河南龙山文化；Ｈ１６８是袋状灰坑，属于王湾二期文化。其重要性在于：Ｈ１４９打破Ｈ１６８，从打破关系上证实了河南龙山文化晚于王湾二期文化，解决了王湾遗址的文化分期问题。

后来邹衡老师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中引用了这两个灰坑的打破关系。这使我向邹衡老师学到了如何利用遗迹之间的打破关系进行分期的方法。

当时北京大学正在开展“拔白旗”运动，我们年级的党支部书记穆舜英在全班大会上批判邹衡老师，说邹衡老师“三天不摸陶片手就发痒”，“拔白旗”拔到总辅导老师头上，批得邹衡老师抬不起头，难以正常辅导学生，很少说话，使我们少学习了很多考古发掘知识。然而，我的态度是尊重邹衡老师，虚心地向他学习，在我发掘的灰坑H168内共出土21件可以复原的陶器，这些陶器在坑壁附近排列成一圈，因为袋状灰坑的特点是口小底大，先民倒垃圾时，自然地倒在灰坑的中央，所形成的堆积中央高、周边低，垃圾内所含的陶器自然地从中央滚到周边。其中有一些彩陶上绘有黑彩"S”纹或“X”纹图案，是王湾二期文化的典型器物。每出土一件可以复原的陶器时，我就去别的探方找邹衡老师，我喊道“邹老师!我那里又出土一件可以复原的陶器”，邹衡老师笑眯眯地走过来，站在H168的坑口旁边观看我在灰坑内清理陶器的情况。

有一天我从一座周代墓葬内挖出一件被压碎的陶鬲，自己怎样努力也拼对不起来，未能复原，晚上我带着陶鬲碎片去邹衡老师住的房间向他请教，他手把手教我拼对陶片的方法，我很快就把这件陶鬲复原起来了。   

发掘期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先生专程从北京来到王湾发掘工地看望我们，鼓励我们要好好地向邹衡老师学习考古发掘知识，他还买了一大块牛肉，炖了一锅牛肉白萝卜汤，老师和同学们每人分一碗。

1960年2月我们回到洛阳市内，在考古所洛阳工作站大厅内对王湾遗址出土的陶片进行整理，先由同学们自己在地上将陶片分类、分型、分式。邹衡老师看到一些同学排错了就给调整过来，同学们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调整，他没有回答，有两个原因:一是心有余悸，怕话说多了又要挨批判，这是“拔白旗”运动的后遗症;二是让学生自己动脑子去思考，这是启发式教育。我边观察邹衡老师如何调整，边自己琢磨调整的原因，终于领悟到邹衡老师对陶器分类、分型、分式的要领:型的不同是在器物形制上发生较大变化，分期意义比较明显;式的不同是细微变化，分期意义不太明显。掌握了要领即可顺利地进行分类、分型、分式。

1960年秋我从北京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7年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基础上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秘书处工作。1961年初学术秘书处突然撤销，10多人都被解散，另外安排工作，我考虑到考古研究所是研究中国考古学的最高学术机构，就主动要求调到考古研究所工作。

1961年初我被安排到考古所山东队作为负责人，编写了《山东平度东岳石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与战国墓》的遗址部分，这是我参与编写的第一篇考古发掘简报。后来考古界将东岳石村遗址的文化遗存从龙山文化中划分出来，称为“岳石文化”，其时代大致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相当。   

1963年夏季考古所把我调到湖北队，金学山为队长，我负责思想政治工作，1979年担任副队长。我在编写青龙泉遗址发掘报告上层陶器的基础上，写了论文《试论青龙泉文化与屈家岭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关系》。后来的考古工作者将“青龙泉文化”归属于“石家河文化”。   

1973年8月-11月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联合举办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在湖北省宜都县红花套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实习，以石兴邦先生为总辅导，我是辅导员之一，是石兴邦先生的助手，并且具体辅导甘肃组发掘T9。   

1975年秋冬我单独一人去红花套遗址发掘，开了7个探方(T110-T116)，取得两点收获:第一，发现屈家岭文化层叠压在大溪文化层之上，据此形成了新的观点，即地层叠压关系表明屈家岭文化是由大溪文化发展而来的。第二，发现了数座红烧土房址，例如F301、F302，都是圆形半地穴建筑，虽然建筑面积较小，但是，我在红花套遗址练就了清理红烧土房址的基本功，从发掘方法上为后来在枝江市关庙山遗址发掘大面积的红烧土房址奠定了基础。   

1979年我以红花套遗址T110-T116的地层叠压关系为依据，发表了论文《试论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仰韶文化的关系》，提出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是本地区两个先后相承接的文化”，这是以事实为依据做出的判断。此文在考古界引起强烈反响和激烈争论。   

1978-1980年考古所湖北队在庙山遗址进行了五次发掘。其中第五次发掘在遗址V区开探方25个，发掘面积合计860平方米，武汉大学考古专业1978级学生20人在此进行考古发掘实习，我担任总辅导。我从亲身经历的王湾实习中认识到考古发掘实习极其重要，因此高度重视总辅导工作。为了准确地划分地层，我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来回巡察各探方的地层、遗迹和遗物，当某个探方露出新的地层、遗迹和遗物时，就利用休息时间将各探方的学生都召集到这个探方来观摩，先由这个探方的学生讲解新的地层、遗迹和遗物，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然后我做补充;二是利用晚上时间将发掘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归纳起来，系统地向学生讲解，学生实习期间我讲了31次。现场讲解与系统讲解相结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通过这次发掘，不仅使学生熟练地掌握了考古发掘的操作规程和具体方法，而且在学术上取得了两项重要收获:一是经过大面积发掘，证实了Ⅳ区发掘时所划分的地层是正确的，关庙山遗址确实存在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三种文化遗存;大溪文化遗存可分四期，其中，第一期是新发现的。也就是说，将关庙山遗址的文化遗存区分为三种文化、将大溪文化分为四期这两个重大问题都已得到圆满的答案，这就为编写《枝江关庙山》发掘报告夯实了基础。二是发现多座红烧土房址，其中F30是继F22之后第二座可以复原的红烧土房址。   

1980年我在关庙山发掘工地开始研究制陶工艺。我从大溪文化陶器的渗碳工艺开始成批研究制陶工艺。1984年1月27-29日湖北省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在大冶县召开，到会的湖北省考古工作者有数十人，北京大学的邹衡先生、曾在湖北工作过的胡德平和我都参加了大会。我发言的题目是“浅说大溪文化陶器的渗碳工艺”，展示了关庙山遗址出土的渗碳陶器照片和我仿制的渗碳陶器照片，在考察实物和模拟实验的基础上，首次提出陶器渗碳的方法有“窑内渗碳”、“窑外渗碳”两类。会议报道云:我的发言“引起与会代表们的极大兴趣”。我意识到研究渗碳工艺取得“开门红”，第一步“棋”走对了。   

后来，我将研究制陶工艺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大溪文化，与黄素英一起撰写了《大溪文化的制陶工艺》。  

1986年4月邹衡先生来到考古所我的办公室，我把存放陶器的柜子打开请他看，我说:“邹老师，上面这几件是关庙山遗址出土的大溪文化蛋壳彩陶，下面这几件是我仿制的蛋壳彩陶。”邹衡先生看了后惊喜地说:“李文杰，几年没见，取得这么大成绩啊!”   

我于1987年7月15日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工作，休息一个星期后就去宁夏海原县菜园村参加考古发掘。我在菜园村林子梁遗址发掘了窑洞式房址，将古代窑洞与现代民居窑洞的工程做法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1989年5月中旬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在长沙市豫园宾馆召开，邹衡先生和我都参加了大会，巧日上午我在大会上发表了论文《宁夏菜园窑洞式建筑遗迹初探》，当天下午又在小组会上介绍了窑洞式建筑的具体情况，引起与会代表们的很大兴趣，尤其是引起邹衡先生的重视。后来邹衡先生通过北京大学研究生处聘请我为他的研究生、法国人埃韦丽娜( EVELYNE AVRIL)的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国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黄土地区的民居建筑》(1992年6月10日)进行评议，该论文主要研究中国黄土地区的窑洞式建筑，我认真地写了评议意见。   

1989年俞伟超馆长对我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集中全力研究中国古代制陶工艺”。1990年2月26日严文明先生在电话中对我说:“研究古代制陶工艺的下限可到春秋，战国以后的陶器就不重要了，彩绘陶也不重要。"1993年5月7日俞伟超馆长专程来到考古部找我谈话，他说:“北京大学的邹衡先生说了不少表扬你的话，只要做了工作，人家是会了解的。写书的进度如何?写成书之后馆里或者考古部可以出经费，经费不成问题，书的编号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丛书第三号。论文集也可以，但是，书比论文集好。不要求全，研究工作是搞不完的，把西周的制陶工艺搞完就差不多了。年龄大了，不要下田野啦，研究制陶工艺也是必要的。”俞伟超、邹衡、严文明先生站得高望得远，他们从全国和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的角度对我的研究工作提出宝贵意见，使我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更加明确。   

1991-1993年我应邹衡先生的邀请，先后两次共用一个多月时间，对山西曲沃、翼城两县境内的天马-曲村周代居址和墓地出土的陶器做过专门的考察。陶鬲是周代数量最多、最有代表性的器物，作为主要考察对象。我在仿制联裆鬲的模拟实验过程中首次发现，联裆鬲制作成功的关键是泥筒上端必须先切除三个倒三角形，留下来的三个正三角形才能合拢成裆，换句话说，切除三个倒三角形是泥筒与联裆鬲之间的“连接纽带”，发现这个“连接纽带”，联裆鬲何成型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发现和提供“连接纽带”对于科研创新极为重要，“管理学”的创始人彼得·德鲁克说:“创新者的特点是能够把其他人认为毫无联系和独立的因素作为一个系统来考虑。……再说一遍，创新是成功地发现和提供我们所欠缺的、最微小的连接纽带，它可以把已经存在的因素(知识、产品、顾客的需要和市场)转化为一个全新的、更有效的有机整体。”   

我在曲村考察期间，与三个人关系最密切:第一个是邹衡先生。1991年我第一次来到曲村，只有短短3天，来不及仔细观察陶器。1993年我第二次来到曲村，住了一个月，天天在标本室内，坐在桌前的椅子上，聚精会神地观察陶器上所遗留的痕迹和现象，并且用比例规测量，在米格纸上绘成制陶工艺线图。有一天下午邹衡先生来到标本室，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默默地观察着我的研究过程，没有说话。当天晚饭后我到邹衡先生住的房间，同他聊天，邹衡先生问我:“李文杰，研究制陶工艺的关键是什么?”我说:“研究制陶工艺要以出土实物上所遗留的痕迹和现象为依据，关键是要从出土实物上找到证据，尤其是要找到成型方法的证据，完全靠证据说话。”邹衡先生说:“你说得对，要以事实为依据，关键是要找到证据。”然后，邹衡先生突然问我:“李文杰，你看考古所谁最聪明?”我脱口而出:"x x x。”邹衡先生哈哈大笑着说:“李文杰，你对考古所太了解啦”。1994年我将《山西天马——曲村周代居址、墓葬制陶工艺研究》稿件写完后，送到北京大学交给邹衡先生。他审阅稿件之后，来信约我再次去北京大学，他拿出一份曲村周代墓葬分期断代登记表，让我将论文中涉及的每一座墓葬的断代都核对准确，我按照他的要求做了，他对论文中的观点没有提出不同意见。由此可见，邹衡先生很重视墓葬的分期断代问题，由他亲自把关，这种严谨的作风很值得我学习。   

第二个是雷兴山，他是北京大学的教师，我同他住在一个房间，他白天忙于辅导学生，晚上同我聊如何研究制陶工艺的问题。后来他在北京市房山区带领学生进行考古发掘，特意打电话到我家里，他说:“我在发掘工地按照你的方法教学生研究制陶工艺，并且教学生绘制陶工艺线图。”   

第三个是李海荣，他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研究生，白天参加发掘，几乎每天晚上都来标本室，观察我研究制陶工艺的过程，对我绘制陶工艺线图的方法非常感兴趣。我将曲村出土的千件陶器逐一筛查了两遍，在需要研究的陶器上放了纸条。李海荣对陶器很熟悉，帮助我从标本架上取来需要研究的陶器，我绘完线图之后他将陶器放回原处，绝不会放错位置，他实际上成了我的得力助手。正因为他很了解我研究制陶工艺的情况，2008年他邀请我去研究深圳市咸头岭遗址的制陶工艺。   

1993年11月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在济南市召开，邹衡先生和我都参加了大会，山东大学考古教研室的栾丰实先生在发言中说，他们又发掘出数件山东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薄胎黑陶)，引起邹衡先生和我的注意。散会之后，我们在架丰实先生陪同下，在山东大学考古教研室观察了这些蛋壳黑陶，我用放大镜观察到每件蛋壳黑陶的器壁上都有快轮慢用修整的痕迹。据此就对邹衡先生说:“这些蛋壳黑陶全部都是快轮拉坯成型，没有注浆成型的痕迹”，邹衡先生点点头，赞同我的观点。   

总之，我从亲身经历中认识到，邹衡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实践经验非常丰富的考古学家，只要我们虚心地向他学习，他是很愿意把知识和经验教给我们的。

本文源于《古代文明:辑刊》，2016年

聆听先生教诲

民风民俗文化民俗学考古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