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坚决反对迁都长安，为此提出一个绝妙计划，50年后拯救了中国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北京城已经如同虚设一般。

西方列强一拥而上，满清海军形同虚设，在列强攻占了天津之后，矛头直接对准了北京紫禁城，此时的紫禁城已经成为了钉板上的鱼肉一般。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就直接从天津打到北京，圆明园就此被毁。

其中，还有英国人戈登曾直言李鸿章：在中国富强之前，断不可与欧洲列强开战，若要开战，则必不能建都北京。

其实，这位英国人阐述的有些道理，在那个列强殖民的时代，圆明园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历史上从元朝开始，中国历代政权多建都于北京。

诚如古人所言：“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天府之国”。

北京西部为西山属太行山脉；北部和东北部为军都山属燕山山脉。

最高的山峰为京西门头沟区的东灵山，海拔2303米。最低的地面为通州区东南边界。

两山在南口关沟相交，形成一个向东南展开的半圆形大山弯，人们称之为“北京弯”，它所围绕的小平原即为北京小平原。

冷兵器时代，北京有群山和大海作为屏障，可谓是固若金汤。

同时，北京还迫近北方前线，有京杭大运河与江南地区相连。

若想控制全国，北京自然是建立首都的不二之选。

但是，1840年以后，北京的地位开始变得非常尴尬。

由于西方殖民者多从海上而来，而中国海军又形同虚设，敌人在攻占天津后，能够轻易威胁京师的安全。

1860年，英法联军从海上攻占天津，并在随后攻陷了北京，给北京带来了惨重破坏。

因此，才有了英国人戈登的告诫。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日军从朝鲜攻入中国，几乎席卷了整个辽东，清廷被迫求和，签订了极度屈辱的《马关条约》。

条约签订后，发生公车上书，当时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各省举子群情激奋。

他们在康有为率领下向皇帝上书，要求迁都西安，并且废约与日本继续作战。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学子们认为，西安是汉唐首都，本来就具有作为首都的潜质。而且，西安深处内地，拥有山河之险，敌人很难威胁到首都。

面对这一问题，当时的慈禧也想迁都，但是，迁都又能避免不被打吗？

一时间，迁都之议在中国甚嚣尘上，武昌、成都、重庆等地，都成了作为首都的候选。

对于这些迁都的议论，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对此不以为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建言：“京师关系重大，决不可轻动”。

张之洞认为，北京是天下根本，人心所系，清朝以辽沈为基业建国，若首都偏西，相距太远，就很难控制东南和东北，怎么能轻易迁都呢？

张之洞还狠狠地驳斥了康有为的看法。

他说，很多人都将陕西和山西作为迁都的地点，但是，从经济来说，陕西和山西过于贫困，容不下万乘之尊与六师之盛。若一一缔造经营，也不是现有国力能办到的。国际形势看，当时的国际冲突重在交涉，而军事强弱，全在海防虚弱，陆上无碍大事。新都如果距离沿海太远，南北洋水师都鞭长莫及，海军建设必然会废弛，中国海口门户必然洞开。

以张之洞所言，既然不能迁都，那么，如何避免北京被敌人从海上攻占呢？

张之洞提出一个精妙的建议：“与其迁都，不如认认真真地建设一个陪都。”

所谓的陪都，就是首都以外另设副都，陪都的重要性极其重要，其发挥着呼应、补充、配合等辅助性作用，处于副核心地位。

所以，在张之洞心目，与其弱化首都的国防作用，不如利用中国广大的面积，与敌人进行持久作战。

历时上，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实际都建设过陪都，但是，这些陪都均行动虚设。

一旦京城被攻占，全国局势就会随之崩溃。

就如清军入主北京，建都于陪都南京的南明政权并没有发挥稳定人心的效果，反而让明朝残部四分五裂。

而清朝时的上都沈阳，更是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所以，张之洞认为，必须认认真真地建设陪都。若外敌入侵，皇帝可以立即巡幸关中，即使北京被攻占也无损大局。

相反，没有“勤王”任务的滨海和边关诸将可以放手与敌人交战。

事实上，张之洞的“陪都论”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中国首都决不能离海太远。

但从国防的度看，首都距海太近又容易被攻陷。

反常遗憾的是，在清朝，这一构想并没有得到实施。

然而，在50年后，这一构想却拯救了中国。

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就积极准备在西南内地建立陪都，并为此进行战略大转移。

南京、武汉相继失陷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与强敌进行持久作战。

即使首都南京丢失，也没有损害抗战大局。

经过持久战，最终也让中国走向了胜利，从而在近代第一次迎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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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自1980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汪平教授首先提出迁都南京以来，持续引发民间和媒体讨论。

迁都争论源于首都北京愈演愈烈的堵车现象。堵车等城市病不可治愈，中国迁都南京也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由中国迁都南京引发的争论也越来越热闹。

对于迁后的北京，主要有4种观点：

一是维持北京的首都地位不变，只是对城市结构和职能稍作一点调整。

二是建设“副都”，主要是分担城市中心区过于庞杂的部份功能。

三是实行“双都”或“陪都”制度。“双都”一般是指一个政治都，一个经济都。

四是“迁都”论，另择一佳地建立新都，让北京成为真正代表中国的“文化之都”，而将其它功能分解出去。

乐儿认为，现代中国需要一个现代首都，首都迁出北京到也没有必要，现代战争没有中心，首都定哪里都一样？在北京或之外建立一个一个新都，凸显中国脱离旧时代，开辟新时达的雄心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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