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书风--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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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金石书风”，我一直是想作为一个专题整理出来的。但迟迟都未动笔，一方面是时间不够充裕，另一方面则是怕自己才疏学浅，贻笑大方。瑞士美学家沃尔夫林说过这样一句话：“艺术发展的过程不能简单地归纳为一系列单独的点，每一个人都从属于较大的派别”。我国书法作为艺术门类之一，以其特有的教育机制和承传方式更显示出这一艺术自身发展规律的特点。

金石书风的传承

如今谈及的“金石书风”大致经历四个历史时期：由李瑞清、曾熙二人点燃薪火，并称“南曾北李、南北两宗”；后由门人张大千、胡小石、李健等人接炬再传；再由胡小石学生游寿、曾昭燏等人承传，以至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蔚然成风。此前，在李文涛老师家中曾看到一副民国时期的楹联，至于照片不小心难寻踪迹了，很是遗憾，用的正是李瑞清先生一路的颤笔，这也让我更加相信“金石书风”绝不是一个两个的特例，而是那一时代备受追捧的书法现象。

李瑞清(1867-1920)字仲麟，号梅庵、梅痴，晚号清道人，玉梅花庵主，民初遁居上海，江西临川人。李瑞清的书法，上追周秦，博宗汉魏，各体兼备，偏爱北碑，尤工篆隶，曾言：“余书本从篆分入，学书不学篆，犹文家不通经也，故学书必自通篆始。学篆必神游三代，目无二李，乃得佳耳。”他的北碑书法有着极深厚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篆和隶。以篆隶笔法入北碑，字写得遒劲、生涩、疏朗、有金石味，笔道老辣而富有古意，以独特的用笔，融诸体于一身，终成“金石书风”。

曾熙（1861-1930）字季子、子缉，号俟园，晚号农髯，湖南衡阳人。早年与李瑞清同在京城做官，清朝灭亡之后，归隐故里。后因生活窘迫，到上海卖字。从此，与李瑞清有“南曾北李”之称，名扬千里。汀吾说曾熙是李瑞清的徒弟，我认为这个提法不妥，李瑞清与曾熙年龄相仿，一南一北，无以为师徒。至于要辩白说：“三人行，必有我师”，那倒也是可以称之为师徒的，但真正意义上的师徒、师传我认为是没有的。

曾熙书法与“北宗”的李瑞清相敌，用笔圆通流畅，线条柔和润泽，这里大抵是地理因素。古时不及今日交通发达，文化相互融合，基本上是十里不同风，八里不同俗，更不消说这一南一北之差异了。北方以游牧民族为主，性格较为粗犷，在书法上则表现出雄强、粗野、豪壮的气势；而南方大多小桥流水，性格婉约含蓄，所以南方书法则呈现出蕴藉、柔和的状态，如谦谦君子。

张大千（1899-1983）原名正权，后改名爰，字季爰，号大千，别号大千居士、下里港人，斋名大风堂，四川内江人。1919年张大千从日本留学归来，在上海河南路景兴里拜曾熙为师，曾熙为张大千取名“张媛”，随后，曾熙又把张大千推荐到李瑞清门下学习。张大千书法跳荡灵动，清隽奇肆，既继承了曾熙的温润、柔和，又结合李瑞清北碑的雄强粗野，最后转益多师，形成自己的风格。从其书法中我们不但能捕捉到碑，也能感受到帖的笔法，长枪大戟，犹如黄庭坚，以碑入帖，灵活古拙。

李健（1882-1956）字仲乾，号鹤道人、老鹤，斋号鹤庐，又号时惕庐，江西临川人，李瑞清侄子。李健的艺术启蒙，是始于李瑞清办两江优级师范任监督（校长）时，宣导艺术教育，开设“图画手工科”时。其后长期追随长辈，又是名门之后，在学术上有了非常好的基础积累。最初是重技艺实践，书画篆刻，全面铺开。其时沈禹钟有《印人杂咏》咏（李）仲乾一首，点出了这种家族式书画篆刻技艺承传的特征：

藉甚人传小阮名，道人绪论早亲承。
一门北碑摹书体，金石还看刻画能。

这首诗便表明李健在书学实践上是承清道人北碑家学，而更特别点出他甚至还擅长连名家叔父清道人也不擅长的篆刻艺术。

胡小石(1888-1962)名光炜，字小石，又号夏庐、磐石生等，晚年别号沙公、子夏等。祖籍浙江嘉兴，生长在南京。胡氏青年时代入两江师范学堂(即今南京大学)学习生物学，并拜当时的校长李瑞清为师，学习书法。毕业后仍潜心书学，勤学不辍。辛亥革命后，他被李瑞清召请到上海任家教，从此师生朝夕相处多年，深得金石书风薪传。

他在李的指导下，坐拥书城，手不释卷，由临摹进而对历代流派书艺的起源和变迁，进行剖析研讨，博览约取，于三代金文及先秦、两汉、魏晋六朝碑碣笔法悟得三昧。他于篆、隶、真、行、草诸体，走的是一条与清道人相近似的路，但均能掺以本家法拓发之。他尤以行草书见长，“流露出强烈个性特色，书卷气郁郁芊芊，金石气浑厚朴茂，不同流俗，书风气势雄强，大气磅礴，如同沉雄豪放的苏东坡词，是各种学养千锤百铸出来的结晶”。（引自傅爱国《金石书风，一脉相传》）

游寿(1906-1994)字介眉、戒微，福建霞浦县人，胡小石学生。游寿出生在一个世代读书之家，“少禀庭训”，从而濡染了浓厚的传统文化。至于书法，自15岁考入福建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至1928年到南京之前八九年间，于颜真卿《麻姑仙坛记》用功颇深。每日晨起，别的女同学都在忙于梳妆打扮，游寿只简单地梳洗一下就边读书边研墨，然后日课颜真卿《麻姑仙坛记》百字楷书。在校读书的五年中，游寿临池不辍，毕业时，其颜字已形神兼备，文章与书法都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誉。

之后，她继续深造，于1928年入国立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文学系，1934年考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生班，入胡小石门下。这前后近七年的时间里，游寿一直随胡小石先生学习古文字、周金文献、考古、先秦文学、诗词及书法。

曾昭燏（1909—1964），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万宜堂人。1933年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又进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学校，拜胡小石为师。由于历史成分的原因曾昭燏先生的书法余留很少，但从少见的几幅作品中不难窥探出曾昭燏书法秉承李瑞清、胡小石一路金石书风，又有女书家的慧智兰心，刚中带柔。是我国杰出的女博物馆学家兼考古学家，生前曾任南京博物院（原中央博物院）院长。为祖国的考古及博物馆事业，勤勤恳恳工作，终身未嫁独身，对中国古代文物的发掘、整理与保护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但生不逢时，在1952年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工作兢兢业业、待人谦恭宽厚的曾昭燏因自己曾祖父曾国藩的严重“政治问题”，因此在“自挖自批、互揭互批”之类的学习活动中，陷入了极为尴尬难堪的窘况中；又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遭遇了诸多的磨难（其兄长曾昭抡与侄儿曾宪洛等亲人均已先后沦为十恶不赦的“右派”分子）；1964年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俗称“四清”）又兴起后，曾昭燏开始感到身心俱疲了，于12月22日，刚满55岁却已心灰意冷之极，在灵谷塔上纵身一跃，一命呜呼，呜呼哀哉。

1965年2月14日，远在南国的陈寅恪先生在获悉表妹曾昭燏不幸自尽离世的噩耗后，随即于极度悲伤中挥毫写下题为《乙巳年元夕前二日始闻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君逝世于灵谷塔追挽一律》悼亡诗如下：

论交三世旧通家，初见长安岁月赊。
何待济尼知道韫，未闻徐女配秦嘉。
高才短命人谁惜，白璧青蝇事可嗟。
灵谷年年薰宝级，更应流恨到天涯。

（由于历史成分的原因曾昭燏先生的书法余留很少）

从书法教育的历史来看，一直遵循两条主线：即南派书法与北派书法。在唐宋帖学以后，北碑遭到极大的冷落，从而使书法教育在其间产生了很大的偏向。而清碑学兴起，一拥而上全部学习碑刻、墓志，书法教育极为贬斥、讨伐帖学。而金石书派虽是碑学大潮中涌现出来的一个书派，崇尚碑学是其宗旨，但是，碑帖并究，融碑化帖才是成功的妙谛，这无疑是对清代碑学的一种创造性的发展。

李瑞清、胡小石、游寿等人之间的师承文化现象与当代所谓的美院专业教学，我认为是大相径庭的，是天上人间。其中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传统文化的有无。什么叫与古为徒、植根传统？传统便是传统文化。是饱读诗书的文人墨客与生俱来的气质，这一点是今人无法复制的。

作为一个书法家，以全面、深厚的文化素养为基础，从而深化艺术创作思想，增强艺术创造、力是非常必要的。我觉得写什么固然重要，但只是具体的、形式的还不够，本质上是要提倡书法家做一个文化人，也就是过去所说的“读书人”。传统文人有两种内涵，一是指其学识胸怀，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要学而思、思而学；二是指其风骨情操，这一点最重要，也是当下书法界失落最多、亟待唤回的一种传统文化精神。孔子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而今只剩下了“艺”，这是最值得反思的。（引自李刚田《当代书法亟待唤回传统文化精神》）

再回看李瑞清、胡小石等人的职业不难发现他们都不是所谓的“专业书法家”。李瑞清、曾熙是清王朝官员，胡小石是文字学教师，李健是书法教育理论者，至于游寿、曾昭燏跟随胡小石先生主修的也并非是书法专业。谈到这里我也不由得想起了良宽的“平生最不喜欢书家的字、厨师的菜与诗人的诗。”所谓专业的人大概都太局限在本身的技法层面上，在这个层面上尽无懈可击之能事，总是不免让人有炫技法之嫌！谈不上大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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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金石书风发布于2021-11-30 19:31:40

金石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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