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南宅科曾出过贡士和贡生

南宅科地处崇山峻岭之中，村庄坐落在深谷大涧，却在有据可考的清代出过贡士和贡生，不禁让人为之惊叹。

这个结论，主要是源于成书于清代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李氏家谱。该家谱虽然历经文革而不再齐整，虽然叙写简单只是提供了男丁的香火延续，但基本信息资料多已保全，为研究南宅科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据家谱记载，南宅科李氏先祖，是在光绪临朐县志上有一大段传记的李应选（字彰吾）。他的第三个儿子李钟醇（痒生）的四世孙，李汝、李汉和李源，从临朐田村迁至南宅科居住。其中，李汝和李汉是同父同母，他们与李源的曾祖父都是李钟醇。

李源有五个儿子，他的第三个儿子李如松，是清代嘉庆壬戌岁（1802年）贡士。在清代，参加会试的考生必须是举人才行，举人经会试而被录取者称贡士，贡士要是再通过了殿试，那就是进士了。也就是说，贡士比举人还要高一级，比进士要低一级。李源在乡试中举后，又在会试杏榜题名，成了贡士。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名篇《范进中举》我们都读过，对范进中举前后的天壤之别深有体会。通常来讲，李如松成为贡士后一般会被朝廷安排一个职位较高的官职，光宗耀祖为官一方。

这是他的先祖李应选做梦都想要的成就。明代万历年间的李应选，“乡举数不利”，地方为了提高升学率，缩小参加乡试生源的基数，直接以“岁贡”的形式将他这个秀才送进了国子监，成为一个没当过举人的贡士。即便当时有在朝廷为官的临朐进士傅国相助，他也没得到个一官半职。

据传，农业学大寨平坟运动以前，南宅科村李氏曾经有个清代贡士墓碑。由此推测，该墓碑应该是为李如松立的，他葬在了南宅科村。从家谱记载来看，他的后代沿用的“春”字谱系，跟临朐田村谱系一致，而与南宅科“宗”字谱系不同，说明他告老还乡后，后世子孙重新回到了生活条件更加优越的田村。李如松的两个弟弟李如柏和李如栋，跟随了李如松后代的“春”字谱系，大概也回了田村。而他的两个哥哥李如桐和李如桂，后世继续沿用南宅科谱系，尤其是李如桐一支的曾孙李杨，现在村里仍然有不少人存有关于他的记忆。这说明他们的确是在南宅科扎下了根，对这里的山水田园有了深厚的感情。只可惜岁月变迁，沧海桑田，李如桐和李如桂如今在南宅科已经没有血脉延续了。

因为李如松身份的特殊性，这本把南宅科李氏纳入田村李氏宗族一块叙写的家谱，打破了原有的只写人名，其余除了生员身份以外一概不提的简单叙述风格，仅有一次地提及了年代，也就是李如松被录为贡士的嘉庆壬戌岁（1802年）。这为推测李氏迁入南宅科的大体时间提供了基础资料。

通常情况下，历经院试、乡试和会试，一路过关斩将成为贡士后，李如松的年龄至少在二十岁以上，甚至有可能是三十岁以上。因此，他的出生时间大体是在1772年前后。由于他兄弟排行第三，所以他的大哥李如桐的出生时间至少是在1770年以前，而他的两位大伯李汝和李汉的婚娶时间应该在1760年前后。这大体就是他们因成家立业而迁居南宅科的时间。古时候，子孙繁衍，人多地少，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异地搬迁。他们搬来的时候，原有的翟姓村民大概已经消失了。由于他们的始祖来自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下，所以栽植槐树就成了安稳下来以后，他们要干的第一件大事。从1760年到现在，正好260年，这也符合村里现存三棵大槐树的树龄，成为因树龄不够300年而没有成为县级保护树木的依据之一。

另外，据民国《临朐县志·卷四·科贡表》记载，李魁垣为贡生。贡生比贡士低两个级别，相当于举人副榜。乡试也就是秀才考举人的考试中，没有考中举人，但成绩尚可，取入副榜直接送往国子监的，就是贡生。清代有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和例贡。理论上来说，做了贡生以后就可以当官了。蒲松龄是“岁贡”，后来得到一个虚衔“儒学训导”。李魁垣的功名跟他的先祖李应选非常相似，做了秀才又成了贡生的他究竟有没有当上官，虽然年代并不久远，但没有史料也没有民间传说佐证，很难做出判断。从家谱记载来看，李魁垣有三个儿子，分别是李谌、李询和李詠，至今在南宅科仍然人丁昌盛。

山区的教学条件根本就没法跟平原地区相比，甚至比现在的城乡教学差距还要大好几个层级。清代南宅科的李氏家族能有如此大的学问成就，跟他们自身骨子里对知识的尊重和对成才的渴望密切相关。他们的祖辈们有刻苦攻读的家族基因，也有迎难而上的进取精神，值得我们晚辈深入研究和认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