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垃圾处理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生活在城市中的民众有责任维护城市的卫生，为此，市政机构制定了相关的法规，规定破坏城市卫生者必须接受惩罚。
近代北京城市中，尘土、臭味、垃圾、秽水、粪溺等各种秽物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触目可见，不清洁是当时的人们对北京城区卫生状况的直接体会。
随着公共卫生知识引入城市并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秽物中存在的微小病菌，以及丛集的蚊蝇是各种传染病的源头。
市政机构对此也有明确的认识，主张“卫生以清洁为第一要义”，“卫生之道，清洁为先”。
知识分子与市政机构逐渐形成了共识：既要为垃圾寻求适当和卫生的处理方式，还要约束普通民众对垃圾处理不当的行为，使城市空间归于清洁和卫生。
这一共识为行政权力的介入提供了有力的理由。
在具体的卫生工作中，市政机构以清洁为重点，约束城市居民的垃圾处理行为，同时配置清理垃圾的人员，并对其采取切实和有效的管理措施。
概括而言，清末明初北京垃圾处理分为法律法规、执行机构和人以及监督检查三部分。
民国的北京城
由于普通民众在城市中游走不定、难于控制，北京市知识分子和市政机构认为“对于人民应劝惩并施，则事半功倍，收效自易”。
因此，旧时的北京市多采取教育+管理的措施，教育市民通常采用布告的形式，粘贴于大街小巷，或发布于报刊。
官方的布告对民众循循善诱，晓以卫生之理，并尽量选择民众易于接受的语言和文体，例如，清末至民国以来几次颁布的《违警罚法》中均有关于卫生的条例，规定渐趋细致。
1905年，北京外城巡捕西分局禁止住户乱倒垃圾的布告，就已采用白话语体，以期民众易于明了，内、外城巡警总厅就备有土车上门传唤收取垃圾。
1915年京师警察厅的卫生布告，也延续了这种风格，居民住所内的垃圾不能再随便倒在路上，而是被要求定点放置在市政机构所安设的容器里，有专人及时出清，或是定时上门扫除。
民国北京的垃圾场
1929年，北平市卫生局成立后，仍沿用土车办法，同时在重要的街巷设有垃圾桶，并竖牌指定倾倒秽土的地点。由于秽土场垃圾积存年久，数量巨大，北平市卫生局成立后就计划添置焚秽炉。
30年代以后，经过试验，小型的桶式焚秽炉因“易于移动，造价较廉，每小时可焚秽七十余斤”，先行制造十余具分配各秽土场使用。
如1936年的《违警罚法》中，“于人烟稠密之处开设粪厂者”及“于人烟稠密之处，晒晾或煎熬一切发生秽气之物品不听禁止者”要处十五日以下之拘留，或十五元以下之罚金;“装置粪土秽物经过街道不加覆盖或任意停留者”，“以秽物或禽兽骸骨投入人家者”及“于道路或公共处所便溺者”处五元以下之罚金。
在具体执行中，由于在卫生的论述中，下层民众最易被打入“另册”：“愈富的人家，愈清洁，愈容易讲求卫生，愈贫的人家，愈脏污，愈不容易讲求卫生”。
这种不平等的观念在行政机构自上而下施行卫生时被转化为实践。
如市政机构修理胡同时，大胡同用汽车碾，用黄土垫，而穷街僻巷非但没有汽车，还用秽土铺垫街道，不仅臭气熏天，还引来乞丐和捡拾垃圾者。穷陋之处成为政府的秽土积存场所，周围居民的卫生被无视。
下层民众还可能受到粗暴对待，《晨报》上登载的一篇文章就生动地反映了这种现状：
“你为甚么在这里吃花生？你看看这一地皮子，多么肮脏。没有甚么说的，你只好跟我到区里去吧！”一个年约四十岁的警察，向一个吃花生的洋车夫说。
“巡警老爷！饶了我这次吧！我实在不知道，饶了我吧！”车夫哀哀的说。
“不成……我们已说了许多次的你们还是不改，我将你带到区里，罚你点钱;别人也就不敢再随便的污脏街道了;你不用再说，跟我走吧！”警察带怒说，并且拉着洋车夫走。
“老爷！我下次决不敢了！饶了我这次吧！我给扫扫成不成?”
“你不用死说活说了！我并不是跟你一人作对，不过是罚了你;不用说了！走吧！”
“你何必一定罚他，我看他是真心改过，这一次看我的面子，姑且饶恕他，让他给扫干净了吧！”一个南方人向警察说。“我姑且看这位先生的面子，饶你这次，去借把扫帚，给打扫干净。”警察说。
这时，从南往北来了一辆洋车，一个衣服华丽的中年人，坐在车上洋洋得意的吃花生，那皮子掉在地上，仿佛农人撒麦子似的。
洋车夫正在扫地，偶然看见那车上吃花生的人，便问警察说：“老爷！那个吃花生的您怎么不管他?”
“人家坐车吃花生，你拉车吃花生，所以我管你不管他。人家穿着什么衣服，你穿着什么衣服。也应当管你不管他。”警察徐徐的说。
“是了！原来还有分别呢！”车夫说。这时他已扫完了地，面孔似着哭丧的，拉着车走了。
其实，任何一件工作离不开人和人的素质。
清末民初北京市为了更有效地清除城市中的垃圾，在规范普通民众的行为之外，设置了专人处理垃圾，由此有了清道夫之设。
清道夫是城市清洁工作的主要执行者，清洁工作取得的成效最终还须倚赖其作为。
清道夫古已有之，但近代北京的清道夫，起于警察事业。
1902年，工巡总局成立，以代替庚子事变后负责京城治安的临时机构协巡局，工巡总局仿效上海租界的行政体制，由警察率领夫役扫除街道，并进行街道的维护。
清末清道夫的日常工作是“泼洒，扫除，平垫，疏浚沟渠，拉运秽土秽水，其他关于道路之事”，工作区域主要是街道和沟渠，初以“各区地面广狭不同”酌量分配，后来分布更趋合理，“视区域之繁简，而定人数之多寡”。
民国以后，京师警察厅基本沿袭了清末的清洁制度。30年代的清洁制度对清道夫的工作规定进一步细化，如“各班所管区域之土路及便道，应按时扫除，平垫泼洒”，“清道夫役扫集之垃圾，应运至指定地点，能焚化者，用秽炉焚化之，不易燃烧者，运送秽土代运场”，“泼洒石碴马路，应保持湿润，不得过湿或过干”，等等。
清道夫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秋冬季每日工作9小时，春夏季每日工作达11小时。
而且，随着城市的发展，清道夫负责清扫的面积不断扩大，但配置的人数不增反减。
清道夫“终日非常劳碌，薪饷甚微”，根据京师警察厅发放的清道经费，“每人每月六元，扣留伙食只剩元有零”，如此微薄的薪水还由于财政困难经常无法按时发放，导致有的清道夫因贫自杀。市政机构时有欠薪行为，使得清道夫工作的积极性不高。
加之清道夫多来自贫民，“智识简单，只求能敷衍过去”，因此，清道夫很难严格遵照制度的要求执行清洁工作，相比起政府的极力鼓动和宣传，实际的清道效果要大打折扣。
清道夫从事的工作虽然污秽，但心理上倚恃政府，因此，对待民众行为蛮横，城市中处处可见他们，几乎成为街道一霸。
人力车夫被泼了满身满面的秽水，要向水夫理论不成反而被打，让人不由慨叹：“同是苦兄弟，何必苦相打。”有的居民试图阻止清道夫泼洒秽水，反而被路过的警察呵斥。
市政机构也认识到“清洁之能否实行，要以督查之疏密为断”。
京师警察厅订立了专门的制度对清道人员进行监督管理。
清末制定的《清道执行细则》、1934年卫生机关制定的《北平市卫生处清道班暂行规则》都明确规定：不得“以污秽水土洒垫道路、任意将秽土倾倒于未经指定之处所”，违反者可致斥革、降级、减饷、罚金、记过。
这些规定虽然惩罚办法较之前多样化了，但相应的处罚权力下放给了清道班班长及班目，且未明确具体处罚的办法，加大了施行和监督的难度。
城市空间的清洁状况关系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一旦有了成绩，民众皆有目共睹，市政机构以此为卫生工作的重点，不仅是顺应民意的行为，也是政治上意图进取的一种姿态。
同时，历史经验表明，清洁工作需要持之以恒，一两次轰轰烈烈的运动不能一劳永逸，将视线转移到日常生活里才能看到清洁工作开展的真实情况。
而当我们沉迷飘红的GDP，陶醉高耸的摩天大楼，追逐繁华的都市生活……是时候停下忙碌的脚步，看一看身边：一座座巨大的垃圾山，形同血淋淋的伤疤，触目惊心，犹如无底的黑洞，吞噬一切。
当垃圾围城，发达国家向贫穷国家倾倒，城市向郊区倾倒，乡村向荒野倾倒……
倒来倒去，地球，总有被倒满的时候。
十面霾伏，可以戴口罩；
垃圾围城，我们将无处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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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清末民初的北京城是怎么处理垃圾的？发布于2021-05-15 18:5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