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宋人学问的发展和主旨

南北朝、隋、唐的学者，大体分成两路。

一是入世讲究家庭、社会种种礼法，以及国家政府典章制度。建功业与保门第，一而二，二而一，异流同汇。

一是信从佛教讲出世，或从道家讲长生。（艺术、诗文则两路均通。）

这两条路的后面，均带有一种狭义性的贵族气味。（寺庙僧侣，仰赖社会供养，自成一特殊阶级。虽非贵族，气味与贵族一般。）

所谓“狭义性的贵族气味”，即谓其与一般社会可以分离，超然独立。

宋后的学者绝不是那样。他们早非门第贵族。他们既不讲出世，亦不在狭义的门第观念上面来讲功业、礼教。他们要找出一个比较更接近平民性的（即更有一般共通性的。）原则，来应用于宇宙、人生、国家、社会、入世、出世（生死。）等各方面。

这一个原则，他们称之曰“道”，（故有“道学”、“道统”之名。）或称“理”。（故又有“理学”之名。）理亦称“天理”，“天理”的对面是“人欲”。天理、人欲的分辨，则在公、私之间。（公的是天理，私的是人欲。）

“公、私”的另一名称，则为“义、利”。（利公亦是义，义而私只是利。）

这一个公私、义利之辨，从外面客观来讲，即是“道理”。从各个人的内省审察，则为“心术”。（张南轩云：“学莫先于义利之辨。义者，本心之所当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为而为之者也。一有所为而为之，则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朱子谓其“广前圣之所未发，同于性善养气之功。”）

他们用此来批驳宗教，说佛老所讲出世长生无非从自私起见。（当贵族特权盛行的社会里，一个平民要想慕效贵族的生活，即避免过分的劳作及卑污的徭役，而满足其智识上之追寻或艺术上之欣赏等，有一个较便宜的方法，即逃入寺庙做僧道。）

他们又用此来批驳政治，说自汉、唐以来所谓君相事业，只算得是“霸道”，算不得是“王道”。所谓霸道与王道之别，还只在心术的公私上分。（先秦儒已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宋儒则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

所以做君、相、官吏，应该先明白做君、相、官吏的责任。（要言之，并不是在要保持君、相、官吏的门第或地位，而在为社会民众尽其责任。）

如是则“师道”还应在“君道”之上。（王安石在经筵始主坐讲，司马光等不谓然。盖司马光主尊君，王安石则主尊道。故王安石讲王霸之辨，而司马光不谓然。后程伊川在经筵亦主坐讲，谓：“天下重位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而苏轼诸人亦非之。）

他们实在想要拿他们的一套理论与态度，来改革当时的现实。

当时一切沿隋唐而来，还是以世族门第做骨子的世界。但是实际上已变，世族门第已消灭，不得不有一套新的理论与设施。

在范仲淹、王安石继续失败之后，他们觉悟到要改革现实，更重要的工夫应先从教育上下手。所以关洛学者便一意走上讲学的路。

——钱穆先生《国史大纲》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