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佛教中国化，即是佛教人生化

再论佛教，自有禅宗，而佛教中国化，亦即是佛教而人生化了。山门寺院之内，渐渐增添进常俗之人生化，而亦成为一片诗境。有人问佛法在哪里，和尚指点他说：“青青翠竹，郁郁黄花。”那些都是有生命的，佛法便都在那生命里。……还有人问和尚佛法，和尚反问“庐陵米作什么价”，如是便讲到农业人生。没有农业，没有米，何来有佛。如是般的讲佛法，真是讲得活泼透脱之极。

——《中国文化丛谈》

佛学亦有新蜕变。教养精神，逐渐中国化；而佛法重心，亦逐步南移。

南北朝佛学，北尚禅行，南重义解。周武毁法，北方禅宗亦避而至南。所谓“佛学中国化”运动，亦至是始成熟。其后禅学崛兴，则全以南方为策源地。

举其要者，则有天台、华严、禅宗三家。

今若以魏晋南北朝佛学为“传译吸收期”，则隋唐佛学应为“融通蜕化期”。

佛法在中国，应可分三时期。初为“小乘时期”，以轮回果报福德罪孽观念为主，与中国俗间符箓祭祀阴阳巫道，专务个人私期求者相依附，此第一期也。自道安、鸠摩罗什以下，宏阐大乘。先为“空宗”，（此始印度龙树。罗什来中国，尽译三论。至隋代嘉祥大师吉藏，而南地三论宗于以大成。）次及“有宗”，（此始印度无著、世亲兄弟。此宗之盛行于中国较迟，直至玄奘西行，受法戒贤，归而传之窥基，而此宗始大盛。是名法相宗，亦名唯识宗。其入中国，亦称慈恩宗，以窥基住慈恩寺也。然此宗大盛，固在唐初，而唯识经典之传译，则已先而有之矣。）是为“大乘时期”。时则以世界虚实、名相有无之哲理玄辩为主，与中国庄老玄言相会通，此为第二时期。若台、贤、禅诸宗之创兴，则为第三时期。其一切义理，虽从空、有两宗出，而精神意趣、轻重先後之间，则不尽与印度之空、有两宗同。今若以小乘佛法为宗教，大乘佛法为哲学，则中国台、贤、禅诸家特重自我教育与人生修养。小乘偏教、偏信，大乘偏理、偏悟，中国台、贤、禅诸宗则偏行、偏证。是其蜕变处也。故必有台、贤、禅三家兴，而后印度佛法乃始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融洽、相和会。

而尤以禅宗之奋起，为能一新佛门法义，尽泯世、出世之别，而佛教精神乃以大变。

禅宗自称“教外别传”，不著言语，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见性成佛。而其后推演愈深，乃至无佛可成，无法可得，无烦恼可除，无涅槃可住；无真无俗，本分为人，呵佛骂祖，得大解脱；如是则世、出世之界划尽泯，佛氏“慈悲”乃与儒家之“仁”，同以一心为应世之宗师。故论绾合佛义于中国传统之大群心教者，其功必归於禅宗也。

——《国史大纲》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3《论钱穆与中国文化》：先生一生学问的宗旨

4.《论 》：中国文化的中心：“心性之学”

5.《论 》：中国如何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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