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西方民主之病--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西方文化，实仅停止在社会财货生活一阶段上，并未能进入更高层，如中国人所谓治国、平天下，大群集体人生中之政治道义阶段上去。故近代西方民主政治，仅尚社会一时多数人意见，而并无超社会以上更高一层之规矩道义可言。以此较之中国文化传统中之治平大道，其相互间之距离，实甚相远，未可并论。……正因民主政治的背后，没有一个更高的理想在指导，则个人自由很直捷便转落到物质享受上。

——《国史新论》

莫要说我们今天该是一民主社会了……莫要说我们今天该是一科学时代了，其实科学时代亦仍需要此一套人生之大理论与大方向。而要走上此大方向，实现此大理论，则有待于我国人各自有其一番心性修养。惟此最为我中华文化传统对全世界全人类文化前途有其大贡献之处。

——《中华文化十二讲》

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见《左传》。）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在西方现行的所谓民主政治，主要只是行政领袖如大总统或内阁总理之类由民众公选，此外一切用人便无标准。这亦何尝无毛病呢？所以西方在其选举政治领袖之外，还得参酌采用中国的考试制度来建立他们的所谓“文官任用法”。而在我们则考试便代替了选举。……在中国则一切用人，全凭考试和铨叙，都有一定的客观标准。即位高至宰相，也有一定的资历和限制，皇帝并不能随便用人作宰相。如是则变成“重法不重人”，皇帝也只能依照当时不成文法来选用。苟其勿自越出于此种习惯法之外，也就不必定要一一在咨询众意。这也不能说它完全无是处。如必谓中国科举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由一二皇帝的私意所造成，这更不合理。当知任何一种制度之建立，傥是仅由一二人之私意便能实现了，这便无制度可讲。若谓此乃皇帝欺骗民众，而且凭此欺骗，便能专制几百年；古今中外，绝无此理。若民众如此易欺易骗，我们也无理由再来提倡民主政治。凭事实讲，科举制度显然在开放政权，这始是科举制度之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使人才能自由发展，这是最关紧要的。但这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重要的不在推倒，在建立。我们说，我们要建立法治。现在我们的文书制度，层次之多，承转之繁，使人一跑进这圈套，就无法得转身。再加上“民主”二字，好像什么事都待集体商量过；于是文书递转以外再加上开会忙。照目前情形，只要开会和递转文书，已够使每一个人在政治上不能表现出才能。我们天天说我们的法不够，其实不够的不在法，而在才。……

政治确实是一件麻烦事。就近代历史看，算只有英国政治支撑了几百年，此外都是几十年一百年就垮台了。我们不能专看别人家，样样向人学。人家的法规制度，同样不能有利而无弊。但人家各自在创制，在立法。他们觉悟到有了毛病，还可改。我们则一意模仿抄袭，就更没有所谓觉悟了。……今天我们要反对中国自己传统，想要抹杀我们自己两千年历史。但历史已然成为历史了，如何能一笔抹杀呢？别人家自有别人家的历史，我们又如何能将自己横插进别人家的历史传统呢？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素书楼」本该在宾四百年后，给社会留一美好故事，却不料今天竟成了政治的牺牲。民国79年6月，我们迁出居住了整二十二年的素书楼。仅止三个月，外子宾四竟无言而去。留给我无尽的悲痛，也留给我许多未了的责任。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两年，不幸成为「台湾式民主」的祭品，一个已九十四岁的老人，二十年来过的是隐士生活，一下子被硬拉上政治舞台，成了社会一罪人，没有辩解的余地。宾四生前对此事，本嘱我得空时向社会作一交代。我原准备把家搬定后动笔，哪料到他竟等不及就匆匆地走了。当时深切的哀痛，使我每一提笔，往事如千军万马般涌上心来，平添更多悲愤，因而迟迟写不成篇。

搬家前，宾四当时正在病中，我不敢详告，有天夜里，我独自坐在廊上，宾四忽然起床走来对我说：「要是我再年轻几岁，宁可到国外去流浪。唉！可惜我现在已经太老了。」紧接著一声长叹。停了一下，他又说：「我有一句话要交代你，将来千万不要把我留在这里。」又是一声长叹。我的泪水随着他的长叹而长流，我为他感到无限辛酸。……

每一想到搬家前两年的种种经过，真如噩梦一场，至今我尚无法从噩梦中完全清醒过来。今天「台湾式的民主」，很像台北市的交通，你虽守法，也难保自身的安全。所谓的「民主政治」，成了无轨的车，可以任意横行。在经历了一连串椎心的痛苦后，我不得不加倍地谨慎小心，再不能让死去的丈夫受到另一次伤害了。对于今天的我来说，余生的意义也仅在此。

——胡美琦女士《百感交集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