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先生学术特点：儒佛兼治，儒佛并重，儒佛会通--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马一浮先生简介

马一浮先生（1883—1967），单名浮，字一浮，号湛翁、蠲翁、蠲叟、蠲戏老人。浙江绍兴人，中国文化宗师。十六岁应试，名列会稽县案首（第一名）。二十岁赴美日欧留学。回国后“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潜心研究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抗战爆发后，先生忧愤于民族危亡，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出山讲学。1939年，在四川乌尤寺创建复性书院，讲明义理，选刻古书，培养人才。抗战胜利后，先生回杭，重居林下，主持智林图书馆。建国后，任浙江省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

马一浮学术思想的重要特点，是儒佛兼治，儒佛并重，儒佛会通。在这方面可以说他直承宋儒的衣钵。只不过不同之处在于，宋儒虽接受到佛禅思想的影响，却又讳言其来路。马先生反是，他反复说明，如果没有佛氏义学和禅学的渗入，儒学的义理便无法得到通彻的阐发。他说：“先儒多出入二氏，归而求之六经。佛老于穷理尽性之功，实资助发。自俗儒不明先儒机用，屏而不讲，遂使圣道之大，若有所遗。墨守之徒，不能观其会通，渐趋隘陋而儒学益衰。”

马一浮这里所说的“先儒”，主要指宋代周（敦颐）张（载）、“二程”和朱、陆诸大儒，他们创立的理学和心学，因得到佛、道两家的“助发”，才使传统儒学收获了幽渺精微的穷理尽性之功。先秦至两汉至宋代，儒学实际上经历了“三变”，即从先秦的思想家的学说，演变为汉代的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再变而为宋代的以穷理尽性为特征的系统哲学思想。正是宋代的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大汇流，使研究者有理由相信，赵宋王朝称得上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最高峰。但宋以后的儒学，不能不说已经出现了相当程度的衰落迹象。所以衰落者，马先生认为，原因之一是墨守之徒不能做到儒学和二氏之学的会通。故当1939年复性书院筹办之时，他特别提出所设科目应包括玄学、义学、禅学三门讲座，并拟延聘精通此“三学”的大师主持讲习，以使听讲学员究明性道，不致偏曲。三门讲座中，佛、禅居其二，可见马一浮学术思想中，释氏之学所居之特殊位置。……

马先生固然是伟大的儒者，其对“六艺”之学和儒家经术义理所做的贡献，可以视他为宋明以后之第一人。但他同时又是不可有二的现代佛学学者。他长期浸润涵泳释氏载籍，深谙佛理禅机。即使是1938年至1945年的民族危难时期，他在江西泰和、广西宜山和四川乐山，主要讲论“六艺”之学，也从未忘情于他所钟情的佛氏之义学和禅学。

他讲论“六艺”的基本方法，是以佛释儒，“借他禅语来显义”。翻开《泰和》《宜山》两会语和《复性书院讲演录》，以及与友朋的通信，这方面的例证触处皆是。他甚至认为，如果不引入佛学义理，关于“六艺”的问题是否能说得清楚，也大可怀疑。他的可成为典要的名言是：“读儒书，须是从义学翻过身来，庶不至笼统颟顸。”他的这种立场也曾引起过一些学者的不满，与他相交多年的友人叶左文（1886—1966），就曾提出疑义，说他的《泰和》《宜山》会语“庞杂”“入于禅”“入于鄙诈慢易而有邪心”，批评得相当严厉。

马先生面对责难毫不退却，写给叶的信平静、委婉而意态坚定。……指出叶的批评与自己的学理学心南辕北辙，不生干系，只不过彼此对于正邪、是非所持的标准不同耳。

至于“庞杂”“入于禅”之讥，马先生则坦然写道：“谓吾今日所言有不期而入于禅者，浮自承之”、“其引用佛书旁及俗学，诚不免庞杂。然兼听并观，欲以见道体之大，非为夸也。罕譬曲喻，欲以解流俗之蔽，非为戏也”。又说：“兄不喜佛氏，乃并其所用中土名言而亦恶之，此似稍过矣。浮今以‘六艺’判群籍，实受义学影响，同于彼之判教，先儒之所未言。”又说：“判教实是义学家长处，世儒治经实不及其缜密。”直接肯定佛学思理之细密和逻辑之圆融，不用说此亦是后世知者所共见。而另一答叶氏函则自道：“浮实从义学、禅学中转身来，归而求之六经，此不须掩讳。”

叶左文是陈介石（1859—1917）的弟子，浙江开化人，生于1885年，比马一浮小两岁，清末曾为广东盐使，治考据之学，早年在杭州时曾与马一浮一起读《论语》，彼此相与甚得。后任职北京图书馆，以所校《宋史》名家。但两人的学术观点多有歧义，尤其对佛学的看法大相径庭。当1918年两人通信时，已涉及对佛氏的不同理解。马一浮当时在信中写道：

“旧于释氏书不废涉览，以为此亦穷理之事。程子所谓大乱真者，庶由此可求而得之。及寻绎稍广，乃知先儒所辟，或有似乎一往之谈，盖实有考之未晰者。彼其论心性之要，微妙玄通，校之濂洛诸师，所持未始有异。所不同者，化仪之迹耳。庄、列之书，特其近似者，未可比而齐之。要其本原，则《易》与礼乐之流裔也。此义堙郁，欲粗为敷陈，非一时可尽。……其义之流衍于性道，冥符于“六艺”者，日接于心，又恶得而置诸。不敢自欺以欺吾兄，避其名而居其实，自陷于不诚之域，故坦然直酬，以俟异日之得间而毕其说。”

此可见马一浮先生对佛学之执拗，已到了弃之不可、舍之不能的地步。宋儒对佛氏的态度，他也不敢苟同。“二程”所谓二氏可以“乱真”的说法，他认为不过是“一往之谈”。他说那不是“乱真”，而是“所持未始有异”，其本原与《易》和礼乐是相通的。他并且想在学理上对此做出系统阐释。他说的“俟异日之得间而毕其说”，就是欲会通儒佛的意思。他的这一愿望，二十年后在《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和《复性书院讲录》中得到了实现。

——刘梦溪《马一浮与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