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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系精编经典中国通史之《明朝史话》连载16（点击看上篇），欢迎收看。

01、腐朽的弘光政权

大顺军攻陷北京、崇祯帝吊死煤山的消息传到明朝的陪都南京，城中官员一片慌乱，为了使朱明王朝苟延残喘，他们忙着拥立新君。

当时，从北方逃难南来的明朝宗室有明神宗的侄儿潞王朱常淓和明神宗的亲孙福王朱由崧，即在洛阳被农民军烹杀的老福王朱常洵的儿子。

南京朝臣在拥立谁为新君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东林党方面吕大器、姜曰广、张慎言、史可法等认为朱由崧虽系神宗亲孙，伦序较近，但以昏庸贪淫著名，而且他们担心朱由崧上台后会记“争国本”和“梃击案”的前仇，与东林党过不去，因此就主张立较为通达的潞王朱常淓，理由是立贤。

而凤阳总督马士英和因被定为“逆案”、罢官闲居南京的阮大铖等阉党余孽却早就密谋好，他们恰恰是要利用朱由崧和东林党的世仇，扶他上台，借以打击东林党，因此他们极力主张应按伦序继统。

两派官僚各为私利，各怀鬼胎，都想借拥立新君的机会猎取政治地位，掌握大权。马士英勾结高杰、刘良佐、刘泽清、黄得功等四镇总兵，以武力为后 盾，派兵把朱由崧接到南京。东林党无可奈何，只好屈从。

福王先于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称监国，没过几天，就正式即帝位，以第二年为弘光元年。这是崇祯政权覆亡后，明皇室在南方建立的第一个南明政权。

这个由阉党余孽拥戴的皇帝所组织的政权，其腐败程度是可想而知的。马士英以拥戴元勋入掌内阁，而负有众望的史可法被排斥到扬州督师。马士英又起用阮大铖为兵部尚书，入阁办事。两人狼狈为奸，把朝政搅得一团糟。

马、阮以兴复为名，借口筹办军费而大事搜刮，滥征赋税，加重人民的负担，而且公开卖官鬻爵，美其名曰“助饷”。

在这危急存亡之秋，弘光小朝廷里仍然在闹激烈的党争。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余孽对东林党人大事打击报复，张慎言、高弘图、姜曰广等遭受排斥，一一告退。阮大铖因自已被列入逆案，愤恨不已，说：“他们攻逆案，我就作顺案。”

所谓顺案，就是惩办归顺过大顺农民军的官员。他又编一本名为“蝗蝻录”的黑名单， 指东林为蝗，指当时江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另一政治集团一复社为蝻，凡被列入“蝗蝻录”的都惨遭迫害。

弘光小朝廷幻想清兵停止南侵，使他们能够苟安江南，因而不惜代价，向清廷屈膝求和，派了一个使团，带上10万两白银、1000两黄金、1万匹缎绢的礼物向清廷乞求议和，无耻地把这批礼物说成是酬答清军替明朝打退李自成，另有议和条件是：割山海关以外的土地；每年向清朝纳银10万两。

但是，清廷企求的是全国政权，而不是半壁河山，更不是早就为清朝所实际占领的关外土地。所以，不仅拒绝弘光朝的和议，甚而拘捕明使，指责弘光帝“僭立江南”，并在攻进陕西，打败大顺军之后，调出一支军队来进攻弘光政权。

当清兵节节南下之时，弘光政权内部党争方酣。驻守在江北前线的高杰、刘良佐、刘泽清、黄得功四镇总兵，为争夺富庶地盘，搜刮民财，正在互相仇杀，后虽经史可法委曲调停，仅能维持表面的和平，不能协力防守。

弘光元年(1645)三月，清军逼近淮北，这时驻守武昌的左良玉在东林党官员的怂恿下，以“清君侧”为名，兴兵顺流而下，直指南京。马士英、阮大铖声称“宁可叩北兵（指清军）之马，不可试南贼（指左良玉军）之刀”，不顾清军压境，调黄得功抵御左军，又调刘良佐、刘泽清率军入卫。

左良玉到九江暴病身死，其子左梦庚被黄得功击败，率军降清。左军虽被击退了，但江北四镇尽撤（高杰也于这时被叛将许定国袭杀），清兵如入无人之境，只有在四月中旬抵达扬州时才遭到史可法领导的扬州军民的抵抗。

史可法，字宪之，河南祥符（今开封）人，崇祯时进士。他在青年时代受到东林党人左光斗的赏识，深受其影响，立志以国事为重。崇祯十七年(1644)清兵入关时，他任南京兵部尚书，弘光帝即位，加大学士衔，称史阁部。

清军入关时，打着“代报君父之仇”的旗号，史可法也曾幻想与清军“合 师进讨，问罪秦中”，联合攻打农民军。后来，他以兵部尚书督师江北。虽然宵衣旰食，励精图治，但内有马、阮擅权，事事掣肘；外则四镇将帅跋扈难御，不能协力配合。史可法势孤力单，独木难支，挽救不了弘光政权的复亡。

当清兵包围扬州时，史可法坚守孤城，血战十日。城破，史可法自杀未死，被清军俘获。清豫王多铎劝他投降，他说：“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于是，从容就义。

扬州陷落时，明将刘肇基等率领残部和城中百姓继续与清兵展开巷战，直至人尽矢绝。

清朝统治者痛恨扬州军民的英勇抵抗，占领扬州后，妄想杀一儆百，便下令屠城。大砍大杀了十天之后，才下令封刀，惨遭屠杀的百姓达几十万人之多，尸积成山，血流成渠，繁华的扬州城成了一片废墟。这就是历史上称为“扬州十日”的悲惨事件。

扬州城破，明朝防守长江的将领逃之夭夭，士兵纷纷投降。清军渡过长江，一路毫无阻挡，于五月十六日开进南京城。

弘光帝已于五月十一日仓惶出奔，逃到芜湖黄得功军中。黄得功战死，弘光帝被俘至南京，后又押解至北京斩首。弘光政权就这样覆亡了，前后仅一年时间。

马士英和阮大铖在南京失陷后逃到杭州，后来双双投降清王朝。

02、鲁王监国，唐王称帝

南京沦陷后，浙中的南明官员和士大夫方国安、张煌言、钱肃乐等于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拥立明朝皇家鲁王监国于绍兴。

鲁王名朱以海，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世孙，被封在山东兖州。农民军攻进北京后，他南逃来到浙江，住在台州。称监国后，拥有浙东的绍兴、宁波、温州、台州等地，差不多是钱塘江以东一带地域。军队有王之仁、方国安带领的南明官兵和钱肃乐、张煌言领导的义师，实力还相当雄厚。

与鲁王称监国的同时，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朱聿键是朱元璋的第九世孙，被封在河南南阳。崇祯九年(1636)清兵入塞，北京戒严，朱聿键未奉诏就自己带兵北上要保卫北京，被劾为谋叛，废为庶人，关在凤阳监狱里。福王在南京登基，大赦天下，他才得到释放。

南京失陷后，朱聿键在南逃的路上碰上溃败逃亡的镇江总兵郑鸿逵。郑认为唐王“奇货可居”，可以在这动乱之际利用他作为割据一方的傀儡，以扩张自己的政治势力。于是，在护送唐王入福建后，郑鸿逵就和哥哥、南安伯郑芝龙及文臣黄道周等拥立唐王称帝，改福建为福京，改福州为天兴府，建元隆武。

隆武建国后，各地的明朝官兵和义师都热烈响应，奉其正朔，管辖的地区有福建、两广、云南、贵州、湖南的全部和安徽、江西、湖北的一部分。

但是，在封建时代，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唐、鲁两王不可能同时并存。他们不顾大敌当前，不是和衷共济，联合抗清，而是热心于争名号之称、君臣之分，闹得势同水火。

唐王要鲁王称臣，鲁王不愿屈从。唐王派去的使臣反被鲁王的将领杀死。唐王大怒，也把鲁王的使臣杀掉，甚至认为“时事之可忧，不在清，而在鲁”。两王相争，颠倒了敌我关系，使清朝可以从中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两个政权的内政也和弘光政权一样的腐朽。鲁王的大权操在宦官和军阀手里。这些人结成奸党，专横跋扈，排斥正直官员。鲁王的军队虽然一度打过钱塘江，攻克一些被清军占领的州县，但由于内部的腐败，清兵很快地就在顺治三年(1646)三月反攻过江，守江明将不是投降就是溃逃。清兵直取绍兴，温州和台州等地也相继陷落。

鲁王在张名振的保护下，漂泊海上，无处安身。顺治四年 (1647)，虽然攻克了被清军占领的福建30个州县，重新打开局面，但由于内部不和，不久就全部丢失，重又飘零于浙、闽海涯，过着“以海水为金汤，舟揖为朝殿，落日狂涛，君臣相对”的凄凉日子。

后来，张名振、张煌言保护鲁王到金门投奔郑成功。鲁王多年流亡漂泊，早就无监国之实，此时又寄人篱下，在张煌言的劝说下，他取消了监国的名号，接受后起的南明永历政权的节制，并与郑成功合作抗清。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就把他接到台湾。康熙元年(1662)，鲁王老死在台湾。

隆武朝的权柄则操在以郑芝龙为首的郑氏家族手中。郑芝龙是福建南安县人，早年经商于日本，后来聚众盘踞在台湾和福建沿海一带，控制通往日本和南洋群岛的航道，凡来往的商船，都必须向他缴纳税银。纵横海上，官兵无可奈何。

崇祯元年(1628)，郑芝龙接受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招抚，官至都督总兵，弘光时又被封为南安伯。他和郑鸿逵拥立唐王朱聿键，以拥戴元勋、开国功臣自居，手中又掌握着几十万军队，便控制了隆武朝的一切大权。

郑氏兄弟残酷搜刮民脂民膏，滥征商税，加派、预征田赋，卖官鬻爵，官职 的价格多者数百两，少者数两银子。拿钱买得官爵的人，上任后就大肆敲诈，大捞一把，闹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郑芝龙在朝中排挤首辅黄道周。黄道周见隆武朝政治如此腐败，知道恢复无望，又不甘坐以待毙，就率领学生出走浙江、安徵，募兵抗清。这支由白面书生和手无寸铁的群众组成的军队，没有严格的作战训练，装备又不精良，在安徽婺源一遇清兵即被打败。黄道周被俘至南京，洪承畴百般劝降，遭到他的痛斥怒骂，最后被杀害。

郑芝龙拥兵数十万，终不发一兵一卒抗清，坐望义军和其他明军与清兵厮杀。眼看隆武政权没啥希望，为了保护自己广遍闽粤的田园、“富甲侯王”的财产和身家性命，他暗中与清军勾结。

洪承畴与郑芝龙本是同乡，就派人与郑芝龙私下谈判，密定成约。清军打败鲁王之后，于顺治三年六月进攻福建，郑芝龙将长达200里的仙霞岭防线的守军完全撤走，实践其投降诺言，水陆两路，皆不抵抗，以献媚于清朝。清兵得以长驱直入，拿下福州。

清兵进军福建时，隆武帝正在延平（今南平市），于是急忙出奔汀州（今长汀）；八月，在汀州被清军追上杀死。隆武政权宣告灭亡，历时一年零三个月。

清军入闽后，以闽粤总督的官衔为诱饵，对郑芝龙进行招降。其子郑成功坚决反对降清，但是，郑芝龙利禄熏心，不听郑成功苦劝，献印剃发，自己跑到清营投降。

郑成功遂率领战友至广东南澳，树起“背父救国”的大旗，招集旧部，进行抗清斗争。

郑芝龙投降后，被连哄带骗地送到北京软禁起来，闽粤总督的美梦落了空，后来因不能劝说郑成功归顺，全家老小都被清朝杀死。

03、绍武和永历政权

隆武帝在汀州败亡后，他的胞弟朱聿鐭逃到广州，被同时逃到广州的隆武朝大学士苏观生等所拥戴，于顺治三年十一月初二日称监国。

在朱聿鐭称监国之前，两广总督丁魁楚、湖广总督何腾蛟等已在十月拥立桂王朱由榔监国于肇庆。苏观生本要与丁魁楚共同拥立桂王，因彼此不和，才来到广州，恰好碰上朱聿鐭，就拥立他与桂王相对抗。

朱聿鐭称监国才三天，又急急忙忙于初五日称帝，改元绍武。由于过于匆促，连文武衣冠都来不及准备，只好穿上唱戏用的服装登场。

广州方面以为只要朱聿鐭抢先称帝，桂王就得俯首听命。但是，肇庆方面不甘示弱，仍然在十一月十八日拥桂王朱由榔即皇帝位，以次年为永历元年。

这一来，两个政权就为争正统而展开斗争。绍武政权认为朱聿鐭是隆武帝的亲弟弟，兄终弟及天经地义；永历政权则认为朱由榔是明神宗亲孙，伦序较近，应即大位。

双方都认为自己最具备做皇帝的资格，谁也不向对方称臣。后来，永历政权的使臣被绍武政权杀掉，导致双方在三水大战了一场，结果永历政权失败。绍武方面洋洋得意，大事庆祝，粉饰太平。

正当两个南明政权内战方酣之际，清军兵分两路，直指广东。

李成栋带领的一路从福建沿海南下，攻下潮州和惠州，并派人送盖有明朝潮惠官署大印的假情报给绍武小朝廷，说潮惠一带无兵事。绍武君臣毫不怀疑。十二月十五日，朱聿鐭正在视学，百官齐集，忽然有细探飞报清兵逼城，苏观生大声呵斥道：“昨天潮州刚报无事，哪有这样快就到广州，定是妄言惑众。”喝令把细探推出去斩首。

这样连续报警三次，连斩三人。等到清兵攻破东门入城后，他们才如梦初醒。但是，士兵四散，无人抵抗。苏观生闭门自杀。朱聿鐭慌忙脱掉龙袍，从后庭跳墙出逃，被清兵俘获，自杀。历时40天的绍武政权就这样儿戏般地告终。

永历政权在大顺、大西农民军的支持下，曾经收复过一些被清军攻陷的地方，有过短暂的复兴时期。永历元年（顺治四年，1647)，大顺军郝摇旗部和南明的何腾蛟、瞿式耜联合，在广西全州大败清军，并乘胜进攻湖南。大顺军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又与明军配合，收复湖南，使永历朝拥有广西、广东、江西、湖南、四川、云南、贵州等七省之地，进入了最盛时期。

但是，永历小朝廷没有利用有利时机扩大胜利成果，也没有吸取在三水与绍武政权火拼的教训，重又在四川与自称监国的明宗室朱容藩内战。

永历帝朱由榔则是个懦弱无能、贪生怕死、闻警即逃的庸才。永历朝的官员也大多是些腐败无能的反动官僚。他们根本无意抗清，热心的是搜刮民脂，聚敛财宝。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内部仍然在闹着吴、楚两党的激烈争夺。

两派都外联拥有实力的将领，内结宦官和皇帝的亲信臣僚，互相倾轧，争权夺利，以致屡兴大狱，闹得乌烟瘴气。对于和永历政权联合抗清的农民军，南明官员并不信任，而是排挤、刁难。

永历政权的腐败，使一度收复的州县得而复失。永历三年（顺治六年，1649)，清兵攻克江西、湖南。次年，清兵又占领两广。永历帝从肇庆逃至梧州，又从梧州逃到南宁； 永历六年（顺治九年，1652)又从南宁奔贵州，依靠大西军将领孙可望，颠沛流离，狼狈不堪。

永历六年，大西军兵分两路还击清军。由李定国率领的一路接连获胜，收复了湖南、广西二省的大片土地，震动广东、江西，使永历政权再度出现起色。

但由于大西军内部孙可望和李定国的矛盾，大好的抗清形势被破坏。李定国于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1656)把永历帝接至昆明。这是永历政权在西南一隅最后的一个据点，形势非常孤立。

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1658)九月，清兵分三路进攻云南。次年，清军攻入云南，永历帝仓皇逃入缅甸，被缅王接到缅京阿瓦附近的者梗，过着以竹棚草房为宫殿的流亡生活。

实际上，整个永历政府的君臣已经被缅甸统治者软禁起来。李定国曾引兵营 救，没有成功。

永历朝的官僚在这种流亡异邦、寄人篱下的形势下，仍然是每日笙歌宴饮，日夕不休，大开赌场，叫呼不绝，真是荒淫腐朽到了极点。

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1661)，吴三 桂为了捕杀永历帝向清廷请功，率兵十万入缅甸。这一年，缅甸发生政变，国王的弟弟杀死国王，夺取王位。为了讨好清朝，以巩固政变后的政权，新缅王把大部分南明官员杀死，并于第二年执缚永历帝及其眷属，献于吴三桂。

吴三桂为了斩草除根，把永历帝父子绞杀于昆明，永历政权彻底覆亡。这是南明最后的一个政权，也是南明几个小朝廷中支撑得最久的一个政权，前后达16年之久。

本文编选自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和读史联袂权威打造的中国读本系列之《明朝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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