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中国史书只是帝王将相家谱吗？--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普通意见，认为中国史籍一向只专重在上层政治史方面，关于下层社会史方面之资料甚感缺乏。实亦不然。从中国文化传统观点言，中国一向注重下层社会，更过于其注重上层政治，哪有对此方面之史料反付缺如之理。主要是中国史籍之记载方法，自有一套体例。若我们不先明白其体例，便不知何项材料应向何种书中或书中之哪一方面去找寻。即就正史论，其中所包有关社会史之材料已甚丰富，只我们未经细读，不知别择，遂误认为中国正史中对社会下层史料不加注意。此事牵引太远，在此且不深论。此下当特别提出某几种特别材料，为研究中国社会所宜注意者。如我们有意研究唐以前的中国社会史，则有两种中国古学必须注意。一是氏姓之学，一是谱牒之学。此两种学问，其实仍是相通，可合作一种看。关于秦汉以前氏姓之学谱牒之学之有关中国史之研讨处，此亦略去不论。仅自汉代起，在当时社会，开始有士族兴起，又转成为大门第。整个社会便把氏姓谱牒来分别士庶，至今流传社会之百家姓一小书，则成于宋初。诸位莫谓百家姓只是一册通俗小书，在此通俗小书中，正可指示研究中国社会史一项特该注意的要目。古代有关氏姓谱牒各项材料，在百家姓此一小书之前的，现在都不完备存在，有待我们去稽钩考索。但在百家姓以后，中国社会家谱盛行，此项材料，到处可得。但从最近此一百年到五十年来，各姓家谱急速散失，只能在某些大图书馆中去查阅了。但真要了解中国社会之特殊性所在，此项材料，总是不得不注意。

我们可以说，“家族”是中国社会组织中一最要的核心。但唐以前，族之重要性尤过于家。宋以下，则家之重要性转胜于族。而家与族之所由组成，以及其维持永远之重要机能，则在“礼”。要研究中国社会史，不得不了解在中国社会相传所重视之礼。礼之研究，有极专门的，但亦有极通俗的。如婚丧喜庆均有礼，而丧礼尤要，因丧礼与宗法相通。在唐代杜佑《通典》中，关于此一方面之材料，搜罗尤备。此因魏晋南北朝下迄唐代，正是门第鼎盛之时，故杜佑作《通典》，在此方面特所注意。自宋以下，中国社会已变，故马端临作《文献通考》，在此方面即忽略了。除宗族礼制外，中国一向有家训家教等一类书籍与散篇文章，流传保存下来的为数也不少，此等也该注意，可与上述材料共同研寻。

除上举的一宗史料之外，研究中国社会史尚有另一种史料当注意，便是方志。中国地方志书，实是丰富美备。宋以下，省有省志，州有州志，府有府志，县有县志，甚至书院学校有志，寺观庙宇有志，乡里社团有志，山林古迹有志，分门别类，应有尽有。论其卷帙，真所谓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近代西方人士对中国之家谱与方志皆特别重视，正因此两者系西方史籍中所无。但在中国近代潮流所趋，此两项著作体例，新的已绝难继越，旧的也快没人理会，这诚是大可惋惜的。

方志为书，溯其渊源，甚为遥远。清代《四库提要》上说，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我们亦可说，原先注意的只在地理和政治方面，以后逐渐转移到社会和人物方面来。大致是时代变，社会情势变，史书体例与内容自亦随而变。其实中国方志，自宋以下，已逐渐走上了成为各地的社会史之途径。惟因开始是由志地而起，后人太过注重在此类著述之体例之来历上，却没有注重在此类著述之内容之衍变上。因此究竟方志该重在地理方面，抑该重在历史方面，直到清代儒家如戴东原、章实斋等，尚在争辩不决。但我们用现代眼光来看，中国方志在不知不觉中，其实早已走上了一种社会史的道路，至少也已是在方志中保留了绝大部分各地的社会史料，这是更无可疑的。

就后代一般的方志体例言，其所记录，举凡其地之大自然、天文气候、山川形势、土壤生产、城市关隘、道路交通、风土景物、乡俗民情、历史变迁、政治沿革、经济状况、物质建造、人物面相、宗教信仰、学校教育、文化艺术等，凡属有关其地之各种情状演变，分类列目，靡不毕载。我们只须一翻各方志之分类目录，便知其内容所述，大体均与各地社会史料有关。我们若要研究社会史，本该将其社会之大自然背景、历史沿革、政治、经济、物质建设、艺术爱好、人物德性、风俗、信仰等种种方面，综合会通，融凝如一地来加以研究始得。若依此理想，则中国的方志，正是研究中国各地社会史之绝好材料，其意义自跃然可见了。

要研究中国方志，其事也可分几方面下手。一方面将中国各地方志归纳起来作综合研究，看出其间之共通性与传统性。然后再从另方面把各地域分开来看，看其各自所有之个别性与特殊性。自时间来说，并可划分各时代，看其演变趋向之大势。所惜是近代中国学术界，尚未在此方面能用大力来真实发掘。鄙意若要研究中国社会史，除正史外，最要材料，若能用中国的地方志与家谱配合参究，必然可能有许多宝贵的发现。所以特地在此提出，请诸位有志作此项研究者注意。

——钱穆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