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神总结：鸦片战争惨败因“带路党”猖獗，所以必须“防民甚于防寇”

编/神州日知  乐儿

本文系《今日话题历史版》第206期原标题：鸦片战争与清廷的“汉奸恐惧症” 谌旭彬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世虽多以英人之船坚炮利来解释清廷之败；但在当日，清廷却深患“汉奸恐惧症”，大有将汉奸视做其战败主因的架势。挨打亦不觉悟，至为可叹。

第一次鸦片战争被打败，朝廷上下纷纷强调“汉奸”是主要原因。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前线官员、将领很少向朝廷谈及英军的战斗力，相反，他们把大量的笔墨花在了对“汉奸”的谴责上。故而直到战争结束，朝廷始终没有集中注意力，去打量他们所对抗的这支近代化军队。他们的视野里，更多的是“汉奸”。

前线官员纷纷上奏，把辖区内战事失利的主因归咎为“汉奸带路”

鸦片战争爆发后，朝廷上下更是言必称“汉奸”，关于“汉奸可恶”的奏报、谕旨比比皆是。

被范文澜称赞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自然也毫不例外地将“汉奸”当成了广州方面战事失利的主因。

1941年初，广东大角、沙角炮台失守，林氏在给长子林汝舟的家书中，即明确将其归咎于“汉奸”。

家书称：“此次爬沙角后山之人，大半皆汉奸，或冒官衣号衣，或穿夷服，用梯牵引而上。”又说：“此次廷寄（地方给朝廷的公文），此间竟不敢转行，然处处皆有汉奸探听事情，不出数日，自必尽知”。

可见“汉奸祸国”问题，在林氏看来已严重到了何等程度。

雪片般的“汉奸祸国”奏折，让道光皇帝也患上了“汉奸恐惧症”。

事实上，“汉奸”问题远没有朝廷所想象的那般严重。

道光皇帝对“汉奸”的恐惧，乃受了前线官员之骗。前线官员之所以纷纷在奏折里大谈“汉奸”带路祸国，多是为了推卸自身的战败之责。当然，也有少部分如林则徐这般的官员，是真的相信广东、浙江地面上“汉奸”多如牛毛。

对“汉奸”的指控，确实有一部分属实。

综合起来，清廷官员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对“汉奸”的指控，主要集中在这么几个方面：

1、接济英军，向其提供生活物资——如林则徐曾声称“烧毁接济匪船二十三只”；

2、煽惑民心，散布谣言——如奕经奏称：“逆夷每到之处，必先暗遣汉奸，多方探听，布散谣言，煽惑人心”；

3、充当文字翻译、占领区服役人员及后勤劳役——如英军占领宁波后，曾在当地招募数十人，“帮同办事”；

4、为英军搜集情报，充当间谍——如镇江守将齐慎奏称：“奴才访得英夷猖獗，实由汉奸为之耳目，我兵举动，彼皆先知”；

5、充当向导，为英军带路——如浙江巡抚刘韵珂奏称：英军“有汉奸为之导引，各处蹊径较我兵反为熟悉”；

6、充当内应，四处放火——如奕山上奏谈广州战事不利，称：“汉奸到处窃伏，乘机放火”；

7、直接参战，攻城拔寨——如前引林则徐所言：“爬沙角后山之人，大半皆汉奸”。

这些指控，部分属实。但官员奏折里夸大其词捏造出“万余”汉奸部队，半属推卸责任，半属疑神疑鬼。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汉奸”之事诚然有之（事实上，出于逐利之人性，但凡对外战争，总不免出现“汉奸”，亦不独中国如此），但前线官员们奏折里对“汉奸”的描述，却存在极大的夸张。

如谈及沿海居民与英军之间的交易，林则徐认为，只要禁绝此种“汉奸交易”，即可“以绝夷人之生路”；直隶总督纳尔经额则称：“查英夷之四出滋扰，全赖沿海奸商交通贸易，于是米谷牲畜，不虞缺乏”；镇江守将海龄亦称：“该逆……若非偷买内地米粮，何能接济？且奸商惟利是图，获有重价，自必潜相交易。”无不把沿海居民与英军之间的交易，当成英军赖以生存的主要物资供给手段。

这种说法，毫无疑问地夸大了“汉奸交易”的重要性。整个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几乎没有在给养补充方面遇到过困难，其根本原因在于英军控制了制海权，有一条相当安全畅通的补给线，其军火、粮食等物资并不依赖于战地供应。

以战争初期为例，参战英军仅兵船二十五艘，轮船十四艘，全部海陆军总人数仅四千余人，同时却有二十八艘运输船自孟买输送补给，且二十余天即可抵达广州。

清廷既无力与英军在海上争雄，想要所谓禁绝“汉奸”与英军之间的贸易，“以绝夷人之生路”，无异于天方夜谭。

撒谎卸责之外，疑神疑鬼的“满汉之别”，也是“汉奸”论大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琦善说大角炮台失陷是数百名汉奸兵所致，裕谦则附和“解释”称“奏中所云汉奸，即系散遣无业之水勇，不问可知”；奕经同样附和：“尚有福建乡勇……狼子野心，当官兵接仗时，勾引逆夷爬城放火，即系此辈。”与“乡勇”一样，主要由汉人构成的“绿营”，也屡被扣上“汉奸”的帽子。

在广州用马桶和女人尿迎战英军的参赞大臣杨芳，曾向道光告状，将关天培之死归因为绿营官兵做了“汉奸”，不肯向英军开炮，以致道光龙颜大怒，下谕旨责问：“粤省汉奸情形……可恨之至！所称关天培阵亡，因将弁不敢强兵点炮，关天培亲手执火，而大炮火门早已透水。着即确切访查，不肯点炮及火门透水之兵丁，严密查拿，即行枭首示众，惩一儆百。”

实际上，虎门炮台的士兵之所以不肯点炮，乃是因为大炮质量低劣，虎门六炮台之一的威远炮台在激战当日，即突然炸裂，当场伤毙官兵500余人，同时代的广东绅士梁臣相在《夷氛闻记》里说：“（关天培）手燃巨炮，忽至炸裂，兵无人色，皆走”，但大炮质量低劣，写进奏折里无疑是要挨骂的，所以马桶将军杨芳只好让绿营士兵权作一回“汉奸”。

类似者，还有金应麟对镇江绿营的判断，金说：“窃臣籍隶浙江，闻镇江未失之时，凡兵丁衣帽，该夷以洋银购买，以致镇将左右均属汉奸，其炮被盐汁浇灌，不能点放。”最能代表这种疑神疑鬼者，莫如镇江守将海龄。他与1600余名驻防旗兵全部战死或自杀（包括其家眷）于镇江；死前，海龄曾紧闭四门，在城内大杀“汉奸”。

战死可见其对满清政权之忠诚；大杀“汉奸”可见其对镇江汉民之不信任。

为保留“汉奸”惩治权，清廷稀里糊涂送出领事裁判权。

今人谈论鸦片战争，常说其教训是“落后就要挨打”；但清廷当日得出的教训不是这样，而是“内有汉奸就要挨打”；所以，在《南京条约》的谈判过程中，清廷特意强调自己将不会放弃对“汉奸”的惩治权，并因此稀里糊涂地送出了领事裁判权，为之后的中外关系，埋下了巨大隐患。

鸦片战争带给清廷高层的最大教训是：防民甚于防兵，而防兵又甚于防寇。

“患不在外而在内”，“ 防民甚于防兵，而防兵又甚于防寇”，实质上是将全体国民（旗人或许除外）置于“汉奸”的嫌疑之地，视作现政权第一顺位的防范对象，成了鸦片战争带给清廷最大教训。

英方保护“汉奸”，要求在《南京条约》中写入“中国人与英人有来往者全然免罪”

可惜的是，清廷战败后与英方签订《南京条约》，不得不接受英方的要求，在条约第九条中写入：“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俟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誊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意即，包括战争期间曾帮助过英军的“汉奸”在内，一切与英军有瓜葛的中国人，清廷都不得事后追究。

英方要求写入此条，既是为了酬报战争期间曾帮助过英军的中国人；也是出于战争期间的切身感受。英军回忆，占领舟山期间，“舟山人一听说英国人不去营救那位买办，他们一点信心也没有了，因此纷纷撤往内地或宁波。

当被严加讯问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们回答道：‘生命和财产没有保障，我们可能会被政府派的人抓住，并因为背叛性的交往行为而送命。’一天，一位被外国人雇用的非常高雅的人不小心走出了城门，他被抓住并被移交给宁波的官员。这件事引起百姓巨大的恐惧，整座城因此很快就成了一座空城。”（《一八四○年至一八四一年英军占领舟山岛的回忆》）毫无疑问，保护“汉奸”，符合英国人的长远利益。

但英方的要求，对清廷来说，却成了一个难题。

英方之要求无力拒绝，又不甘心让本国“汉奸”们逍遥法外，高层官员们愤愤难平。江苏布政使李星沅疾呼：将汉奸免罪等项“公然大书特书，千秋万世何以善后”。给事中董宗远则预计：汉奸历来被视为“弥天大罪”，如今，“竟得蒙释有之条，事之不平，莫此为甚。恐小则拒捕抗官，大则揭竿起事，皆势之所必然者”，天下恐怕是要大乱了。

为惩办“汉奸”，清廷别出心裁，把领事裁判权拱手送人。

尤其让清廷忧心如焚者，是《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之后，华人与英人之间的交往将愈加增多；国内“汉奸”如此之多，如果英人一再援引《南京条约》，“与英人有来往者”须全部免罪，那该如何得了？为此，在《南京条约》签字后的第三天，中方代表耆英即向英方提出：

“此后英国商民如有与内地民人交涉事件，应即明定章程，英商由英国办理，内民由内地惩办”；“曲在内地商民，由地方官究治；曲在英人，由领事官究治。”

从近代主权理念来看，这一提议，等于将中国完整的司法主权肢解为二，将其中的涉外审判权，具体而言，即英人在华审判权主动拱手相让给英国驻华领事。领事裁判权日后给中国带来诸多屈辱，历尽千辛万苦始于1940年代逐步废除。但耆英显然对近代主权理念毫无所知，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他解释自己提出这一建议，是遵照了朝廷的相关指示——朝廷的指示是：战时与英人有牵连的中国人，如另有犯法行为，应由中国自行处理。

换言之，既然这场战争带给朝廷最大的教训，是严重的“汉奸”问题，那么，朝廷就决不能放弃对“汉奸”的惩治权。

结语

当清廷把一场时代分水岭般的战争的教训，总结成“防民甚于防兵，而防兵又甚于防寇”时，它似乎从未意识到：“汉奸”问题的根源，不在江湖之远，而在庙堂之高。（感恩的句子经典语录张爱玲语录经典语录村上春树经典语录小王子经典语录腾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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