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宋金时期的水旱灾害、水利建设与经济重心的转移

唐中期以后，我国的经济重心加速由北方向南方转移，至南宋—金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正式取代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我国的经济重心区。经济重心转移的问题，学术界已有相当的讨论。本文试从水旱灾害和水利建设的视角考察经济重心的转移，北方取黄河下游的黄淮海地区，南方取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作为讨论和考察的对象。

一

黄淮海地区北抵燕山，南迄淮河，西依太行山，东濒海，华北平原纵贯南北，外围是丘陵山地。东南江浙地区北部是平原地形（长江下游平原和杭嘉湖平原），南部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自古以来这是我国两个重要的经济区。黄淮海地区以旱地农业为主，东南地区以水田农业为主。由于同属于季风气候，两地都是旱涝灾害频发的地区。自然环境的差异性和社会经济、人口分布的不平衡性，决定了自然灾害的分布具有地域性。《中国自然灾害史（总论）》根据对死亡千人以上的自然灾害分布的统计，认为宋代以前自然灾害分布主要在黄河下游、淮河上中游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其中洪涝最多出现在黄河下游，少数在汉水、淮河中游或长江下游；干旱出现在黄河下游或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宋元时期水旱灾害分布最集中地区是长江三角洲、浙江沿海、华北平原。明代的灾害频率和规模比前期有剧增趋势，除了老灾区外，沿海、长江以南、云南的灾害也开始出现。洪涝仍在黄河下游出现密集区，明显变化是长江以南及京津一带的情况开始严重起来；干旱主要出现在北方，以豫、冀、晋、鲁最为严重。清代灾害比明代有进一步发展，洪涝重灾区分为两个区，一个是从湖南、湖北、安徽到江西、浙江、江苏的一个密集环带，另一个是老灾区即黄河中下游地区；干旱集中在黄河中下游，以晋、豫、鲁、陕为最多。[1]可见，历史时期，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三角洲、江浙地区等人口稠密、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是自然灾害最集中的地区。为降低水旱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保证农业稳产高产，无论北方还是南方地区，都有必要兴修农田水利，防治江海决溢。而宋代以来千余年间治理黄河的成败得失，更是事关国运兴衰的大事。

辽宋金时期，黄河水灾受灾范围越来越广，决口地点分布越来越广，黄河改道、改流和分流频繁，为害范围之广程度之重前所未有。整个唐代有记载的河溢河决事件不过21个年份。五代53年，黄河有21个年头决溢。而在北宋的167年中，黄河有74年决溢记载；金代152年中，史书上记载黄河有21年决溢。有的年份还多处决溢。[2]黄河决溢、改道主要发生在下游河道，给黄淮海地区带来严重的后果。治河成为北宋水利事业的重中之重。北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河决澶州横陇埽（今河北濮阳东），东北流经故道之北，下游分成赤、金、游等数股，经棣（治今河北惠民县）、滨（治今河北滨县）二州之北入海，是为横陇河。从此黄河自今濮阳以下离开了东汉以来的千年故道。到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由于下游淤塞严重，河决澶州商胡埽（今濮阳昌湖集）北流。此后在宋朝内部产生了回复横陇故道和反对回复故道的争论。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主张回复故道的河渠使李仲昌自今河北清丰县境开凿六塔河渠道，向东接通横陇故道。次年，遂塞商胡决口，引水入六塔河。由于六塔河河身太窄，当天黄河即溃决，复行商胡北流。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黄河于大名府魏县第六埽决出一条分流，经大名、恩、博、德等州境，由沧州乐陵、无棣一带入海。此为黄河东流，称二股河。此后形成黄河北流与东流交替出现的局面。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河自澶州小吴埽（今濮阳西）北决合永济渠入海，黄河第二次北流。后来修了不少工程迫河东流，至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尽闭北流，使全河之水东还故道。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黄河又北决内黄口，东流断流。黄河下游河道的再次重大改道发生于建炎二年（1128），宋东京留守杜充在滑县李固渡人为决堤，黄河由泗水入淮。从此，黄河“或决或塞，迁徙无定”[3]，长期夺淮入海。

黄河频繁泛滥、决口、改道，不但给自然和人文地理带来恶果，如吞没农田和城镇，撩下大片沙荒碱地，淤淀河流，堙废湖泊，[4]阻涩交通，而且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损失，严重破坏社会经济。北宋时期，黄淮海地区饥荒和流民问题十分严重，频繁的旱潦灾害、黄河决溢泛滥是重要原因。宋仁宗时，名臣包拯说：“河北者，国家根本之地，存亡系焉。近年黄河决溢，水灾尤甚，饥殍过半，公私窘迫。虽累下圣诏，矜恤赈救，使命相望，而农亩荒废，流亡未复，仓廪虚竭，不支数月。”[5]宋哲宗时也有人指出：“大河横流，吞食民田，未有穷已也。故滨河之民，居者无安土之心，去者无还业之志，而又田为陂泽者，虽欲还业，将安归乎？……失田业者，虽遇稔岁，亦无还集之期；忧夫役者，虽非凶年，亦有转徙之意。”[6] 受河患破坏或威胁，多座城邑被迫迁址或废置（见下表）。迁移城址，不仅财政支出大，百姓的财产损失也是巨大的。北宋元丰中黄河北流，据说有意移深州于饶阳、安平，而主张东流者以为“移州三十万之费，可以回河”[7]，三十万贯当然不包括百姓的损失。金大定年间，卫州城被洪水冲坏，诏令迁移州治，但两年后居民还是重返故治，“皆不乐迁。”奉命前往视察的官员回奏：“若但修其堤之薄缺者，可以无虞，比之迁治，所省数倍。不若从其民情，修治旧城为便。”朝廷从其请。[8]

辽宋金时期黄淮海地区城邑因河患迁移废置表

漕运对定都开封的北宋政权至关重要。北宋在前代开凿河渠的基础上，建成以开封为中心的汴、蔡（惠民）、金水、广济（五丈）四河漕渠系统。河北的御河，即隋代开凿的永济渠，与黄河相通，也是北宋的一条重要运河。黄淮海地区的旱潦灾害、黄河决溢改道对运河交通构成威胁。庆历年间，河决澶州商胡埽，河水北流，御河受冲注而堙塞；熙宁间，引导黄河东流，御河经疏浚、整治后引河水通航，但仍然受淤淀困扰；元丰年间，河决澶州小吴埽，恢复北流，再次注入御河，导致堤防垫溺，于是闭断黄河入御口，引御入黄，御河纲运转漕黄河[9]。元祐年间，户部侍郎苏辙说黄河北决之前，“大河在东，御河自怀、卫经北京，渐历边郡，馈运既便，商贾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堙灭，失此大利。”[10]加以取水于黄河等多沙河流，运河淤泥积淀，往往阻滞正常运行。为保证漕运，几乎须每年疏浚淤泥。旱季则需要从沿途河湖汲水补给漕河，雨潦则需要向河湖排水以降低漕河水位，这对本地区人民抗击水旱灾害都是不利的。抗灾与漕运往往顾此失彼。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夏秋，汴水涨溢，从京城至郑州一片汪洋。朝廷遣使减小汴口水势，结果水势陡减，漕运不通，不得不再遣使疏浚汴口[11]。宋神宗元丰年间，曾开渠引伊、洛水入汴河，堵塞旧汴口，以避开黄河浊流，企图一劳永逸解决汴河淤浅问题。十年后终因水源不足重开汴口引河为源。入金以后，以上各渠除御河外先后堙废。

治黄治运成为北宋水利建设的重中之重，费用浩瀚，劳役繁重。北宋置河清军承担护堤护埽任务，俗称埽兵（厢军的一种）；还抽调其他番号的厢军参加治河工作，称河防客军，元丰三年，黄河、汴河岁差修河客军恢复九千人的旧额[12]。抗洪抢险或兴修大型水利工程，还调集其他厢军甚至禁军参加。如熙宁十年诏令差发京东、京西、府界役兵二万人塞治曹村埽，如不足，许调下禁军贴役[13]。军夫之外，“岁有常役则调春夫，非春时则调急夫，否则纳夫钱。”[14]宋初确定在48个府州军差调河堤夫役，《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二之一具体记载了这些州军的名称，后来分属京畿路、京东路、河北路、京西路（北路）、淮南东路。[15]原则上，“春夫并系以近及远，应付河埽功。”[16]即以州县距离役所的远近为先后。急夫是紧急征调的民夫，用于抗洪抢险。宋仁宗至和二年，朝廷规划兴役塞治商胡决口，开浚横陇故道。翰林学士欧阳修上书反对，指出：“比年以来，兴役动众，劳民费财，不精谋虑于厥初，轻信利害之偏说。举事之始，既已仓皇，群议一摇，寻复悔罢。不敢远引他事，且如河决商胡，是时执政之臣不审计虑，遽谋修塞，凡科配梢茭一千八百万，骚动六路一百余州军。官吏催驱，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于道路。或物已输官，或人方在路，未及兴役，寻已罢修，虚费民财，为国敛怨，举事轻脱，为害若斯。今又闻复有开河之役，聚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余里之长河，计其所用物力，数倍往年。”[17]宋哲宗元祐间，尚书左丞王存呼吁放弃费用浩瀚、成败难料的东流工程，“大河闭塞，功费不赀。去年未议故道、旧堤，其调发兵夫，鸠集材料，诸路已成劳费，况今故道、旧堤之役，其人工、物料又数倍于此。度今公私财力，上下俱困，京东、河北连岁灾伤，或于民间折科物料，出办人夫，诚恐羸病久困之民复受困弊。若出于公帑，则所费浩瀚，不易枝梧”[18]。欧阳修说“开河如放火，不开河如失火”，[19]形象地道出了河患之重与治河之苦。

金朝河防也是“量州县远近以调丁夫”，而“沿河居民多困乏逃移，盖以河防差役繁重故也”。[20]从章宗初年起，科差河夫实行差雇，并征收免夫钱。据《金史》卷27《河渠志》载：大定二十九年十二月，工部陈请：“营筑河堤，用工六百八万余，就用埽兵、军夫外，有四百三十余万工当用民夫。”由于工役浩大，调发夫役不易，于是诏令“去役所五百里州、府差雇，于不差夫之地均征雇钱，验物力科之。每工钱百五十文外，日支官钱五十文，米升半。” 金朝大定二十六年的埽兵增加到12000人。[21]金代的河工物料，和北宋一样，实行科买或和买，但官府往往不付给百姓钱，如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至泰和五年（1205），大名府、郑州等处“所科刍藁未给价者，计钱二十一万九千余贯”。[22]实际成为一种重赋。甚者“科征薪刍，不问有无，督输迫切则破产业以易之。”

河防劳民伤财，成为国家难以承受之重。宋徽宗时工部官员赵霆说：“黄河调发人夫修筑埽岸，每岁春首，骚动数路，常至败家破产。”[23]北宋时期，徭役负担北重南轻。宋仁宗时有官员说：“窃见京畿及京东、京西等路，每岁初春差夫，多为民田所兴，逐县差官部押，或支移三五百里外工役，罕有虚岁。伏知江淮并不点差夫役，当农隙之际一向安闲，比之北地实为优幸。”[24]程民生认为，我国古代北方地区长期以来是赋役并重，唐宋以来尤以劳役特别沉重为特色，而南方地区劳役相对较轻。北方役重严重影响了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经济重心南移的主要原因之一。[25]

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黄淮海地区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破坏，土地荒芜的现象十分普遍。宋初一再劝民垦辟荒田，但直到太宗至道元年(995)，还有臣僚上书指出：“伏自唐季以来，农政多废，民率弃本，不务力田，是以廪庾无余粮，土地有余利”，特别是“自陈、许、邓、颍暨蔡、宿、亳至于寿春，用水利垦田，先贤圣迹俱在，防埭废毁，遂成污莱”。次年，又有官员奏称：“今京畿周环二十三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26]直到宋辽澶渊之盟后，颁布《景德农田敕》，恢复农业生产的工作才渐收实效。史载“自景德（1004-1007年）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27]。但到仁宗即位时，仍是“天下废田尚多，民罕土著，或弃田流徙为闲民”。[28]仁宗时期，加强了各地的农田水利建设，庆历三年（1043年）十一月，诏：“访闻江南旧有圩田，能御水旱，并两浙地卑，常多水灾，虽有堤防，大半堕废。及京东西亦有积潦之地，旧常开决沟河，今罢役数年，渐已湮塞，复将为患。宜令江淮、两浙、荆湖、京东、京西路转运司辖下州军圩田并河渠、堤堰、陂塘之类，合行开修去处，选官计工料，每岁于二月间未农作时兴役，半月即罢。仍具逐处开修并所获利济大小事状，保明闻奏，当议等第酬奖。”次年正月，复诏各地创置、兴复陂塘、圩田及堤堰、河渠[29]。史载，仁宗后期，“天下生齿益蕃，辟田益广，独京西唐、邓间尚多旷土，入草莽者十八九”。[30]可见当时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的法令是起了一定作用的。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大兴水利，颁布农田水利法[31]。如京西北路孟州济源县千仓渠，引济水灌溉，始建于唐代，年久失修而堙废，宋仁宗嘉祐八年“兴复古千仓渠，堰水种稻，民甚获利”。后来因为豪民盗决渠水作水碨，以及官府引渠水入城壕、种植蒲莲之类植物，“古千仓渠稻田渐成废壤。” 宋神宗熙宁三年，经前任京西转运使、现任三司使公事吴充奏请，中书奉旨责令提举本路常平广惠仓兼农田水利差役事陈知俭规划千仓渠水利，制订了十条章程，保障灌渠水源及合理用水，沿渠稻田人户设置甲头，负责丈量顷亩、用水时辰、开闭闸堰等事务。[32]熙宁、元丰时期北方农田水利建设最值得称道的是大规模的淤田。利用北方河流含沙量大、颗粒细、肥分高的特点，综合利用水沙资源，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但长期以来是分散地、小流域进行的。熙宁年间放淤形成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建设淤田的高潮。[33]

二

长江下游河道相对稳定。东南地区的大型水利工程是抵御海潮浸灌的海塘海堤。浙西钱塘江北岸的海塘，唐代始有较大规模的修筑。宋仁宗景祐年间，两次修建石塘，工程蔚然壮观。钱塘江口南岸有山，潮势较北岸和缓，历代工程规模和数量都较少。江北的捍海工程，最著名的是宋仁宗天圣年间范仲淹主持重修的泰州一带海堤，长150里，后人称为“范公堤”。后三十年，海门县又筑百里海堤。南宋光宗绍熙年间，在松江府华亭县一带筑塘150里。塘堤兼具御海潮和蓄江水灌溉的作用。北宋也很重视江淮运河和江南运河的修整、疏浚，堰、闸、斗门工程的技术水平较高，可以控制运河水的蓄泻，又可以溉田。宋金战争严重毁坏了淮河以南的运河，后来稍有恢复，但终不如北宋时重视。东南地区修筑海塘、维护运河的工程，不象北方治河治运那样频繁而浩大，总的人力、物力支出相差颇大。

北宋中后期至南宋，南方地区的农田水利事业取得长足发展。五代时期，南方各地相对安定。南方诸政权比较重视发展经济，兴修农田水利。最突出的是吴越国对太湖流域的整治及圩田系统的建立。故“钱氏百年间，岁多丰稔。”[34]南唐也多次诏令州县修治陂塘，大规模开辟圩田，“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35] 北宋熙宁以前，南方江淮、两浙地区水利失修的情况严重。旧有的陂湖池塘，年久失修，不少被占为耕地，抗灾能力降低。南方地区连续遭受严重的旱灾，特别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后期、天禧初年持续干旱，重创农业生产。而雨量稍多则积水难排，特别是在太湖流域的低洼平原，严重影响农业生产[36]。北宋前期，南方江淮两浙地区多次因旱潦灾害造成大范围的饥荒。一些地方如昇州、明州的官员认识到围湖造田的弊端，请朝廷放除田租，依旧蓄水，遇旱浇溉农田[37]。仁宗初年，“苏州太湖塘岸坏，及并海支渠湮废，浸民田”，诏令江淮发运使与两浙转运使共同主持修复工作，疏浚积水，加固石堤，二万六千户流民得以归业[38]。景祐初，范仲淹知苏州，大雨过后，民田积水不能耕种，他指挥疏浚河流，导引积水注入太湖归海[39]。庆历初年，杭州知州郑戬调发属县丁夫疏导钱塘湖，诏令杭州每年如法开浚。庆历三年，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上疏请推行新政，其一为厚农桑，他们痛心地指出：“自皇朝一统，江南不稔则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则取之淮南，故慢于农政，不复修举。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堕废，失东南之大利。”[40]新政注意“选举良吏，务本安民，修水旱之防，收天地之利”[41]，即兴修农田水利。

庆历新政失败后，直至宋神宗即位，南方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仍属普遍现象。熙宁三年，曾任舒州太湖县知县的李竦奏称：“伏见江淮、荆楚之地，民业窳薄，卒以水田为生。地多濒江带山，高下不等，虽有耕耘之劳，而罕勤堤防之利；雨阳少愆常度，必罹旱潦之灾。虽有编敕兴复水利指挥，而郡县少能用心询采┄┄约太湖所修，十未一二，以天下计之，遗利固亦多矣。欲乞特诏郡县委长吏令佐，访求境内有古来陂堰积年毁坏荒废者，并诸色人具利害兴修次第，指陈官司预行计置。”[42]熙宁五年，郏亶著书论述苏州水利，列举了前代兴修的塘、浦、堰等水利设施遗迹260多所，对圩田系统遭到人为毁坏深表痛心。朝廷委任他为提举两浙兴修水利官，终因仓促兴工、非议颇众而罢役[43]。不久，朝廷遣沈括措置两浙水利。沈括认为“浙西诸州水患久不疏障，堤防川渎多皆湮废。今若一出民力，必难成功”，因请司农寺贷官钱，募民兴役[44]。

熙宁、元丰年间南方农田水利建设成就显著。熙宁八年，江宁府上元县主簿韩宗厚因任内兴水利、溉田二千七百余顷进秩[45]。熙宁九年春，曾受命考察淮南路水利的刘瑾请兴修扬州江都县古盐河、高邮县陈公塘等塘湖、天长县白马塘、楚州（今江苏淮安）宝应县泥港、射马港、山阳县渡塘沟、龙兴浦、淮阴县青州涧、寿州（今安徽凤台）安丰县勺陂等水利设施，朝廷令转运使落实执行[46]。熙宁年间，宋朝各路中兴修农田水利设施较多的十路依次是两浙路、淮西路、湖南路（1473处）、江西路、广西路（879处）、京西南路、淮东路、江东路、广东路（407处）、夔州路（274处），开发水利田面积较多的十路依次是两浙路、淮西路、河北西路、淮东路、京西北路、河北东路、京东西路、开封府界、京西南路、江东路。可见熙宁年间建设农田水利的高潮中，东南地区无论是建设项目数还是水利田面积均居领先地位，反映了朝廷的重视、依赖程度及本区农业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黄淮海地区虽然建设项目不多，但水利田面积仅次于东南区，说明工程建设规模大，投入的人力物力巨大，体现了政治中心区的优先发展权，也反映出本区农业经济依旧有较大的发展余地；湖南、广西、广东、夔州路，北宋中期以后国家加大了开发的力度，农田水利项目数的较高排名反映了这种政策趋向，但以小项目为主，水利田面积十分有限，说明开发程度处于较低的水平。下面是熙宁三年至九年黄淮海区、东南区诸路农田水利兴建情况的统计表[47]。

熙宁三至九年黄淮海区、东南区各路农田水利建设情况表

元丰以后直到北宋末年，南方水利失修制约农业发展的情况仍然非常突出。哲宗元祐间，五年，“太湖积水未退，为苏、湖大患。”[48]杭州知州苏轼主持疏浚西湖，“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开治，故湖水足用。近岁废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积二十五万余丈，而水无几。运河失湖水之利，则取给于潮，潮水浑浊多淤，河行圜闺中，三年一掏，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几废”[49]。宋徽宗崇宁三年，有臣僚指出：“天下水利凡当兴修者┄┄在今尤急如浙右积水，比连震泽，泛溢淹浸田庐，未有归宿。”[50]政和年间，“二浙虽遇丰岁，蠲除税赋不下三四十万硕，皆堤防不修，沟洫不浚。”，“平江府（苏州）积水，旧有三十六浦导其水归于江海，又为之闸以遵积水，今湮塞殆尽”[51]。宣和元年，有臣僚言：“访闻江、淮、荆汉间荒瘠弥望，率古人一亩十钟之地，其堤阕、水门、沟浍之迹迤俪犹存，而郡县恬不以为意。”[52]政和后期（1111-1117年），两浙提举常平赵霖主持“开一江、一港、四浦、五十八渎”，掀起一个水利建设的小高潮[53]。

总的说来，北宋时期除熙宁、元丰年间外，东南地区的水利设施疏于管理和维护的情况比较普遍。南方地区水利长期不举，首先是国家水利建设的重点不在南方，京东、京西、河北路即黄淮海地区的治理黄河、整治运河才是朝廷关注的重点。北宋时期国家的财源地是东南地区，但政治、军事中心却在北方地区，加之河水肆虐，故北宋水利建设的重点是治黄，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漕河建设、农田水利的重点也是黄淮海地区。水利建设是为经济服务的，更是为政治服务的。东南地区只是财源所在，国家投入小，索取多。南方诸路监司、州县官员也得过且过，疏于管理和兴修农田水利。其次是因为势要之家广占田产，而不愿分担兴修农田水利的劳役及费用，妄图将之转嫁于中下等户，坐享其成，以至劳费不均，勤力者反受其弊。三是势要之家竞相围田，肆意破坏水利设施。四是地方官府急功近利，为多收赋税，对围湖造田等行为听之任之，甚至营私舞弊，收受贿赂，助纣为虐。[54]五是为方便水上运输而人为毁坏水利设施或建筑新的航行设施，对农田水利造成不利影响。如“（宋太宗）端拱中，转运使乔维岳不究堤岸、堰闸之制，与夫沟洫畎浍之利，故务便于转漕舟楫，一切毁之”。[55]宋仁宗庆历年间，为漕运便利，在吴松江和太湖之间的吴江上修筑长堤，横截江流，致使太湖水不能顺畅流入长江，常常横溢苏、常、湖等州。后来，商人从江南东路宣、歙等州往两浙路贩运木材，经过溧阳县的伍堰段水流湍急，行船艰险，于是怂恿官府拆掉伍堰，结果江南东路的溪流不再汇入芜糊，而集中流入太湖，致使太湖水位进一步升高，加剧了水患。[56]同时，我们注意到，宋代以降东南地区疏导积水效果不理想，地不能尽其利，也与当时水利科学技术的局限性有关。[57]

但是南方地区自身的地理条件比较优越，一是雨热条件较北方好，二是河湖众多，水系密度、河流径流量较大，三是唐五代以来兴修的陂塘沟港及圩田形成良好的稻作农业区[58]，四是河湖含沙量较小，淤淀涨溢现象明显少于北方。加以澶渊之盟以前北方百余年的战乱频仍，人口大量南移，治理黄河、整治运河等徭役负担繁重，农业生产遂呈现南升北降的趋势。熙宁、元丰年间，大规模省并州县，主要以北方诸路为主，除了因为北方州县数目较多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北方民力凋敝，经济出现衰退趋势，亟待轻徭薄赋，休息民力。如滑州，“自天禧河决后，市肆寂寥，地土沙薄，河上差科频数，民力凋敝”，熙宁五年，按照本州的要求，一度废州，属县并隶开封府，这样可以减少职官吏员数，减少百姓差徭，节约开支[59]。王安石认为河北要省民徭，应该撤并州县，而江南则可以分置一些新的州县。有人以为这是王安石、蔡卞等执政的南方人重南轻北、强彼弱此的偏执之见。其实这是王安石根据南北方州县数量、人口密度、赋役状况、经济水平的差别，因地制宜提出的合理主张[60]。

南宋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是合一的。随着大量北方人口的迁移南下，不仅人口密集的沿江环湖地区的经济继续向前发展，而且原来人口较少、发展较迟缓的山区、丘陵地区也得到进一步开发。农田水利事业因农业生产的需要而大力发展，并不断促进着农业的发展。《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农田”谓：“大抵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从两浙转运副使赵子潚、知平江府蒋璨请求，派官员主持疏浚太湖流域州县境内堙塞的塘浦；宋金缔结和约后的隆兴二年，宋孝宗颁布诏令：“江浙水利，久不讲修，势家围田，堙塞流水。诸州守臣按视以闻。”同年，委派官员于湖州、秀州（今浙江嘉兴）、平江府、常州、江阴军、宣州（今属安徽）、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开围田，濬港瀆”。宋光宗绍熙二年，“诏守令到任半年后，具水源凐塞合开修处以闻；任满日，以兴修水利图进，择其劳效著明者赏之。”这些措施收到实效，政府招徕两淮流民佃种两浙新开的围田。宋孝宗、宁宗还采取措施遏制浙西豪民破坏水利设施、围占陂泽湖塘为田的不端行为。浙西、江东、淮东路大面积的沙田、芦场也被开垦为良田。[61]

成书于南宋绍兴年间的陈旉著《农书》“地势之宜篇”论述了因地制宜兴修农田水利的重要性：“夫山川原隰，江湖薮泽，其高下之势既异，则寒奥肥瘠各不同。大率高地多寒，泉冽而土冷，传所谓高山多冬，以言常风寒也，且易以旱干。下地多肥饶，易以淹浸。故治之各有宜也。若高田，视其地势高、水所会归之处，量其所用而凿为陂塘。约十亩田，即损二三亩以潴蓄水，春夏之交，雨水时至，高大其堤，深阔其中，俾宽广足以有容。堤之上疏植桑柘，可以系牛，牛得凉阴而遂性，堤得牛践而坚实，桑得肥水而沃美。旱得决水以灌溉，潦即不致于弥漫而害稼。其下地易以淹浸，必视其水势冲突趋向之处，高大圩岸环绕之。其欹斜坡陀之处，可种蔬、茹、麻、麦、粟、豆，两旁亦可种桑牧牛，牛得水草之便，用力省而功兼倍也。若深水薮泽，则有葑田，以木缚为田丘，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其木架田丘随水高下浮泛，自不淹溺。”[62]这些论述总结和推广了南方平原、山地、丘陵地区因地制宜建设农田水利的经验。

元人王桢《农书》农桑通诀灌溉篇引他本《农书》载：“惟南方熟于水利，官陂官塘，处处有之。民间所自为溪曷、水荡，难以数计，大可灌田数百顷，小可溉田数十亩。若沟渠陂曷，上置水闸，以备启闭；若塘堰之水，必置囝窦，以便通泄。此水在上者。若田高而水下，则设机械用之，如翻车、筒轮、戽斗、桔槔之类，挈而上之。如地势曲折而永远，则为槽架、连筒、阴沟、浚渠、陂栅之类，引而达之……”南方这种水利环境主要是在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形成的。

北方地区，金代水利建设的重点仍是治河。由于黄河南流夺淮入河，河患由河北、山东转移到河南。金中都远离黄河，漕运河北、山东的粮食、物资供给京师，遂将靠近南宋的河南地区作为军事上的缓冲区，对其经济发展少有关心，治河的重视程度自然也难比北宋。但治河的人力、物力支出仍是巨大的。金代迁都中都后，河北、山东地区的经济逐步得以恢复，世宗、章宗时期有了较大发展，水利设施得到修复，单位面积产量达到北宋时期的水平，土地开垦面积甚至还有所扩大。[63]但与江浙一带相比，山东、河北的农业还是有明显差距的。据姚汉源著《中国水利史纲要》第六章第二节称：“江、浙、闽、广渠塘之利大半自南宋时创始，或虽创自前代，南宋亦多扩建整修，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前代，下至明代仍不断发展。两湖、皖、赣各省的沿江滨湖的圩垸也自南宋开始大规模发展。金据北方，虽民间有所兴建，旧渠继续维持，而新建扩建水利工程则不见记载。” 冀朝鼎根据地方省志记载的统计指出，浙江省两宋时期的公共水利工程项目均居全国之首，而南宋时期达185项，比北宋时期的86项多99项；江苏省南宋时期见于记载的公共水利工程项目为73项，比北宋时期的43 项多30项；江西省南宋时期36项，比北宋时期的18项多了一倍；河南省、河北省金（南宋）时期见于记载的公共水利工程项目分别为2项、4项，低于北宋时期的7项、20项；山东省志所记全部治水活动几乎都限于黄河的防洪和大运河的维修，没有灌溉工程的记载[64]。即便北方即金朝的水利项目失载较多，但以上两位学者的统计仍距事实不远，即宋金对峙时期，东南区的农田水利空前发展，而黄淮海区的农田水利建设则处于停滞、衰退状态。金朝遗民元好问说：“江乡泽国，巧于用水，凡可以取利者无不尽。举锸投袂，随为丰年。今河朔州郡非无川泽，而人不知有川泽。捐可居之食，失当乘之机，如愚贾操金，昧于贸迁之术。旱暵为虐，乃无以疗之。”[65]随着人多地少矛盾的加剧，以及大土地所有制、土地兼并的发展，北宋时期即已存在的围水造田破坏水利环境的问题，到南宋时期进一步恶化，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田水利建设的效益。

综上所述，辽宋金时期，黄淮海地区与东南地区都频遭严重的旱潦灾害。相对而言，前者因为黄河屡屡决溢改道、河湖大面积淤废，而面临更大的环境灾难，农业生产受到的破坏更大。以堵塞决口、疏浚河道为重点的治理黄河，是前者最迫切最重要的水利项目，其次是对汴河等运河的疏导、建设，再次才是农田水利建设。后者水利事业的重点是治理太湖流域和江淮之间的旱潦、积水以及海潮浸灌问题，主要是建设排灌设施及海塘。治河治运当然也起到减小水害、保护农田、维护漕运的作用，但河、运频决既已给社会生产带来巨大的破坏，而年复一年的堵塞、疏浚工作，尽管出于不得已，其对社会生产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治黄治运重复劳动多，常常前功尽弃，巨大的人力、物力支出随着洪水化为乌有。东南区的水利建设，陂渠也好，海塘也好，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而且重复劳动较少，多数工程耐久实用，投入、产出基本形成良性循环，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从这个角度看，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水利建设疲于应付塞口、回河、清淤，严重制约了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南方地区既有较为优越的自然环境，又能专注于农田水利，经济发展有较好的自然和水利因素。经济重心的转移问题，首先是生产力的转移。就水利事业而言，北方传统的渠系、井灌，由于水资源环境的恶化，灌溉能力萎缩；而南方地区由于水资源较丰富，又建设了排灌措施较好的圩田、围田，山区则使用了翻车、筒车等灌溉工具，水利基础设施、效益都超过北方。这是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因素。[66]

 原載《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四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1] 见高文学主编《中国自然灾害史（总论）》第八篇第一、二章，地震出版社1997年。

[2]参见《中国自然灾害史（总论）》、《中国水利史纲要》（姚汉源著，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黄河水利史述要》（黄河水利出版社2003年）。

[3] 《金史》卷27《河渠志》，中华书局校勘本。

[4]宋元以前，本地区河湖沼泽包括人工陂塘较多，后来多所淤废。历史上黄河多次侵夺海河、淮河水系，是河湖淤废的重要原因。

[5] 《天章阁对策》，《包拯集校注》（杨国宜校注，黄山书社1999年）；《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166，仁宗皇祐元年三月庚子，3992页，中华书局校勘本。

[6] 《长编》卷396，哲宗元祐二年三月丙子，9661页。

[7] 《长编》卷512，哲宗元符二年七月庚戍，12190页。

[8] 《金史》卷27《河渠志》

[9] 《长编》卷324，神宗元丰五年三月戊申，7810页。哲宗元祐六年，刑部有请：“御河粮纲初系六十分重难差遣，其后以河道平稳，改作六十分优轻。近因小吴决口，注为黄河，水势险恶，乞复为重难。”反映出黄河冲击御河，使水运恶化的事实。见《长编》卷457，哲宗元祐六年四月庚戌，10943页。

[10] 《长编》卷416，哲宗元祐三年十一月甲辰，10114页。

[11] 《长编》卷72，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九月甲子，1633页。

[12] 《长编》卷305，神宗元丰三年六月丙午，7425页。熙宁八年，诸路客军减额五千人，见《长编》卷266，神宗熙宁八年七月戊寅，6528页。

[13] 《长编》卷285，神宗熙宁十年十月癸未，6974页。

[14] 晁说之《嵩山文集》卷1《元符三年应诏封事》，四部丛刊本。

[15] 参见梁氏《两宋阶级关系的若干问题》第九章“夫役征发诸形式及其承担者”，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原以《两宋的夫役征发》为题载于《宋史研究集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16]《长编》卷480，哲宗元祐八年正月庚寅，11420页。

[17] 《长编》卷179，仁宗至和二年三月丁亥，4327页。《欧阳修全集》卷109《论修河第一状》，中华书局2001年。

[18] 《长编》卷415，哲宗元祐三年十月戊戌，10086页。

[19] 《长编》卷248，神宗熙宁六年十一月丁未，6042页。

[20] 《金史》卷27《河渠志》

[21] 《金史》卷27《河渠志》

[22] 以上《金史》卷27《河渠志》

[23] 《宋史》卷93《河渠志三》，中华书局校勘本。

[24] 《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13—14，中华书局影引本。

[25] 《中国古代北方役重问题研究》，《文史哲》2003-6

[26] 《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农田之制”；《长编》卷40，太宗至道二年七月庚申，844页。

[27] 《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农田之制”。

[28] 《宋史》卷173《食货志》“农田之制”，《长编》4636页。

[29] 以上《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一一。

[30] 《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农田之制”。

[31] 《宋史》卷14《神宗本纪一》熙宁元年六月、二年十一月、闰十一月。农田水利法详见《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二七至二八。

[32] 《千仓渠水利奏立科条碑》，左慧元编《黄河金石录》6页，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原载乾隆《济源县志》。

[33] 参见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第六章第二节；汪家伦、张芳《中国农田水利史》第六章之二，农业出版社1990年。

[34] 范成大《吴郡志》卷19《水利》，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35] 《资治通鉴》卷270，后梁贞明四年七月，8832页。以上详见何勇强著《钱氏吴越国史论稿》第五章第一节，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邹劲风著《南唐国史》第七章第一节，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36] 《长编》卷98，真宗乾兴元年五月丁亥，2281页。

[37] 《长编》卷90，真宗天禧元年六月戊寅、己卯，2069页。

[38] 《长编》卷101，仁宗天圣元年闰九月丁未，2337页。

[39] 《长编》卷115，仁宗景祐元年九月庚子，2699页。

[40] 《长编》卷143，仁宗庆历三年九月丁卯，3440页，参见《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四部丛刊本。

[41] 《长编》卷150，仁宗庆历四年六月辛卯，3622页。

[42] 《长编》卷218，神宗熙宁三年十二月甲子，5295页。

[43] 《长编》卷245，神宗熙宁六年五月乙丑，5960页。参见（南宋）范成大《吴郡志》卷19《水利》引郏亶书，264—28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44] 《长编》卷246，神宗熙宁六年八月丁丑，5990页。

[45] 《长编》卷266，神宗熙宁八年七月乙丑，6523页。

[46] 《长编》卷272，神宗熙宁九年正月壬午，6666页。

[47] 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六八引《中书备对》。

[48] 《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三九

[49] 《长编》卷442，哲宗元祐五年五月壬辰，10644页。

[50] 《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三二。熙宁年间的郏亶，元祐年间的单锷，对吴地积水为患的情况有翔实的记录，见明人归有光《三吴水利录》卷一卷二，丛书集成初编本。

[51] 《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三四

[52] 《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三七

[53] 《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三六。参见《吴郡志》卷19《水利》，290—294页。

[54] 详见《宋会要辑稿》食货类水利门。

[55] 北宋人郏侨论吴中水利，见范成大《吴郡志》卷19《水利》，281页。

[56] （北宋）单锷《吴中水利书》，丛书集成初编本。归有光《三吴水利录》也收录单锷书。

[57]宋神宗熙宁时期的水利专家郏亶、郏侨父子论吴中水利利弊甚详，对当时人治水的各种意见有综述，可参见。《吴郡志》卷19《水利》，264—285页。宋以后的吴地水患，见归有光《三吴水利录》。

[58] 见《长编》卷143，仁宗庆历三年九月丁卯范仲淹等奏，3440页。

[59] 《长编》卷237，神宗熙宁五年八月辛巳，5759页。

[60] 《长编》卷246，神宗熙宁六年七月庚午注引陈瓘《尊尧集序》《尊尧余言》，5985-86页。

[61] 以上并见《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农田之制”，4182——4191页。

[62] 丛书集成初编本。

[63] 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第十七章第三节，河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

[64]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42页、10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65] 元好问《创开滹水渠堰记》，《元好问全集》卷33，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66] 参见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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