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论辩的所思所想

对于《兰亭序》书法与文章的质疑，从清代碑学流行开始掀起。而60年代兰亭论辩，是一场涉及知识分子多，规模大，影响深的文化运动。

清代质疑《兰亭序》者，有李文田、包世臣等，但这种否定看法在短时间内没有起到太大的影响。李文田在跋文中说：“文（兰亭）尚难信，何有于字”。李认为现在流传的《兰亭序》一文非王羲之原文，在《世说新语·企羡篇》一文中，刘孝标注为《临河序》。《世说新语》中有“人以右军《兰亭》，拟石季伦《金谷》，右军甚有欣色”，说明王羲之《兰亭序》是模仿《金谷序》写成的。但今天发现的《金谷序》一文甚短。而现在流传的《兰亭序》篇幅较长，并不符合。这说明自唐以后所见的《兰亭》，非梁以前《兰亭》，所以“文尚难信”。李文田又认为王羲之《兰亭序》应与《爨宝子》、《爨龙颜》用笔相近。

1964年至1965年间在南京相继出土了《谢鲲墓志》与《王兴之夫妇墓志》，碑文均以隶书完成，颇具二爨之法，这与同代的王羲之《兰亭序》截然不同，但和李文田的猜想不谋而合。郭沫若便以此为据，由李文田的跋文说开去，写就两万字长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得出“天下的晋书必然是隶书”，行书兰亭序“既不是王羲之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笔迹，乃羲之后世智永所撰所书”的观点。此言一出，一时间，既有众多支持者，尽管有些是迫于时代之压力，也有郭的反对者，例如高二适先生最先发声。郭与高关于《兰亭序》真伪的辩论，因此拉开序幕。

郭沫若《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反《兰亭序》原因：

一、郭文中的王谢即是王兴之与谢鲲，王兴之乃王彬之子，王彬与王羲之为叔侄关系，因此王兴之乃王羲之叔兄弟。谢鲲乃谢安伯父，与王彬是同龄人。而其二人墓志均为刀劈斧凿的隶书，与行书兰亭序天壤之别；

二、《兰亭序》后半段文字感事兴怀太悲，与王羲之倔强自负思想不符，《晋书·本卷》说他“以骨鲠称”，绝不像传世兰亭中那样，为了“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悲夫”“痛哉”；

三、《兰亭序》为依托之文，实为《临河序》。《兰亭序》是在《临河序》的基础上加以删改、移易、扩大而成的。

四、《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就是智永所依托。 智永是陈代永欣寺僧，系王氏后裔，能文善书。不仅《兰亭序》的 “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语句很合乎“禅师”的口吻，就其时代来说也正相适应。

毛主席复信章士钊

由于当时正在进行“四清”运动，处于文革前夕，又鉴于郭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一时学术界皆缄口不语。直到高二适作《<兰亭序>的真伪驳辩》以驳斥郭文中的观点，称郭此说为“惊心动魄之论”，才将论辩推向了高潮。高将文寄给报刊，但未被刊用（或是历史背景原因），随后又寄与好友章士钊，望得帮助。章便将此文转呈给毛泽东，毛泽东一夜审阅，翌日即复信章士钊，表示“争论是应该有的”，随即致信郭沫若，提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之后高二适得驳斥文才得以公布于世，发表于光明日报。

高二适《<兰亭序>的真伪驳辩》一文驳斥郭文观点如下：

一、认为《兰亭序》初无定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出现过《兰亭集序》、《金谷集序》、《临河序》、《兰亭》、《禊贴》之称，前人各文集之引征多从己意取舍，故以兰亭序这个名称的早出晚出，作为真伪兰亭的依据，是没什么理由的；

二、唐太宗推崇《兰亭序》为唐代书坛嬗变所致。唐太宗亦是大书法家，《兰亭序》若非真迹，“绝不能逃脱唐文皇之睿赏”；

三、 王羲之兼善各体，“行书之体，魏晋以来惟简札，至铭刻必正书之”。札牍、碑碣书体的运用有别，不可以王谢墓志否定《兰亭序》；

四、郭将《兰亭序》断为智永依托，不能成立。“视智永之真迹，掠其七代祖而代之”的“补填”二字说，系“文过饰非”“不明是非”之举；

五、 唐太宗推崇《兰亭序》为唐代书坛嬗变所致。唐太宗亦是大书法家，《兰亭序》若非真迹，“绝不能逃脱唐文皇之睿赏”；

高文发表后，郭又作《<驳议>的商讨》一文继续保持自己的观点，批驳了高文中的观点。1972年，高二适又写出《〈兰亭序〉的真伪之再驳议》一文，再次申诉自己的观点。之后新疆出土了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郭又作《新疆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一文重申”凡属晋代书都必然是隶书体“的观点，认为残卷字迹‘笔捺极重，隶书气味很浓’，称一九六五年期间曾热烈辩论过的《兰亭序》真伪问题，‘在我看来是已经解决了’。

后来由于各种历史原因，论辩也就告一段落了。这次文化的辩论，激起碑帖相争，无论是郭沫若的质疑还是高二适的反对，都是当时的大鸣大放。今天千篇一律的国展流行体，不分条件的三指执笔法，拼接染色做旧装潢，有无魏晋风度与思想不得而知，但的确应该值得质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