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中国人喜讲“中庸之道”，一般人以为中庸之道是指平易近人，不标新立异，不惊世骇俗，调和折衷，不走极端而言。然此等乃通俗义，非正确义。《中庸》上说：
 
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无论何事都有两端，此两端，可以推到极处各成为一极端。在此两极端间之中间都叫做中，此一中可以有甚长之距离。所谓“中”，非折中之谓，乃指此两极端之全过程而谓之中。如言真善美，是此一极端，不真不善不美是那一极端。但此真、善、美三分，只是西方人说法。照中国人讲，此世界便是一真，不是伪，真伪不能对立。若论美丑，此世界是浑沌中立，既非极美，也非极丑。中国文化是人本位的，以人文主义为中心，看重了人的一面，则善、恶对立不能不辨。
 
但纵是一大圣人，亦不能说他已达到了百分之百的善。纵是一大恶人，亦不能说他是百分之百的恶。人只在善、恶两极端之“中道”上，既不在此极端，亦不在彼极端。
 
但必指出此两极端，始能显出此中道，始能在此中道上理论有根据、行为有目标，故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若非执其两端，则中道无可见。真实可用者乃此中道，非其两端。此乃中国人所讲“中庸之道”之正确意义。……


从愚不肖到大圣贤，此一中间过程，当然有很长的距离。今不论你站处近在哪一端，若近在恶的一端，只要你心向善，只动一步或一念向善，则此一步一念便是善。如你原来站近善的一边，但你一步一念向了恶的那一边，此一步一念也即是恶。……
 
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要从人人所能，做到人人所不能处去。要从人人处处时时念念中去做，那才是用其中于民之中道。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要人人能做，当下能做。……
 


中国人观念，主张“心”与“物”相通；“动”与“静”相通；“内”与“外”相通。相通可以合一；合一仍可两分。既不能有了心没有物；又不能有了物没有心。心与物看来相反，实际是相成的。
 
动与静亦然，不能有动无静，也不能有静无动。内外亦一例，那有有内无外，有外无内之理。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正要从此相反之两面讲入到一“中道”上去。
 
你要讲任何一事一物，最好先找出它相反之两面，然后再从此相反两面间来“求其中”，那中处便有“道”。所以孔子说：
 
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他若和你讲心，你便和他讲物。他若和你讲动，你便和他讲静。不是要把这一边来反对那一边，取消那一边，是要把握到两端，便可获得中道。所以孔子又说：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今若我们把中国文化认为是唯心的，来反对西方文化是唯物的；把中国文化认为是主静的，来反对西方文化是主动的，那便是孔子所说的攻乎异端，便要害事。
 
当然根据西方来攻击中国，说中国文化是唯心的，主静的，要不得，那亦同样是攻乎异端，同样要害事。就中国文化之本质与其特性讲，究竟是“中和”的，决不是偏陷的。中庸之道便可代表中国文化。……
 
我们误解了此中庸之道，好像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不痛不痒，不黑不白。一人说这对，一人说那对，不要紧，大家都对。这就成了滑头主义，走上了乡愿的路，所以孔子孟子要讲此中道，却最讨厌乡愿。
 
——钱穆先生《中华文化十二讲》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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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钱穆先生：“中庸之道”的正确意义——真实可用的中道发布于2022-02-01 21: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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