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水城：忆邹衡师二、三事

2005年2月9日，乙酉年大年初一清早，电话铃声响起，拿起听筒，那边传来邹衡先生的声音，说是给我拜年!这让我如何消受得起，遂再三向先生致谢，并顺便告诉他，初四我和同学们一起去看他和师母，他听后也很高兴!

放下电话，不由得想起两年前的春节，我生病住院，情绪低落。2月3日(癸未年初三)一大早，邹衡先生打电话到我病房说:“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就考虑自己的身体，好好配合治疗。”他还以自己为例说:“我30多岁就患了严重的心脏病，而且被医生判了‘死刑’。你看我今天不是活得好好的吗!一定要有信心!”

先生一席话，给我巨大的鼓励，今生难忘!   

出院后经过一段时间静养，身体逐渐有所恢复。2005年，我开始尝试外出参加一些活动，也借此摆脱心理上的阴影。这年盛夏，老同学罗泰教授(Lothar von Falkenhausen)带着他的几位高足来华，我们一起去了山东济南、临淄、寿光等地考察商周时期的制盐遗址和制盐陶器。后转到西安与李零先生汇合，继续向西在甘肃礼县、兰州、武威等地参观。我与哈佛大学的傅罗文(Rowan K.Flad)博士驱车从武威到民乐，实地考察了东灰山遗址并采集样本。考察途中，罗泰和我约定，回京后一起去看望邹先生。此次旅行对我极为重要，似有重生之感!

这年11月，我前往湖南道县，参加与美国哈佛大学和以色列魏兹曼研究院合作对玉蟾岩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

从湘南返京已至年末，遂马不停蹄地赶往四川郸县，主持“成都平原社会复杂化进程区域考古调查”(北京大学、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艺术史与考古系)国际合作项目。12月28日清晨，我与傅罗文从县城出发，前往预定调查区域的四至核实一些数据。那天清晨下起了大雾，能见度极差，我们的车只能一点点慢慢地向前蹭!在唐昌镇越过白条河，进人彭州地界后，雾气才逐渐消散。随后我们依次在安靖、清流和飞流寺几个点顺利地核实了数据，返回途中大家都很高兴，一路有说有笑。路上突然接到北京的电话，信号很差，当我得知是通报邹衡先生日前逝世的噩耗时，大吃一惊，以至于很难相信。因为就在我来川之前，还听同事说起邹先生不久前去河南偃师参加了学术研讨会，回校后还到系里的资料室聊天……

这一整天都在想邹先生的事。最为懊悔的是，夏天说好了回京后去看望邹先生，但罗泰去时竟忘了叫我。想想最后见先生还是在年初春节。那天和同学一起去他家拜年，然后在党校外面的“小肥羊”请先生和师母吃了测羊肉，大家相谈甚欢。如今天人永隔，哀哉!   

很快接到系里通知，12月31日在八宝山举行告别仪式。由于郸县调查的摊子刚刚铺开，又是合作项目实施的头一年，我不好离开，遂打电话请治丧委员会帮我们给先生敬献一个花圈，落款“李水城、罗泰暨中美成都平原国际合作考古调查队全体成员敬挽”。当晚，我给加州的罗泰发去电子邮件，告知详情。   

31日，吴小红博士发来短信，告知北京清晨落下小雪，似乎苍天也有感应……   

这一整天我都在郸县古城外的农田里进行钻探调查。也凑巧，在我们调查区域内有一户村民家里办丧事，高音喇叭一遍遍地播放哀乐，恍惚中似乎在北京参加告别仪式。一块参加调查的江章华副院长说，今天我们是以实际行动悼念邹先生的!   

2006年3、4月间，北大考古系举办了邹衡先生的追思会，我因远在英国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做访问学者，没能赶上。后来听同事告知，几位老先生的发言都很动感情……   

这年8月，罗泰要来北京，动身前给我来信，希望能约上李零先生一起去祭拜邹先生。5号上午，我们三人来到西山脚下的福田公墓，在邹先生的墓前肃立默哀。随后拜祭了与先生近在咫尺的张苑峰(政烺)先生。邹先生生前有个愿望，即希望百年之后能伴随张先生左右，如今他实现了这个夙愿。但不曾料想的是，王静安(国维)先生的墓也在不远处。真是巧得很，这几位大家在另一个世界还能继续探讨共同的学术话题。   

回想起来，我唯一一次去张政烺先生家拜访还是邹先生带去的。    出福田公墓，我们随李零前往万安公墓，拜谒夏鼐先生，并献了花。李零对那儿很熟，领我们依次瞻仰了冯友兰、朱德熙、启功等老先生的墓及其他一些名人墓。   

那天的大半时间都在墓地转悠，颇为感慨!记得大学毕业后，北京有位同学来信说，每年初春踏青的时候去万安公墓转转，会得到一些意外的启示。确实如此，人活一世，草木一秋，百年后都不过尔尔，何必钩心斗角，活得那么累!   

接下来我们去西山普照寺一个朋友处简单午餐。饭后他俩去大觉寺参观，返回来在普照寺院子里一棵近千年的古银杏树下饮茶、聊天，邹先生依旧是话题。罗泰告诉我们他已完成了介绍邹先生生平的纪念文章，即将发表在《亚洲艺术》("Artibus Asise" )杂志上。   

回想起在北大读书、工作期间，尽管学业专攻不同，与邹先生交往并不是很频繁，但也经历了一些值得回忆的趣事，从中得以窥见先生的为人、秉性。   

1979年秋，我们77、78两个班修完了史前(新旧石器)考古。三代考古前一半由李伯谦先生讲授。记得已是11月的下旬，邹先生开始讲授周代考古。在文史楼二楼东头的专业教室，先生抽着烟，从兜里掏出个小小的工作笔记本，课讲得很吸引人。那年他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些内容:一、夏文化问题;二、商代铜器分期;三、西方地区的周代考古;四、东方地区的周代考古;五、周代边区考古;六、有关考古材料反映的一些问题。基本是他多年研究的三代考古精华。讲课期间，还带我们去故宫青铜器馆、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考古所工作站参观。当时，考古工作的条件非常艰苦，让我们不少同学感到震惊。记得在我们两班毕业实习之前，邹先生还给我们讲了“考古调查与发掘”，内容包括普查、普查分类、准备工作、调查方法与步骤，重点复查、专题调查等。   

记得那段时间正好碰上邹先生搬家，77级有几个同学去帮忙，回来说起邹先生那一大木箱子分门别类，内容丰富的卡片，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此不难看出，那一代的学者都是下了怎样的功夫来做学问的!邹先生对三代考古的贡献有目共睹，无人能及，即便到了今天，有关夏商周考古的一系列关键问题均绕不开邹先生提出的论点。   

记得有一次和宿白先生聊天，我问，为何邹先生副博士一毕业就打发去了兰州大学?而且很快又给调回了北大?宿先生说，“往外分配我们谁能管得了。但北大建立考古专业后，面临一系列的难题。首先是缺少教员，特别是田野考古没人带，正是为了加强这一块，我们费了很大劲才把他给调回来。而且事后证明，这个决定非常正确。北大的田野考古能有今天，邹衡功不可没”。   

1993年我在系里负责协助《华县泉护村》发掘报告的编辑出版。有一次张忠培先生说起这么一件事，“那年在泉护村遗址发掘出土不少大块的彩陶片，非常漂亮，但后期整理时却没有认真地对陶片。实习结束后，老师带着学生途径洛阳参观，在王湾遗址看到人家对出那么多完整陶器，非常惊讶，也由此晓得了邹衡的厉害”。据说就是从那以后，北大的田野考古实习才更加重视陶片的拼合训练。   

其实，拼对陶片是邹先生早年参加二里冈遗址挖掘时摸索出来的田野考古训练和研究的重要方法。当时在裴文中、苏秉琦等先生的指导下，邹先生一方面关注地层学，再就是特别注重陶片的拼对。严文明先生回忆道，邹先生当年曾介绍他的体会，说一般器类的形态演变都不太明显，但陶鬲的变化是最清楚的。因为两的造型复杂，可观察的点也最多。这大概也是邹先生日后特别重视陶鬲形态演变的缘由。正是有了二里冈发掘的经验，邹先生摸索出的这套方法为丰富有中国特色的田野考古方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成就了奠定他本人学术地位的大作《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56年3期，77-103页)，颠覆了商文化(铜器)无法分期的“权威”观点。   

邹先生做学问较真是出了名的。无论什么人，只要对邹先生的学术观点提出挑战，他都会认真应对，哪怕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甚至自己的学生。这反映出先生对待学术讨论的“平等”心态。   

先生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他所负责的工作从来不留尾巴，有始有终，善始善终。1981年秋冬，他带领77、78两个班十余名学生去河南、湖北毕业实习。实习一结束，77级就毕业离校了。邹先生带着研究生和78级几个学生马上开始资料的整理，在我们毕业之前，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学术讲座:“史前夏商楚考古新发现—湖北、河南考古调查”，介绍了此次毕业实习目的和取得的成果，随后的8月便正式发表了《晋豫鄂三省考古调查简报》(《文物》1982年7期)，对山西、河南、湖北三省的考古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据参加整理的孟宪珉回忆，邹先生要求非常严格，事无巨细，一丝不苟，包括每件器物图怎么排、放在哪儿都要反复斟酌。后来，邹先生主持编写《天马一曲村》考古发掘报告，工程可谓浩大。先生以身作则，坚持去曲村工作站亲自整理资料，然后将参与工作的教员们组织起来，将晚年的大部分时间投人到这部近400万字的鸿篇巨制的考古报告上，并最终付梓。有学者评价这一成果时说:“邹先生守望天马一曲村近20年，最终树起了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20世纪的中国考古学，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学术守望者和奉献者，才取得了一系列震惊寰宇的发现和成就”(水涛:《一部空前的考古学巨著—<天马一曲村>读后感》)。此书后来在美国获著作奖，可谓实至名归。   

20世纪90年代初，我带学生去曲村实习，恰逢先生在那儿整理资料。有一次去先生房间，见他正在核对出土的装饰小珠子，而且是一个个地数。我随口便说，这种活儿您随便找个人干就行了，不必事必躬亲。他却说，你不知道，别人都弄不清楚。没辙，先生就这么较真!   

1992年暑假，李伯谦先生安排刘绪、我、宋向光及两位博士生带91级文博大专班的39名学生去曲村实习，发掘点定在曲村与北赵交界处的遗址上。晋南的三伏盛夏，天热的邪乎!一天下午，晴空万里。突然从塔儿山方向涌出一堵巨大的黑幕，从地到天，没等我们反应，刹那间昏天黑地、电闪雷鸣，龙卷风夹杂强烈的沙尘和暴雨扑面而至，耀眼的闪电就炸响在附近的地面。学生们慌作一团，老师招呼大家别乱男同学保护女学生迅速回返。有一位博士生见狂风乍起，遂独自跑回工作站，结果让邹先生好一顿数落。我回去后也加入到声讨的行列。先生见我发起火来，马上掉转话头说此人还是有优点的。这也是先生的特点，非常维护自己的学生。   

那年夏天是我和邹先生相处时间最久的一次，耳濡目染，深切体会到先生对考古的热爱，对盗墓贼的憎恨。曲村遗址是先生发现的，也是他的一块心头肉，这在一般人很难理解。后来晋侯墓不断被盗，他非常着急，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但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此他非常气愤、痛苦。有几次晚饭后我和他在村里散步，他对地下埋藏如数家珍，哪儿是遗址，哪儿是墓地，哪儿有大墓，哪儿是中型墓，哪家院内有墓，哪家靠盗墓起家，他都门儿清。有时走在路上，他忍不住会停下来、用手指着新建的“豪宅”无可奈何地说，这房子就是靠盗墓盖起来的!先生的这些言行难免会得罪地方上的某些人，以至于在曲村出现了一些对他很不利的传闻，但他并不为之所动。   

那年上半年，刘绪、徐天进等先生挖掘曲村被盗的晋侯大墓，我们去时还没回填。开工前带学生去参观，我也头一遭见识盗墓贼的“精准手艺”，颇为惊讶。特别是看到被盗大墓附近农田里很多的探眼，密集到1-2米就一个。我还对刘绪说，你们探得可真够仔细的。他听后悄悄地说，哪儿呀，这都是盗墓贼钻的。据说当地的盗墓贼一直不知此地有大墓，钻探出黑色木炭就收手了。后来从洛阳来了一批“高手”，经这些人点拨，盗墓贼方知有木炭才表明有“大家伙”。还记得刘绪指给我看一块地，说那块地下就有个“大家伙”(即8号墓)。我当时颇为不解，说既然知道这儿有未盗的大墓，何还挖那盗空了的墓?他说，按照当时的规定，只能如此。 

曲村的实习很快结束了。返回北京前有天晚上，邹先生到我房间郑重其事地问，么时候走?我说16号。他说咱们商量商量，你和水涛能不能不走?留下来，咱们打号墓给挖了。听了先生的话，我本能地说:“咱一无钱、二无人，而且也没有发掘执照怎么个干法”?我以为先生也就说说，想不到他马上一脸严肃地说，如果这次不挖，们前脚走，后脚人家就来盗。我听后还半开玩笑地说，“邹先生，只要您不走，盗墓就绝不敢来”!他说，不可能，我是上了黑名单的，早晚会被“他们”除掉!信不信由你。说罢气哼哼地回屋去了。  

8月16日，我们带学生返校。8月30日，邹先生离开曲村。翌日，即8月31号夜，8号晋侯墓被盗，当地村民发现后集合起来，挥舞着锄头，喊着捉贼的口号走村，吓跑了盗墓贼，但大量随葬品也被盗走。9月，北大考古系派员前去清理，在墓的一角出土了盗墓贼漏掉的2只青铜兔尊、1对铜壶、2件小编钟和一批玉器。   

后来，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晋侯苏”编钟一套14枚。这套编钟就出自8号墓，加上当时漏掉的2枚，共16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为了买回这套编钟，据说上海物馆花去了800万元人民币。   

每每提及此事，我都会想，难道邹先生真的有先见之明?或许这只是问题的一面。但真相是，当时盗墓贼确实就一直待在曲村，而且在暗中时刻盯着我们的考古工站，特别是邹先生，并伺机下手。其实，最让我不敢想的是，当邹先生得知此墓被盗后，他心中该是何等的悲哀啊!这件事我一直憋着，从来没敢问他。

2011年5月定稿于北京蓝旗营本文源于《考古学研究》 ,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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