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中国思想之“三观”

中国学术思想之态度与倾向，大体已奠定于先秦。

一曰“大同观”。王道与霸术，即“文化的世界主义”与“功利的国家主义”之别也。先秦思想趋向前者，以人类全体之福利为对象，以天下太平为向往之境界，超国家，反战争。秦汉大一统政府，在当时中国人心目中，实已为超国界之天下也。

二曰“平等观”。阶级与平等，即“贵族主义”与“平民主义”之辨。先秦思想趋向后者，而以仁爱中心的人道主义为之主。举其著者，如孔子之孝弟论、忠恕论，墨子之兼爱论，惠施之万物一体论，庄周之齐物论，许行、陈仲之并耕论、不恃人食论，（此即均等劳作论。）孟子之性善论，荀子之礼论，（即新人伦主义，以才智德行为君子、小人之新判别。其弟子韩非，持论虽褊狭，然亦可谓是一种在国家法律下之平等论也。）皆就全人类着眼，而发挥其平等观念之深义也。

三曰“现实观”。天道与人道，即“宗教”（此指侠义的宗教。）与“社会”之辨。先秦思想趋向后者。庄老之自然哲学，其反宗教之思辨最为彻底。人生修养之教训，社会处世之规律，为先秦学说共有之精采。教育主于启发与自由，政治主于德感与平等，对异民族主于与我同化与和平，处处表示其“大同”之怀抱。此乃先秦学术共有之态度，所由形成中国之文化，搏成中国之民族，创建中国之政治制度，对内、对外，造成此伟大崇髙之中国国家，以领导东亚大地数千年之文化进程者，胥由此数种观念为之核心，而亦胥于先秦时期成之也。

此四者，乃此期间中国民族所共同完成之大业，而尤以平民社会之贡献为大。即秦人之统一，亦为此种潮流所促成。

——钱穆先生《国史大纲》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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